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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骈文的起源或形成的标准

作者:2016-10-28 17:31文章来源:未知

  刘彦和《文心雕龙·丽辞》:

  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唐虞之世,辞未极文,而皋陶赞云:“罪疑惟轻,功疑惟重。”益陈谟云:“满招损,谦受益。”岂营丽辞,率然对尔。《易》之《文》、《系》,圣人之妙思也。序《干》四德,则句句相衔;龙虎类感,则字字相俪;乾坤易简,则宛转相承;日月往来,则隔行悬合;虽字句或殊,而偶意一也。至于诗人偶章,大夫联辞,奇偶适变,不劳经营。自扬马张蔡,崇盛丽辞,如宋画吴冶,刻形镂法,丽句与深采并流,偶意共逸韵俱发。至魏晋群才,析句弥密,联字合趣,剖毫析厘。然契机者入巧,浮假者无功。

  刘彦和《文心雕龙·丽辞》以骈文起于西汉,魏晋群才发扬光大。在刘彦和看来,首先,骈文是发展变化的。其次,两汉骈文是丽句与深采并流的,逸韵与音韵无关。再次,至魏晋群才,析句弥密,联字合趣,剖毫析厘,即四六句式于魏晋逐渐发展起来。复次,由岂营丽辞到务营丽辞是骈文产生的一个标志或标准。自扬马张蔡,崇盛丽辞,如宋画吴冶,刻形镂法,这是刻意营造丽辞,这是骈文产生的一个标志或标准。又次,造化赋形,支体必双,刘彦和忽视了头、项等并不成双成对,就算支体必双,为何文章是先有散文后有骈文而不是先有骈文?这里就有一个认识问题,在刘彦和看来,造化赋形,支体必双,人认识到这一点并不是骈文产生的一个标志或标准,高下相须,自然成对,奇偶适变,不劳经营,那么,骈文的产生就是人的认识发展到普遍认为世界的一切都是成双成对之后才可能发生。

  既然骈文是发展变化的,那么,骈文的最本质的特征或属性究竟是什么呢?骈文或丽辞最本质的特征或属性就是骈或丽,骈文的最本质的特征或属性就在于骈。既然如此,散文也有骈句,那么区别何在?骈文是有意识连续之骈。散文也有骈句,散文的骈句有两种情况,其一为骈文产生之前的散文,是无意识的;其二为骈文产生之后的散文,虽然是有意识,只是点缀,没有连续骈化。即骈文的最本质的特征或属性就在于骈,骈文是有意识连续骈化之文。

  既然骈文是有意识连续骈化之文,连续骈化容易把握,那么,有意识骈化如何把握?我认为,有意识是人认识水平自觉的表现。在刘彦和看来,造化赋形,支体必双,高下相须,自然成对,奇偶适变,不劳经营,人的认识发展到普遍认为世界的一切都是成双成对的,实际上就是阴阳思想成为普遍的世界观即阴阳思想上升到哲学的高度的反映。

  《说文解字序》:

  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

  《周易·系辞下》: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阴阳思想的起源据传说当在伏羲时代,伏羲始作《易》八卦,阴阳即为八卦之基础。但是,传说的伏羲的阴阳观念还没有上升到思想或哲学的高度。

  《国语·周语》:

  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曰:“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镇阴也。阳失而在阴,川源必塞;源塞,国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无所演,民乏财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征也。川竭,山必崩。若国亡不过十年,数之纪也。夫天之所弃,不过其纪。”是岁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灭,周乃东迁。

  《国语·周语》所记载的伯阳父关于地震的解释是以阴阳思想为基础的,但是,其阴阳思想也仅仅是思想而已,还没有上升到哲学的高度。

  《周易·系辞上》:“一阴一阳之谓道。”正义曰:“一谓无也,无阴无阳,乃谓之道。”《周易·系辞上》上文:“日月运行,一寒一暑,干道成男,坤道成女。”则一绝非无义。《周易·系辞上》下文:“阴阳不测之谓神。”正义曰:“天下万物,皆由阴阳,……”《周易·系辞上》:“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周易·系辞上》以一阴一阳之谓道,这是把阴阳思想上升到哲学的高度。

