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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杭达多尔济和车林齐密特———以1911年外蒙古赴俄国代表团为考察基点

作者:2017-01-17 16:16文章来源:未知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外蒙古部分上层喇嘛和王公旋即宣布外蒙古“独立”。国内既往研究认为此次外蒙古“独立”系由俄国策划,“辛亥革命时,沙俄趁机推行吞并蒙古地区的计划,导演了蓄谋已久的外蒙古‘独立’丑剧”。这样的叙述长期掩盖掉“独立”运动中外蒙古王公的作用,以至于后人难以认清这次“独立”运动的台前及其本质。笔者认为我们很难找到史料证明俄国策划了这一运动,相反,俄国始终是慎重和有所保留的对待外蒙古寻求独立的请求。托马斯·E·尤因称“俄国所有其他的档案文件却表明这个‘危机’完全为他们意料所不及”,163。20世纪90年代,关于第一次外蒙古独立出现新的阐释。国内有研究者认为“独立”系由部分外蒙古上层王公和喇嘛主导,例如乌云毕力格在《蒙古史纲要》的描述:“在清朝的民族压迫日益加重及沙俄侵略日渐紧逼的形势下,蒙古人的民族意识开始觉醒,外蒙古的一些僧俗封建上层试图在沙俄的支持下恢复蒙古的独立地位,并开始积极筹划。”那么蒙古人的民族意识是如何觉醒的,哪些僧俗封建上层策划了独立,他们是如何寻求沙俄支持的,俄国有没有支持外蒙古独立这些重要的问题,仍需要研究。笔者通过考察1911年的外蒙古赴俄国寻求支持独立的代表团特使杭达多尔济、车林奇密特和海山的思想背景,以及他们为推动外蒙古“独立”所从事的活动情况,试图来回答作者所提出的问题。
  一、七月秘密会议
  1688年准噶尔与喀尔喀爆发战争,喀尔喀溃败后哲布尊丹巴一世温都尔格根倡议“投奔大皇帝”,并于1691年5月举行隆重仪式,在多伦诺尔会盟投表称臣。清廷以双重政治制度在通过旗制安稳蒙古王公的同时,保存了蒙古的宗教,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在宗教和世俗领域拥有重要影响力。另外,清还向蒙古地区派遣官员。这样一种制度安排,保持了蒙古地区两百多年相对稳定。进入晚清却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蒙古族人口减少,生活困苦,王公贵族阶层负债累累,特别是外蒙古地区的贫困状态堪忧。1901到1910年间,清朝政府为把内蒙、满洲和中央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发布了一系列的上谕,准许移民开荒和整顿行政,拆除了中国本部和边境之间隔墙的最后一个步骤。其间大量汉人涌入内蒙古和东北地区,北部喀尔喀蒙古也同样受到汉人和列强资本带来的强烈冲击。1909年3月11日,新任库伦办事大臣三多力推在外蒙古地区的改革和移民计划。1910年,土谢图汗和车臣汗的盟长以及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宗教机构沙比衙门的头脑,联名向库伦办事大臣和乌里雅苏台将军呈报,称“蒙古人民已经忧心忡忡地接到了几道要他们执行新政的命令,我们可怜的、为各种赋税弄得一贫如洗的盟和沙比的台吉和阿拉特们,已经到了他们再也无法支持的地步了。历次颁布的命令,没有一个对蒙古人是有利的”。
