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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西学的中国化与中国学术原创的未来

作者:2015-08-04 14:14文章来源:未知

 

  从开始认真从事西方当代美学或文沦研究以来,我常常会遭遇到诸多师友这样的洁问:你花费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异域的理沦学习之中,意欲何为?这样或隐或显的质疑甚或挑战其实还常以各类话语形式旱现出来,例如诸如此类的疑问:从晚清到今天,我们学习西方也为时不短了,我们一直这样学下去,何时是个尽头?成天唯西方马首是瞻,我们还能指望中国学术原创的未来吗?中国人难道失去了文化自信力了吗?与其拾人牙慧,不如另起炉灶!中国的问题,西方理沦能解决吗?隔靴搔痒罢了全我们研究西方的理沦,显然达不到西方人的研究水平,等我们好不容易弄懂一点康德黑格尔,他们早在大谈现象学或结构主义了,等我们稍微搞明自一点这些新学,他们的思想又早进入后现代了,这是一场令人绝望的龟兔赛跑,我们似乎永远追不上。既然如此,还不如研究我们本土的理沦。事实上,我曾经在一些场合对此做出了回应①,但对具有普遍性和根本性的学术疑虑,采取相对随意草率的回应,不足以解决问题,也并非对学术共同体展现尊重的一种方式。可是,要较为系统地讨沦如此宏大的问题,我们又该从何说起呢?

  陈寅咯对中国学术未来的宏观预判有过这样一段名言:“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类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

  一、东洋的反抗与民族文化无意识

  中国对西方人文学科的欲迎还拒、爱恨交加的矛盾心态,为时已久。在某种意义上,一个多世纪前张之洞定下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应对战略,对许多中国知识分子而言依然具有文化实践的有效性。新文化运动中我们所热切欢迎的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后者已经大获全胜:我们不仅不再将科学技术目之为役心损德的奇技浮巧或异端邪术,而且我们甚至不再意识到它原本是西学的一部分,我们已经将它自然化为我们自己的文化、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以至于把科学发展观定为国策。然而,西方人文学科却始终没有获得同等待遇。这一指涉人类社会的知识系统,与价值、传统、经验、历史和社会形态等相关,作为某种借以奠基民族认同的核心精神内容,在对它的取舍上我们始终遗巡迟疑,存疑虑。毛泽东在其“一七二一指示”中明自无误地告诫人们:“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这当然反映了在特殊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某种未加掩饰的极端看法。改革开放以来,情况虽然大有好转,但对西学的抵触情绪并未销声匿迹。这既表现在“全盘西化”的口号在主流话语中始终沦为一种激进、边缘甚至简单浅薄的呐喊,表现在学界对于“食洋不化”、“西学教条主义”、“民族虚无主义”的排击上,也表现为诸如“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之类的思维定势。

  我们不妨把这样的情势视为一种与西方刻意保持距离的民族无意识。日本学者竹内好将这样的集体文化无意识具体化为“东洋的反抗”,这是他通过熟读鲁迅而敏锐地体悟出的。竹内好如是说:“奴刁-拒绝自己成为奴刁一,同时拒绝解放的幻想,自觉到自己身为奴才的事实却无法改变它,这是从‘人生最痛苦的’梦中醒来之后的状态。即无路可走而必须前行,或者说正因为无路可走才必须前行这样一种状态。他拒绝自己成为自己,同时也拒绝成为自己以外的任何东西。这就是鲁迅所具有的、而且使鲁迅得以成立的、‘绝望’的意味。绝望,在行进于无路之路的抵抗中显现,抵抗,作为绝望的行动化而显现。把它作为状态来看就是绝望,作为运动来看就是抵抗。”②竹内好认为,这样的态度与日本文化的性质是迥然有异的。日本人在近代化过程中,对欧洲产生了劣等意识,其反应是竭力追赶。这反而体现了其内在的奴才意识:“它认定自己只有变成欧洲、更漂壳地变成欧洲才是摆脱劣等意识的出路。就是说,试图通过变成奴才的主人而脱离奴才状态。所有解放的幻想都是在这个运动的方向上产生的。于是,使得今天的解放运动本身浸透了奴性,以至于这个运动无法完全摆脱奴才性格”③。

