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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抗战书写

作者:2016-10-10 17:15文章来源:未知

  一

  20世纪80年代广泛存在于社会各阶层的“新时期”意识,使作家的注意力集中于对“文革”历史的反思以及对现代化的期许和展望,对抗战书写、特别是共产党抗战书写的热情一度降低。但是对经历过这场战争的老作家们来说,淡忘它却不容易,因为这场战争不仅改变了中国历史,对他们的家庭、个人命运也产生了巨大影响。战争的这一份特别“馈赠”使他们普遍产生了一种责任感与使命感:为那一代人的火热青春乃至宝贵生命留下一份文学记忆。在有过战争经历的老作家心中,这种责任感与使命感并没有随着时代变迁而淡化,反而愈到晚年愈加强烈。80年代文坛,一批经历过抗战烽火的作家,如周而复、李尔重、马加、柳溪等,在抗战书写特别是共产党抗战书写处于低潮之时,不约而同地肩负起复兴抗战文学的重任。他们表现出极大的创作热情,在10余年间创作出数十部抗战题材长篇小说,有的甚至长达百万字。他们以集群式的成果为新时期文学增添历史的厚度,赢得了文学界与广大读者的尊敬。80年代共产党抗战书写的突破与创新,还表现在对渐趋凝固的抗日故事情节进行激活与改造。基于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在革命时代的作用,当代中国的共产党抗战书写多以我抗日军民的最终胜利为基调,这种“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故事情节在反复呈现之后逐渐模式化凝固化,就会消减艺术的活力与吸引力。

  其实,战争文学中最动人心魄、发人警醒的不仅是胜利的喜悦,还有战争的残酷。残酷性是战争的本质,也是对于战争的艺术描写中不可或缺的部分。雪克的《无住地带》就是这样一部直面战争残酷的优秀小说。雪克在20世纪50年代创作的《战斗的青春》虽然受到读者好评,但他自己并不满意,一个最重要原因就在于小说与他记忆中的战争在真实性上还存在很大距离。文革后,他立即带病投入到《无住地带》的创作中,完成了这部以冀东抗日大暴动为背景的长篇小说。《无住地带》与《战斗的青春》所不同的是,它用较大篇幅写抗日部队领导的分歧,写军事路线的错误,写战场失败的惨烈,写尸骨遍野的流血牺牲,表现出战争的残酷性。《将军河》《龙争虎斗》《长城烟尘》《漠野烟尘》等小说也对渐成模式化的抗战故事情节进行了重新组合与结构性调整,直面与直书“人的战争生活”的残酷性,使抗战书写产生了新的活力与生气。

  二

  作家铁凝谈起徐光耀新时期以来的抗战小说的变化时指出:“这个阶段,他从描绘人的战争生活自觉进入书写战争中人的生活。”描绘人的战争生活与书写战争中人的生活,是战争小说创作上的不同侧面,从艺术上来说,并无高下优劣之分。既然这样,铁凝谈及徐光耀的抗战文学创作时,为什么特别强调写作重心的这种变化呢?很显然,就是因为以往抗战小说特别是共产党抗战书写较少反映“战争中人的生活”。由于创作理念的关系,在很长一个时期里,除孙犁等少数作家外,大多数作家都不大关注“战争中人的生活”。但“人的战争生活”毕竟是部分人的经历,即使在战争环境下,也不是所有人都投入于战争中,而“战争中人的生活”则是大多数人的切身体验。因此,“战争中人的生活”虽然聚焦的不是中心事件,但因为触及大多数人的生活,所以更有助于理解战争的本质,更有可能深入地透视与剖析人的本性。当然,从描绘人的战争生活自觉进入书写战争中人的生活,并非徐光耀一人所为,邓友梅、苗长水等也在这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可以说,这是新时期共产党抗战书写在发展中出现的新趋势。