  用一个中国目击者(指梁鹤年)的话来说,由于承担新政费用而赋税日增的蒙古人“不堪其扰,相率逃避。近城(指库伦)各旗,为之一空”。这些改革和移民的计划,在各阶层引起了民族自觉和渴望建立一个独立和统一国家的浪潮。1911年7月10日,外蒙古的“丹书克”节,在三音诺颜汗的鼓动下,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召集王公喇嘛以会盟为名谋划独立活动。会议地点选在库伦城外博克多乌拉山中。以博克多格根(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为首的最重要的18位僧俗封建主参加了会议。笔者考察这18位包括土谢图汗盟副将军杭达多尔济亲王,达喇嘛车林齐密特,海山,前额尔德尼商卓特巴喇嘛巴德瑪多尔济,俄国驻库伦领事刘巴,车林多尔济,喀尔喀四部汗王,达喇嘛苏朱克图,那木萨赖扎萨克,图什业图汗盟长察克都尔札布。其中喀尔喀四部汗王在给沙皇的求助信中署名:土谢图汗达什尼玛、车臣汗納王奈伦、扎萨克图汗苏德诺木—拉布丹、三音诺颜汗納木囊苏隆。会议认真讨论了蒙古的局势,与会者认为继续留在清朝的统治之下已不可能,向呼图克图递送了下列呈文:
  我们的确不能再容忍清办事大臣和官员们的贪欲,以及他们对我国权利的掠夺了。虽然,努力争取独立和保护我们的黄教和国家是必要的,但是如果没有外国的援助,要独立将是困难的。因此,我们将派特使去我们的北方邻邦俄国,并以友好的方式阐述这些事实,请求它考虑给我们援助。杭达多尔济亲王、达喇嘛车林齐密特和官员海山已被任命为特使。
  这份呈文不难看出,选择独立和获取俄国支持,促成了赴俄代表团的产生。其中杭达多尔济、车林齐密特、海山被任命为代表团特使。至于为什么选择这3个人,盖因三人的身份可以用来体现外蒙古各阶层和内蒙古人共同的独立意愿。内蒙古人海山可以显示出“泛蒙古性”,杭达多尔济代表蒙古的王公阶层,以达喇嘛车林齐密特来代表黄教喇嘛。
  有关会议的情况,车林多尔济曾对陈箓回忆,“大家一时如坠入雾中。上下汹汹,如大祸之将临”,为避免受牵连纷纷选择离开了库伦。《远生遗著》中也有类似记载:1911年7月,外蒙古杭达多尔济亲王等亲俄势力,在蒙古四部落举行丹书克(即大会盟典礼)时,进行所谓的“独立”运动。杭达多尔济亲王“久怀携贰,蛊惑活佛,密主联俄”,提出所谓的“独立”。赞成者仅为那木萨赖公、三音诺颜王等少数,其余喀尔喀四部王公均不赞成,皆陆续请假回旗,洁身远引。只有土谢图汗盟的副将军杭达多尔济亲王和大沙比的达喇嘛车林齐密特等几个人,坚决地主张独立和俄国联合,其他大多数人却担心采取这样一个步骤太早了。大部分的王公贵族非常审慎地对待独立问题,在海山他们有把握取得胜利之前,即使少数的支持者给予的帮助也比较含糊。因此,此三人担当代表团特使的任务也是理所当然。
  二、杭达多尔济
  1911年7月29日,王公、喇嘛代表杭达多尔济、呼图克图之助手金库员司车林齐密特作为哲布尊丹巴特使携5名随员秘密前往圣彼得堡。对于该代表团中的海山,日本学者中见立夫已开展较多的研究。然而目前学术界还缺乏关于杭达多尔济和车林奇密特的研究,下文着重考察此二人。
  代表团“团长”杭达多尔济,车林多尔济之孙,喀尔喀土谢图汗部右翼后旗,扎萨克和硕亲王。第一代是车木楚克纳木扎勒,末代为杭达多尔济(八次袭)。光绪十八年(1892年)五月,袭土谢图汗部右翼左旗(库伦西北两百英里)札萨克亲王。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十七日(1900年11 月8日),授亲王杭达多尔济为土谢图汗部副将军;光绪三十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904年2月1日),命在御前行走;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1905年1月22日),赏用紫缰;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初九(1907年3月22日),赏喀尔喀土谢图汗扎萨克亲王杭达多尔济等穿素貂褂。