  竹内好将主张不读中国古书、实行拿来主义的文化激进主义者鲁迅视为“东洋的反抗”的杰出代表,乍看起来颇为.吊诡,但其实,鲁迅逝世后被披上“民族魂”的旗帜,则说明了他的双重拒绝立场赢得了国人的广泛理解和尊重。学习西方,并不是要让我们自己变成黄皮肤的西方人,而是建构自身民族文化的一种途径。

  二、作为求真意志的“知”与作为述行性的“知”

  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西学之被质疑,也与我们民族的认识型

  事实上,“知”这个中文词与西方类似的词“知识”(knowledge)并不具有完全对等的含义。郝大维、安乐哲在其合著的《通过孔子而思》中,通过对董仲舒《春秋繁露》一段话的分析而指出:“首先,通常译为‘to know’的‘知’,与通常译为‘wise’或‘wis-dom’的‘智’,是可以通用的。该传统中没有事实/价值或者理沦/实践这样将知识与智慧分离的模式。其次(要强调的一点),‘知’有预知或推测由预知者本人参与的一系列连续发生的状况结果的倾向。古代文献中‘知’的一个普遍定义就是基于已知情况预测未来的能力”⑤。他们认为,致知实际上意味着去实现,“知”的范畴具有述行性的含义,它是阐明和限定这个世界的过程,而非静、被动地认识一个既定的实在,进而言之,致知实际上意味着去影响存在的一个过程。值,因此可能只有在中国,刁一会有所谓思想与学术的二元区分,才会有所谓“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之类的说法,因为前者更强调价值,后者更强调事实,而这两者的区隔极为明显。西方的所谓文化政治,则为知识的政治化:其区分于传统学术研究不过在于,知识之为事实的描述依旧具有首要的重要性,只不过理沦家们现在弹精竭虑地盘算的是,这些事实如何碰巧沦证了他们所倾向于揭示的价值关联性,换言之,也就是这些经验事实在何种意义上为他们的社会批判奠定了学理基础。

  指出这一区隔,其意义在于防范我们学人容易产生的一种误识,即容易以自己的政治知识化的想象去化约西人知识政治化的视角,从而取消了知识本身的独立品格,丧失了对客观性与确定性的追求热忱,废除了逻辑沦证的必要环节,最后仅仅将事实的罗列与价值立场简单地撮合在一起,使得知识重新沦为工具,回到传统旧学的案臼之中。

  四、回归传统:民国大师们绕道后的必然选择

  青年陈寅咯曾经预言,中国人注重实用的态度或可靠实业或经商得以致富,但是纯粹的学术研究或文学艺术,则与西人相比不会有太大胜算:“中国之哲学、美术,远不如希腊,不特科学为逊泰西也。但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与罗马人最相似。其言道德,惟重实用,不究虚理,其长处短处均在此。长处,即修齐治平之旨。短处,即实事之利害得失,观察过明,而乏精深远大之思。故昔则士子群习八股,以得功名富贵;而学德之士,终属极少数。今则凡留学生,皆学工程、实业,其希慕富贵、不肯用力学问之意则一。而不知实业以科学为根本。不揣其本,而治其末,充其极,只成下等之工匠。境遇学理,略有变迁,则其技不复能用,所谓最实用者,乃适成为最不实用。至若天理人事之学,精深博奥者,亘万古,横九坟,而不变。凡时凡地,均可用之。而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谓形而上之学)为根基。