  刘彦和《文心雕龙·原道》:

  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

  文章原于道,不仅文章内容原于道,就是文章的形式也原于道。《周易·系辞》以一阴一阳之谓道,在文章形式上必然要走上骈俪的道路。汉字的特点有形成骈文的可能,但是,最早使用汉字写出的是散文而不是骈文,我认为就是当时还没有骈文的意识。骈文的意识只能来源于使用汉语者的认识水平的提高,而阴阳思想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是产生骈文的意识的最根本和最可靠的判断标准。

  骈文的意识的产生同时还伴随着中国文学的自觉。屈平是具有巨大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对政治之期望和看法均过于理想,当现实与理想发生严重冲突之时,诗人的感情便如火山一般喷发出来,所谓“发愤以抒情”。这表明屈平是在有意识地创作,是把创作作为情感的审美渲泄以寻求精神上的解脱的。这就是文学的“自觉”。尽管屈平“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是有功利目的的,但在阶级社会中,非功利的、纯粹的文学根本就不存在。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司马子长《史记》是把司马长卿当作与诗之风谏无异的进行风谏的文学家来看待的,即与“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的屈平一样都是讽谏的文学家。区别只是司马长卿莫敢直谏,因为《诗》是主文而谲谏,但司马长卿之辞赋与宋玉等之辞赋皆祖屈平。司马子长为司马长卿立专传,就是突出司马长卿辞赋家兼政治家的身份,实际上强调了文学的作用。

  司马子长《史记》单列《儒林列传》,作为类传把经学家这一类人从其他知识分子中区分出来。思想家和哲学家也通过合传的形式加以分类区分,如《老子韩非列传》。循此例则屈原贾生合传也反映了司马子长对文学范畴的认识。也就是说司马子长把文学从文史哲不分的状态中区别出来,虽然区别出来以后仍然与史哲有千丝万缕之联系。司马子长还意识到这个时代应从屈平开始,他把屈平作为百代文学之祖看待。后世有将楚辞列为集部之首,这个认识之传统是司马子长开创的。也就是说司马子长意识到从屈平开始中国文学“自觉”的时代到来了。司马子长以屈平作为中国文学自觉时代到来的标志的发现之功以及屈平作为中国文学自觉时代到来的标志这一点本身都应该得到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尊重。

  日本人铃木虎雄提出“所以我以为魏底时代是中国文学上的自觉时代”之高论,实际上是对屈平及其作品视而不见,实际上也是为“屈原否定论”提供理论支撑。中国有人利用日本人所谓“中国文学自觉于魏晋”,从而形成“中国文学自觉于魏晋”的庸俗社会进化论的观点,不仅抹杀了屈平及其作品,而且连汉代的文学成就也一笔抹杀了。

  孙梅《四六丛话》云:“屈子之词,其殆诗之流、赋之祖,古文之极致,俪体之先声乎。”刘师培《文说·宗骚篇第五》云:“粤自风诗不作,文体屡迁,屈、宋继兴,爰创骚体,撷六艺之精英,括九流之奥旨,信夫骈体之先声,文章之极则矣。”

  骈文的起源或形成只有在辞赋的影响之下才有可能发生,在阴阳思想成为普遍的世界观即阴阳思想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之后,在辞赋的影响之下,在辞赋之外的散文中连续使用骈化句式。骈文最根本的特征就是骈,骈文是有意识连续骈化之文。辞采、典故、声律等是骈文在骈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次要特征和阶段性特征。

  骈文的产生要求有骈文意识,需要有哲学的认识水平,有意识骈化还需要渊博的知识。最初的骈文最根本的特征当然是骈,但是,辞采、典故、声律等也有雏形,这些都要求高超的文化修养,所以骈文之起与经学,特别是小学关系密切,即骈文应当产生于学者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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