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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东北地方志中的边疆问题史料类编》

作者:2017-01-21 17:21文章来源:未知
  《东北地方志中的边疆问题史料类编》是一部版本目录性和史料类编性兼备的学术性工具书。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图书馆界数十位专业工作者, 经五年努力合作完成了这部200 万字的学术成果, 共同经历的这一过程, 是令人难忘和值得回味的。三省有关同仁希望我将这项编纂工作总结一下。忝为主编,只有谨遵众命, 将事件过程加以回顾, 以资纪念, 以飨作者。
  一、东北古代各民族人民存留下来的历史记忆
  史料是人类保存下来的最具精神价值的历史记忆。东北地区与朝鲜、俄罗斯、蒙古等国接壤, 还与日本在历史上有过紧密的联系, 在史学界, 我国东北地方历史、东北边疆沿革史、东北各民族的历史研究, 乃至与东北亚国家之间交往与关系史的研究等等领域, 本世纪初以来十分活跃, 国内外学者和广大读者对有关文献的需求非常迫切。
  在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卷帙浩繁的我国史料宝库里, 东北历史、边疆问题史料还只是沧海之一粟, 在祖国东北古代的多民族创造中华文明过程中, 全国性的各种古文献中固然保存有关于东北历史的记载, 相对很少的东北古文献自身却保存着大量的、直接的文字记录; 此外, 与我们相邻的周边国家的古文献中也不乏我国东北历史的文字记录。历经史学界几代同仁多年拓荒, 辛勤耕耘, 长期积累, 迄今我国东北历史、边疆问题史料, 专题逐渐增加, 内容不断丰富, 现已初步形成了一个可供广大读者和史学研究者利用的史料文献渊薮。
  如果说, 乾隆四十二年( 1777) 敕撰的《满洲源流考》问世,成为东北边疆史料汇编之开端; 那么, 其后的金毓黻《辽东文献征略》( 1927) 等一脉相承, 东北史料汇编的范围与内容日趋扩大与丰富。民国以来、尤其是近30 年来, 各种专题性东北史料汇编相继编著出版, 如金毓黻《渤海国史长编》( 1934) 、孙玉良《渤海史料全编》( 1992) 、王慎荣等《东夏史料》( 1990) 、傅朗云《金史辑佚》( 1990) 等, 皆为我国东北古代边疆少数民族政权之史料汇编。史学界、档案界还从古史、实录、档案或各种史籍中取材, 汇编出一些综合性的东北史料。古史方面, 如东郭士等《东北古史资料汇编》( 1964) 、高雅风、孙进己《东北古史资料丛编》( 1989) , 后者除正史外, 对《 资治通鉴》《、册府元龟》《、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等书中有关史料也多有收录,还收录一些稀见资料。实录方面, 如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明实录东北史料全辑》( 1990) , 蒋秀松、张璇如、梁志忠《清实录东北史料全辑》( 1988) 等。档案方面, 如辽宁省档案馆、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代辽东档案汇编》( 1985) 等。这种工作逐渐深入, 还陆续地出版了一些直接记载中国东北地区与周边国家关系、即东北边疆历史方面的史料, 如杨昭全等《中朝边界沿革及界务交涉史料汇编》( 1994) 、中国第一历史栏案馆《清代中朝关系档案史料续编》( 1996- 1998) 以及汪向荣、夏应元的《中日关系史料汇编》( 1984) , 后者收入了中日关系史中涉及有关东北的大量内容。我国台湾还出版过郭廷以、李毓树《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 1972) 、赵中孚等《近代中韩关系史资料汇编》( 1987) , 其中皆涉东北边疆史方面的内容。