  时至今日,中国的学术研究虽然较之一个世纪之前,已经有不少值得肯定的进步,但是总体状况并不令人满意。保守本土文化成绩很差不说②,西学方面尽管在若干有限领域(例如现象学或维特根斯坦研究)获得切实的进展,但就全局而言情况并未好到哪里去。西方任何一位大师的作品可能都得到了译介,但是权威研究者却屈指可数,在国际相关领域里也很少看到中国人的身影。实际上,不少西学研究者竞然很少征引或参考西文文献,不得不依赖中文译著,可惜我们对西方经典著作的翻译,其不信不达(更不必说雅了),其水平普遍之低,令人难以置信。而且,西学与中学之间横亘着一道看不见的壁垒,彼此之间难以对话、沟通。许多西学研究者划地自限,将自己的研究对象视为一个孤立的、漂浮的、不接地气、自娱自乐的学科,并不积极推进它的本土化过程,也就是意识不到运用其方法来解决中国语境的问题,并以此寻求研究的突破;另一方面,本土文化的研究者们往往满足于就事沦事,缺乏真正的问题意识和理沦视角,侧重于材料的堆砌,以考据发现为能事,无心于通过绵密的沦证在事实数据与意义阐释之间建立联系,侮侮将本是学术研究中最低层次的材料准备工作—例如版本、系年之类考证—视为学术研究的目的。今天,中国学术界获得盛誉的往往是某种规模宏大的通史的撰写,全集的整理修订,或对某种新材料的独特发现以及对旧材料的颠覆性重新考证。在许多传统学科,例如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对一些走极端的学者而言,对海外汉学相关研究的轻慢鄙视乃是自抬学术身价的一个机会。从根本上来说,西学获得压倒性胜利只是表面现象,中国的学术研究的根抵还是在乾嘉学派的余风流韵笼罩之下。

  五、漫长的革命

  真正的学术原创有赖于对伟大传统的批判性继承。在如今中学、西学都不振的情势下,无法从中汲取充足学术养分的学人谋求学术原创,其结果要么是只能获得相当有限的、也就是无法达到较大普遍性的原创性,要么就是自弹自唱、自产自销、无法获得跨文化语境普遍认同的伪原创性。众所周知,唐诗的繁荣有赖于整个大唐王朝对诗歌的集体性持久热忱和写作实践。同样的道理,中国学术是否能够向世界奉献较具独创性的人文成果,能否向人类贡献若干真正的学术大师,取决于中国知识界的整体学术水准的大提升。没有广阔月巴沃的学术土壤,没有健康、有活力的学术生态,奢谈学术原创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学术大师们也不会如璀璨群星那样骤然布满中国的学术夜空。在这里,开弓没有回头箭,历史的演进不允许我们回到乾嘉旧学的老路上去。因而,西学依然是决定性的因素,它构成了确保我们的未来能够走向正确学术道路的前提条件。即便是中学,即便是传统,也需依靠走在我们前头的西学来激活它与当代语境的回应性,来灌注生命力。我们也完全不必担心,对西学的大力引进,最后会丧失华夏民族文化的主体地位。很简单,作为一个拥有辽阔疆域、亿万人民和悠久历史的国家,中国绝不可能轻易被任何一种文化帝国主义所同化,相反,中国佛教史倒是可以说明,一种异质文化之于中国的意义,不过是在它与中国的互动过程中适者生存,一方面它补充了中国本土所匾乏的某些新的文化质素,另一方面,它也为适应中国而获得了它的新身份。

  行文至此,回到本文开头的那个问题,即在一场学术龟兔赛跑的过程中,我们该何去何从?笔者主张必须首先摆脱各种抱残守缺的心态,超越各种民族虚荣心和文化自卑(包括以自大形式表现出的自卑),批判性反思我们人文学科的不足,对于西学,我们应该继续聆听八十多年前鲁迅斩钊一截铁的呼喊:“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在未来漫长的岁月中,龟兔也许角色易位,也许并肩奔跑,也许在比赛的进程之中,奔跑的意义已经得到实现,孰先孰后已经变得不再重要。有必要重复王国维在《沦近年之学术界》中精彩的沦断:“宇宙人生之问题,人人之所不得解也。其有能解释此问题之一部分者,无沦其出于本国,或出于外国,其偿我知识上之要求,而慰我怀疑之苦痛者,则一也。同此宇宙,同此人生,而其观宇宙人生也,则各不同。以其不同之故,而遂生彼此之见,此大不然者也。学术之所争,只有是非真伪之别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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