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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足球民族特色研究

作者:2019-01-31 01:01文章来源:未知

  摘    要: 在现代足球的大舞台上, 阿根廷足球作为南美足球的最重要代表之一始终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阿根廷足球风貌独特, 内蕴深沉, 具有很高的辨识度。本文运用文献研究法与定性分析法, 探寻阿根廷足球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民族特性和风格特征, 阐释两者之间的内在相关性。西班牙天主教文化、流浪汉文化和诗意哲学传统对阿根廷民族特性有重要影响, 也是其足球风格的文化根源所在。

  关键词: 阿根廷民族特性; 阿根廷足球风格; 西班牙天主教文化; 西班牙流浪汉文化; 西班牙诗意哲学传统;

  Abstract: The Argentine football,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members among its rivals in South America, has always attracted wide attention on the world stage of modern football playing.This paper uses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method and the qualitative analysis method to explore the national features and the overall styl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rgentine football i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process.In exploring the intrinsic correlation between those two aspects, the paper maintains that Spanish Catholicism, the picaresque culture and Spanish poetic philosophical tradition have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formation of those national features.It is believed that such Spanish factors are the cultural root of the Argentine football style.

  Keyword: Argentine national features; Argentine football style; Spanish Catholicism; Spanish picaresque culture; Spanish poetic philosophical tradition;

  近三十年来国内外学者对阿根廷足球研究的焦点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关注阿根廷足球与国家和民族认同之间的关系, 另一则是探寻应对当下阿根廷足球困境的对策。在第一方面, 苏卡尔、勒沃拉迪、阿尔巴尔瑟斯、桑巴格力翁内等学者认为[1,2,3,4], 足球在阿根廷社会拥有厚重的历史积淀, 高度依赖于阿根廷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和经济语境。它既是构建阿根廷国家叙事的重要方式, 同时又扎根于民族的集体想象之中, 是其民族认同的集中表述。同时, 足球还是阿根廷民众的公共情感出口, 成为当代阿根廷社会的重要主题。20世纪阿根廷杰出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埃杜阿尔多·阿尔切蒂曾经这样隐喻:“足球和探戈一样, 既是阿根廷的镜子又是她的面具, 透过足球和探戈, 阿根廷人可以自己看见自己, 同时也可以让别人看见他们。”[5]第二方面, 索多、莫勒伊拉、德·加斯培林、吉尔等学者则认为[6,7,8,9], 纵然阿根廷足球历史底蕴深厚, 职业足球体量也具有相当的规模, 然而如今阿根廷足坛深陷发展困境, 贪腐与暴力成为两大顽疾, 阿根廷足球的问题反映出整个国家的问题, 其足球历史财富与现实窘境之间存在巨大落差。此外, 学界针对阿根廷足球民族特性与足球风格之间联系的研究尚不多见。国内学者路云亭认为[10], “南美足球的先锋性体现在其技术的创造性层面, 南美足球的创造源来自于魔幻文学和原始宗教生活”, 该研究着眼于南美足球的整体特点, 并未进一步对阿根廷足球风格和民族特性展开文化溯源。王琳则从体育传播学的角度分析了南美足球文化的五个方面, 包括组织管理、球员、技战术、大众对足球的态度以及足球与政治的关系[11]。但是该研究未将阿根廷足球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 也未曾探究阿根廷足球民族特性与足球风格之间的内在联系。基于上述研究现状, 本文以阿根廷足球的民族特性为切入点, 试图发掘其足球风格的内生特点, 重点探析西班牙文化传统对二者的影响。