  书写战争中人的生活且取得较大成就的作家,首推徐光耀这位“将自己的全部生命投入到抗战书写和民族兴亡的爱国主义的老作家”。徐光耀在共产党抗战书写上进行探索的积极性与自觉性是十分突出的。究其原因,与他在创作之初就有机会进入中国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后改为文学讲习所)接受过较为系统的文学教育有很大关系。这位写过《平原烈火》和《小兵张嘎》的老作家,于文革结束以后不久就推出了别有新意的《望日莲》《冷暖灾星》等抗战小说,并很快改编成为电影。八九十年代又陆续推出了《我的第一个未婚妻》《两出大戏》《紧邻》《跳崖壮士》《杀人布告》《千萌大队》《忘不死的河》等小说。这些小说“无不体现着徐光耀在遭逢了诸种人生苦难之后,对自己所拥有的写作资源重新打量的郑重,以及由此引发的勇敢而有效的探索。这可以看作是他的命运与文学反复接头后的一次新的飞跃”。这种飞跃,就在于他从自己的人生经历中,不仅发现了战争,更在战争中发现了人的生活。比如,《忘不死的河》通过讲述主人公在战争中的亲身经历,生动地表现了战争中人无法逃避的生存困境与情感矛盾。“我”作为锄奸科的秘书住在康大伯家,锄奸科就设在康大伯的西邻,因“时有呼喝叱咤之声隔墙传来,使康大伯颇显紧张”。显然,康大伯与缨子对“我们”在战争中的许多做法很不理解。缨子露面后问“我”的第一句话竟是:“老是又打又骂地审,会不会把人冤了?”而过了几天,锄奸科放了两个犯人,“康大伯竟迈着匆忙的步子,双手合十,大远地向我奔来:‘放啦?放了好!你想想,他一到家,妻儿老小看见,还不跟天上掉下来一样吗?’缨子也不知从哪儿钻出来,嚷着说:‘你们八路,能逮人,能放人,不打马虎眼,就是强。’”仿佛因为高兴,“我”要求跟他们一起下地劳动,不仅与康大伯一家亲密起来,还对缨子产生了一种朦胧的感情。然而好景不长,不久又有两个汉奸被押到了锄奸科。大概康大伯和缨子都不认为他们是汉奸,缨子就冲“我”说:“喂(这是她对我的称呼),那俩人是我们村的,姓范,不是汉奸,平日待人好着哩……”可他们毕竟还是被押走了,并且是从“我”手上押走的。这本是战争中很平常的事情,想不到这件事竟使康大伯一家对“我”又疏远起来。当“我”再一次见到他们的时候,是在一次战斗之后。为了救助一位负伤的战士,康大伯夫妇和缨子,背着那位战士匆匆追赶到了部队。然而当“我”兴奋地与他们打招呼时,他们却很冷淡。一段美好的情缘就这样被破坏了,几十年后,想起来仍然令“我”伤心。很显然,小说通过描写“我”与康大伯一家,特别是与缨子的情感起伏,凸现了残酷无情的战争以及战争逻辑与人性之间的矛盾。锄奸科的对敌斗争是紧迫而重要的,但对普通的老百姓来说,要让他们认识到战争的逻辑,也是很难想象的。作家绝无意于从战争与人性冲突中去否定伟大的抗日战争,但也并没有根据战争逻辑,去否定普通劳动人民身上的那些美好人性。习惯于对战争与人的关系进行简单化处理的读者,或许会质疑这样的描写是不是造成了主题的游移与人性的分裂。事实上,正是由于作者深谙战争中人的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才使得小说有了耐人寻味的情感内涵。正如作家孙犁在致徐光耀的信中所说:“这种事情,在时代上说,已成逝波;在情感上说,乃是积淀。”

  三

  英雄和英雄主义题材为许多作家作品所推重,以表现人类浴血奋战的斗争图景和宁死不屈的军人品格为主要内容的战争文学,更以塑造英雄、弘扬英雄主义精神为己任。中国的抗战小说,尤其是共产党抗战书写例来重视英雄形象的塑造。在抗日战争中,曾经涌现出难以计数的抗日英雄,“杨靖宇、赵尚志、左权、彭雪枫等为代表的众多优秀共产党人,为抗战胜利流尽最后一滴血。白山黑水,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珠江两岸,中国共产党人的血和人民流在一起,和人民胜利在一起,铸就无数英雄史诗。”但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抗战英雄的名字未广为人知,当代中国抗战文学虽也塑造了一些具有鲜明特色的英雄形象,但总的来说还未在世界文坛产生特别大的影响。优秀的战争文学与英雄形象,不仅属于本民族,也属于全世界,即使是在敌对国也会拥有庞大的读者群,苏联的《兵临城下》与日本的《硫磺岛家书》成为广受世界各国关注的战争巨制,就是很好的例证。

