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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长江西北开发思想解读

作者:2017-06-05 18:37文章来源:未知
  范长江是20 世纪较早进入西北进行实地报道的新闻工作者之一。自1935 年开始西北之行,关注西部地区存在的民族和宗教问题,期间发表数篇通讯,后来集成《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等著作。这些相关报道对于当时国人了解并开发西北产生了积极影响,从中也可透视出范长江开发西北的一系列考虑。
  一、范长江西北开发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范长江关于开发西北思想的提出与当时国际和国内政治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 西北边疆危机的不断加深
  九一八事变之后,国人已经意识到“东北四省沦陷,帝国主义者无厌之欲,又环伺我西北各省,久欲逞其蚕食鲸吞之心。” “从外患方面看,此时的西北边疆既有俄、英、日等列强的潜在威胁,又有他们操纵、指使而引发的现实危机。从潜在的威胁看,对中国西北边疆构成严重威胁的一是已殖民印度和缅甸、控制中国西藏并进而窥视新疆的英国。” 英国早就开始策动实行大西藏计划,妄图把新疆南部、青海、西康、云南等广大地区从中国领土分裂出去。同时它还策动建立大伊斯兰教国,欲使新疆从中国独立出去。这一时期苏俄也不断觊觎中国的新疆,妄图蚕食和鲸吞新疆。日本对中国西北边疆也开始插手,妄图通过侵略新疆等地,进而占领整个中国,雄霸亚洲。英、俄、日等国家的这些行为使西北的边疆危机不断激化。西北的危机迫使人们认识西北,把充实西北国防提上日程,以便加强边疆安全。
  2. 西北战略地位的重要性
  就当时国内环境而言,自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加紧了侵华步伐,抗日战争爆发在即,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西北作为中国战略大后方,因长期抗战的需要,其重要性逐渐引起了国人的关注,“国家今后的生存、发展要靠西北,民族的复兴也要靠西北;今后支持全民抗战取得最后胜利也要靠西北。”因此,当时国民政府提出了开发西北的策略,并派遣了一批官员和学者进入西北,进行实地考察。
  范长江作为年轻的新闻工作者对当时的局势也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认为“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我们要和世界帝国主义斗争,对于我们自我的环境,实况应当首先明了。”基于这一点,他认为国人对于东北、西北问题不是很了解,应该加强研究。在他拟定的考察计划书中,他认为当前沿海地区被侵占,东部对外交通被封锁,为了支持全面抗战,应该开辟西部国防交通线。这样不仅可以使东部过多的人口转移到西部,而且还能激发青年开拓边疆的热情,以转移苟安的都市生活,为促进民族复兴而努力。
  正是基于以上的认识,范长江以记者的身份加入到了西北考察之列,凭借着自己丰富的知识背景和分析问题的能力,通过大公报这个平台,对西北地区进行了全方位的报道、考察和分析,并逐渐形成了自己开发西北的一系列思想。
  二、范长江西北开发思想的主要内容
  范长江在深入了解西北各省的自然环境和人文情况后,提出了一系列开发西北的对策,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开发西北的思想———以三民主义为指导,以民族平等为前提,以民族区域自治为导向,构建政治清明、经济富强、文化多元、宗教信仰自由的和谐、民主、各民族共同繁荣的西北。具体内容如下。
  1. 各民族一律平等,共同发展繁荣