阿根廷足球民族特色研究

  1 阿根廷足球的民族特性与西班牙天主教文化传统

  1.1 阿根廷足球的“权威崇拜”特性

  整个阿根廷社会具有丰沃的“权威崇拜”土壤, 这与殖民时期西班牙天主教传统的影响密不可分。独立前的阿根廷在经济上盛行由少数农牧业寡头控制土地的大地产制, 政治上以政教合一为特点, 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则完全由天主教会把控。正如学者索洛尔萨诺所言, “西班牙统治美洲拥有两大臂膀:一是世俗的, 一是宗教的, 二者都处于国王的庇护伞下, 国王对它们同样地费心劳神”[12]。天主教会对世俗社会的高度干预是整个西属美洲社会的特点, 阿根廷也不例外。西班牙天主教文化强调遵守传统、忠诚敬畏和绝对服从, 为阿根廷社会“权威崇拜”提供了重要思想环境。当权者竭力追求绝对权威和权力最大化, 而普通民众则倾向于主动选择保持缄默和服从权威。独立之后, “权威崇拜”在阿根廷社会继续发酵, 逐步发展成为难以治愈的沉疴痼疾。独立初期“考迪罗主义”盛行, 罗萨斯与乌尔基萨成为主宰国家命运的强人代表;庇隆时代, 民众主义大行其道;20世纪70年代之后, 相继出现魏地拉、加尔铁里的军事独裁。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强调神人共体, 宣扬个人权威的神圣性, 试图将民众信奉的“神与人”之间的“庇护-依附”观念直接发展成为“人与人”之间的领导与服从关系。英国学者卡尔维特在其着作《阿根廷政治文化和不稳定》中曾提到, 阿根廷社会具有“人格主义”的传统, 特别表现为对“克里斯玛型”领袖的偏好[13]。

  阿根廷足坛是阿根廷社会的全景缩影, “权威崇拜”的印记在阿根廷足坛十分清晰。这里的克里斯玛型领袖就是外号“沙皇”的胡里奥·格隆多纳, 他对当下阿根廷足球格局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格隆多纳在1979至2006年间八次连任足协主席, 是阿根廷足球在历届政府面前的“协调人、代理人和经营者”[14]。他是典型的天主教徒, 习惯把阿根廷国家队称为“我的球队”, 在阿根廷足坛实施带有威权主义色彩的管理。格隆多纳为确保强大俱乐部在阿根廷联赛中的长期积分优势, 力推阿根廷足球俱乐部的股份制改革, 各俱乐部从非营利性民间组织转型成为自负盈亏的法人实体。在格隆多纳的主导下, 阿根廷甲级联赛的电视转播权被卖给TyC电视台十八年 (1991-2009) , 之后该电视台拒绝各俱乐部提高收益分成的要求, 合同终止。此时, 格隆多纳领衔的阿根廷足协又成功游说基什内尔政府买断阿甲联赛的电视转播权, 并促使政府制定了“全民足球”计划, 阿根廷足球赛事成为公共电视频道免费转播节目 (2009-2017) 。此外, 格隆多纳制定了“反球迷骚乱”政策应对球场暴力, 一方面禁止客场球迷进入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球场看球, 一方面允许几个特定球场设立接纳“中立”球迷的专用席位, 默许某些俱乐部以合法方式打破规则。于是, 强大俱乐部为了吸引更多球迷、赚取更多门票收入开始利用政策漏洞, 离开主场转而租借球场比赛, 以此规避禁令。另一方面, 弱小俱乐部的门票收入剧减, 生存和发展面临危机。再则, 格隆多纳管控下的阿根廷足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强行要求职业足球俱乐部实行非营利的民间协会机制, 拒绝企业化的管理模式。直至上个世纪90年代, 一些大俱乐部才开始采用市场营运和媒体公关的职业经理人管理团队, 由他们决定部门员工的职责分工和职级评定, 但最终决策权仍由各俱乐部的少数领导层掌控。格隆多纳在阿根廷足坛个人权威一时无人能及, 可以说, 格隆多纳是阿根廷的“足球考迪罗”。他凭借一己之力塑造出当今整个阿根廷足球的基本面貌, 这在世界各国足坛再无他例。他近四十年的绝对统治得以在阿根廷足坛扎根, 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西班牙天主教传统在阿根廷社会留下的“权威崇拜”的土壤。

  1.2 阿根廷足球的“食利特性”