  域外史籍、即与东北周边相邻国家的历史文献中保存的东北边疆史料内容多涉我国东北历史、边疆沿革等问题, 故亦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域外史籍涉及中朝关系以《朝鲜王朝实录》史料价值较高, 1997 年10 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登记为世界纪录遗产。鉴于朝鲜为我国东北紧邻, 自然包含有相当部份关于中国历史和日本历史的史料, 受到我国研究者注目, 历史学家吴晗先生曾经编纂《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一书, 从中摘录出的有关中国史料更不乏涉及我国东北边疆的内容。还有如王崇实等《朝鲜文献中的中国东北史料》( 1990)等书, 后者是从《三国遗事》等几部朝鲜古文献中选录的。
  对涉及我国东北的中外古籍分别不同内容、种类, 进行整理、选编, 使古之历史回忆成为今之现实借鉴, 这种工作远远没有结束, 仍是摆在学术界面前的课题。
  二、东北地方志对东北边疆史研究的价值
  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 辽、吉、黑三省各图书馆中, 东北地方文献、尤其是地方志的图书利用率普遍有显著增加。东北地区各系统、各类型的图书馆工作者在多年的为读者服务工作中, 都深深地感到东北地方志是一笔倍受读者重视的、不容忽视的精神遗产, 当然也是极具整理选编价值的重要古籍之一。
  梁启超说过: “最古之史, 实为方志。”独具特色的东北地方志, 是尚未方便学界利用和有待充分开发的资料宝藏。东北地方志是记载我国东北各个时期、各个地区的各民族生活、历史变迁、地理沿革、风土人情以及与朝、俄、蒙等邻国交往情况的综合性历史文献。中国方志肇自《越绝书》、《吴越春秋》,而《肃慎国记》即开东北地方志先河, 前四史作者皆援引此志。但若严格追溯, 东北地方志当始于元代《辽阳图志》, 而流传至今的最早的东北地方志仅存明代《辽东志》一种, 后几经增修,清代东北各地普遍修志, 民国仍相沿袭。
  东北地方志历代以官修为主, 多为某一王朝提供资料,经地方官审定并上报中央备案。各地很重视东北古代边疆文献的发掘与整理, 并把有关资料纳入志书之中, 因之, 地方志在一定意义上具有某种官方性和法理性。历代官员往往希望于方志中保存一些宣扬自已政绩的实证, 拉拢地方乡绅为其树立功德碑, 虽难免有浓厚的封建意识和狭隘的地方观念影响, 但从一定程度上也客观地使志书增强了地方特色和乡土性。尤其是清代以来, 东北各地省、府、州、县大多各有其志, 这是研究东北地方史、边疆史的第一手资料, 对国内外学者的历史研究工作, 都具有重要的价值。来新夏教授曾言: “有些中外学者感到难以确认的史实往往从地方志中求得答案。”
  东北旧志收藏很不集中, 分散在东北三省、乃至国内不同类型的图书馆里, 读者利用起来极为不便, 往往为检索一个问题, 也不能在一馆通读到所需全部资料, 还要通过有关书目翻检线索, 再到外地图书馆查寻, 故学界多年就希望能有各类专题性的汇编供大家参考利用。前此, 其他科学门类也曾有过东北方志资料的专题性汇编问世, 如天文、气象、自然灾害、矿产分布等方面; 还曾见有东北边疆资料的个别问题的摘录, 但这类单项的专题资料只局限于为某些学者著书时的急需而编, 各自有所侧重, 其体制、详略等参差不齐, 多有粗泛、甚至失查之处, 很难满足东北边疆史研究当今与未来发展对历史资料的整体需要。总之, 迄今为止, 我国还没有一部全面、系统的东北地方志中边疆问题的资料汇编, 这不能不说是学术界的一件憾事。
  新世纪之初, 喜闻中国社会科学院下成立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2003 年秋天, 乘一次赴京开会的机会, 笔者到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拜访, 中心负责同志李国强先生建议我们正式提出科研课题申报书。我随即向辽、吉、黑图书馆界从事古籍、社科参考咨询工作人员征求意见, 得到热烈响应, 遂联合三省同行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申报立项, “ 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系列研究工程”被正式批准立项。
  三、以吴晗先生的“抄书”精神汇编方志史料
