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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作为意义的历史———广西上林县唐碑研究热之观察

作者:2017-01-17 16:16文章来源:未知
  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一书有关于广西上林县唐代碑刻的几则记载:
  智城洞。去城四十里, 唐韦厥所隐之洞, 一山峭壁千仞, 勒碑其上。
  韦厥碑。智城洞去县四十里, 盖韦厥所隐之洞也, 碑乃廖州刺史韦敬办所撰。
  韦厥。汉韦玄成之裔, 唐武德七年持节压伏生蛮, 开拓化外, 诏领澄州刺史, 后隐于智城洞。公与诸子皆封侯庙食, 为庙者九。
  若将上述记载进行组织的话, 我们或许会得出“韦厥碑是韦厥的后人为纪念他而在智城洞峭壁上撰写的一方石刻”这样的信息。但对于中国古代这种地理类史书, 如果我们仅仅做字面上简单的判断就难有精确的理解。尽管《舆地纪胜》被公认为记载上林唐代碑刻最早的著作, 其中的描述亦是如此, 其内容存在着许多问题。这也就不难理解, 为何在以后的文献及著述中, 要么语焉不详, 要么张冠李戴的谬误不断的出现。因为这些错漏, 为上林唐碑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议题, 它们正是当代学者需要解释的重要方面。
  但本文的目的并非要进行资料考订性研究,而力图通过观察当代人解读碑刻的过程, 反思历史脉络中的社会情境与社会现实。故更值得深究的是上林唐碑重新登上历史舞台的全新方式, 以及所唤起的社会记忆和创造的深度历史场域。这需要将之置于地方社区具体的历史进程中考察才有意义, 我们的思考是由一个学术研讨会开始的。
  一、研讨会:碑刻意义之呈现
  学术研讨会是当下颇为流行的研究组织形式, 与会的学者可以通过动态的对话方式, 以不同的视角对研究主题进行多学科的探讨, 最终整合成时代性学术语汇。对古代文物的诠释, 学术研讨会亦可提供这样一个平台。2003 年12 月12日至16 日在广西南宁市上林县隆重召开的“广西上林县唐城唐碑学术研讨会” , 是上林地方史上规模空前的一次学术盛会, 围绕着唐代碑刻进行了多维的解读, 从文化表征中追求其象征性与工具性的意义。在此过程中, 不仅碑刻的价值与意义一一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更塑造出一种权威的历史意识和文化理念, 展示了政治、经济与文化机制的动力模式。从中我们也认识到, 研究者的解读具有明确的目的性与使命性, 他们尝试利用碑刻为自己服务, 让历史影响现在, 学术研讨会构成这种历史再生产的基本要素。
  学术研讨会之前, 上林县政府已组织团队对唐碑进行研究。广西民族研究所的覃圣敏研究员为主要负责人, 其撰文记述了此事:“我会同广西社会科学院的周中坚、潘其旭, 广西民族研究所的白耀天、卢敏飞, 上林县文物管理所的叶展新、覃永乐, 上林县白圩中学的覃仁信等, 找来碑拓, 多次到唐碑所在地对碑文反复进行了`会诊' 。”覃先生提及的这些人物熟知上林地方史和地方风物, 而且熟悉上林壮语, 了解民间流行的土俗壮字, 可谓是上林县文化界的精英。他们对两方碑刻的文字进行了充分的校证和注释, 对自《舆地纪胜》以来的历代记载做了考证和辨识, 最后的成果内容详细, 并成为基础的研究文本。这些研究主要立足于碑刻本身, 更重视文字与历史的反映, 为研讨会起到铺垫的作用。
  此后通过上述研究人员的社交网络联系到了一大批国内外专家和学者, 共同对上林唐碑进行全面的研究。这些学者的知识构成极为广泛, 有民族学、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文艺学、文字学、博物馆学、书法学等等, 其中一些不乏为所在领域的方家。所邀成员的构成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组织者的研究旨趣:以不同的视角对两方唐碑进行多层次、多学科的立体式研究, 形成以唐碑为中心的学术话语流。