  西班牙天主教文化的“食利特性”同样对阿根廷社会有重大影响。天主教会不仅是西班牙王室在殖民地树立精神统治权的重要阵地, 在经济领域同样也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殖民初期, 西班牙天主教会通过王室分封获得大量土地, 成为大量地产的少数拥有者, 还从事高利贷业, 并且把持当地贸易, 实施垄断专卖制度, 从中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由于土地和食利行业源源不断地带来巨额财富, 利益雪球越滚越大, 西班牙天主教会对在阿根廷抢夺土地产生了明显的贪嗜性。殖民时期的阿根廷内陆地区以委托监护制起家, 当这一制度衰落之后, 逐步形成了自给自足的封闭式大庄园制度。大庄园主多是西班牙贵族和官僚的后代, 他们扮演了印第安和梅斯蒂索农民的封建大家长角色, 不仅控制政权、担任教职, 还实施严苛的精神统治, 对阿根廷的民族性影响深远。当19世纪80年代阿根廷的土地开发抵达地理疆域边界时, 阿根廷的农牧主们因为深受天主教传统影响, 早已养成惯于食利的惰性, 他们并不像北美的清教徒农场主那样勇于冒险开拓, 而是凭借累积的原始财富向国家索求各项补贴, 一心致力于将垄断合法化。学者姜涵认为, 正是这种食利特性“最终促使阿根廷走上了与美国不同的发展道路”[15]。

  西班牙天主教文化的这种食利性传统同样体现在阿根廷足球领域。进入新世纪之后, 阿根廷俱乐部大多通过向欧洲高价出卖年轻球员来获取收益, 拥有良好青训传统的强大俱乐部如此, 资源短缺的小型俱乐部则更甚。根据专业足球杂志《Euroamerica Sports》统计数据, 阿根廷是全世界第一的职业球员输出大国[16]。大批球员远走海外成为阿根廷足球发展的双刃剑。一方面, 一部分球员在海外高水平联赛中获得与世界顶尖级球员同台竞技的历练机会, 积攒了丰富的大赛经验, 客观上拓宽了阿根廷球员职业生涯的发展平台, 同时也大大促使阿根廷足球技术体系与居于世界领先水平的欧洲足球技术体系快速接轨与融合。而另一方面, 由于对年轻球员的提前消费, 阿根廷国内联赛的竞技水准很难在稳定的基础上得到发展, 国家队也为能否打造具有稳定配合度的“阿根廷制造”班底深感困扰。从负面影响来看, 正是由于阿根廷社会深层的食利性滋生出了惰性和短视, 各俱乐部为追求最短时间内的利益最大化, 完全以“出口需求”作为发展导向, 等不及年轻球员的养成就将他们当成“初级产品”卖掉, 故而懒于青训深耕, 疏于探寻发展新模式。此外, 这种惰性和短视还对阿根廷足坛培养球员起到不良的导向作用, 表现为球员培养同质化倾向严重, 重要位置球员缺失, 结构性危机凸显。由于灵巧型的小个子前锋在欧洲球会市场上受到热捧, 阿根廷足坛似乎一直热衷以马拉多纳为模板, 致力于寻找“第二个马拉多纳”[17], 奥尔特加、艾马尔、赛维奥拉、达利桑德罗等球员都在此之列。表现在国家队层面, 阿根廷如今面临前锋过剩、中场乏力和后防脆弱的重大结构性问题。

  2 阿根廷足球的“克里奥尔特性”与西班牙流浪汉文化

  相较于邻国巴西足球的“热带特性”, 阿根廷足球被认为具有“欧洲特性”[18], 也可称作“克里奥尔特性”。它起源于欧洲, 融合在南美大陆的社会语境中, 成为阿根廷足球重要的民族特性之一。克里奥尔特性最突出的特征是聪敏狡黠, 它在阿根廷球员身上可谓一眼能辨。同时, 它让阿根廷球员在高强度竞技状态下表现出渴求改变命运的“饥饿感”和强健的心理韧性。此外, 克里奥尔特性与困扰阿根廷足球已久的足球暴力这一顽症也有重要关联。究其文化根源, 这与西班牙流浪汉文化一脉相承。