  为确保工作质量, 项目参与各馆对本馆所藏有关的史料性的著作, 做了一番研究、比较。经讨论后一致认为: 同类史料著作中吴晗先生编辑的《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一书是质量较高, 在资料选取内容、治学态度、编撰方法上都值得借鉴和学习。
  《李朝实录》即是李氏朝鲜历代国王的大事记, 它以编年形式记载了始于1392 年( 明洪武二十五年) 、终于1863 年( 清同治二年) 的史实, 它因为收录了关于李氏朝鲜时代政治、外交、军事、经济方面的庞大史料, 是研究朝鲜史的基本史料。这部编年体汉文记录也客观地记载了从明朝洪武二十五年到清朝末年有关当时中国王朝的事迹, 其中关于朝鲜与建州的关系、建州初期的史料以及朝鲜同我国东北地区一些地方政府之间交涉、纠纷和友好往来等等史实尤为丰富。
  我国东北地方志的成书时间与《李朝实录》的成书时间有相当漫长的一段是互相对应的。东北地方志从早期重要的1443 年( 明正统八年) 始修、1488 年( 明弘治元年) 成书的明代《辽东志》以降, 到有清以来及民国年间几百种志书的问世, 其中重要的志书资料都比较丰富、内容翔实可信。清代修志, 为向皇帝表功, 修纂者往往广泛收集, 严谨选择各种古籍、档案、金石文献中的已有材料; 又深入民间调查获得新的第一手材料, 前后参照, 方下结论。采用历史材料又不受时间限制, 因而东北地方志中的卷目, 如地理、沿革、疆域、舆图、山川、防务等项, 其对边疆的问题记载往往具有原始性、公开性和准确性。中央政府、包括每朝皇帝亲自向各地方下达的旨意, 以及地方政府据此采取的相应措施等, 方志中更一一录入。东北地方志中的记载同朝鲜李氏王朝的实录, 大体上有三、四百年时间可以相互参照和比较研究, 这就会更全面地、多角度去弄清边疆发生的一些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和实际过程。
  吴晗先生做学问的刻苦、钻研精神以及他编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一书的认真态度和科学方法, 对我们图书馆工作者也有很大的启示和教益。上个世纪50 年代, 笔者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读书时, 先师王重民就曾以吴晗先生早在燕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时, 去北京图书馆长期地苦读《李朝实录》、编辑其中的中国史料的事迹, 作为治学的范例向同学们介绍。我重温先师的教导, 同图书馆界一些青年朋友在实践中学步, 才初步地领略到吴晗先生“抄书”故事的内涵。
  吴晗( 1909~1969) 曾在燕京大学图书馆中日文编考部任馆员。1931 年初, 经时任教于国立北京大学的胡适举荐到国立清华大学史学系读书, 且致力明史研究, 著书写作。从1932年起, 作为清华大学工读生的吴晗利用星期六、星期天的时间, 跑北海图书馆, 去看《李朝实录》, 抄录其中有关中国明朝的史料、包括中国明朝史书中缺失的史料, 前后抄了好几年,一直到1936 年, 足足抄了几十本、数百万字⋯⋯这是吴晗编辑史料著作的起点。新中国建国后, 吴晗虽担任北京市市长等要职, 公务极其繁忙, 但“抄”《李朝实录》的工作, 仍一直继续而未停止。遗憾的是, 吴晗生前未能看到自己所编的这部史料面世, “文革”以后, 经戴文葆先生将吴晗辑抄的原稿与《李朝实录》原著又一次进行了查考, 悉心核对后, 1980 年才由中华书局出版。就是说, 吴晗不停地“抄书”、最后终于出版了《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这部300 多万字的历史专著, 整整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
  吴晗“抄书”的真谛是是刻苦地读书和认真地研究史学材料。在“抄书”过程中, 几乎完成了《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的选材、标点、校勘、排序等初步工作, 一言以蔽之, 是吴晗读书和研究的结果, 他为将一部史料著作编辑成功, “读书”竟然读到了必需“抄”的境界。这才是吴晗“抄书”的真意。吴晗的“抄书”精神, 给了我们勇气和决心, 有了汇编东北方志的努力目标, 也找到了完成任务的正确途径。
  四、查核版本, 攻读细选
