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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明清时期徽州宗族对族人的职业控制

作者:2017-01-17 16:13文章来源:未知

  徽州府是明清时期中国境内宗族组织较为发达、宗族制度极为典型的地域社会之一。从功能论的视角看, 这一时期徽州宗族对其内部事务的管理与控制的功能较前愈益强化。其中, 对宗族成员的职业进行控制与干预, 即是其作为社会自治主体和社会管理者角色的重要体现。明清时期, 徽州宗族一般皆要求族人务本业, 反对族人游手好闲, 不务正业, 从事贱业。此处所谓本业”, 主要是指士、农、工、商四种职业, 这也是传统社会中所谓的正业, 贱业则是指上述四种职业以外损害宗族脸面的所谓低贱职业。徽州宗族往往通过族规家法的制定和执行等途径, 对族人的职业选择和职业规划进行规范和控制。关于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的职业控制, 截至目前学界尚无专论, 本文拟对此作一初步讨论, 不妥之处, 诚请方家教正。

  一、要求族人从事四民正业、勤修职业

  明清时期, 徽州宗族往往将务本业即从事四民正业视为宗族生存的重要条件, 如在祁门平里胡氏宗族内部, “当明季时有懋敬者, 一堂五代, 亲见一百零八丁, 可谓盛矣。今则仅十余人, 一族之盛衰, 虽随世运转移, 而培植生产, 务本业, 厚教化尤为重要。 在该族看来, 从事士、农、工、商等本业是决定宗族盛衰存亡的重要因素之一。平里胡氏的择业观念在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社会中具有相当程度的代表性,可以看成这一时期徽州宗族职业观的一个缩影。大量史实表明,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极为重视通过宗族法的制定与执行, 对族人的职业选择与职业规划加以规范和控制。

  在歙县境内, 清乾隆年间, 东门许氏认为:“生业者, 民所赖以常生之业也。《书》之所谓厚生, 文正之所谓治生, 其事非一而所以居其业者有四, 固贵乎专, 尤贵乎精, 惟专而精, 生道植矣。士而读期于有成, 农而耕期于有秋, 工执艺期于必售, 商通货财期于多获, 此四民之业, 各宜治之以生者也。上而赋于公, 退而恤其私, 夫是之谓良民。出乎四民之外而荡以嬉者, 非良民也, 宜加戒谕。要求族人选择士、农、工、商等正业, 勤于治生, 并力求做到使本业既专又精。清道光年间, 蔚川胡氏认为:“四民职业, 立身成家之本。天姿秀美者读书得名, 邦家之光, 宗族之荣。次则力田, 丰年亦农夫之庆。又次执艺营生, 挟赀贸易。” “所谓四民, 职业也。为父兄者各因其材, 慎择师友, 毋从匪彝。为弟子者, 务宜专精其业,重望成名。将士、农、工、商视为立身成家的根本, 要求族人根据自身实际选择职业, 并做到勤修职业、专精其业。而清代歙县义成朱氏宗族对族人职业选择的认识和体会, 则在明清徽州社会中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民之业有四, 民之职有九, 而天下断无无事之民, 故虽闲民亦未必无所事事。然而, 心专者自入巧, 艺多者断不精, 此又一人当习一事, 而知不器之君子为难能。吾等山僻庄居, 大概农夫多、樵子多, 若稍为俊异, 又为服贾他乡者多, 工艺亦间有之, 而惟诗书之士不多。观此, 管子所谓士之子恒士, 农之子恒农者与! 夫民之业既分, 则必各事其事, 而后其事理;亦必各功其功, 而后其功成。俗语曰行行出状元” , 言乎居业者造其极, 即莫与争能也。使浮慕于其外, 谓此业不足为, 辄见异而思迁, 恐迁之又不足为, 是谓不安分。使浅尝于其中, 谓此业不能为, 每偶涉而即止, 既止矣, 更何能为? 是谓不成器。人而不安分、不成器, 尚得谓为人乎哉? 譬如, 为士者谓士人, 为农者谓农人,为工商者谓工人、谓商人, 极之秋之奕人, 扁以医人, 皆习一技以专家, 而千百世后犹得指其人而目之为圣手、为贤师, 岂必学道之君子乃可与为圣贤哉! 使学道而不专其业, 仍不如一材一艺之所习者, 录其功能, 犹得称奇焉, 殊卓卓也。故无论所托为何业, 业所业, 即无庸负所业, 斯其人以一业成, 衣之食之均有借也;无论所任为何职, 职尔职, 绝不敢旷尔职, 斯其人不以一职限, 而制之作之,迁地皆能良也。盖天生是人, 必有以置乎是人, 彼所爱之业皆天之业之也, 所居之职皆天之职之也。人可违天哉? 天行固健也, 使违天而游手好闲, 乃自弃于天, 而非天之所不容者哉!