  概而言之, 西班牙流浪汉文化可以理解为一种西班牙民间传统, 它是穷人利用自己特有的武器“狡黠聪敏”和“阴暗凶狠”来抗衡强权的传统。1492年, 西班牙经过长达八个世纪的光复运动驱逐了摩尔人, 在国内完成了各个天主教王国的统一, 对外则通过发现美洲大陆, 开启了国运的黄金期。从海外掠夺的大量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入半岛, 西班牙帝国盛极一时。进入16世纪, 西班牙国内的金融业和商业得到王室的高度重视, 但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却受到严重阻碍。长年累月的战争大大损耗了国力, 加上西班牙王室挥霍无度, 16世纪中叶以后, 盛世光景开始显现出颓败的趋势, 西班牙的国际地位日渐衰落, 人民陷入贫困, 居无定所的流浪汉大量涌现, 流浪汉阶层成为西班牙当时一个重要的社会阶层。西班牙学者德·拉芬得·加兰指出, “在当时全国不到五百万的人口中, 流浪汉就占到了十五万人之多。广场上、大街上到处都是流浪汉”[19]。他们中既有出身低微的城市贫民, 也有在战争中致残的军人, 大多没有固定的职业和居所, 终日游手好闲, 热衷于聚众喧嚷。流浪汉阶层对西班牙王室和教会特权阶层多怀有深刻的敌意, 仇视骑士社会赞赏的普遍荣誉感和高贵美德, 否定西班牙中世纪以来以神为中心的世界观。他们宣扬以积极的视角去看待社会的丑恶和人生的不幸, 奋力摆脱贫困和饥饿的底层状态。为了生存和发迹, 流浪汉不惜道德窳败, 甚至将自己的生存诉求诉之于暴力。西班牙流浪汉文化不仅是文学领域里“流浪汉文学”的历史来源, 在现实世界也以有形无边的方式雕琢出阿根廷的民族性格, 成为影响阿根廷足球民族性的重要文化根源。

  2.1“克里奥尔特性”之聪敏狡黠

  阿根廷足球的“克里奥尔特性”之一就是球员身上具有高辨识度的总体特征:聪敏狡黠, 其根源正是西班牙的流浪汉文化。传统的阿根廷球员在比赛中经常会在逼仄范围内施展战术配合, 用娴熟的技术动作控制比赛节奏, 收获出其不意的进攻效果。在1994年美国世界杯阿根廷小组赛首战对阵希腊的比赛上, 马拉多纳在完成射门前与四名进攻队员将近二十脚的流畅配合就是对克里奥尔特性的生动诠释。此外, 凭借这种聪敏狡黠, 阿根廷球员不仅可以蒙蔽对手和裁判, 还可以欺骗全场观众, 经典案例是1986年世界杯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 阿根廷十号在进球的瞬间还主动引领现场观众进行舆论造势, 最终左右了裁判的判罚。研究阿根廷球王的学者克尔斯坦赫认为, 声称拥有“上帝之手”的马拉多纳此刻甚至“比魔鬼还乖觉”[20]。事实上, 狡黠与欺骗之间的界线非常模糊, 舆论对此褒贬不一, 但这种在球场上施计耍赖、流氓般的狡诈和寸土必争的劲头却是对阿根廷足球克里奥尔特性的准确注释。从马拉多纳个人形象的角度看, 除了统帅全队的“领袖气质”, 人们也不难发现他的机敏油滑和离经叛道, 加上生活中的斑斑劣迹, 阿根廷球王身上呈现出饱满的“流浪汉”特征。

  2.2 改变命运的“饥饿感”与心理韧性

  西班牙流浪汉文化浸融到阿根廷足球的克里奥尔特性里, 还表现为在高强度竞技状态下球员努力改变命运的“饥饿感”和强大的心理韧性。阿根廷足球运动员的选拔体系以严苛为特征, 但是如果球员既有天赋又足够努力, 他就有可能跳脱出原生的社会阶层直达社会精英阶层。如今阿根廷的足球低龄化起步倾向日趋显着, 3-6岁的幼儿不仅可以享有专门的足球学校, 更拥有跟随父辈、兄长、邻里从小踢球的“家学”传统, 三岁左右的幼儿已经受到浓郁的家庭足球或社区足球氛围的影响, 开始接受足球兴趣培养和基本球感启蒙。小学阶段, 学校设立固定足球课程, 学生可以参加校际和区际足球联赛。当校园足球课程不能满足有良好运动基础孩子的需求时, 阿根廷各个城市的足球学校便承担起培养和选拔足球人才的任务, 少年球员可以通过足球学校参加区域性或全国性的比赛, 更重要的是, 借助足球学校与当地或国内重要俱乐部长期合作的良好关系开启职业足球生涯。换言之, 足球少年到了11-12岁就有机会参加职业俱乐部的低级别联赛, 并有机会进入俱乐部一队踢球。阿根廷学者慕尔兹和瑟斯里的实证研究表明, 阿根廷全国足校70%的孩子来自于阿根廷经济不发达的内陆省份, 足球被他们视为跨越社会阶层的“金色阶梯”[21]。事实上, 选择职业足球首先意味着球员从低龄阶段开始必须和家人分离, 面临生活自理和情感独立的双重考验。此外, 小球员们在足球学校面临标准化的高压力环境, 在每一次联赛之后, 俱乐部会不断推优汰劣, 同时开始新的选拔培养循环。要想最终入选俱乐部一队, 球员从小就必须练就强大的心理韧性和抗压能力。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内陆的经济欠发达地区, 对于很多居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贫民窟的青少年而言, 足球更可以被看作是他们改变穷苦现状的唯一途径。要想实现命运的逆转, 他们必须在生活的摸爬滚打中习得一身辗转腾挪、自由进退的好功夫。正如学者拉巴伊恩所说, “贫民窟出身的球员通常有这样的理念:如果我们擅长足球, 那么我们的日常生活会变得更好”[22]。换言之, 足球让生活在阿根廷底层的人们可以奋力表达出自己的社会想象, 在冷酷混乱的世界实现小人物的崛起, 这便是典型的“流浪汉思维”。