  史料著作成功与否的决定因素, 不是抄字的快慢, 而是取决于编者的国学根底和治学态度。今日学人、古文献的知识与老一代相比, 都有差距。只有端正态度, 学习前辈治学精神, 克服速成心理、戒除浮躁情绪, 耐得枯燥寂寞, 从习惯辨认繁体字和正确运用标点符号起步, 比较老实地搞起学问, 终于步吴晗先生当年“抄书”故事后尘, 在数以几千万字计的方志文海中, 度过了探索“寻宝”的艰难航程。
  普查馆藏, 考定版本。以辽、吉、黑三省馆和大连市馆为基础, 对国内35 家以上的图书馆馆藏方志进行全面调查, 调查范围是明、清至民国以来东北地区的旧方志, 查清了东北方志的总数量为322 种, 搞清了每种到底藏在哪个馆; 对每种志书的书名、修纂者、修纂年代、卷帙、版本及典藏情况等项, 参考以往有关的方志目, 亲自查阅每部志书, 重新复核、考订, 力求做到添补遗漏, 改正错误, 使著录准确无误。在此基础上编制成《东北地方志( 1949 年前旧志) 收藏状况及调查与校核目录》, 作为本“ 类编”的附录。从而保证利用“类编”的读者, 如需原件时, 即可据此附所示, 到方志所藏馆去核对原书。
  从300 多种志书中辑录, 要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版本里, 选择最佳版本, 就显得至关重要, 这是开始读志、辑录史料的基础。比如, 康熙、雍正、乾隆、咸丰各代均修有《盛京通志》, 但四部志书为何以阿桂主修、刘谨之主纂的乾隆本最佳?通过版本考据可知, 阿桂曾领衔主编《满洲源流考》, 与刘谨之等28 位满汉学者四修其书, 这批纂修人学术积淀深厚, 治学态度严谨, 几经反复才成书, 故该志是几次重修或续修的版本中质量最高的。又若不考证出白永贞为金毓黻之师, 就很难理解《海龙县志》、《长春县志》的价值, 更不知二人对《奉天通志》的贡献。我们此次将东北地方志的版本考订与从中辑录边疆问题史料两者结合起来, 使之俱增价值, 互为参照, 更便于研究者广泛地利用, 从而也确保了东北方志边疆史料“类编”的质量。
  悉心攻读, 辑录史料。参编人员分头对每部志书的文字, 逐章、逐节、逐页地悉心攻读, 对有关史料先“一网打尽”地辑录下来, 力求做到绝不遗漏, 不忽视任何细节。这是本课题的攻坚阶段, 也是在以后各阶段中要反复进行的工作。个人如对某些选材内容把握不准, 就提请集体研究、讨论后再作弃取。经三省认真初选、陆续汇总上来的史料, 由总编组再组织人员进行筛选( 有时要二选、三选等几次反复) , 最后终有200 万字可以入书。
  由于注重史料细节, 就极大地丰富了“类编”的历史内容。比如《, 瑗珲县志》《、漠河县志》《、黑龙江述略》等书, 记录了清代从黑龙江将军到边疆地区军民、直到妇孺抗俄殉国的壮举, 仅瑗珲一地一日之内就有数百人不甘屈辱而为国自尽,其中皆记有姓、有名、有出身履历等, 这对当地人民和后代是很有纪念意义的。再如, 关于历史上中俄两国地方政府和人民友好交往的友谊佳话, 方志中也记录详备, 如清代官员图理琛前往伏尔加河流域寻找中国蒙古族部落, 在俄罗斯境内受到俄地方官民的热情款待, 这无疑是中俄两国人民之间传统友谊的见证。中朝关系的史料, 诸如《 奉天通志》、《安东县志》、《 吉林通志》、《辑安县志》等书中, 有关领土争端, 民族纠纷, 谈判签约, 交涉文书等都有比史书更为具体、详细的记载; 各地志书中也十分生动地记录了历史上两国边区各级政府和人民的友好往来, 如采伐捕捞、探亲访友、商贸互利等等, 中朝界河、鸭绿江下游中江开市, 图们江上游会宁贸易集市等, 在明清500 多年间是中朝两国经济交流的两大市场, 更是两国人民互利互惠、双方经济共同发展、繁荣的历史见证; 中朝两国人民相互救助海难人员的事例, 在各地志书记载中屡见不鲜。
  东北方志史料中有大量关于中朝两国人民共同反对日本侵略者斗争的记录。从明万历“ 壬辰之战”到清末“ 甲午之战”,中朝将士和人民敌忾同仇, 浴血奋战, 守土抗倭, 唇齿相依, 前赴后继, 用血肉铸成中朝荣辱与共的友谊佳话。这在东北方志里记录得翔实具体、笔笔有宗。
