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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道家思想的功能特点分析

作者:2019-01-04 01:00文章来源:未知

  摘    要: “道”是老子的核心思想, 老子之“道”思维本身是系统整体性、动态过程性的, 这种系统整体性、动态过程性使得“道”呈现出功能性特征, 产生了复杂丰富的意涵。“道”是产生于中国哲学土壤上的整体论、有机论概念, 从整体论思维基础上探究老子之“道”的功能性特征, 把握其影响中华民族的独特意识, 对于实现高度文化自觉, 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质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 老子; 道; 功能性; 思维范式;

老子道家思想的功能特点分析

  自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了实现“中国梦”的目标以来, 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理想便是中华民族共同奋斗的方向。这一目标的实现, 既需要搞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生态建设、军事建设等, 更需要搞好文化建设,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持续的精神文化动力。建设文化强国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建设文化强国依赖的重要精神财富与文明源泉。作为中华民族第一个哲学家, 老子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其思想的价值历久弥新, 挖掘阐释进而在当今时代实践背景下丰富其思想是一项重要任务。

  一、“道”是老子的核心思想, 然而对于“道”的解读却是众说纷纭。

  “道”究竟是世界本原还是本体?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是逻辑的还是历史的?这是一个争论颇多的问题。学界的争论无疑对我们把握老子思想增加了难度, 但也折射出老子思想的博大与包容性, 老子是第一个把中华民族的哲学智慧上升到极高理论层面的哲人, 他构建了中华民族的形而上思想理论体系。经典的意义本来就是随着时代发展不断焕发出其常新的生命力, 学者们产生不同的观点也是正常不过的事情, 但对于广泛的受众来讲, 则需要有一个大体合乎一致的解释。问题在于:古今学者对于老子之“道”产生如此多的解释, 究竟是学者们自身理解正确与否的问题还是老子思维表达本身就涵盖多种可能性的问题?就第一种理解而言, 从对错角度看问题, 必然有学者理解为正确, 其他学者为错误。严肃的学者解读老子之“道”都是通过老子的表述、文本记载, 每一解读都有文本支撑, 应该说各种研究都有客观依据, 似乎不能简单的用对错与否来简单对待。至于学者们的学术理论根基、采用的不同方法, 则各有千秋, 很难说某一种方法就是绝对令人信服。如果不是老子表述不清、思维自相矛盾的话, 那么就应该是后一种可能, 也就是老子之“道”本身是系统整体性、动态过程性的, 这种系统整体性、动态过程性使得“道”呈现出功能性特征, 产生了复杂丰富的意涵, 涵盖了多种可能性。老子这种思维特征不同于西方哲学的逻辑性、实体性特征, 而是以形象思维、直觉思维等方法突破逻辑限定的规则, 直接描绘出事物本身的整体生成, 老子之“道”思维的功能性特征使得其思想如同巍峨高山, 从不同视角研究呈现出各种体会, 这在研究中华传统文化中需要引起重视。