  2.3“克里奥尔特性”与足球暴力

  困扰阿根廷足球已久的球场暴力现象也跟西班牙流浪汉文化有着重要联系。“流浪汉” (picaresco) 一词在西班牙语里的初始义是“恶棍”, 狂热聚集和暴力抢夺是其最基本的阐释方式, 流浪汉为了生存坑蒙拐骗, 甚至为非作歹也不在话下。阿根廷足球长年深受“流浪汉”团体的困扰。他们往往假借激情与活力之名, 或者披着“男性气概”的外衣, 频繁出现在阿根廷足球大小赛事中, 敲诈勒索、恶意操控、毒品贩卖、帮派斗争、死亡威胁等都是与之伴生的病灶, 严重威胁着阿根廷足球的健康发展。阿根廷足球甚至为整个西班牙语世界贡献了“暴力帮派” (Barra Brava) 这个专有名词, 用来指称有组织的、类阶级化的足球流氓群体。在阿根廷, 球场暴力已经深入到各个俱乐部内部, 触及足球运动的核心领域, 在各个权力体系的角力之下才能获得短暂缓解。关注阿根廷足坛多年的资深记者古斯塔沃·格拉比亚通过调查披露:“阿根廷最大的极端球迷组织甚至能得到球员转会时高达30%的转会费, 以及部分球员20%的工资。一位‘暴力帮派’成员声称:‘在阿根廷, 我们就是足球。球员和俱乐部都是属于我们的。’”[23]由此可见, 足球无法从阿根廷的国情单列出来, 阿根廷深受贫穷和暴力之苦, 足球世界自然也不会例外。除去阿根廷国内严峻的政治和经济形势, 从文化根源的角度看, 球场暴力正是来源于流浪汉文化。不同之处在于, 阿根廷足球世界里的流浪汉已经变成了传统意义上的流浪汉蔑视和挑战的真正“恶棍”群体。

  3 阿根廷足球的“高乔特性”与西班牙诗意哲学传统

  3.1“高乔特性”

  阿根廷足球民族特性的另一重要内涵是其刻意回归的“高乔特性”。从19世纪末独立之后, 大量移民涌入阿根廷, “我们是谁”的困惑也随之而来。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份是阿根廷社会面临的一个长久议题。姜涵认为, “阿根廷社会是一个泾渭分明、彼此敌视的‘断裂状’社会”[15]。异域化与本土化是阿根廷社会一组无法妥协的悖论, 也是阿根廷民族认同的二元分化的根源所在。随着欧洲移民的到来, 阿根廷社会的欧化属性越来越明显。这让很多知识分子倍感焦虑, 他们开始刻意回避欧洲, 试图从本土寻求阿根廷的民族性, 进而完成从欧洲向本土的认同转向。阿根廷着名作家、教育家里卡多·罗哈斯就曾经指出, “阿根廷民族正面临着外来文化的严重威胁”, 并告诫国民“必须要‘拯救’面临着异邦威胁的阿根廷”[25]。