  从接触两方唐碑开始, 学者们便有了非常明确的目标:深层次挖掘出它们的意义与价值, 并对此做出合理的解释。比如根据考证, 研究者认定在时间上, 唐碑之一的“六合坚固大宅颂碑”刻于唐永淳元年(公元682 年);唐碑之二的“智城碑”刻于武则天万岁通天二年(公元697 年), 分别比号称“岭南第一唐刻”的广东省罗定市“ 龙龛道场铭”早17 年和2 年。据此认为这是两方1300 多年前遗存的珍贵石刻, 因而“岭南第一唐碑”的名号也应易位。表现在文字上, 两篇碑文均使用骈文体, 而且“文字流畅、符合汉文古文行文规则, 无语病, 用词简老。其中《智城碑》不仅行文流畅, 而且富于文采, 洋洋千言(1108 字)一气呵成, 江流直泻, 读起来颇令人心旷神怡。”因此碑刻的文学价值亦值得重视, 特别是它所体现的一脉相承的古代诗文精髓, 令其身价倍增。
  其他更多论文提交到研讨会上, 内容广泛但主题鲜明, 都试图强调碑刻与壮族先民的紧密联系, 体现了文化展演、族群认同的学术氛围。文章的论题主要有:唐碑的历史脉络及文化内涵与价值;碑刻反映的唐代壮民族的历史形貌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方面, 既有先进的中原汉文化影响下的文化一统性, 又有独具民族特色的成就;碑刻作者的族籍问题;以及碑刻的保护与旅游开发等等。这些研究已超越了碑刻静态观察的视野, 形成与主流话语叙述风格互动的态势, 影响深远。所以关于研讨会效果的评价, 会议的组织者认为这次会议是系统研究的开始, 属于里程碑式的活动, 并期望能以此为起点进行更深透的研究。其目的是要“争取早日将这碑、城列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乃至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让更多的世人共享这一古代明珠的光辉。”
  历史语境中1300 多年前的广西桂南地区是中央王朝的边缘, 政治、经济与文化各方面都处于落后状态, 更素有“ 南蛮之地” 的称号。但对此种“中心—边缘”二元观的反思, 已是当下地区与族群的重要话题。当然, 对诸如此类历史意识的解构需要反证的材料, 因而若将文化作为一种评判标准的话, 学者们所诠释的上林唐碑的价值与意义就具有指标性。两方唐碑尽管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对整个地区的认识, 但它们却有隐喻的意义, 在文化融合的进程中, 地方社会常常自豪于挥动着的“先进”与“正统”的旗幡。
  学术研讨会是围绕研究者的解读而进行的探讨, 接受邀请的专家与学者通过田野调查的方式,身临其境考察了两方唐碑;以学术讨论的形式, 经过不同研究角度的交锋, 他们对碑刻的诠释最终将被载于研讨会的论文集或发表在各种刊物上,成为权威的文字表述, 产生各种反响。当然, 学者解读的内涵置于宏观的时代语境之中, 所研究的各种历史要素被赋予深刻的现代意义, 这是由特定历史时期中特定的权力格局决定的。但意识形态的文化图式既有支配性也具有张力, 人们与历史遗产的对话表达了国家、地方及族群间互动与交融的关系, 三者的历史与文化进程交织于对某种象征符号意义的争取和纳入, 学术研讨会则成为同构这一过程的关键连结点。
  已湮没于历史沧桑之中的上林唐代碑刻被摆上了台面, 并大放异彩吸引了众多人的眼球。此刻它们不再仅仅是两方冰冷的石刻, 而是倾注着研究者和研究组织者的热情、精力、财力、物力和期望的历史遗产。在研讨会上, 与会的专家学者对两碑的意义与价值做了充分的解读, 他们与碑刻构成了一种互动的、互为主体的关系, “无论其目标为何, 他们都有意无意地对有关过去的各种意象的创立、破坏和重建做出了贡献” 。人们期许通过研究与解读来获取他们所需要的, 而碑刻则充分体现了自己的价值与意义。从这一层面理解, 人类的遗产(histo ricallegacy)由其成员, 包括家族的、亲友的、社区的、族群的、以及口传的、记录的、文献的形式传递下去, 当世的人因受其影响而从他们的往昔寻找新定位, 获得该族群所期许的行为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他们关于往昔历史的认知并不是一个“客观的”过去, 而是一种对他们的生活深具意义的历史。