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二月,以防守边疆异常出力为名,亲王杭达多尔济与总管西卡伦额鲁特扎萨克贝子达克丹多尔济被清廷授予乾清门行走。与杭达多尔济关系密切的瑞典人拉尔森,在他的记录中杭达多尔济勇敢、固执,年轻时常和老猎人进山打猎数日,并且能言善变。杭达多尔济也很会笼络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1908年拉尔森陪同杭达多尔济到上海,杭达多尔济大约花了四万美金为活佛购买礼品,包括蒙古高原根本用不到的救生圈,拉尔森阻止未成。活佛自然欢喜异常,召集朋友分享杭达多尔济献上的新鲜事物。
  关于杭达多尔济反清的原因,大致有如下几种记载。时任库伦军备处的唐在礼在《蒙古风云录》中记载杭达多尔济不满满官所为走向反清的道路,“时有亲王杭达多尔济者,沉鸷有异志,不善满官所为,辄结合死党,间取国际公法诸书读之”。
  谢彬《蒙古问题》中称杭达多尔济为蒙古独立的首谋:
  蒙古独立其首谋者,土谢图汗部之亲王杭达多尔济,即以曾借华商巨款,无力偿还,乃鼓其垂暮奄奄之余气,起为独立运动耳,又据宣统二年(1910年)。库伦办事大臣三多报告:仅土谢图汗、车臣汗二盟所属库伦活佛之沙比那尔喇嘛旗,借欠华俄商家不能偿还之款,已达百余万两。
  毕桂芳《外蒙交涉始末记》中的杭达多尔济:
  迨至光绪末年,遂有勾串蒙人煽惑叛变之事。亨达亲王(杭达多尔济亲王)首先与俄人秘密私通。辛亥武昌事起,同时急进党人数名假借俄人保护,潜赴外蒙煽惑蒙众,倡导独立。俄人乘此时机,复从后怂恿蒙驱逐库伦办事大臣。彼时外蒙号称亲俄派者,仅亨达亲王等三五人而已,因恃有俄人为之主谋,遂将驻库大臣三多君悍然驱逐,宣布独立(亨达亲王历欠商家债务甚巨,意图独立借以赖债,非有大志,党人力为煽惑,俄人复利用之)。
  分析上述材料,杭达多尔济参与反清的原因可大致分为对清廷的不满和赖账目的。其中杭达亲王对清官员的不满以1909年三多主办“新政”为前后又可分两个阶段。早前杭达多尔济与清官员的对抗表现于抗开垦蒙地的斗争中,19世纪90年代蒙古部分王公向清廷上了长篇请愿书,要求“把乌里雅苏台将军及其参赞大臣急速撤去,并彻底改善蒙古人的地位”。请愿书威胁到“若长此以往,蒙古人只好拿起武器”。清政府果断地惩罚了请愿的发起人,其中包括在请愿书上署名的杭达多尔济亲王。光绪三十四(1908)年二月,办事大臣延祉以派员勘丈各旗垦地,亲王杭达多尔济旗台吉巴图巴鲁抗不备台,请严加议处,清廷允之。
  第二阶段在三多创办“新政”之后,表现为杭达多尔济对三多以及三多所办“新政”的不满情绪,杭达多尔济的不满在外蒙古王公贵族中最为强烈:
  王公们对三多不满。尤其是杭达多尔济亲王,认为三多应该回到他属于的长城以南去。当其他的王公们起初没有像杭达多尔济亲王那样严肃处理三多和他的新政的时候,杭达亲王表达了他的不满,通过离开库伦回到他的旗地的方式。他召集了他的士兵,然后返回库伦赶走了清统治者。
  部分研究者认为杭达多尔济和三音诺颜汗推动蒙古独立是为逃避债务,赖债遂成为杭达多尔济反清的说法之一。三多曾上《奏为除积弊加给薪津摺》一摺:查接管卷内,有图车两盟沙比等,历年息借华俄债款,跌经报官索欠者,约计不下百万余两。故出现谢彬“杭达多尔济曾借华商巨款,无力偿还,乃鼓其垂暮奄奄之余气,起为独立运动耳”一说。严重的债务问题是内外蒙古王公共有的问题,杭达多尔济债务问题不足以解释杭达推动独立的真正原因。而另一位主导独立的重要人物三音诺颜汗那木囊苏伦被认为债务是其推动独立的真正目的,三音诺颜汗因在北京赌博和生活淫乱累积了巨额债务而闻名。