  许多方志对日本在东北各地的侵华史实以及我国各地人民反对侵略者的斗争事迹。多有十分详细的记; 对在大兵压境、国弱民穷的清末民初, 我国一些边疆守土官员能够挺身而出、独臂支撑祖国边疆大局, 大声疾呼收复国土, 力争主权, 驱逐入侵势力的事迹, 不能不令编选者视为珍贵的史料。有的志书还记有在外交斗争失败后, 一些官员自责的文章, 此或出自传记、信件, 或出自碑碣、传闻。同时, 也如实地记载了我国辽东渔民学习先进的日本式的捕鱼方法的事, 以及1934 年( 民国二十三年) 时任奉天农工商局局长的熊希龄等人建议中国效法日本的森林法经营我国林业的问题等等。这都是罕见的史料。将上述资料披露于世, 不仅会增加历史研究的内容及丰富性, 而且也对后人有借鉴、鼓舞或警世的作用。
  五、拟题立目, 标点文字, 类编成书
  《东北地方志中的边疆问题史料类编》将史料取某一相对完整部分立一个条目, 为每一条目做出醒目的标题, 再将条目归入各大类。各条目的内容一般是叙述某时、某地发生历史事件的过程或人物的活动, 从而成为全书的细目。以这一题一细目为基本细胞, 汇总而入全书, 使全书成一整体。现经遴选, 全书有2600 个条目, 每一条目下多则几千字, 少则数百字, 平均每目约千字左右, 全书共约计200 余万字。
  对已立细目的史料进行标点、校勘并非易事。大家想尽办法去补足。如某些东北方志, 其中已有标点出版过的或有人曾引用过志书中的文字已加标点者, 都找来借鉴。标点时, 以选出的最佳版本作为定本, 还找来其他版本做参考、比较, 但除个别文字有明显的错、漏外, 原则上仍一律以所选定本为据。
  《东北地方志中的边疆问题史料类编》全书分为三卷。中俄卷由黑龙江省特藏部主任吴秀明先生主编; 中朝卷由长春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仇滨先生主编; 中日及多边关系卷由长春师范学院图书馆采访部主任秦亚欧先生主编。中俄关系卷分上、中、下三册; 中朝关系卷分上、下两册; 中日关系及多边关系卷独立为一册, 此卷中的多边关系是指与中国两个以上国家如中朝日、中蒙俄、中朝俄等等发生的三边关系, 以及中国与英、美、德等国的双边关系, 这些资料虽较少, 但研究东北及边疆问题也不可缺, 这类多边关系作为一部份与中日关系列合为一卷( 册)。每卷书下又按内容相近的细目集中归类,每一类设一大标题, 从而成为每卷之下的二级大类, 各二级类目的设置就分别容纳了全部细目, 使每个条目皆有类可归、有处可查, 使三卷书都做到纲举目张、层次分明, 脉络清晰, 浑然一体。比如, 中俄卷下设的五个二级大类, 各类目标题为: 1.边界、边务、边防( 防务、领土) ; 2.边民、纠纷、双边关系、外交往来( 民政、条约、综合) ; 3.地理、文化、风俗( 考证) ; 4. 战争、战事( 武装冲突) 、征讨、刑案; 5. 经济、商贸、金融等。我们认为, 将“ 类编”以国别关系作这种区分立卷, 会使捡索内容集中、问题明确, 读者查询起来便捷快当。这种以性质为纬线, 时间为经线, 把记事本末与编年的方法融为一体而组织起来的史料类编, 是一个大胆的探索和初步的尝试。
  六、启示和感言
  受《类编》启发, 我们认识到, 图书馆同人必须主动地走到馆外, 同社会科学各界( 当然也包括自然科学、科技界)学者和广大读者相沟通, 对他们之所想、所做、所需, 充分了解, 加强联系, 要主动地做好配合、为之贡献力量, 注意在充分利用馆藏图书方面发挥作用, 争取多涉及一些新的文献领域, 力所能及地承担一些资料工作的项目。
  地方志中记载的曾经发生在相邻国家与民族之间的那些矛盾、冲突、纠纷乃至战事, 给人民带来的不幸, 不应重演; 友邦和谐相处、友谊交往、共同发展经济、繁荣昌盛, 、互相尊重,化解纠纷、交流合作等生动、具体的历史记载, 足以使后人珍惜; 这些方志史料在记述各地民族、边疆问题的广度和细节等方面, 确是一般史书所不可代替的, 因而值得作为历史的借鉴, 存留于世。古籍所藏分散、史料整理、类编的工作规模也较大、工序较复杂、只有打破馆与馆之间的界限, 联合起来, 组成团队, 协同合作, 以集体的力量才有可能完成。
  世纪之初以来, 图书馆的读者服务工作中诸如“ 查阅古籍需交调卷费” 、“只能在馆内阅览、不准携出馆外”等等, 使读者困惑、烦恼, 研究人员感到有越来越多的限制, 感到极大的不便。《中华读书报》曾在头版头条上发表过题为《利用古籍受阻北大学者述说困惑》的文章呼吁解决此事, 就说明了这一点。