  二、意义的历史:文化策略与族群认同
  历史遗产是可以激活, 具有张力与弹性的物质与象征形象, 其活力来自时空动员的情境性力量。正如历史学家苏珊· 娜詹指出, 历史遗产是赠与后代的, 是一份传达责任感和义务感的礼物。后代可以从这种历史遗产中汲取什么, 取决于他们想从其中得到或需求什么及他们所认知的义务感。它像是已经浓缩封装的历史感, 提供这个社群对世界的独特诠释。我们可以将上林唐碑看做这样一种历史遗产, 它们对于许多当代人具有深远的意义, 在合宜的时机下会拭去满身的尘壤,成为建构现实的文化要素。因此人们处理历史时既要依赖历史本身的特质, 也在于所延伸的意义结构, 其方式则具有能动性。
  表面观之, 基于唐碑而组织的研究以及研讨会只是一种学术性活动, 但背后还隐含着政府强烈的行政意图, 上林县委、县人民政府在整个活动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负担了前期研究和研讨会的基本花费。就上林县政府而言, 其投资的目的十分明确, 也满怀期望。他们认为在划归南宁市管辖后, 作为大南宁市经济圈中重要一员, 上林县的奋斗目标是要努力建设成为南宁市的“后花园” 。所谓“后花园”是一个形象的比喻, 这里意指上林县将是南宁市民的一个重要的旅游娱乐休闲地, 要吸引游客, 就需改善环境, 进行旅游开发。旅游业的发展除了自然景观的开发外, 人文景观显得更具文化内涵和品位, 也更能吸引游客的关注。唐碑是深具地方与民族自豪感的文化象征,此次研讨会所解读碑刻之意义更是提供了旅游开发的文化逻辑和广告词, 因而对它们的开发是旅游规划中最具品牌效应的步骤。当然县政府给予财力支持还有更长远的考虑, 他们认为旅游业是地区的独特名片, 其内容影响到外界对此地的评价, 更关系到招商引资的效果。另外, 若走好旅游这步棋, 还能盘活其他许多产业, 增加全县的财政收入。唐碑成为实现这一系列目标的重要推动力, 政府行动中吸纳了这种文化符号的意义, 更以刻意的方式烘托和表达出来, 研讨会时达到了顶峰。通过对唐碑所进行的一系列研究, 通过“学术研讨会”的造势, 以及各种新闻媒介的大力渲染与报道, 上林县的知名度已上升一个层次。县电视台进行了长篇累牍的跟踪报道, 广西电视台、《八桂都市报》及“新桂网” 等省级重要媒体则将唐碑以及上林县推向了区内外, 形成更广泛的影响, 拉开了其发展战略的序幕。从这一角度考虑, 碑刻不仅是静态的象征符号, 更是活态的文化资本, 经由文化策略的操作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在研究者解读唐碑的过程中, 碑刻作者韦敬办、韦敬一的身份和族籍问题成为关注的焦点之一。经过较为翔实的论证之后, 研究者倾向于认为唐碑的制作者都是土生土长的壮族首领, 是壮族先民的代表人物。本文无意于就此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但对这一事实的强调, 有助于理解族群认同的动员与表现形式。孙九霞认为, “任何族群离开文化都不能存在, 族群的认同总是通过一系列的文化要素表现出来, 族群认同是以文化认同为基础的, 因此这些文化要素基本上等同于族群构成中的客观要素。”文化传递是一种动态的脉络, 产生于持续的族群接触和调适中, 族群认同的建构则依赖于对这些文化意义进行不断的解释,从而形成集体的历史记忆。上林唐碑制造了特定的历史意识, 通过后人的解读, 成为文化与族群认同的象征和纽带。