  由上可见, 义成朱氏要求族人选择从事士、农、工、商正业, 强调族人要勤修职业, 精通本业, 做到专、精结合;认为只要族人从事的是正当行业并尽心去做, 就能达到行行出状元的目的。义成朱氏宗族的职业观, 在某种程度上是明清时期徽州宗族职业观念的一种较为普遍的反映。

  在休宁境内, 明万历年间, 林塘范氏认为:“士、农、工、商, 各习所业, 安生理, 以遵圣谕, 乃祖宗垂训大要。四民之外俱属异端, 家法所禁。要求族人选择从事士、农、工、商四种职业, 认为这是遵圣谕即遵从明太祖朱元璋圣谕六条的需要;将士、农、工、商四种职业之外的一切行当皆视为异端, 并通过制定相关的宗族法规加以禁止。该族成员盻云府君曾制定怡乐堂家规, 要求族人力行本业, “毋沉于习, 而有侈心;毋惰四体, 而趋于勤”; “士勤诗书, 农勤稼穑, 工勤造作, 商勤经营”;并戒谕族人:“凡吾门子弟, 士、农、工、商, 各勤其业;长幼内外, 各守其礼。苟或疏违, 有家法在。明崇祯年间, 古林黄氏认为:“四民所业不同, 皆是本职。惰则废, 勤则修。内而父母妻子之倚赖, 外而族里亲知之谈柄, 可不勉哉! 故士先德行, 切勿因读书识字遂玩法舞文, 颠倒是非。青衿不可出入衙门, 仕宦不得贪贿贻玷, 即农工商贾俱不得怠事偷安, 冶游荡费。要求族人以士、农、工、商为本业, 并勤于职业, 遵守职业道德。清雍正年间, 茗洲吴氏认为:“举业发圣贤之理奥, 为进身之阶梯,须多读经书, 师友讲究, 储为有用, 不得冒名鲜实, 不得纷心诗词, 及务杂技, 令本业荒芜。要求子弟认真习读经书, 从事举业, 并做到心无旁骛。而对不能读书又无田可耕的子弟则进行必要的商业职业教育:“族中子弟不能读书, 又无田可耕, 势不得不从事商贾, 族众或提携之, 或从它亲友处推荐之, 令有恒业, 可以糊口, 勿使游手好闲, 致生祸患。强调族人在士、农之业无望的情况下, 以选择从事商业作为谋生的手段。

  在婺源境内, 明成化年间, 严田李氏族人李珠, “遇乡之子弟有不务生理者, 即诲之曰:人以治生为先务, 夙夜不起, 日无恒功;春日不耕, 秋无蓄积;幼时不学, 老无闻知。因而知改者十常八九。通过家训教化的方式劝诫族人勤于治生, 各安生理, 收到了积极的成效。清道光年间, 长溪余氏宗族告诫族人:“士、农、工、商, 庶民各居, 农勤于耕, 商勤于途, 工勤绳墨, 士勤典谟。惰业嬉游, 流为下愚, 日无所事, 闲民之徒, 食饱暖衣, 禽兽不如, 忘善作恶, 谁之过欤, 心逸日休, 何如读书。要求族人勤修士、农、工、商正业, 切戒好逸恶劳、无所事事。

  在黟县境内, 清嘉庆年间, 南屏叶氏规定:“族中子弟, 士、农、工、商, 各有恒业, 非年高稚弱, 及有事羁留而在家闲游者, 老成必督责焉。认为族人所从事的士、农、工、商职业皆为恒业”, 反对族人游手好闲, 并要求族中老成之人对在家闲游无业者予以督责。

  在绩溪境内, 清光绪年间, 南关许余氏宗族规定:“在后世子孙必务正业, 正业止有士、农、工、商四条路。至于地理医道, 虽非邪术, 恐学之不精, 误人不少, 切不可图其事之安逸而轻学以害人, 受人饮食财物而反害人, 不如乞丐。要求族人选择士、农、工、商正业, 戒学地理医道之术。梁安高氏规定:“四民皆是正业, 然不读书则不知礼义, 故凡为农、为工皆当读书, 虽不望成名, 亦使粗知礼义, 不至为非。至于子弟佳者, 则为之读书, 使家贫无力, 宗族宜加意培植, 盖族内有读书人, 则能明伦理, 厚风俗,光前而裕后, 其关系非浅, 又不但科第仕宦为宗族光已也。强调通过读书、受教育等途径为族人从事本职工作提供必要的知识基础。华阳邵氏则强调:“吾族贫瘠当勤树艺, 查闽省有地瓜, 川省有石绵, 山左有美绵, 浙江有茶子, 皆易种而多获。如此等类, 宜访觅教种, 俾通族之人皆得地利以裕生计, 将见事畜有资, 稍知自爱者必不肯为非, 且游闲无业之辈, 尽纳之于树艺之中, 一切弊害不革自除, 易浇漓而归仁厚, 庶足以光一族, 仰对祖先。规劝族人勤树艺, 积极从事农业生产, 并认为选择从事农业生产, 可以有效地消除族人的游闲失业, 解决族人的就业问题。

