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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实践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开放性特征

作者:2015-08-24 11:01文章来源:未知

 

  近年来关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开放性问题逐渐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一百多年历史演进过程的理论经验总结,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作为一种理论批评范式—它的基本特征、思维方法、话语表达方式的整体反思和本体追问。①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文章在探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开放性问题时,似乎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开放性的理论内涵与基本特质问题的探讨。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开放性不仅存在于改革开放以来的特定历史时间段,而且贯穿于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整体历史时段。在这个整体历史时段中,我们无法回避的是,如何理解由于改革开放之前因强调政治维度所形成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紧张性结构,或者换句话说我们应如何理解和追问构成20世纪上半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开放性内涵以及它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和主题存在的。

  像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一样,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并不仅仅是作为一种解释文学的批评观念出现在中国的,而且是作为介入中国社会、改造中国现实的革命武器出现的。干预现实、解决中国问题与中国现实问题相结合的文学实践观构成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基本问题框架。就此而言,实践观点是把握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开放性问题的哲学基础、学理依据,正是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观特别是马克思实践哲学思想的继承、发展和深刻的理论内部对话,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才可能在思想导向上坚持向中国社会现实、自身文艺实践历史经验的开放。

  因此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开放性的基本内涵,应该是在哲学基础上坚守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观,始终围绕中国在社会革命、政治经济改革的现代化实践过程中遇到的现实问题、文艺问题展开问题对话,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实现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术语范畴、问题框架、研究对象的中国化、具体化。进一步讲,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开放性是在继承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与自身历史传统、其它文艺批评流派展开互动对话,从而超越了“五四”抽象的“人的文学”观,构建了以人民为本位的人民文学实践观,形成了以文艺大众化为主要载体的文艺实践模式,最终在本体层面上通过“人的文学”命题的不断反思和对话,完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范式变革,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历史和价值视野。

  一、实践与马克思主义批评开放性问题的哲学基础

  马克思实践哲学是对传统哲学形态的根本创新,认为哲学的根本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因此哲学的致思取向从抽象的观念世界、理论世界转向具体丰富的现实生活世界、实践世界。马克思实践哲学的革命性转换就在于哲学不再是为追求一个终极抽象的精神本体,而是要直面人的现实生活实践,能够对动态变化的历史现实、社会行动加以指导的实践理论,这样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打破了传统理论哲学建构封闭的思想体系的思维路径,让哲学成为回到历史、对应现实、面向未来的开放性理论体系,所以马克思说唯物主义历史实践观“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②。

  马克思、恩格斯所理解的历史就是人类实践活动过程的展开,就是人类以实践方式实现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交往关系史,同时也是人类不断显示出自身生命本质内容的价值实践史。正是因为始终面对人类社会动态发展的实践过程,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不同于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封闭的体系性理论哲学。马克思的实践哲学认为理论深植于实践当中,植根于人类生活的感性活动世界中。马克思实践哲学解决了传统哲学所无法解决的主体和客体、理论和实践、思维与存在的根本矛盾,认为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不是统一于理论世界,而是存在于统合了理性和感性思维的人类主体的实践世界中。

  马克思主义批评作为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观的重要知识内容,就必然会在理论范式的内在规定上要求文学及批评活动要面向现实具体的生活世界、社会现实、各种文学实践活动,解决社会生活现实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从而表现出文学理论批评的开发性形态特质,可以认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开始就己经奠定了它的开放性特征,无论在本体论还是认识论,或者是价值论和方法论上,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都是开放的体系,从而原则上形成了一个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的开放性体系。’,③从知识内涵上看,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从理论框架、具体批评理念、批评实践的历史视野等各个方面都体现出开放性的形态特质。