  在《老子》一书中, 对“道”的描述确实有众多令人遐想的丰富性。众所周知, 在商周文化基础上, 老子超越经验思维体系, 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本体概念“道”, 最先构建了中国哲学史上的形上学理论体系。与西方哲学本体论概念体系显着不同的是, 老子的“道”是有机整体、动态生成的, 具有功能性特征, 而非西方式的静态的实体性、逻辑性。老子论述“道”时, 一般采用画面式语言进行描述, 如“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 似万物之宗。挫其锐, 解其纷, 和其光, 同其尘。湛兮, 似或存。吾不知谁之子, 象帝之先。” (《老子》4章) 老子这种语言表述就是用连续画面描绘“道”的本来面目, 展现“道”的整体联系与动态生成。在老子的思想世界中, 为什么没有明确表明研究对象的抽象概念, 而是展现对象的功能状态?这可以说是老子思维与西方哲学思维范式的根本不同, 也是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哲学的不同。以此思维范式而言, 很难用西方哲学的实体概念来准确理解把握“道”, “道”仿佛神龙见首不见尾, 以静态逻辑分析理解, 自然难以领会其全貌。当然以对立二分思维分析, 则只能得出老子是唯物论或者唯心论、“道”是本原或是本体的观点。在《老子》一书中, 鉴于老子不同于西方哲学思维的特征, 容易给研究者造成对老子观点理解的分歧, 甚至可能发现老子有些表述是很模糊的, 比如:“有物混成, 先天地生。” (《老子》25章) “视之不见, 名曰夷;听之不闻, 名曰希。” (《老子》14章) 老子之“道”到底是物质实体还是精神实体?确实在老子的表述中, 给研究者带来众多想象、产生不同意见。概而言之, 在老子的表述中, 学者们大体可以理解为本体论、本原论、唯物论、唯心论等多种思想, “道”既可理解为经验的, 也可以理解为超验的概念。有的学者从更深层解读, 认为“道”具有总体的涵盖性, 也即兼具本原论和本体论的双重含义, 兼有物质与精神相协和的内涵。老子之“道”为什么会引发众多歧义?如此多的学者不能对老子核心思想达成共识恐怕不能说学者们的研究都偏离了“道”的本义。不妨换一种思路:我们与老子是否在关注同一个问题?综观《老子》一书, 今天所关注的“道”是什么并不是老子关心的问题, 倒不如说老子更关心“道”要处理解决什么问题。也就是说, 今天人们以本质主义思维去分析“道”的实质是基于中西文明对话的背景中反思问题, 而老子思考世界却是以系统有机思维把握世界的, 这是中西哲人思维范式的差异所带来的问题。不是老子表达不清楚, 而是我们今天很多“前见”是形成于西方哲学强势东来的语境之中的。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必然需要我们在与其他文明交流对话中取其所长, 但如何在汲取西方文明精华时避免遮蔽中国文化自身的思想灵魂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对这一问题的探究需要我们进一步分析老子之“道”乃至中国哲学的思维范式及其特征, 体悟把握其内在精神。从诠释学角度来看待经典, 任何研究者对于经典本身的研究, 都不可避免的带着研究者的“前见”, 也就是研究者自身的价值立场、学术传统、思维范式, 这种“前见”会使得经典本身焕发新的意义, 展现更丰富的生命, 这是诠释经典的创造意义。以西方哲学的视域去观测中国传统哲学, 会产生巨大对比, 其思考空间会更加拓展, 这是孤立于世界文明之外的古人所无法体会的, 在中西文明对话的视域中分析老子哲学, 更能使得老子之“道”蕴含着勃勃生机。但这种诠释不是完全脱离经典文本的任意解读, 经典着作本身也以它自身时代的文明特征、思维范式对研究者产生积极互动。我们不能过分执着于文本的只言片语, 但也不能偏执于自我立场, 而应从文本总体性的思维特征来理解具体概念与语言, 进一步讲, 对经典的诠释应该建立在研究者与古人的文明对话情境之中, 这不得不要求我们要把握老子等先哲的整体思维范式, 从中西哲学的思维范式差异分析经典文本, 否则便会出现视域无法融合的问题。