  二、强调家长对子弟进行职业规划和职业教育

  明清时期, 徽州宗族十分重视对其成员进行职业规划和职业教育, 在进行职业规划时, 往往对士、农、工、商各业确定有一个先后主次的顺序。对此, 明末歙县知县傅岩曾指出:“徽俗训子, 上则读书, 次则为商贾, 又次则耕种。于此可见, 读书为上、商贾为次、耕种又次已经成为明清时代徽州宗族社会中长期传承的一种民俗。大量史实表明, 对于子弟的职业选择和职业教育, 徽州宗族往往强调根据其资质差异等实际情况的不同而予以有区别的对待。

  在歙县境内, 晚明时期, 潭渡黄氏规定:“若二十岁以外学业无成者, 令其学习治家理财之方, 其向学有志者, 勿拘此例。强调以科举仕宦为第一选择, 对子弟学业无成、科举无望者则教以治家理财的方法, 使他们掌握谋生的手段。而明末该县知县傅岩在对境内民情风俗进行充分调查后则指出:“打行赌博、奸淫教唆之风日炽, 打行近盗, 赌博近贼, 奸淫近杀, 教唆近刑, 此恶业也。虽是本性愚昧, 为人引诱, 总由父母从婴孩时失于教训。在傅岩看来, 宗族子弟为人引诱而染上打行赌博、奸淫教唆等恶习, 其主要根源在于为父母者长期疏忽了对子女的教育;强调应重视对子弟进行事前职业规划和正规的职业教育, 以免使其染上恶习、陷于恶业。

  在休宁境内, 明万历年间, 范氏宗族规定族人应选择士、农、工、商为职业, “不得越四民之外, 为僧道, 为胥隶, 为优戏, 为椎埋屠宰等件。犯者, 即系故违祖训, 罪坐房长。当族人从事僧道、胥隶、优戏、椎埋屠宰等贱业时, 要对负有监护和教育责任的家长施以一定的惩罚。清雍正年间, 茗洲吴氏规定:“子孙自六岁入小学, 十岁出就外傅, 十五岁加冠入大学。当聘致明师训饬, 必以孝弟忠信为主, 期底于道。若资性愚蒙, 业无所就, 令习治生理财。强调以读书科举为上, 对学业无所成就的子弟教以治生理财的谋生手段。

  在绩溪境内, 清光绪年间, 华阳邵氏认为:“中人之性得教则习于善, 失教则流于恶, 为父兄者各宜督之, 使归于仁厚, 各习一业, 切不可听其游手好闲、烟赌酗酒, 以入不肖之途。强调父兄家长对子弟职业选择的督教权。南关许余氏规定:“子弟七岁以上则入小学, 从师读书习礼, 收其放心, 养其德性,使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之事。其聪明者, 使之业儒, [ ]于有成以光大门闾。其庸下者, 亦教之以农工商贾, 各事生业, 不得游手好闲。强调家长为族中子弟提供基本的职业教育, 让他们拥有一份相对固定的职业, 以免使其居无定业, 游手好闲。

  此外, 清光绪年间, 徽州彭城钱氏规定:“士、农、工、商, 各有一业, 子弟年长, 不可任其游荡, 流于匪类。使之各执一艺, 以为终身衣食之资。谚云:卖田卖地难卖手艺。为父兄者, 不可不早为之计也。强调父兄家长要为子弟的职业早作规划, 不准任其游荡失业, 流于匪类。该族还要求父母对子女尤必戒导督责, 毋容放荡。视其材质高下, 随其材器而造就之可耳。强调家长对族中子弟严加管教督促, 做到因材施教。三田李氏规定:“子弟年过二十或三十以外, 学问不就者, 则令治家理事, 不可居无职业, 游荡自恣, 违者, 罪其父母。强调父母家长对族人子弟职业选择的教诲监督权。

  许多徽州宗族也重视对本族女子进行职业教育和培训, 如清光绪年间, 绩溪县南关许余氏宗族规定:“至于女子, 必教之以谨言慎行, 精于女工, 勤于纺绩, 使知布帛之艰难。饮食祭祀虽非所事, 亦可预知, 他日适人必执妇道。要求对本族女子进行女工纺绩、饮食祭祀等日常生活技能的教育与培训, 使她们掌握一些基本的生产生活的本领。