  从批评的理论框架上看,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开放性特征来源于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历史总体性和宏观性特质,正是马克思主义批评提出的美学的和史学观点的统一,这种宏观性总体性特质才可能为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开放性态势提供包容性、多层次性和创新性的原则基础。针对一些反对者指控马克思主义批评基本上是在关注阶级、政治、革命、社会历史、意识形态等一些大而无当的理论话语,伊格尔顿认为“总的来说,指控马克思主义批评基本上只关注一些大而无当的一般性问题,是站不住脚的。任何情况下都值得记住,如果不关注作品的历史参照范围,就很难公正地对待‘书页上的词语’。④

  实际上在伊格尔顿之前,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阵营中,卢卡奇和加洛蒂等人都曾深刻指出马克思主义批评这种将文学置身于宏观的社会历史语境中来看待文艺问题的总体性宏观性特质。卢卡奇认为“每个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家的文学实践,都表明了客观的社会总联系的重要性和为掌握这种联系所必需的‘全面性要求’。作品的深度,一个现实主义作家影响的广度和持久性,主要取决于他(在写作方面)在多大程度上明了他所描写的现象实际上表现的是什么。”⑤在这个意义上讲,文学及其理论批评不可能局囿于文学活动的某一个单一向度,而必然走向宏观总体的、开放性的批评格局。

  从具体的批评理念、批评实践活动看,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创始人一直是以开放性的态度来关注当时欧洲风起石涌的文艺思潮、文艺创作、文艺批评理念、批评模式的。作为活跃于欧洲19世纪中后期的思想家,马克思包括恩格斯不仅关注现实主义创作,而且一直与浪漫主义文化思潮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喜爱狄更斯的现实主义作品,摘引德国中世纪的许多民间和骑士史诗,与浪漫主义作家海涅交谊深厚,一生创作了大量的具有浪漫主义风格的诗歌,所以柏拉威尔说“当马克思考虑到文学时,他是在一种广泛的经济、社会、历史的条件下考虑到文学的。当他考虑到一个具体的作者,或者一部具体的文学作品时,他是在同多种语言的其他作家、其他作品联系起来考虑的。’可以说正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实践视野和世界文学经验为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开放性特质确立了知识基础。

  二、实践逻辑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开放性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那里,阶级、政治、革命、人民等术语范畴不仅是一个理论范畴,更是一个实践范畴,可以说离开实践的历史经验视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一些理论框架就不能得到正确理解。实践的逻辑是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一系列基本问题和研究对象内在本质联系的前提。从历史经验上看,中国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开放性特质就是在遵循实践逻辑的基础上逐渐走出从经典文本和理论教条出发的研究立场,对马克思主义批评的一些基本问题,如文学与政治关系、文学与人民关系、文艺大众化问题、文学与革命伦理、文学与生活、作家世界观改造、革命的文艺工作者的政治伦理责任、现实主义创作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中国化的独特理解和重构,解决了中国革命实践和文艺实践中遇到的各种实际问题。

  尽管在一些人看来,20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基本上是被政治气氛所笼罩、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封闭型文论批评形态,但是如果仔细深入探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对政治问题关注的历史根源,就会发现这是由中国要摆脱旧有的传统社会专制制度和严峻的民族危亡现实所决定了的,也即是李泽厚所说的“启蒙与救亡”的问题框架所决定了的,这个基本问题不是哪一个领袖意志所能完全左右的历史客观意志,所以直到1979年8月29日胡乔木在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谈到《如何把握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对象》时仍然认为“革命的最后目的表现为经济和文化(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只是手段而不是终极的目的。”⑦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认为“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必须再回到实践去。……抓着了世界的规律性的认识,必须把它再回到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去,再用到生产的实践、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以及科学实践的实践中去。’,⑧如果得到的认识没有经过彻底的实践检验,没有充分考虑到历史现实的经验语境的变化性,或者说没有充分贯彻毛泽东自己所说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那么必然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政治、阶级、人民等问题认识上陷入马克思所批判的“思维的幻觉中”,得出文学是政治的工具、文学为阶级服务的封闭性文论批评观点。