  除以上两种所分析的原因外,杭达多尔济的叛离原因另有其他解释。茨·达木丁苏隆编《占布拉老人的话》记载,杭达多尔济反清据说还有其他的动机。根据一份材料,清朝政府在北京将他的儿子杀了,然后可怕地将裹在黄缎子内的他儿子的脑袋送给他看。杭达多尔济当即宣布,决不让满人、汉人的鞋印越过张家口一步!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有误,据拉尔森回忆西藏达赖喇嘛在蒙古期间,年轻的杭达多尔济之子担任达赖的特别助手。达赖离开外蒙古后,杭达多尔济之子一直陪同达赖从五台山到北京。拉尔森认为北京不适合杭达多尔济之子,拉尔森到北京后希望他能够与自己回外蒙古,他拒绝了并坚持在北京一直到达赖喇嘛回西藏。之后杭达多尔济之子病死在了北京:
  小杭达王看起来病得厉害。他咳嗽非常严重,异常瘦弱。我再次恳求他回蒙古,但是他拒绝了。最后,当我回蒙古的时候他还是到车站为我送行。我扶着他的胳膊,一起走上站台。
  当火车开动的时候,我鼓动他跳上火车和我一起回蒙古,但是太晚了。他拒绝了我的请求,他认为他的咳嗽只是轻微的不适并且将很快康复。我永远不能再见到他,几周之后,他病死在了北京。
  此外,海山对杭达多尔济的影响应该是他推动独立的另一主要因素。晚清在外蒙古的外国人和在外蒙任职的满汉官员基本都会接触到杭达多尔济,包括在外蒙古独立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内蒙古人海山,车林多尔济曾对陈箓说“如无海山来库,外蒙或不至有独立之事”。海山据说能熟练使用汉、满、蒙等语言,以其出色的语言能力和个人才能,帮助策划和建立了外蒙博克多汗政权。海山熟知国际法,1910年俄国人波波夫大校会见过海山,留下如下报告:
  喀尔喀已处在即将完全隶属[于清朝]的境地,蒙古民族主义者们认为蒙古人必须主张自己的权力。尤其是海山认为,在俄国的支持下,向海牙国际法庭提出对清政府不法活动的指控是可能的。蒙古封建领主的反满集团,立志要完全脱离中国,并且拥戴博格多格根为首领,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海山请求帝俄代表给予蒙古武器援助,并帮助蒙古人建立国家机构。不然的话—用他自己的话说—蒙古人将不得不向日本请求援助。
  从这段记录不仅可看出海山推动蒙古独立的目的,更重要的是他要向海牙国际法庭提出诉讼,显示出了他的国际视野。作为杭达多尔济的密切同盟者,海山的识见对杭达多尔济产生了重要影响,杭达多尔济者结合死党,间取国际公法诸书读之,唐在礼的这段话至此亦不难理解了。海山对杭达多尔济的煽动成为杭达多尔济叛变的重要原因:
  是时(三多)库伦创立新政日急,多不恤蒙情,蒙情始终无从上达,蓄怒愈深,适海山、乌泰等由内蒙来库,种种劝诱,挑拨,杭达多尔济首先为其所动[20]212。
  俄国人的拉拢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杭达貌恭心狡蓄意联俄始于庚子”。和俄国人接触较多的车林齐密特、三音诺颜汗和杭达亲王等人,俄国人只称杭达多尔济素抱俄蒙亲善主义。杭达多尔济和俄国关系之密切非同一般。车林多尔济告诉陈箓,杭达多尔济曾把买卖城作为战利品送给了俄国人:
  此事发生时在民国二年,予适随同赛音诺彦汗前往俄京,库伦各事均由杭达多尔济一人主持。大概是时因俄兵在科城出力,事后俄领流巴(刘巴)要求以中国买卖城作为战利品,划归俄国为报酬。杭达王不察情形,慨然允许。事定之后,全城商民财产货物悉归流巴一人所得。