  二、自近代以来西学东渐, 随着西方文明对世界的强势影响, 以西方的哲学概念解释中国本土的术语是主流的方法。

  众多研究者以西方哲学的流派为研究中国哲学的基本原则与价值立场, 建国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则是研究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指导思想, 改革开放以来现象学、诠释学、分析哲学也开始进入中国哲学研究的领域, 对中国学者产生重要影响。客观而言, 西方文明对中国这种巨大影响对于推动中国革命与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对于把中国融入世界, 改变中国的社会、文化面貌意义深远。这种方法对于挖掘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有一定作用, 利于激发中国文化所蕴含的可能意义, 对于中国传统哲学包容异质、融汇不同文明精华, 从而凸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突出优势有积极意义, 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了更宽广的视域。但是这种研究方法也有其弊端之处, 很容易反客为主, 以西方哲学话语遮蔽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质, 易于使解读流于表面, 难以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在近几十年来, 由于传统文化教育的缺失, 年轻学生对中华传统文化缺乏独立的学习与分析能力, 以西解中的方法会产生副作用, 那就是以西方的概念体系很不容易理解中国古代先哲的思想。如果研究者不能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独一无二的思想挖掘出来, 而用西方的逻辑、实体扭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系统性、关系性、功能性思维, 必然给年轻学生造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简单、落后印象。如上文所述, 老子的“道”一旦以西方的应然与实然、唯物与唯心解读, 便会产生众多分歧, 这是西方哲学概念思维必然的结果。西方哲学从古希腊以来, 形成了对立二分的思维范式, 这种思维范式注重静态分析、逻辑推理, 讲究非此即彼、天人相分。客观而言, 西方哲学的思维范式对于培育科学精神、推动认识论提升有重大作用, 值得我们学习与研究, 但这种学习与研究不能照抄照搬, 要与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相融合。譬如中国古代哲学的思维范式中, 概念体系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式的, 讲究整体系统、对立统一、相生相存, 表现出明确的功能性特征, 这在对老子之“道”的定义或解释中展现的非常明显, 忽略其功能性特征, 就不能领会老子之“道”的深刻意义。

  任何文明思想都源于思想家生活的世界与其个人思维的互动, 老子对于中国古代形上学的贡献毋庸讳言, 但他的形上学思维却也不能脱离我们民族生活的总体性经验而独立产生。夏、商、周以来的哲学思想、生存境遇对于老子的思想形成有着重要影响。《周易》是老子之前的一部极其重要的经典, 其思想高度概括了中国先哲的直观世界的方式。《周易》以八卦为描绘世界之根本, 进而演化为六十四卦, 以整体演化生成的方式解读宇宙人生。至春秋时期, 对于道、天、地、人的思考成为哲人探究的形上学话题, 总体而言, 中国先哲们思考世界是从天人关系、生生不息、对立统一的基本范式出发的。生活于这样时代背景中的老子, 其思想特征不可能摆脱中华民族集体性思维对其生活的影响。作为中华民族的伟人, 老子具有超于常人的历史眼光, 他深刻地从事物发展变化的角度去看待道、天、地、人之关系, 从关系中描述“道”, 其思维不是像西方形而上学那样将形而上与形而下对立二分, 而是从有机整体的关系中把握“道”。中国语言中所谓道、理、义等概念, 都不是脱离日常生活的“理念”或“共相”, 而是存在于自然万物、生活经验、社会生活变化之中, 既不离经验世界又不止于经验, 正所谓“云在青天水在瓶”“道在伦常日用之间”。所以从中西文明产生的语境分析, 可以更准确理解老子思想的思维范式与思维特征, 也就是整体论思维范式, 老子的“道”是有机论的, 思维是本质直观的, 不同于西方哲学的逻辑认知。“道不可言说, 不能通过逻辑思维方法去认识, 也不能通过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去认知, 而只能通过直觉方式即诗性思维去体悟和领会。”[1]33老子观察、认识现实事物是在一系列功能性、关系性、对立统一的概念中进行, 中国哲人思考的前提是关联的世界、天人相通的世界, 如果以西方哲学的概念体系解读老子, 极容易把老子的描述降低为经验思维层次, 看作朴素的经验总结, 而老子哲学思想中“玄之又玄”的思维境界却往往被遮蔽。老子在众多复杂的关系中, 以整体直观突破经验思维、逻辑分析的限制, 追问世界之本质的玄思, 这在西方哲学概念思维范式下是无法充分理解其内在精神的。所以说“老子之难在于以最简约之文句说最深切之体验, 故缺乏历练与体验者难知;而柏拉图之难在于以极繁复之推导论证极精深之问题, 故缺乏逻辑训练者难明”[2]93。中西哲学思维的差异就像中医与西医的思想, 是以不同的思维呈现的。中医的世界观是天地人统一的境界, 把人视作有机的生命;西医的世界观则是天人两分, 主客对立式的思维, 人是被作为实体、基质分析。所以, 中医的核心要义是生命和谐统一, 西医的思维核心是凸显个体, 排除异质。中西医各有千秋, 但核心思想却依据本民族哲学土壤, 大不相同。我们研究老子思想就要重视其这种功能性特征, 把握其系统性的形象思维、直觉体悟特色。当然, 这不妨碍我们继续从西方哲学的思想、概念中汲取营养。西方的形而上学取代朴素的经验思维是理性思维的巨大飞跃, 它对于西方逻辑理性、科学思维的发展意义重大, 这是中国哲学所借鉴学习之处, 置世界文明成果于不顾既不现实, 也不明智。只是在中西思想的交流中如何取他之长而不迷失自我, 这是一个“度”的问题。