  第一,对西北民族问题解决重要性的认识。在西北这片民族众多、关系复杂的土地上,民族问题的解决对于合理地开发和建设西北有重要的影响。当时国人认为“在我国国家建设的程途上,潜伏着一个很紧要的宿题,便是民族问题。”范长江也意识到“故中国除海岸线之外,所谓边疆问题,其主要内容当为民族问题。”在他进入到“民族关系复杂,社会情形特殊,外交环境日渐错综之地段”的青海时,感触颇多,“如何能尽可能地客观地表露其中的实况,或者对于一般读者了解西北未来局面上,不无补益。”范长江在百灵庙胜利之后,要求各民族实行团结政策,发展地方经济,这样才能“使边地民族迎头赶上近代民族之水平,而为光荣灿烂之中华民族作成优秀的成员,如此则各民族与汉族感情融合,外人欲挑拨亦无可能。”这就说明西北民族问题的解决,不仅对于开发西北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抵抗帝国主义侵略也有重要作用。
  第二,对历史上的西北民族问题解决策略进行了分析。范长江对于历史上的治理边疆政策较为了解,他认识到,“中国历代所谓治边政策,皆为狭义的民族主义下的消遣政策。其实质乃以统治者自己所属民族为中心,以‘威’———武力,或以‘德’———羁縻,压服其他各民族。”这种政策的实质还是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不能很好地解决民族社会实际中的问题。而近代史上内地人常常把回族、回教、回军混为一谈,不加区别,这势必造成一些不良后果,“如果一时笼统含糊,甚或根据传统的历史的狭窄相互仇恨的观点,来治理西北局面,记者窃恐西北之前途,将愈弄愈遭也。”因此,在对待西北地区的民族问题、社会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正确认识和进行区分,不能囫囵吞枣。而对于孙中山开发西北的三民主义,国民政府并没有很好地进行贯彻执行,西北民族问题仍存在,成为影响其他问题的关键。
  第三,必须坚持民族平等是核心的策略。范长江认同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思想,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一方面中华民族要摆脱帝国主义之压迫,正视国际间之平等; 一方面要扶持国内各弱小民族,给予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发展机会之平等。如此消极可免除彼此之怀疑,积极大成彻底之团结。并力前进,集中各民族之特征与力量,构成坚实而伟大之国家。”因此,范长江的开发西北思想是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指导的。他还相信“以汉族为中心,而统治满蒙回藏四族,以汉族文化同化四族人民,在今日之国际形势下,决不可通; 盖人皆为自己生存而努力,乃为不易之原则。无论民族文化如何低下,其生活上所受之实际利害,则皆能明了。如其所感受者,尽为压迫与剥削,则此被压迫者对压迫民族,必无好感,可为定论。”在此基础上,范长江认为“真正团结民族之方法,是各民族平等的联合,所谓民族平等的真义,是政治上‘比例的平等’,文化经济上‘发展机会之平等’。”这种思想无论是对于当时,还是对于现在我国发展民族经济、振兴民族事业都有着重要意义。只有实现各方面的平等,才能实现真正的民族平等,才能更好地共同发展。
  第四,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范长江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出“民族区域自治”这一概念,但是他所认为的在西北地区需要实行的政策带有了民族区域自治的意味。虽不同于现在我们国家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但是又有相同之处,希望各民族自行管理本地区事务。范长江认为在政治上,“中央管理边政之机关,须由边地民族之代表主持,使与边人利害关系加紧密接。在已设省而民族复杂之省份,如热、察、绥、宁、新、甘、康、青、滇等省,则在省县乡村等政府之中,令各民族推选代表设立委员会,负责办理与各民族有特殊关系之事务。在各级政府作一般政策决定之前,必须此种委员会充分发表各族之意见,以为政治设施之参考,而免扌干格难行。” 这是民族区域自治的雏形,是充分发挥本地区民族的积极性,并参与地方事务的重要内容,也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和因地制宜的具体写照。
