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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1949以来上海苏北人歧视的消解

作者:2017-01-07 16:35文章来源:未知

  上海开埠以后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移民城市, 外来人口竟然占据了85%, 其中苏北人是较大的移民群体, 约占上海总人口的13.7%, 1990年代上升到17.3%。 尽管作为城市人口最为庞大的群体之一, 但上海苏北人的地位并不高, 居住条件、职业、风俗习惯、穿着和方言等遭到了自认为是城市主人的苏南和浙江一带吴语系移民的歧视。这一现象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其中最重要的相关研究是美国学者韩起澜(EmilyHonig)的著作《苏北人在上海, 1850 -1980(以下简称《上海苏北人》)。 该书从上海苏北人的生活、工作、习惯, 以及本地人、江南人和外国人如何看待他们着手, 逐渐深入到上海苏北人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和被歧视的现象, 同时也分析了上海苏北人这一群体逐渐形成一个部族的原因和过程。本文在此研究的基础上, 进一步探讨1949年后上海苏北人歧视的消解。

  上海苏北人遭受歧视及其最终消解, 大致分为三个阶段:歧视形成与普遍存在、有限歧视阶段以及歧视消解阶段, 分别对应于解放前、解放后到改革开放, 以及改革开放后30年三个时段。

  一

  第一阶段是对苏北人歧视形成时期。上海开埠以后, 由于大量的外来人口涌入上海, 逐渐在各自移民群体的基础上形成了数量众多的同乡会、互助会等群众性团体。中国人历来都有同乡情结,重视以地缘为纽带的同乡网络, 初识之人往往因为同乡关系而陡增信任和友谊, 同时, 这也容易带来与异乡人的隔阂, 这在上海的移民群体中也同样难以避免。不过, 在近代以前, 尽管有全国性战乱导致大批北方人南下, 以及因战争致使人口骤减, 从而导致朝廷采取人口迁徙政策等情况, 但总的来说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并不是时有发生, 而且流向相对单一, 其中所发生的地域性歧视并不具有普遍性。在近代上海, 人口流动的规模、流向和持续时间都与此前有明显的不同。一是人口流动的规模。仅从上海城市人口的85%为外来人口就可以看出, 对于一个城市来说, 绝大多数的外来人口不但彻底改变了城市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的比例, 也使得城市的性质发生根本改变, 上海由此成为最大的移民城市。二是人口流向的变化显得更为明显。此前古代中国发生的人口迁移一般来说仅仅是由某个区域流向另一区域, 而发生在上海的移民浪潮, 则是从四面八方的不同区域流向同一个城市。三是人口流动持续的时间跨度也非常大, 可以说贯穿了整个近代上海一百年。在人口流动的规模、流向和长时间的跨度等因素的影响下, 上海逐渐形成了包括江南(或苏南)与江北(或苏北)两大群体在内的众多基于同乡(地缘)网络的移民群体。除了地缘不同之外, 这两大群体在城市生活中的境遇有着天壤之别。吴语系江南人大多从事体面的工作, 而苏北籍移民从事的职业却相对低层, 加之逃难而来, 居住条件之差有目共睹, 生活境遇上的种种差别遂导致了地域歧视现象的产生。

  韩起澜在《上海苏北人》第四章《族群因素的作用:上海劳工市场中的苏北人》开头即指出:

  从业, 较之任何其他经历更能决定苏北人在上海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他们可能谋得的工作影响到他们住在哪里, 他们的生活水准, 和他们同其他移民群体的关系。他们的就业格局对于影响民间将苏北人当作一个阶层的认识更为重要。反过来, 有关苏北人的流行看法又是界定他们就业机会的重要因素。苏北人这个类别不仅说明了上海下层无产者的内部阶层, 而且提供了有关它的组成成份的解释。换句话说, 上海劳工市场产生了族群因素, 同样地, 族群因素反过来又影响上海劳工市场。

  事实也的确如此, 就职业而言, 上海苏北人所从事的工作基本上是收入低的脏活累活, 例如旧上海时期的人力车行业中绝大多数是苏北人。上海市社会局曾经对上海的人力车夫进行调查, 在《上海市人力车夫生活状况调查报告书》中深入分析了304名人力车夫的籍贯状况, 其中苏北盐城124人、东台91人、阜宁46人、泰县14人、江都4人、高邮3人、宝应2人、江浦2人、宿迁1人、通州1人、泗阳1人、淮安1人、海州1, 共计291人。剩余13人分别为宜兴2人、上海1人、掖县3人、临邑2人、济南1人、湖北1, 籍贯不详者3人。 据此, 苏北人占总数的95.7%, 而苏南人人从事这项工作的人数尚不到1%, 其他地区为3.3%。很显然这个比例放大到全市来说应该也不会有太大差异。同样, 根据当时的一些数据反映在江南其他地区, 人力车行业从业人员地缘构成的情形与上海也大致相似。由此可以看到, 在人力车这个行业苏北人占了绝大多数, 尽管从事这种体力劳动强度高、收入底的职业并非苏北人意愿, 但是这的确造成了人力车行业为苏北人所垄断的情形。当然这种垄断仅仅是一种被动或被迫的行为, 同时这也会造成两种情况的产生:一是这个行业更容易接受苏北人, 或者说苏北人更容易进入这个行业;二是苏南人对这个行业因此产生轻视, 不愿意加入。