  “高乔特性”, 或称“潘帕斯特性”, 正是在此时走进了阿根廷民族性的核心区域。从历史角度而言, 高乔特性是西班牙传统适应于潘帕斯草原当地环境的产物。传统的高乔人被看作骑着欧洲血统的马匹、忙于屠宰潘帕斯野牛的“马上人”。阿根廷着名政治家、“1837年一代”重要代表萨米恩托认为, “高乔人是野蛮的, 他们是有着动物般生活习俗和情感的人种”[26], 最初民间对高乔人的评判也充满贬抑蔑视, 认为他们是“强盗”“放浪形骸”“恣意妄为”的代名词。但是, 随着阿根廷庄园经济的衰落, 高乔人自由不羁和骁勇彪悍的形象越来越被普通民众认可。尤其是在1872年着名诗人埃尔南德斯创作的“高乔人的史诗”《马丁·费耶罗》问世之后, 高乔文化更加受到阿根廷人的正面关注, 并逐渐发展成为阿根廷社会的重要民族符号。就连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个高度欧洲化的城市对高乔人的“代言人”胡安·莫雷拉 (Juan Moreira) 都有着广泛的崇拜。莫雷拉的人生经历代表了阿根廷所有高乔人的境遇, 布宜诺斯艾利斯对他的崇拜则体现了阿根廷人回归本土的寻根情怀。独具一格的“高乔特性”是阿根廷社会面临不断的外族冲击给出的应答, 尽管它更多的是阿根廷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们抗衡欧洲化的刻意选择, 但是却深刻影响着阿根廷整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和行为特征。

  如果对阿根廷足球的民族特性进行深层的文化观照, 可以发现阿根廷足球也一直经历着欧洲性与本土性之间的矛盾和抗争, 它源于欧洲足球但又理性地摆脱了欧洲, 并且以其鲜明的民族特色反过来深刻地影响欧洲足球。众所周知, 阿根廷足球发轫于英国。然而, 足球运动在阿根廷一落地便迅速本土化。可以说, 阿根廷足球运动的发展就是从对英国足球的疏离和反叛开始的, 它不看好英国足球对于身体对抗性的偏重, 而是更加强调探索身体美学潜力, 注重发挥身体的灵巧性和创造性, 尤其看重传、停、顶、运、掷、抢、守等足球基本技术动作, 以及与巧妙运用它们的战术意识之间的融合。学者托雷斯认为, 阿根廷足球最基本的身体观就是“要以艺术的方式发挥身体特定的社会用途”[27]。因此, 对于阿根廷人而言, 其他地区的足球, 尤其是欧洲足球, 显得过于倚赖力量的运用, 而忽视了身体的其他特性在足球运动中随时迸发的即兴发挥。阿尔切蒂也认为, “在足球运动中用饱含艺术性的方式发挥身体的社会用途正是阿根廷反英式传统的现代性创造”[28]。阿根廷足球堪比艺术创作, 兼有灵动自由和凶悍强健的特征, 我们可以将之归纳为高乔特性。折射到足球技术层面, 它造就了阿根廷球员某些惯用的技术动作, 形成了极具民族性的技术传统, 例如盘带、传控、踩停、穿裆、快速回传等都是阿根廷足球的经典符号。此外, 高乔特性在球场上还可以表现为:在跑动时自如运用单项和组合的足球技术, 打造明显区别于对手的比赛节奏;在带球奔跑或过人时, 目光不拘泥于脚下, 用全局视野关注可配合范围, 然后施以精准传球, 形成有效进攻优势。有“魔术师”之称的中场大师里克尔梅就是典型意义上的阿根廷球员代表。阿根廷足球的高乔特性正是寓于球员注重个人创造和即兴发挥的风格之中;从这个角度而言, 阿根廷足球对既定技战术的依从性较低, 而对个人球技的依赖性较高。