  我们在分析中国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开放性问题时,实际上要考虑到两个层面的开放性问题,一是来自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内部的开放式对话,即中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对马克思主义批评基本原理的开放式阐释,二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现实的具体化,这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联系实际的实践过程,因此我们要注意到“马克思主义批评的‘中国化’不仅是一个理论原则,也是一个理解和运用理论的实践过程,作为理论原则的‘中国化’只有通过实践过程并经过实践的检验才能实现‘中国化’面临的问题,不仅包括批评能否联系实际,同时还涉及到批评的理论运作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关系’,⑩。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历史演进基本上是沿着这两条路线进行发展的,一是结合自身国情、文艺现实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重要概念范畴进行中国化理解并应用于实践,二是修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在发展中的主观主义、客观主义以及教条化倾向,探讨马克思主义批评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文艺理论批评的思想本质究竟是什么的真理追问。

  具体来看,从早期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革命文学论争围绕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问题、左联成立后倡导的文艺大众化,再到40年代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革命文艺、邓小平新时期不断强调的“我们的艺术属于人民”jl的精神以及当代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理论实质上讲,这里的人民性文论美学观仍然采用的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宏观阶级分析方法,但是为了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需要又在微观具体层面对人民的内涵注入了新的含义,这是在中国革命实践视野下对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话语范畴的开放式解读。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批评那里,人民不仅是一个理论概念,而且是一个具有创造意识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意志范畴,正是为了满足现实革命斗争的需要:‘人民’概念被视为中国社会具有广泛共同利益且具革命性的阶级集合,是基于阶级又超越阶级的联合体。”犯林默涵在《关于人民文艺的几个问题》中就根据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人民为核心的文艺观点,认为“愿意使文艺为人民服务和怎样使文艺为人民服务,这中间,有着一个实践的过程。写什么?怎么写?是在这个实践的过程中首先遇到的问题。

  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演进过程来看,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从一开始就注重对自身历史经验的吸取,注重对马克思主义批评理念模式方法的吸收,并结合中国的问题加以改造,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化、具体化和时代化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开放性特质的既有内涵和历史界定。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看来,马克思主义批评并没有完全固定的一套批评模式,唯一衡量这种批评模式的正确与否在于它的方法是否能解决中国革命的文艺问题、能否切合中国当下的现实经验、适应本国民族的文化经验。毛泽东在“延讲”中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主要目的就是“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注重文艺与中国革命工作的关系,这种独特的民族历史经验问题决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批评与马克思的文学批评、苏联文艺批评模式以及后来的西马批评模式,有着批评范式特征的连续性,同时又有着显著的内在差异性。这种显著的内在差异性就是不断地对马克思主义批评传统和历史经验的重新让释和改写,或者说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基本问题和研究对象不断向中国社会历史现实问题进行开放的实践逻辑,这种开放的实践逻辑使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历史经验获得了民族化、内在化和具体化,这种开放性的审美实践逻辑典型体现在贯穿于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始终的文艺大众化运动。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以文艺大众化运动实践为核心,实现了现代中国文学的整体观念系统从启蒙文化逻辑到社会历史实践逻辑转换的开放性态势。文艺的大众化运动是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最为值得反思的历史经验与社会文化运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的文学与底层人民大众、世界文学经验与民族文学形式“普洛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个体与群体、传统借鉴与现代创新以及文学审美与政治功利等问题,可以说基本上是在文艺大众化运动中得到切实而具体展开的,所以冯雪峰在氏篇论文《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中总结马克思主义文论批评的历史经验时认为以‘民族形式’和大众化为中心的讨论,却涉及了整个的新文艺运动史和文艺上的所有问题,结果是使问题的性质能够在历史的检讨及人民斗争的思想要求之下有了更深彻的阐明,而大众化作为革命的现实主义文艺运动及创作的基本方向的一点,也赢得了更广阔更深刻的确认。如果没有文艺大众化的理论和实践,来自广阔的社会生活经验特别是来自底层人民大众的审美经验、情感体验就无法实现与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有效融通,更无法实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审美经验模式的范式转换和理论创构。