  二

  第二阶段, 即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 是对苏北人有限歧视阶段。之所以将对上海苏北人的歧视归纳为有限歧视, 有如下原因:

  一是歧视并没有因为新中国的成立而消失, 在近代上海长期存在的歧视苏北人的观念并没有在短时期内消解。上海解放以后, 政权转入共产党人手中, 由陈毅领导的军管会和上海市政府随即开展了平稳的交接工作, 城市并没有发生一些人预想的动荡, 秩序一切照旧, 甚至连国民党政权下的警察队伍也得以继续留用。毫无疑问, 在社会秩序井然有序的情况下, 各职业层次同样不会发生根本变化, 苏北人集中的行业无论在何种政权领导之下在短时间内都不可或缺, 各行各业人等依旧照常工作。

  经济基础往往决定个人或群体在社会中的地位, 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解放之后的上海。尽管1949年之后的上海劳动力市场发生了改变, 但从表面上看, 它的界限划分却仍然可以找到非常明显的地域特征, 苏北人仍旧主要集中在非技术行业中。例如, 一份1958年三轮车夫的调查显示了其中77%的三轮车夫是苏北人。一份1980年代初的调查指出, 澡堂服务工人和理发工人中的绝大多数是苏北人。苏北人和理发行业的关系非常密切, 以至于这个行业的行话仍然是苏北话, 即使是在那些不是苏北人的理发工人中也是如此。 城市环卫部门中的大部分工人也是苏北人。 对苏北家庭几代成员的工作的调查显示了他们中只有少数人往高的职业层次流动, 而据另一调查所示, 三分之二以上的年轻一代苏北人在非技术行业工作。 另外, 一份1984年一所位于苏北人集中地区的学校初中学生毕业后工作分配情况表显示, 其与1949年之前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多数人加入了失业青年的队伍, 而那些运气比较好的人也只能被分配到工厂或者建筑工地当工人, 或者是到城市环卫部门当街道清洁工、垃圾搬运工和厕所清洁工人。

  既然这个城市的绝大多数人所能从事的职业依然与解放前无异, 加之经济收入和居住环境并无实质性变化, 存在于上海江南人与苏北人之间的职业层次、经济收入和生活条件的差别继续长期存在, 那么上海苏北人被歧视也就无疑有了继续存在的环境。在新中国以后出生的一代人对于当年上海江南人与苏北人之间的差别、对立以及歧视大多记忆深刻, 有人在博客中这样回忆:

  确实, 小时候父母一般都会告诫我们, 不能与他们交往。1964年我上初一, 班级里的同学明显分为两个群体———棚户区的与非棚户区的。住在华山路、泰安路、新华路的同学大部分是高级职员或资本家家庭出身, 条件好的, 初二就骑英国兰苓三飞自行车上学, 身上的衣服, 都是父亲的条纹西装改的, 或者干脆就是解放前美军夹克, 个别同学甚至戴手表, 玩柯达照相机。而左家宅、牛桥浜、西新街、汪家弄的同学, 父母收入低, 子女多, 往往需要申请人民助学金和学杂费减免, 衣服也是打满补丁, 口音带着明显的苏北腔, 在班里颇受歧视。班里好人家出身的同学, 背后叫他们辣你妈妈”(这是一句苏北方言骂人话), 但绝对不敢当面称呼, 会引起苏北籍同学的公愤而遭群殴的, 后来干脆称他们法国人”, 这也是带有明显歧视的称呼, 但不知出何典故? 当时文革尚未开始, 班主任是个苏北籍老太婆, 可能是南下干部, 精瘦, 极凶, 绰号谢喇叭。上课都敢抽烟, 手指蜡黄;经常不断用非常恶毒的苏北普通话责骂调皮学生尤其是好出身家庭的学生, 动不动就说:“少教所的大门是敞开的, 我一张条子就可以让某些人进去。同学许君, 无锡人,爷爷是资本家, 住在新华路外国弄堂”(现在已成长宁区的旅游景点)的洋房里。同学张君, 杭州人, 住在新华路红庄(解放前中国银行高级职员公寓)。我们三个情同手足形影相随, 在班上是捣蛋鬼, 尤其讨厌谢喇叭上课骂人。

  二是能够继续留在上海的苏北人大多获得了上海户口, 成为城市真正意义上的主人, 同时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同样使他们至少在政治上成为了所在企业的主人。韩起澜在《上海苏北人》第七章《无形的不平等:1949年以后的上海苏北人》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夺取政权以后, 它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分解和消除中国社会存在的巨大的不平等现象。1950年代至1960年代期间, 中国发起了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 其目的之一旨在减少阶级差别和汉族对其他少数民族诸如苗族和壮族等同胞的歧视行为。与此同时, 以籍贯身份为基础的组织也被消除了:同乡会组织被取缔, 自从1958年开始从农村地区移民城市(如上海)的行为遭到了禁止。共产党认为苏北人是部族歧视的受害者和被剥夺公民权的工人阶级的缩影, 而且希望苏北人问题能够得到彻底解决。