第五,重修中华民族史。除了在政治上实行上述所谓的民族自治政策外,在历史的编撰上也要进行修改。范长江在阅读了当时已有的中华民族史之后,感到失望,因为这些“所谓中华民族史,大半是以朝代为纬,以汉族历史为经,而不是将蒙藏等族合并编制,这不能叫做中华民族史。”他认为,应该要从民族平等出发,改变传统的编撰历史书的模式,“由中央研究院设立各族历史研究委员会,以平等眼光,重新清理各族史事,新的观点,记述各族之并联。平等记述各族之关荣事迹,表彰各族之优点,纠正各族之缺陷,努力建立各族文化经济之沟通,提倡各族之自然地相互的融合,育融成包含各族美德之新中华民族,始为理想的中华民族史。”这种修史的方法,有利于各民族加深了解,不至于再出现东部歧视西部的现象。因为各有长处,“人的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只是看环境如何,自己所得的训练不一样。关于近代工商业社会的生活能力,东南人比西北人长些,但是关于高原农业和畜牧生活的技巧,西北人比东南人又多些。”
  重修历史还有利于民族团结,使各民族感觉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加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和热爱。这种修史的思想,对于当前我国的各民族历史的书写也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在书写少数民族的历史时,要充分尊重其民族人民的意见,并吸纳该民族精英加入编史之列,更全面、更准确地重现历史。
  2. 宗教信仰自由,但要进行合理引导
  第一,对于西北当时宗教的认识。对于基督教,范长江看到了当时的绥东“真正支配社会的力量,不是政府,而是教会。教会的教区,比县治的政治区域来得有效。” 主要原因还在于教会和教士站在无依无靠的穷苦人面前,帮助他们生产、教育、医药等人生必须的工作。“此种教会成为人民之保姆。” 但是中国历来的政府却没有这种习惯,他们不顾民,不爱民。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拥护教会,塞外开荒工作,十九为教会所领导。这说明百姓们拥护为他们的利益服务的团体,而不是视他们为草芥的政府。这也透视出,政府必须改变策略,为人民服务。
  对于藏传佛教,范长江也深有体会,在西北之行的深入过程中,他发现当时藏族、土族等民族对于藏传佛教的信仰,已经到了狂热的阶段,他们把几乎全部的财产供奉寺院。同时寺院对于他们的精神也是一种控制,让信众相信宗教就能将其引渡到另一个安乐世界。对于伊斯兰教的情况,范长江也有一定的认识。总体说来,范长江认为“宗教是一种道德的和教育的作用”,不能帮助人们解决现实存在的问题。
  第二,宗教信仰自由,但需加以规范。基于对中国当时西北宗教接触和了解后,范长江以为宗教“各有其意义,各人尽可自由信仰。” 但是并不能完全的放任自流,“就传教事业本身来说,教士只能以‘宣扬教义于民众’这一任务为止,其他经济、政治、教育的事情,绝对不应该过问。” 这也就是政教分离,宗教不能干预除了宗教之外的其他事务,否则对整个国家的发展不利。
  在此认识的基础上范长江有了自己的宗教思想,即“对于宗教问题,最低限度应如此做法: 一是确实保障成年人信仰之自由,排除一切干预宗教自由信仰之力量。二是教会( 无论何教) 绝对不能在‘宣扬教义’一事之外,以教会或教士资格作其他经济、政治、文化等活动。三是限制外国人在中国内地自由传教。”这与我国现行的宗教政策相一致,宗教信仰可以自由,但是必须在国家的宏观管理之下进行活动。当今中国倡导的积极引导宗教参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也是为了使宗教成为建设中国的一股重要力量。
  3. 因地制宜,发展地方经济
  范长江认为,西北发展经济不单单要发展城市工业,更要发展农村的经济,不然会出现“农村与城市剪刀形的发展”。在农村发展经济主要是要发展农业,扩大粮食的种植。“如果根本无粮食,亦将成饿死鬼。”西北自然条件虽不如其他地区,但是沃野甚多,水资源丰富,由于农民却没有种植粮食,反而种植鸦片,“他们完全在经济和印令支配之下活动”,这是当局的失误,如果这样发展下去,“纵令大家去自杀”。所以,当时的西北经济发展,必须扩大粮食种植面积,“宁可使财政破产,鸦片绝对不可再蔓延”,这符合“农业是我国的根本,粮食是根本的根本”的道理,不仅能够解决西北灾荒下饥民的问题,还能为抗战提供充足的物质保障。同时,他还认为民族地区经济的建设,不能超出民族,要根据具体的历史和自然条件进行发展,不能一刀切。这就是说在西北并不是所有地区都发展种植业,如高原等气候寒冷之地,发展畜牧业更为适合。