  三、实践生存视域:人学传统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开放性

  马克思的实践哲学观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支撑性理论基点,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等层面上规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的人道主义、意识形态、政治、人民、主体性等基本范畴的知识内涵。传统上我们比较重视从马克思实践观的认识论、方法论层面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基本问题、重要范畴的理解,但却忽视从实践的本体论层面对人道主义、人民性、主体性等范畴里面人学背景的探讨。很氏一段时间,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简单地将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认为人道主义、人性问题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价值观,认为这种人道主义价值观鼓吹个人主义、自由、平等、博爱等抽象的人的价值,忽视从历史、社会、现实的角度理解人与社会。实际上这是不符合马克思本人的观点的,马克思提出的人的全面自由解放理想“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的思想,说明人道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应有之义,实践唯物主义是生存本体论、认识方法论与人学的统一。

  中国现代文学及其批评就是以人道主义信念为发端的,周作人提出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大体上皆属于文学的人学传统。但是应该看到,人道主义是一个人类现代文明普遍享有认可的价值信念和共识,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具有不同的内涵。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人学观有其源于自身学理基础的知识内容规定着对人学内涵的特有认识。就一般意义上讲,人道主义、人性论作为人学传统的主要内容,其基本内涵就是:“凡是承认人的价值或尊严,把人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或者以某种方式把人性、人性的范围或其他利益作为主题的哲学,也属于人道主义。’

  ‘五四’,新文化运动基本上继承了西方18世纪从启蒙运动奠基下来的人学价值观。同“五四”人学价值传统的深刻对话构成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人学观建构的主要理论动力,只不过这种人学传统的对话并不是直接以人的主题出现的,而是通过大众文艺、民族形式、小资产阶级创作倾向、中间人物问题等方面表现出来的。巴人曾在讨论毛泽东所提出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问题时,深刻指出从“五四”人的文学,到革命文学,再到人民大众文学的发展,这是一个哲学上的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进步过程,他认为“大众文艺是中国新文学发展的更高的一个阶段,决不是降低,或退后,若用一句哲学上的术语,自‘五四’平民文学的要求,到一九二七年前后革命文学的出现,再到今天的大众文学的推进,是否定的否定。”祀“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然提出了人的问题,但更多的是在理想、理论的层面上提出的,在现实实践的层面上“五四”运动对平民的关注、社会改造意识和人道主义信念并没有取得多少实绩,相反其冗氏的道德说教和空洞自恋的“为人生”文学观不可避免地表现出道德情感上的幼稚和精神观念格局上的局促,所以瞿秋白于1932年3月在《大众文艺的问题》中说:“现在决不是简单的笼统的文艺大众化的问题,而是创造革命的大众文艺的问题。这是要来一个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文艺复兴运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文化革命和文学革命。”

  在1928年开始的革命文学论争中,钱杏屯队李初梨、成仿吾、冯乃超等人认为“五四”文学革命是宣传人道主义美丽谎言的时化“五四”时代的作家是需要被打发出去的落伍者,冯乃超在《艺术与社会生活》中批判鲁迅是“百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话语”。就是到了1984年3月,针对周扬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报告中的人道主义、异化观点,胡乔木在中共中央党校讲话中指出:“究竟应该用怎样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还是人道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作为我们观察这些问题和指导自己行动的思想?我认为,现在这场争论的核心和实质就在这里。”