  在图书馆保存珍藏古籍的职责与读者渴求阅读古籍的希望形成尖锐矛盾的同时, 一些资深的老学者反映: 科研人员收集、查阅资料的状况和水淮呈大幅下滑趋势, 这就使科学成果质量也跟着降低。对此种种问题, 我们感到这些问题必须解决。通过这次整理方志史料, 同人们认识到。图书馆要开发自己得特色馆藏。如果只寄希望网络化, 而不去踏踏实实对本馆文献进行开发, 站在书架旁坐等读者( 读者网络阅读也未必要来图书馆) 上门, 那是一种无所作为、本末倒置、贻误事业发展机会的倾向。据统计, 我国旧方志约为8000 多种, 还有2000多种分散地藏在其他大图书馆里, 假定若干年之后, 数字方志的项目完成, 又去各有关馆补齐了所缺方志之数, 但读者如需《东北地方志中的边疆问题史料类编》这类特定内容的史料,那还得图书馆建专题库才能解决。梁启超先生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评价清代辑佚书的成就时, 特别提出以尽可能地恢复原书面貌, 为鉴定古籍辑佚书学术质量的重要标准。可见, 若想保证梁先生所强调的学术质量, 以原书面貌选辑、标点、类编古籍, 是最可靠的途径, 这是对古籍内容的深加工,深加工是出读者需要的钢材, 而不是出铁矿砂。在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一代读者越来越习惯于网络阅读的时代, 图书馆工作者更应视传统阅读的书为珍宝, 要竭尽全力地去发掘馆藏文献资源、使读者更好地利用书资源, 而不是相反。
  对图书的研究, 始终应是图书馆学的重要因素。刘国钧先生于1957 年应邀到北京图书馆, 为该馆的干部业务学习训练班讲过课。刘先生特别明确地把图书列为图书馆诸“ 要素”之首, 他说: “书是图书馆的资金, 要做好图书馆工作首先要研究图书、懂得图书。”图书馆员应熟悉图书以便答复读者咨询。这种研究构成了目学。目录学是图书馆学的一部份, 即研究有些什么书籍的那一部份。他又在谈到图书馆员还要懂版本学、校勘学后, 总结说: “上面谈的是研究图书馆的第一因素——图书所产生出来的学问。”
  在只凭浏览、搜索网上资源就泡制成新书的不良倾向越演越烈的状况下, 作为图书馆员, 仍要视为书第一“要素”, 对于读者中传统的阅读方式, 仍要循循引导、大力支持。图书馆员其职业即是与书为伴, 以保存、阐解图书为职业。对于当前人们的传统阅读和网络阅读两种方式的走向下, 图书馆员, 因其职业所系和得天独厚的条件, 人人都应争做人类记忆财富的守护神。图书, 无论是今天之古籍, 还是明天之古籍( 比如民国时期的图书) , 抑或是后天之古籍( 比如新中国建国以来至今天的图书) , 都是人类宝贵思想财富的结晶, 这就是当《东北地方志中的边疆问题史料类编》课题结项时笔者的心境, 也是每当我回母校北大, 都要到校园内的晗亭瞻仰, 都要思念吴晗先生的“ 抄书”精神而又久久不愿离去的原因。
  《东北地方志中的边疆问题史料类编》得到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的全力支持, 李国强、刘为、于逢春、李大路等先生多次在京听取我们工作汇报, 或来长春当面给予督促、指导,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 李国强先生于百忙中, 为本书作序, 在此表示衷心地感谢。辽宁省图书馆王清源、黑龙江图书馆吴秀明、大连图书馆陈艳君、吉林省图书馆陈玉红、关长荣付出了大量心血。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高佩群馆长、长春图书馆范敏副馆长、北华大学图书馆苏丽馆长、吉林师范大学图书馆丁庆华副馆长、吉林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图书馆包丽媛馆长、长春工业大学林园校区图书馆吕志文馆长, 吉林省图书馆石丽珍馆长, 长春大学科研处陈岱民处长给予了全力支持。长春大学图书馆孟祥荣副研究馆员, 东北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傅朗云教授、黑龙江省方志办公室柳成栋研究员和吉林省图书馆刘维英研究馆员为此书出力不少。本书编辑过程中, 还得到好友中国人大梁邻德教授、吉林大学图书馆原馆长王同策两先生鼎力扶持, 三省图书馆界中青年业务人员三十余人参加了此项工作, 一并致以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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