  追寻历史,1890年俄国卡尔梅克人丹必占灿喇嘛潜入蒙古,即多次对杭达多尔济进行煽动,推动杭达多尔济逐渐走上叛离的道路。丹必占灿,在赴蒙途中曾向土谢图汗部杭达多尔济亲王“讲经”数次,鼓吹杭达多尔济王应推动“蒙古之独立”。并暗示俄国政府极其赞同“蒙古人民自己的选择”,俄国政府愿意调停清朝中央政府与蒙古的关系。俄国人对杭达多尔济的“公关”成功,“(杭达多尔济)千九百是一年九月,曾到俄京。即与俄相密谋,嗣后常为俄谍。故俄尤亲信之”。杭达的勇敢和固执的性格自然成他鼓动独立的重要动力,联合他对清廷官员的不满、俄国的拉拢和海山的鼓动,这些应是他推动独立的最重要原因。综上所述,我们基本可以理解前文所述秘密会议的赴俄代表团,为什么以杭达多尔济为首,杭达多尔济“自称为呼图克图钦命之外部大臣”。
  三、车林齐密特
  第一次蒙古独立运动中车林齐密特和海山最具民族主义热情,曾为“大蒙古国”矢志不渝。达喇嘛车林齐密特是平民之子,生于同治八年(1869)卒于1914年。年轻时的车林齐密特削发加入僧籍,因蒙文学得非常好成为商卓特巴衙门中能干的文书。又由于精通沙比事务,被提升为达喇嘛。作为狂热的“泛蒙古主义”者,其在外蒙古独立后,一度与海山等人控制了博格多汗政权。1912年俄国人廓索维慈在支持和帮助博格多汗政权问题上,同博格多汗政权进行交涉。为了攫取更多在蒙利益,提出了极为苛刻的要求,车林齐密特同廓索维慈进行了激烈交锋,为此廓索维慈留下了非常不愉快的印象,称车林齐密特“系一完全秃头之和尚”。廓索维慈记载:
  继而达喇嘛又复发言,而且语气极为激昂。略谓:蒙古政府绝对不愿缔结任何条约,将中国在蒙宗主权从新加以证明。喀尔喀宁肯与华一战,以保独立;战而不胜,则愿与内蒙同其命运,换言之,即彼此仍旧同为北京属国是也。倘若喀尔喀坐视南蒙东蒙成为奴隶,以作自己获得自由之代价,则不如全体蒙人联合起来,大家死在一处之为善。此外,现在所谓俄蒙条约对于蒙人并无实利可言,只将蒙人置诸铁砧之上,铁锤之下,任意敲击而已。并有人谓:此种条约用意,无非俄国愈将蒙古暗中置诸自己保护之下,以使蒙古成为Buchara(俄国地名),或高丽第二而已。因此之故,蒙人必须仔细思量,究竟联合何国比较有益,亲俄乎?抑亲华乎?蒙人虽然贫而无教,但极爱自由,殊不愿脱离中国奴籍之后,又变为俄国奴隶。而且俄国政府并无丝毫诚意与蒙磋商条约,乃是勒令蒙古,无条件地接受俄国要求而已。因此,彼主张蒙古政府宜待中国代表诺颜图到来之后,视其所提条件如何,然后再行择其与蒙最为有利者,以定方针,云云。
  达喇嘛车林齐密特对俄国人寸步不让,廓索维慈竟“将桌上蒙古所拟条约草案取到手中,随即掷诸地上。并起身向该王公等言曰:余因达喇嘛出言侮辱之故,决意停止谈判云云”。而此时的杭达多尔济私下向俄国人报告了外蒙古高层内部的意见和分歧,车林齐密特此举为有意为之。廓索维慈也自称余系闻之蒙古亲俄派杭达多尔济。
  由于车林齐密特强烈反对沙俄掠夺外蒙古利益,驻库伦俄领事刘巴致电俄外交部“诸大臣与诸王公之间存在严重分歧,达喇嘛及一些喀喇沁官员(指海山等人)掌握着政权,近来他们对俄国奉行不友好的两面政策”。俄外交部指示刘巴在会晤呼图克图时,向指呼图克图暗示,最好以我们信赖之王公替换达喇嘛。不过,刘巴必须审慎行事,切勿使该问题尖锐化,以致影响同呼图克图之关系。刘巴电称:“将按照我们的意愿,任命喀尔喀王公为首席大臣。据传,将由三音诺颜汗接替达喇嘛。”果然,很快达喇嘛车林齐密特被替换,并将大喇嘛暂时遣去。呼图克图乃命三音诺颜可汗继续与俄谈判,据云:呼图克图此举,系由其妻劝告所致。可之后会谈达喇嘛又复大露头角,双方为是谁代表蒙古争执起来:
  彼除提出各种质问外,并询余:何以俄国如此坚持此项条约,必须呼图克图以及各王公签字,而不主张此约直由蒙古政府署名?盖自库伦独立以后,蒙古王公之地位,固早已由蒙古政府取而代之,云云。余乃答曰:此次会议之事,既由各王公出席主持;因此,余以为约中遍列王公之名,似较只列一个不注姓名之政府为佳,云云。