  3.2“高乔特性”与西班牙诗意哲学传统

  阿根廷民族的高乔特性从其产生之初就受到西班牙哲学传统的影响颇深。西班牙哲学传统的特殊性在于它长期与以德国哲学为代表的西方哲学体系格格不入。西班牙“1898一代”对此早有反思, 在他们看来, “西班牙遭到的所有挫折和不幸, 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缺少连续不断的哲学传统。而历代西班牙的统治阶级都深信, 哲学本身是同西班牙的民族精神格格不入的”[29]。对此, 西班牙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奥尔特加·伊·加塞特和乌纳穆诺也都进行过心理学的阐释, 他们认为这是一种“狂士”的气质, “西班牙人具有直觉的天赋, 对上帝和世界有着诗一般的领悟力, 但却十分缺少抽象推理的能力”[29]。如果以德国哲学为参照体, 西班牙哲学无疑缺乏体系性, 但这并不意味着哲学在西班牙的缺位。20世纪西班牙着名女哲学家玛利亚·桑布拉诺就在诗学中找到了答案, 她认为, “虽然没有系统的哲学表述, 西班牙哲学思想以非方法论的形式倾注在小说、文学, 尤其是诗学之中。西班牙人只能通过诗学实现内心的平衡、保存生命的本真, 如果西班牙人变成了理性主义者, 他们必将自我埋葬, 丧失生命的流畅感。相比起哲学家, 西班牙的艺术家们更能显达地表达出西班牙灵魂自我认知的内心需求”[31]。可以说, 哲学在西班牙的“失败”和艺术在这里的成功一样显着。此外, 从历史发展角度看, 西班牙一直处在外国专制君主与其反抗者们不断斗争的漩涡之中, 从摩洛哥王朝、哈布斯堡王朝到波旁王朝, 从阿拉伯统治时代到反宗教改革运动时期, 西班牙统治者对哲学的定义都是“煽动性的、反宗教的、不爱国的”[32]。思辨思想在西班牙总是受到各种阻碍, 因此哲学体系与欧洲哲学整体体系的差异性越来越大, 西班牙文化传统虽然生动活泼、洒脱俊逸, 但另一方面确实鲜有哲思和推理。

  西班牙的这种“诗意”哲学传统也打磨出整个西班牙语足球世界共同的精神气质核心, 而当它在广袤的潘帕斯草原着陆, 便孕育出阿根廷足球的飘逸灵动和肆意随性。甚至连有“桑巴足球”美誉的巴西足球在阿根廷人眼里仍然显得理性有余、感性不足。作为阿根廷足球象征性符号的马拉多纳曾经说, “阿根廷足球与巴西足球最大的差别应该就在这里, 他们毫不感性, 而我们完全拒绝理性”[33]。阿根廷当代着名作家里卡多·皮格利亚也对阿根廷足球的诗意特征有过如下论断:“足球和文学一样, 让人感兴趣的是它的创造性和风格特征。虽然阿根廷足球的攻防风格总在不停改变, 但是最能代表典型意义上的阿根廷足球风格的球员是马拉多纳、梅西和奥马尔。他们都是小个子的非力量型球员, 崇尚个人主义, 他们都用触球来表达足球的所有诗意形象:突然启动、假动作、盘带、节奏变化、小范围内过人、踩停。他们非常聪明, 总是能领先对手千分之一秒, 仿佛是来自未来的球员。”[34]概而言之, 拒绝缜密的逻辑判断和规划, 不遵从刻板的技战术安排, 崇尚自由的即兴创造, 遵从身体原初的直觉感受, 这是阿根廷足球对西班牙诗意哲学的动态演绎方式。

  4 结语

  综上所述, 阿根廷足球民族特性的内涵既包括“权威崇拜”“食利特性”, 也有根深蒂固的克里奥尔特性和主动选择的高乔特性, 究其文化根源, 西班牙天主教文化影响深远, 流浪汉文化和特殊的诗意哲学传统对阿根廷足球的民族特性也起到塑模般的作用。阿根廷足球一直在深入骨髓的欧洲特性与刻意回归的高乔特性之间徘徊挣扎, 克里奥尔式的狡黠聪敏与诗意的自由洒脱都是她挥之不去的气质特性。这样的民族特性刻画出阿根廷足球的基本形象, 成就了阿根廷足球的整体风格。基于以上分析, 本文得出如下结论:第一, 阿根廷足球的民族特性还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影响阿根廷足球的基本风格、发展模式和整体竞技状态, 正如阿根廷社会一直在步履艰难地朝着现代性迈进一样, 阿根廷足球的现代化改革同样任重道远;第二, 权威崇拜、食利特性、克里奥尔特性和高乔特性已经深入阿根廷民族的灵魂, 它们之间的抵牾融合决定了阿根廷民族杂糅交错的特性, 同时也折射出阿根廷社会文化的多彩斑斓。读懂不同文化原体之间的相互浸染和此消彼长, 有助于理解阿根廷足球历史与现状的之间的落差, 也可以为中国足球的现代化改革找到他山之石提供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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