  在国家语境中, 壮族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中之重要“一元” , 不仅其历史可以追溯久远, 族群文化更是灿烂辉煌。但面对“现代化” 、“全球化”的强烈冲击, 文化变迁日益加剧, 壮族的一些传统文化和传统精神也在慢慢地萎缩与丧失。因此当代民族学者对于弘扬壮族传统文化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这也是他们工作的主题之一。对上林唐碑的研究, 则提供一个良好的契机。通过研究者的解读, 人们认为碑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与价值, 确认了碑刻作者韦敬办、韦敬一的族籍身份为壮族, 则使两方唐碑最后有了明确的归宿。所以在民族学者的心目中, 上林唐碑已经是一种抽象了的象征符号, 其代表着壮族人民的一些优秀品质:智慧、开放、善于吸收先进文化等等。这些符号化了的优秀品质最终被文化界的族群精英以各种方式传递出去, 成为族众乐于接受的信息, 提供文化认同的想像空间。纳日碧力戈指出, 民族符号的动员是社会记忆过程, 目的是团结社会, 认同社会目标。民族符号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并不直接来自官方的承认或鼓励, 而是来自民族群众在实践中对于它们的接受、承认、内化、响应、运用和传承。值得注意的是, 此次动员得到了政府的首肯和大力支持, 国家的权威给予更强大的整合能力。族群与国家的“ 合谋” , 更多是利益机制的牵引, 文化对话与区域性的经济运作从而得到创造性的结合。在这样的过程中, 对于壮族人民而言,面对先祖所创造的那些具有高度文化智慧的历史遗产, 必然会无形中扬起族群的自尊心和自豪感,加强了对本族群的认同。经过学者反复论证而得出来的结论, 文化意义的生成更具合理性, 制造这样的效果或许正是其研究的重要出发点。
  历史遗产的意义在不断延续中创造出来, 表达了文化理念的社会图景。苏珊· 娜詹指出, 意义的历史是一种超越时间具有关键认知的历史,它可以在不同时空下被动员, 且对情景的历史的演出具有重大影响。当行动者试图理解他们的生命时, 它提供了意义的框架, 并充当行动的“文化演出剧目” 。借由它在时空中的动员, 历史遗产得以永存于社群之中。对碑刻的研究及由此而召开的学术研讨会, 正是这样一出别出心裁的“文化演出剧目” , 通过有组织的时空动员, 地方政府获取了经济利益, 同时也强化了壮族的族群认同, 唐碑的形象更成为地方与族群文化的永久经典。
  当然, 意义的历史的演绎需要一定条件, 主要取决于两个要素:其一, 意义的历史的实质内容必须借由它与人们的生活实况的契合度, 来与行动者保持持续的关联;其二, 必须有合宜的客观条件, 这种历史遗产才得以延续。在考察了作为特殊文化符号的上林唐碑被动员的过程, 我们发现,它们对于上林县政府及当地人民或更大范围的壮族都有重要意义。就其实质而言, 唐碑有满足经济行为与文化建构的契合度, 上林县开发旅游的需要, 民族学者弘扬族群文化与认同的动机, 俱为重要的客观条件, 学术研讨会则提供一个可见的互相协调与展示的舞台。
  三、结语
  本文以一个学术研讨会为切入点, 试图揭示上林唐碑为当世人解读过程而产生的丰富内涵,并由此而引入“意义的历史” 这一概念, 这样的视角立足于文化解释的解释之维度, 侧重讨论文化与权力、经济利益及族群认同诸命题。从中可以看到, 历史遗产的意义常常是被淹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下的, 上林唐碑的命运正是如此, 但通过后世之人具有目的性的时空动员, 它们成为一种意义的历史。
  此外, 我尝试在一定程度上阐述历史与历史能动者之间的关系。我们认为, 地方社会的经济行为与族群文化的建构是基于某种历史脉络的,当下人们种种创造性的活动中, 历史赋予他们更丰富的内涵与想像;当然, 这样的过程是受时代之制约的。在不断“现代化”的今天, 研究地方及族群社会, 我们有必要强调经济利益下的动力机制,以及文化与身份认同的历史记忆的解释方式, 从它们的表现形式中认识那些关键性的历史变迁要素。同时, 通过本文我们或可对“历史是如何能动的”这一问题给予简单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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