  20世纪90年代以来,没有经历过抗日战争但从小就接受战争历史教育的一代作家如权延赤、徐贵祥、李西岳、都梁、辛实等,为了能塑造被更多读者接受、认同的抗日英雄形象,进行了多方面的艺术探索。其中最有成效的探索就是凸显作品人物性格,强化理想人格,勾画了大批有血有肉、人性丰满的共产党人形象。在塑造抗战英雄形象时,特别“注重人类共通的经验与思维,遵循共同的价值和情感,寻找文化的共性,激发人性的共鸣”。这种塑造方式强调人类共通的人性和人格,即让英雄首先作为一个常人进入读者的视域,然后才让其在历史舞台上逐渐展示英雄本色,使其具有更为广阔的人性内涵。权延赤的《狼毒花》、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八月桂花遍地开》、都梁的《亮剑》等小说注重对英雄进行最朴素的“人”的观察与叙述,从读者最基本的情感认同出发,表现他们作为常人的一面,拉近普通读者与英雄之间的心理距离。比如梁大牙(《历史的天空》)、李云龙(《亮剑》)等,他们都是在党的领导教育下成长起来的英雄,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及其他历史时期都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他们并非完人,也具有某些人性弱点。梁大牙浑身充满痞气,有着小农的狡猾习气;他骂人、说脏话,和异性嬉闹,常和政委发生摩擦。李云龙好战、酗酒、脏话常挂在口头,身上有一股浓厚的匪气和霸气。这些缺点的存在,并未抹杀英雄的高大形象,反倒让他们的形象更加逼真鲜活,更接地气。走下神坛是英雄为读者所接受的第一步,接下来还要让英雄“活”起来,并真正驻扎在人们心灵深处。面对梁大牙、李云龙等形象时,读者常常把他们视作精神上的朋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主要是因为他们身上寄寓了人类某些共通的生命经验、价值追求及情感需求。梁大牙这一形象之所以呼之欲出,就在于其独立丰满的人格获得了广大读者的认可。比如他为人光明磊落,敢于直言,即使是面对上级,也毫不含糊;他作战勇敢,敢拼敢干,立下无数战功;他对爱人感情真挚,而且专一;他懂得在各方面吸取教训,不断学习进步等等。李云龙之所以受到欢迎,源于他身上那种敢爱敢恨的真性情和敢于在关键时刻亮剑的气魄。为了解救妻子,他召集全团和各路民兵上万人,对平安县城发动进攻,结果演变成一场围点打援的大会战。警卫员魏大勇被即将被收编为八路军的黑云寨土匪杀害,李云龙大举进攻黑云寨,当场将土匪消灭。面对敌人敢于亮剑出击,面对亲人朋友敢于袒露心扉,刚硬与柔情并济,乃真英雄本色。梁大牙、李云龙等因为拥有坚定的信仰、崇高的理想以及独特的人格魅力而成为读者心目中抗战英雄形象的典型代表。

  英雄塑造模式的变化,为中国新时期以来的抗战文学带来了新气象。抗战文学特别是共产党抗战书写必须坚定一个信念:英雄在历史上曾鼓舞着中华儿女战胜苦难,赢得了民族的独立和解放,现在和将来它仍然是助推中国梦实现的强大动力。新时期以来的共产党抗战书写,是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伟大胜利的文学纪念。战争硝烟早已散尽,但为了铭记历史,面向未来,中国作家有必要继续讲好中流砥柱故事,努力塑造好抗战民族先锋形象,并使之在更大范围内为读者所理解和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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