  三、如上所述, 植根于一个民族特有的思维范式中才能使得对经典的诠释具有创造性的意义, 老子哲学概念的有机论思维、整体论思维使得“道”具有丰富的功能性特征, 它是敞开的、是超越经验思维的, 不同于逻辑分析的玄思。

  以西方哲学的实体性概念思维分析具体现象, 必然是要求在千变万化的感性世界中抽象出绝对不变的实体概念, 再用抽象的实体概念去解释具体的感性活动, 其基本范式就是主客二分式的。而从中国哲学整体系统的思维范式分析具体现象, 则是把任何对象作为整体的有机构成部分进行分析, 必然要以系统思维进行理解, 也就无所谓主客对立, 而是对立统一趋向和谐的, 这在老子思维中非常明显。“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老子》25章) 人与外在是相互共生、互为借鉴的, 人类生活最高的依据不是来自脱离生活的抽象理念、客观实体, 也不是来自人的绝对理性, 而是来自生生不息的人类生活世界, 源自人类生存的总体性活动, 这即是“道法自然”。中华民族在历史上通过不懈奋斗形成的以愚公移山、精卫填海为代表的文化精神, 没有皈依在上帝、神灵的神权之下, 和老子、孔子等伟大先哲把民族的根基建立在中华民族的总体性实践活动上有很大关系。“道”是其中玄机, 玄机源自人在其中的生活世界。由于人类生存的总体性活动的高度复杂性, 所以“道”难以言说, 故:“道, 可道, 非恒道。” (《老子》1章) “吾不知其名, 字之曰道, 强为之, 名曰大。” (《老子》25章) 如果仅仅把老子之“道”理解为逻辑实体, 以西方哲学思维范式解析老子之“道”, 自然会把老子之“道”理解为宇宙生成论或本体论, 以宇宙生成论分析老子之“道”, 会把老子之“道”看作是时间上先于天地的实体, 先有“道”体, 而后“道”体产生天地, 天地又先于阴阳这种普遍物质形态, 阴阳两气变化相生形成各种新事物。以这种思维理解, 自然可以把老子的“道”理解为朴素的宇宙生成论。以本体论思维看待老子之“道”, 则是强调“道”的逻辑在先, 从逻辑意义上解析世界图景, 从世界的根本形式上阐释“道”。然而, 老子思想如果是宇宙生成论, 则不可避免具有经验思维的朴素性, 如果是西方哲学的本体论, 则脱离了生动的人类生活世界, 陷入形式逻辑的窠臼。但是从功能性思维理解“道”, 则不尽然, 功能性概念蕴含的思想更加富有灵动性。所谓“谷神不死, 是谓玄牝。玄牝之门, 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 用之不勤” (《老子》6章) 。人类生活之根本不在于绝对清晰的主体逻辑与客体范型, 而在于人与所在环境的生生不息、自然而然。老子构建“道”, 并非简单描绘宇宙万物生成发展的过程, 而是依据这一最高原则去解决人类的现实社会与人的价值诉求, 构建中华民族和谐的生活世界。只有体悟理解了老子哲学思维范式的功能性特征, 才能理解老子思想为什么呈现如此丰富的开放性与人文关怀。