  4. 其他政策
  除上述三点之外,范长江还有很多关于西北建设的意见和分析。例如,在政治方面,范长江认为当前的政治必须做出改革,要以民为本,多关心百姓的疾苦,这样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在教育方面,他认为盲目的兴办教育不能达到缓解民族纠纷的目的,必须从根本上树立民族平等思想,改革政治之后才能更好地提高全民素质。在交通方面,他认为经济要发展就必须发展交通事业。但是西北的交通条件差,虽然政府花重金修建了西兰公路,其实际上却成了“稀烂”公路,不尽如人意。在男女平等方面,范长江看到了藏族男女分工不同所产生的结果,男子的劳动强度远远小于女子的强度,因此,藏族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也就相应有所提高,这就是“‘劳动’和‘地位’是有直接因果的关联。” 虽然貌似家庭地位提高,但是整体上藏民族对于女性的认识还是不足,男女平等存在着问题。在所有政策的实行过程中,必须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调动积极性。人的力量是伟大的,在建设西北的过程中不得不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更好地了解社会,锻炼自己,提高能力,培养素质。其实这些在当时诸多的西北旅行者的思想中都有所涉及,并且大同小异,不是范长江西北开发思想的核心内容,因此不再赘述。
  三、对于范长江西北开发思想的评价
  范长江的西北开发思想是在20 世纪30 年代对西北考察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对当时国人了解西北、开发西北有着重要启发作用,也为正确了解当时西北的国共两党政策提供了材料。他的思想对于当今开发西北,建设西北,正确解决民族、宗教问题仍有重要意义和一定的借鉴作用。
  但是由于时代和个人的局限,范长江的思想中也有落后的一面。如他认为景帝时代的赵充国对付匈奴游牧民族的方法最好,“他用军事力量推进到可以耕牧的地方,立刻使那里成为农业社会,弄好了再前进,凡是水草丰美的地方都把它农业化,这样一来,游牧民族算无法立足了。” 通过这种方法能够打击游牧民族作为不稳定因素的存在可能性。但这是对资源的不合理利用,不利于大农业的发展,更不利于游牧民族的发展和民族问题的处理。
  又如,范长江认为政府通过开办学校,希望用教育方法,铲除民族的鸿沟,是根本不可能的。他举了一个例子: 在绥西蒙汉交界之地,开办学校,结果很多学生说他们将来的目的,就是要解放蒙古族,而解放蒙古族的方法就是推翻汉人对于蒙古族的统治。这个事实让范长江惊讶,并使其意识到“蒙古青年在不认识民族问题之先,对汉蒙关系之现状,尚有相当之糊涂,等到知识提高之后,他们对于事实的了解力加深,感觉力加强,我们如欲解决民族问题,必须事实上改变政治关系,举办教育,必无善果。” 他还说,“赶快办理西北教育,诚然重要,但是教育本身,并不能解决西北的问题,相反的只能使西北人更进一步地了解西北上的问题,而提出些更大的问题来等待解决。从苟安的立场讲,不办教育,问题倒小些,地方平静些。办了教育,大家头脑复杂些,问题倒反而多些,等待解决的需要大些。自然从大局上我们是不怕问题的。”他的思想中认为,发展教育事业,在提高民族素质的同时,也让人们意识到了更多的民族问题,不利于民族团结。这种观点似乎与古代韩非子《五蠹》中对于儒家的“儒以文乱法”的批判不谋而合。从这一点看到范长江的思想也带有落后的一面,带有愚民的一面。因为通过教育,可以使少数民族素质提高,民族经济发展。在教育中应培养学生爱国的思想,提高国家认同感。
  但总体说来,范长江作为20 世纪优秀的新闻工作者,通过自身的不断努力,为国人介绍了一个生动、内容丰富的西北,对于当时国人了解西北有重要的意义。他的开发西北的思想,虽有时代的局限和一些不合理之处,但他所包含的合理内核和科学的思想,不仅对于当时的政府开发西北,而且对于现今我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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