  三、严禁族人从事贱业、恶业, 对从事贱业、恶业者施以惩罚

  在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的惯性思维中, 选择僧道、吏胥、屠竖、地保、娼优隶卒、医卜星相等职业或行业, 以及鬻身为奴, 是遭人鄙视唾弃的所谓贱业、恶业、邪道, 各宗族多在族规家法中制定相关条款予以严禁, 对子弟从业者施以惩罚。

  在歙县境内, 晚明时期, 潭渡黄氏规定:“子弟毋使习学吏胥, 以坏心术。虽当贫乏, 不得令入寺观为僧为道, 自斩嗣续。禁止族人习学吏胥、为僧道, 从事低贱职业。清道光年间, 蔚川胡氏规定:“倘职业不习, 四民无与, 好游荡, 交匪类, 败家声, 是父兄之教不先, 而子弟之率不谨也, 初则戒惩, 再则削逐。” “至于不务生理, 哄人嫖赌, 破人财产, 起灭兴贩, 窃盗诈伪等类, 律有明条, 官法甚严, 切宜谨戒。对不习四民职业, 结交匪类、从事窃盗诈伪等贱业、恶业者, 初犯的, 予以戒惩, 屡教不改的,则给予削逐出族、开除族籍的严厉惩罚。

  在休宁境内, 清雍正年间, 茗洲吴氏规定:“子孙毋习吏胥, 毋为僧道, 毋狎屠竖, 以坏乱心术, 当时以仁义二字铭心镂骨, 庶或有成。禁止族人从事吏胥、僧道、屠竖等贱业。

  在祁门境内, 明万历年间, 文堂陈氏规定:“每会行礼后, 长幼齐坐, 晓令各户子姓各寻生业, 毋得群居博奕燕游, 费时失事, 渐至家业零替, 流于污下, 甚至乖逆非为等情。本户内人指名禀众, 互相劝戒, 务期自新。如三犯不悛, 里排公同呈治。在宗族内部举行乡约会时, 告诫族中子弟各寻生业, 不得游手好闲, 费时失事, 从事贱业;对违犯宗族法不听劝阻者, 由里甲排年禀呈官府予以严治。

  在黟县境内, 清嘉庆年间, 南屏叶氏规定:“子弟不为优隶, 不充当地保, 违者斥逐。对于充当优隶、地保等的族人, 给以斥责并驱逐出族的惩处。

  在绩溪境内, 清光绪年间, 梁安高氏认为:“人家子弟, 无论贫富智愚, 皆不可无业, 无业便是废人。又不可不守正业, 不守正业便是莠民。正业不外士、农、工、商, 因材而笃皆可成家立业, 安可自甘污贱,为娼优隶卒, 以玷辱门庭。至于医卜星相, 虽非邪术, 亦不可轻学, 盖其术不精, 因而误人惑人, 则亦非正道矣。该族将正道正业与邪道贱业进行职业对比, 规劝族人走正道、守正业, 严禁从事娼优隶卒、医卜星相等贱业。清宣统年间, 仙石周氏规定:“男子犯刑戮非冤, 及犯家法革逐, 与为僧道、出继异姓者, 不书名。其有妻子者, 以圈代名。对为僧道之人给予族谱除名的处罚。

  此外, 徽州宗族还极力反对族人卖身为奴, 沦为贱民。如明崇祯年间, 歙县人吴光熙因流荡无赖、鬻身为奴而被视为宗族败类:“吴光熙乃吴光祐之堂弟, 流荡无赖, 鬻身为奴, 败类极矣。在徽州社会民俗中, 族人鬻身为奴、沦为下贱是自绝于本宗族的严重犯过行为, 会受到整个宗族社会的唾弃及严惩。

  四、结 语

  职业规划或职业选择是明清时期徽州宗族族人生命历程中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一时期, 徽州宗族从各个方面对其成员的职业规划或职业选择进行积极的干预和控制, 并形成所谓是非善恶好坏等较强的价值取向和价值判断, 这是其内部事务管理与控制功能得到进一步强化的充分体现。从客观效果讲,徽州宗族要求族人从事四民正业, 勤修职业;强调家长对子弟进行职业规划和职业教育;反对族人从事贱业、恶业, 对从事贱业、恶业者施以惩罚等职业控制措施, 对于促进这一时期徽州宗族社会经济文化的持续发展和繁荣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毋庸讳言, 选择士、农、工、商四业固然是无可非议的正当之途, 但鄙视和排斥士、农、工、商之外的一些正当职业和行业的观念和举动则是不可取的, 这是明清时代封建社会中一些落后的价值观念在徽州宗族社会中的折射和反映, 是时代的局限使然。因而, 对于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的职业观, 我们应坚持用辩证的眼光来看待方可不失偏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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