  可以说从实践的生存论这个本体论层面上看,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历史演进中之所以一再出现人道主义、人性论、文学主观论、文学主体性、异化论问题的讨论,并不仅仅是作家的世界观改造、阶级立场、主观主义和文学的党性问题,而且是由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自身的实践本体论根基层面决定了的。从马克思的实践生存论视域来看,人道主义、人性论价值观是包含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实践价值本体论里面的,只不过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社会革命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问题论决定了现实层面的革命实践与本体层面的人的解放实践、人的价值实践产生的内在的紧张冲突。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这个本体论的遗忘,恰是中国的历史经验语境决定了的,而20世纪后半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文学主体性讨论、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以及20世纪90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则是在新的历史境遇中,重新激活马克思主义批评这个原本有的本体论层面。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及其文学批评的发生与传播是一个现代性的文化事件,那么中国马克思主义及其文学批评也大致遵循这样一个现代性的规律。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在后来实际上就是以“五四”的“人的文学”观作为理论转换和时代价值逆反的参照点来进行脉“五四”时期,周作人提出“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观标志着现代中国文学及理论批评观念的建立与发生,而“人的文学”观的提出在有些人看来是抽象的脱离现实的个人主义的理想价值观念,是小资产阶级唯心论价值观。周扬1940年在《关于“五四”文学革命的二三零感》一文中认为新文学最优秀的代表在基本趋势上是向大众立场转移热“文学革命是在谋求文学和大众结合的目标之下实行的”,“所以不能够因为白话文学主要地还拘囿于知识分子读者的圈子,还没有普及深入到广大群众中间去,就认为文学革命和大众没有发生多少联系’。

  这样文学观念由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整体转换,是基于革命抗战救亡的现实实践逻辑对启蒙文化逻辑的现实调整,这是由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基本问题域决定了的,也具有历史语境的合理“五四”文学关于人的启蒙更多的是精神意识、理论、理想层面的,要想实现“五四”文学人的解放使命,还需要物质、实践、现实层面的社会革命才能实现。但是应该看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实践逻辑与“五四”文学的启蒙文化逻辑在解放人、实现人的幸福这个根本价值上并不是对立的,其区别在于如何认识人的本质以及实现人的幸福的手段。显然后来的事实证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意识形态文学观、人民文学观以及文艺大众化,在解决中国具体的现实问题中更有效。由于实践构成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支撑点,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历史演进中对“自由火”、“第三种人”的争取,以及20世纪40年代的文学主观论、延安存在的暴露文学,还有后来遭受批判的“文学是人学”论,说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有其自身内在的问题逻辑,即便特定时期受到现实政治的压抑,随着历史的发展仍然会以某种文学问题的形式出现。所以有学者说“大约正是因为文艺界对人道主义和异化论的批判相对不够‘彻底’,才有了1986年刘再复等人‘文学主体性’的提出和讨论的展开。在某种意义上这可以说是人道主义和‘文学是人学’思想的延续和演化。

  可以说由于实践生存视域就内在地存在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本体层面中,所以人道主义必然以历史性的开放过程存在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演进当中。结语 英国学者马尔赫恩在《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氏篇序言中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危机’是过去一个世纪中反复出现的主题,并不仅仅是为了可预见的、转瞬即逝的理由。马克思主义完全被包孕在它试图理解和解决的危机中。正因为此,就更有必要回忆另一个反复出现的现象。过去曾有过不少努力,试图‘超越’马克思主义;全部需要退回到较早的、更有限的位置上。由此看来,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作为一种宏观的理论批评范式有着与其它现代文艺理论批评范式不同的开放性内涵,它总是通过面向历史现实问题来确立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开放性内涵和知识边界。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开放并不是无原则的,而是有着严格的理论规定和实践制约,这种内在的规定性源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实践哲学视野。可以说整个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都是在理论和实践中不断追问和回答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纵观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历史演进,从人民文学观对“五四”人的文学观的开放、文学的人道主义精神的复归,再到整个新时期文艺理论批评的开放性特征的体认,正是通过与现实对话、回到马克思的实践哲学视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才真正确立起自身本有的开放式特质,并最终在历史实践进程中逐渐破除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研究中的本质化、机械化、封闭化和教条化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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