  老子的思想更多需要用生命领悟而非逻辑认知, 解读老子之“道”, 既要防止经验解读造成降低老子哲学思想的价值, 也要防止过度崇尚逻辑分析把老子思想僵化。用生命、心灵去体悟老子之“道”, 可以超越朴素的经验感受, 也可以从某种意义上规约纯粹逻辑理性的过度张扬。可以说不仅仅老子的“道”论, 《周易》、儒家的仁学都具有中国传统哲学思维范式的功能性特征。作为万物存在的最高原理, 老子的“道”尽管超越了固定事物的感性表象、经验总结, 但它不同于西方哲学意义上的最高的实体性存在, 不是一个脱离具体表象孤立存在的抽象原理, 而是通过具体的表象、现实生活展现出来的所有感性事物的活生生的关联性。这种关联性不是朴素的经验感悟, 也不是静态的逻辑分析, 而是一种合理性的本质直观。这种本质直观不是停留于经验的限度, 不是囿于逻辑的规则, 而是过程的、历史的生成, 它为中华民族打开了思维的空间, 赋予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意识特征。所以, 我们看到最高的形而上的“道”能包容所有形而下的感性表象、具体存在, 能成全所有个体事物的多样性, 展现出其功能性过程。因此, 老子的“道”既能折射出本原论的思想, 也蕴含着本体论的思路, “道”论也不能认为是西方哲学意义上的二元论, 而是天、地、人、社会对立统一过程中的系统思维, 本原与本体融汇在生生不息的世界里。事实上, 在中华民族的生存语境中, 体用不二的思维方式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就是重和谐统一的和合思想。早在春秋时期, 主流文化就以自身和合思想融合不同民族。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 中央王朝不断扩充疆域, 融合夷狄等少数民族, 甚至包容接纳不同文明的文化, 如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都未被中华文化排斥。促进民族融合就是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包容性, 这为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巩固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 老子之“道”已深入到民族的思维方式中, 对中华民族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和风俗习惯之形成, 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总之, 在老子的“道”论中, 表现出对立统一的系统思想与辩证法思维, 本体与现象二重世界既相异又相联系, 矛盾的彰显与融通都在“道”的功能性作用中井然有序, 正所谓“玄之又玄”。

  四、探究老子之“道”的功能性特征, 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发展有其积极意义。

  老子是中华民族第一个伟大的哲学家, 其思想的逻辑思辨、辩证法都创造了中华民族哲思的高峰, “老子的‘生’不是实体意义上的‘生’, 而是功能意义上的‘生’, 是现象学意义上的‘生’, 它表明老子是把存有的整体, 把握为一个蕴涵着无限可能性的、自我展开的、生生不已的流变过程”[3]70。正缘于老子思想的理论高度与功能上的敞开性, 老子思想对于先秦儒家、墨家、道家、兵家、法家等思想有深刻影响。孔子曾四次问礼于老子, 从学习到思想交流, 显示孔子对于老子思想的汲取与创造。受老子影响, 孔子认为无为而治是人类社会追求的一种理想, “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论语·卫灵公》) 。依托人类社会背景, 孔子对周礼传承其合理成分并加以创造, 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思想。其中老子的“道”“德”对于“仁”有着重要支撑, “志于道, 据于德, 依于仁, 游于艺” (《论语·述而》) 。“老子道的超越精神使孔子认识到不与造化为友就不可能化人, 必须超越现实的礼制, 站在道的高度, 才可能实现体人安邦的目的。”[4]52老子所建立的“道”论、辩证法、认识论对中国哲学史起着深远的影响, 先秦时期诸子都能从其思想中展开思考, 又能从自己生活的具体时代与思维视角加以改造, 形成特定时空下的独立思想。在吸收老子思想方面, 庄子继承了“道”与辩证法思想, 创造性地发展了道家文化, 形成了自己的道论、齐物论、境界论。司马迁认为:“其学无所不窥, 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战国时期着名的稷下学派融合了儒、墨、法等各家而以道家思想为主, 如体现稷下学派思想的《管子》一书中在老子之“道”的基础上建立了“精气学说”, 对后世有很大影响。受稷下学派影响, 荀子的天道观也与老子思想有密切联系, 从“天行有常, 不为尧存, 不为桀亡” (《荀子·天论》) 中可以看出老子道法自然对其影响。战国时期, 针对社会的急剧变迁, 如何把先天的秩序与人的内心体验关联起来成为重要的问题, 《管子》所承继老学建立的“精气学说”对于实现“道”的内在化提供了可行之道。孟子从儒家的立场出发, 对气论进行了新的阐发与诠释, 从人的良知出发, 赋予其伦理属性加以实践化, 形成了自己影响中华民族深远的人性论。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对老子思想极为推崇, “所以贵无为无思为虚者, 谓其意无所制也。夫无术者, 故以无为无思为虚也。夫故以无为无思为虚者, 其意常不忘虚, 是制于为虚也” (《韩非子·解老》) 。“道有积而积有功;德者, 道之功。功有实而实有光;仁者, 德之光。光有泽而泽有事。” (《韩非子·解老》) 韩非子汲取了老子的无为、道、德思想, 在战国时代具体的社会现实条件下, 结合具体问题构建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此外, 老子思想对于墨家、兵家也都有不同的影响。概言之, 老子思想为先秦各学派提供了形而上的引导与方法论的支持, 从而使得不同的思想家致力于建立服务于社会需要与解决社会矛盾的现实秩序与解决框架。老子之“道”论的功能性特征赋予了中华民族深厚的精神资源与文化滋养, 使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充沛活力, 其价值在今天仍值得进一步研究弘扬, 老子“道”论的意向性思维、直觉思维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有着积极意义。