  关于车林齐密特这一质问,廓氏自己所给的解释,则是“大约达喇嘛因彼自己不是贵族之故,颇不愿意各位王公,在政府之中,自成一种特别团体”。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尽管车林齐密特身居喇嘛高位但具有“世俗主义”倾向。车林奇密特的“大蒙古国计划”被俄国人Sazonov描述成“蒙古帝国主义”,俄国人对此极端反感。以上是谈判过程中双方的交锋,之后廓索维慈在著作《库伦条约之始末》中评价车林齐密特这种行为是反对贵族专制政治的,贤明和正直人物的表现:
  他车林齐密特讲到了统一全体蒙古人的必要性。在所有蒙古大臣之中,他作为活跃且最贤明,被认为是个正直人物。尽管他在僧院内部身居高位,却反对喇嘛教和贵族专制政治,把经看作蒙古的大恶。由于他的反喇嘛斗争,被称为是恶魔的转世。
  根据这些记述,车林齐密特应是位具有“世俗主义”倾向的民族主义者。中见立夫的研究认为,车林齐密特精力旺盛,与其说他是亲俄派,倒不如说他靠近国民党,虽年仅35岁,却能一度控制着辛亥革命后外蒙古的政权,“所有大臣均由副大臣辅佐,他们大部分是南部或东部蒙古人,而不是喀尔喀即外蒙古人。在副大臣中,有些人智慧过人、学识渊博(指海山等人),大臣们对他们的势力存在着嫉妒的倾向”;并且这部分人形成了以车林齐密特为核心的南蒙古人的集团,在博格多汗政府内势力巨大。
  至于代表团中另一位重要成员海山,在推动外蒙古独立运动中起了独一无二的作用。林唯刚说“海山,内蒙古喀喇沁旗人。向在北京那王府供差。因犯案逃避俄国。其人通习中国情形。阴鸷有权略,既积撼于中国,乃为活佛谋叛清甚力。库伦独立后所有置军械,聘俄员,卖矿产,练蒙兵,招致马贼联络蒙众,皆出其一人之计划,现封公爵,称松彦可汗”。根据车林多尔济的说法,海山在三多到任后才活跃起来,“海山在哈尔滨居住有年,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始行来蒙。驻蒙大臣延祉曾接理藩部公文,密查海山踪迹,捕获解京。后经查明,确有其人。延大臣素性和平,以海山只身来库,既无功名,又无势力,当不至为患,遂不根究。宣统元年1909年延大臣交卸后,海山始敢公然出头”。
  公开亮相后的海山投靠到杭达多尔济门下,一方面向杭达多尔济灌输独立的思想和路线,“种种劝诱,挑拨,杭达多尔济首先为其所动”,同时利用杭达多尔济的影响力宣传反满,策动独立。海山作为最早的蒙古民族主义思想宣传者之一,他在喀尔喀蒙古地区宣传民族主义的努力,有利于我们考察1911年前喀尔喀蒙古地区的民族主义发育程度。他曾对兰司铁说,他几乎遍访了80多个王公,试着向他们说明了蒙古的政治地位。这些人当中,有的人由于无知,或是不注意健康而搞垮了自己(原意为身败名裂),没能认识到情况的严重性。
  可以看出,蒙古族地区的民族主义是比较弱的。再回到前章所述秘密会议情况,大部分喇嘛王公非常害怕,找理由逃离库伦以撇清和独立分子的关系,说明面对外部传入的民族主义思想,外蒙王公的接受是比较被动的。但是这种状况在海山、车林齐密特的推动下,还是迅速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在蒙古宣布“独立”后民族主义快速升温。作为推动外蒙古独立的最重要三位人物,又同时被任命为赴俄国代表团特使,二者的追求不同于杭达多尔济。辛亥革命后,海山脱离杭达多尔济的党羽投身车林齐密特门下。第一次外蒙古“独立”运动失败之后海山最终又返回内地,后情况不明。
  四、外蒙古的请求与俄国的答复
  俄国人特别地关注了杭达多尔济和车林奇密特的行动,甚至于秘密独立会议前,沙俄驻库伦官员拉弗多夫斯基即致电廓索维慈外蒙古局势可能有变,“中国政府之行动使蒙古王公惊恐不安,他们决定在库伦召开全体会议,讨论蒙人应采取何种措施,以对付中国人对蒙人的彻底奴役”,拉弗多夫斯基认为:
  对我国在蒙古奉行之政策之方针发生极大影响之时刻可能即将到来。我国对蒙古事务之干预,无疑将招致远东事态复杂化。另一方面,倘我们不给予蒙人庇护,则我国将会———可能将永远———丧失我国目前在该地所享有之崇高威信和好感,此外,我们将看到另一个大国将出现于蒙古并取代我国在蒙古之地位。
  7月秘密会议召开后,俄国人对会议内容和派代表团赴俄乞援了如指掌,库伦的俄情报人员第一时间即把情况汇报了圣彼得堡,同时请求外交指示。拉弗多夫斯基于7月28日再致电代理外交大臣尼拉托夫:
  王公会议业已结束。诸王公在长时间讨论之后得出结论:中国人施行新政之目的在于彻底奴役蒙古,对中国人之行动提出抗议是徒劳的,故决定立即向我国请求庇护,而对清政府之要求则暂时予以敷衍。今天活佛已将会议决议告诉我,并谓,数日后喇嘛、王公、蒙众代表团将前往彼得堡,就俄国保护喀尔喀一事正式提出请求。对此,我请求在收到您的复电前暂勿派出代表团。对于上述事实我国应立即明确态度。
  7月30日,尼拉托夫以极密特急致电内阁总理大臣科科弗采夫:
  鉴于中国政府迄今主要在内蒙致力实行之新政现开始向外蒙推行,外蒙代表———蒙人宗教领袖呼图克图及诸王公担心中国人蓄意侵害蒙人应享有之自治权,遂在库伦举行会议,现刚刚结束。这次会议决定向俄国政府请求庇护,并请求接纳喀尔喀(外蒙)于俄国保护之下,为此拟派代表团前来圣彼得堡。
  俄国政府尴尬地应对着外蒙代表团的到来,尼拉托夫认为,“代表团之到达不合时宜”,但“不是施加压力,而是试图说服代表团”,并推荐恰克图边界委员希特罗沃上校担当此任。8月3日,科科弗采夫复函同意尼拉托夫的意见,“半路拦阻蒙古王公之人为措施可能引起议论纷纷和产生纠葛”,应该等待代表团到达与其谈判,“设法使此事符合我国愿望。在此种情况下,此事或许在即将举行的俄中谈判中能使我们得到好处”。至此,俄方“同意接待蒙方代表团,但不支持外蒙古方面的独立请求”。8月9日尼拉托夫致电北京公使廓索维慈转达该意见。
  8月15日代表团抵达圣彼得堡,次日受到俄国代理外交大臣接见。蒙古代表团递交了被拉夫多夫斯基称为“正式请求信”的信件,信件称:
  近来,汉族官员接管了这个国家,在许多方面引起了混乱,特别是由于他们提倡新政,企图借此把蒙古的牧场改变成为农田,破坏蒙古人旧有的习俗。在举办新政,设立各种机关的名义下,有很多汉人来到了我们蒙古。他们把喀尔喀北部数旗变成了农垦区域,定居在那里。汉人企图彻底破坏我们的生存手段,巩固他们的边疆。极端不能忍耐的是:中国政府移植大量汉人到蒙古,设立受汉人直接管辖的特区,并剥夺和减少许多扎萨克的权利。
  你,伟大的白人皇帝,除了你渊博的学识和慈悲以外,还提倡黄教和聚集无量的功德。因此,根据前次(我王公7月里提出的)请求,我们希望尊崇(“舒特赫”)贵国。如果你能帮助我们小国,蒙古人古老的习俗就能够保存,黄教就会繁荣昌盛,我们也就能永远过着和平的生活。
  以上这封信的内容,饱受苏联和蒙古国马克思唯物论历史学者的嘲笑,被认为是基于封建主阶层的“狭隘的一个阶级的、自私自利的利益”,其目的“首先是在于恢复封建主对阿拉特垄断剥削的权利”。信件的最后提出了实质性要求:请求武装援助支持独立,“并示意需要俄国部队来对付当时正在向蒙古行进的一支中国军队。它提议在圣彼得堡和库伦当局之间,缔结一项秘密条约,蒙古人让予某些特权:贸易特惠、铁路建筑、邮政驿站系统、印刷钞票和组织军校。这封信最后还表示,“内蒙古人也抱有这些想法”。
  由于“日俄密约”的束缚,特别是中、近东问题的干扰,俄国特别会议(8月17日)认为,目前帝国政府不得不积极参与解决近东和中东各种尖锐问题;在蒙古问题上表现主动,从而削弱我国在西方问题上之影响极不适宜,在目前情势下,不宜在蒙古问题上表现主动,俄国人认为最符合俄国政治宗旨和当前政治局势之做法是:
  帝国政府在蒙古问题上不主动发表意见,不承担以武力支持喀尔喀蒙人脱离中国之义务,而是居间调停,通过外交途径支持蒙人捍卫独立之愿望,勿与其宗主国君主清朝大皇帝脱离关系。
  关于呼图克图请求俄国出兵库伦保护蒙人,特别会议认为“鉴于帝国驻北京公使表示深信,为保障代表们之安全,为使我国捍卫喀尔喀独特制度之意见书达到目的,我国在库伦必须驻扎一些军队,应立即派遣两连哥萨克带着机枪加强我国驻库伦领署卫队”。9月7日沙皇签署同意。俄方的政策,使海山、杭达多尔济和达喇嘛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杭达多尔济怯于清政府的制裁,藏身于俄国与外蒙古边境地区直至辛亥革命发生后,始返回外蒙古。得知关于代表团的消息后,三多迅速在蒙古采取了行动。拉弗多夫斯基9月10日在给廓索维慈的报告称:
  办事大臣三多获悉王公们向俄国提出请求后,要求他们书面声明:“关于向我们求援乃少数人之所为,多数王公和活佛并未参与此事。”在办事大臣恫吓下,王公们按照要求作了口头答复,并通知拉弗多夫斯基说:“倘日后情况有变,他们将收回自己的话。”据拉弗多夫斯基说,三多绝对禁止王公与领事联系,并“劝告他们切勿指望俄国援助,还威胁说,如不从命,将出动五百士兵,并把住在库伦的中国居民武装起来,库伦的中国居民比蒙人多。呼图克图的宫殿已被中国士兵包围,不准俄国臣民进入”。
  为了争取更大的支持,海山、杭达亲王和车林齐密特向一切可能帮助他们的人求助,包括芬兰人兰司铁和波兰籍蒙古学家乌兰迪斯拉夫·鲁德维格维奇·科特维奇(1872-1944)。从阿尔托的回忆我们看到,海山曾向兰司铁写信求助,恳请兰司铁前来帮助杭达多尔济和车林齐密特摆脱所陷入的严重困境。兰司铁给予了外蒙代表团多方面的援助,但是作为一个语言学家他所能做的毕竟有限。
  8月28日俄驻北京公使廓索维慈向北京通报了蒙古代表团情况,中国政府表示“希望同俄国政府保持友好关系”。9月7日清外务部左侍郎胡惟德就俄国就蒙古问题发表的声明,向廓索维慈做了口头答复“中国政府对蒙政策之目的在于改善这一十分落后地区之内部状况”。10月13日,北京政府饬令库伦办事大臣(三多)缓办蒙古新政。俄国鉴于国际、国内形势无力支持外蒙古对抗北京,于是外蒙古方面得到的仅是“‘新政’停办”。
  结束语
  至此,应该可以肯定,1911年的外蒙古赴俄代表团没有达到目的,俄国人拒绝了外蒙古的请求,杭达多尔济和车林齐密特肩负的使命落空。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给了外蒙古代表团和俄国政府重新选择的机会,杭达多尔济返回外蒙古,他带领自己的人马“驱逐”了办事大臣三多。很快外蒙古宣布“独立”,搭建起自己的政府,自然杭达多尔济、车林齐密特和海山都官居要职。
  外蒙古的独立运动有其历史背景,辛亥革命前新土尔扈特亲王密什克栋固鲁布在得知杭达多尔济为首的这一代表团赴俄消息后,迅速密报了清政府,清政府紧急往库伦和乌里雅苏台等6将军驻蒙古府邸,派兵4000人,加强边防力量。但是历史有着诸多的偶然性,辛亥革命爆发后,加强后的边防亦无济于事,杭达多尔济等少数王公的冒险和努力初步“成功”。纵观这一历史,事实已经比较清楚,外蒙古部分王公贵族在推动外蒙古独立运动中的作用应该是首位的,当然缺少俄国因应形势变化所给的部分支持,杭达多尔济们推动的外蒙古独立运动也根本成功不了。外蒙古宣布“独立”后,由于政治内斗杭达多尔济被政治对手毒死,车林齐密特也死于政治斗争,幸存者海山返回内地,同时说明彼时的外蒙古人还不足以完成现代的民族国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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