  以老子等先哲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哲学思维范式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核心的精神基因, 是中华民族实现认同感、归属感的关键。在深刻了解领会老子之“道”内涵的前提下, 才能明白中国精神为什么是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 为什么有着追求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境界, 为什么崇尚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经世致用、知行合一、躬行实践的思想, 这是文化本性使然。中华民族没有宗教式的热诚, 但拥有豁达乐观、热爱生活的文化信念, 中华民族崇尚精神的优秀传统, 也表现在中国古人对理想生活的不懈追求上, 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演化中, 始终强调整体利益、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重要性, 追求和谐、凝聚社会是中国民族精神的典型体现。古往今来, 志士仁人“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体现的是中华民族深层的心理归宿、精神家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国力支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不能没有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高, 不能离开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大繁荣。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 不能丧失中国精神与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习近平总书记说过:“提高文化软实力, 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5]161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一定要在传统经典思想中挖掘、汲取其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 要有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 这种突出优势就是真正属于自己的文化基因。“历史和现实都表明, 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 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 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6]339当然, 弘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 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 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 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6]340。在此意义上, 老子之“道”的功能性特征使得它在古老与现代之间搭起了桥梁, 愈发体现出与时俱进的文化理论品质, 对于讲好中国故事意义深远。在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历程中, 恰恰是因为我们把握了开放性、整体性的文化之魂, 才在学习马克思主义、西方文明基础上发展了属于我们自己的思想理论, 才有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与现代社会相结合、不与世界文明对话就会丧失其生命力, 不保持自身的思想灵魂就会脱离国情被人民所抛弃, 走向悲剧。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7]10综观历史上的三次飞跃, 都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与建设具体的实践与国情相结合取得的成就, 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就没有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成功。而离开了中华文明之根, 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 马克思主义将成为无水之源、无木之本。

  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 领悟其影响中华民族的独特意识, 是实现高度文化自觉的内在根本。彰显中华文化的独特意涵, 是建设文化强国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工作。近几个世纪以来, 西方文明强势影响了世界进程, 造就了发达的物质文明, 但也造成了南北对立、生态失衡、价值冲突等恶果。而几千年前的老子, 其功能性思维对于调节理性主义的独断、克服人类世界的异化、构建和谐世界不仅是一种重要的精神资源与借鉴, 而且是中华文明不同于其他文明的突出优势, 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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