  上海解放以后, 人口在短时间内大幅增加, 1949年的500万上升至1952年的620, 在增加的人口中2/3是农村人。 到1957年间各地移民涌入上海的数量达到400余万, 其中1951年就有100多万人进入上海。此外出生率也升高, 1951年到1958年期间, 共有219万婴儿降生。也就是说, 1958年中国开始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制度之前, 400余万外来人口及出生在上海的219万子女都顺利取得了上海户口。从户口的意义上不难理解, 这些拥有了城市户口的人, 不管是上海江南人或者上海苏北人, 都毫无疑问地成为了城市真正的主人。而在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的过程中, 各行各业的工人在公私合营后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工厂企业的主人。于是, 既然工农翻身做了城市和企业的主人, 职业不分贵贱, 那么在此种意义上以籍贯不同和职业高低而造成的歧视也失去了继续存在的基础。

  另外, 新中国以后的严格的计划体制之内, 上海城市户口成为具有很高含金量的优质资源,拥有这样户口的人产生了特殊的优越感, 新的上海人成为一种身份的标志, 而与此前上海人作为一种地域概念与移民群体概念的结合具有了很大的差别。由此, 还产生了对上海农业户口居民的新的歧视, 以至于这些所谓的乡下人没有产生对上海的认同, 最为明显的例证莫过于他们会把到市区会说成是到上海去。城市户口与农业户口人为地在社会地位方面划分了明显的分界, 无论是心理上, 还在实际生活中, 人们都深切地认可这种差别。于是,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现象, 上海江南人瞧不起上海苏北人, 上海城市人又瞧不起乡下人, 而显然拥有城市户口的上海苏北人也是瞧不起乡下人的。

  三是解放上海的新四军中有大量的苏北藉军官到地方成为各级领导干部, 使得苏北人的职业分层有了本质改变。早在上海还没有解放之前, 接管的准备工作实际已经启动, 仅在19492, 中共华东局和解放军三野抽调了近两千名干部组成接管上海财经系统的青州总队”, 其中就有为数众多的来自苏北的干部。解放之后, 上海市政机构纳入新的中央政府领导之下, 派驻上海市政府各单位的干部也大多来自同为陈毅和粟裕部下的三野山东沂蒙山革命根据地或苏北革命根据地。文革后期上海市的几位市委书记、市长以及政府机关领导干部都是苏北人。于是, 1949年以后的几十年,上海的苏北人群体不但在工业行业中占有相当重要的部分, 而且领导干部中也有相当多的成员属于这个群体。这样一种在上海各级政权机构担任领导职务的状况, 无疑对苏北人群体总体职业层次的改善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所以在1950年代, 上海女学生中间曾经流行过嫁南下干部的风气, 而所谓的南下干部其中很大部分便是苏北人, 这种情况与此前对苏北人的歧视有着天壤之别。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 写的是进驻大上海的解放军, 剧中人物鲁连长、陈喜、赵大大, 都来自沂蒙山区(在很多江南人的观念中山东人和江北人是一回事), 这批南下干部是代表共产党和中央政府来接收这个资产阶级大染缸的。这批人被派到各条战线, 建立军管会, 担任军代表, 之后又当上党委书记或支部书记。所以, 这些尽管是所谓的江北人, 但是既然来到上海接管政权, 那么谁也不敢轻视。

  四是共产党领导下新中国的前30, 特别是在文革期间, 讲究根红苗正, 贫下中农因为良好的家庭出身, 更容易避免受到冲击或获得好的工作机会和读书机遇。从这个方面来说, 它明显对于解放前因贫穷的生活境遇而遭受歧视的微妙心态有着很好的矫正作用。

  但是, 按照韩起澜的观点, 从另外的层面来看, 文化大革命也使人们对苏北人的歧视态度进一步加重。裴宜理在有关上海工运的研究中也认为保守的红卫兵中来自江南的技术工人占多数,激进的革命造反派的头目都来自苏北。韩起澜的采访也发现文化大革命期间上海的派系与籍贯有相当的联系, 许多人相信最极端的派别由苏北人组成, 如码头工人激进分子。 在韩起澜看来, 这种情况与1930年代抗战期间发生的情况一样, 苏北人与日本人的合作激起了公众对苏北人的蔑视, 苏北人在文革期间是最极端分子的普遍看法尽管是一种先入为主, 但毕竟不是空穴来风。例如, “四人帮之一的王洪文, 尽管其籍贯是东北, 但是人们在提到他时往往更加突出他在第十七棉织厂工作的经历, 而这种职业基本上是上海苏北人集中的类型, 另外他的妻子是苏北人更加深了这种印象。

  尽管学者们有这样一些看法, 即一些苏北人在文革之中的表现导致偏见的加强, 但是事实上情况也许有所不同, 早先以籍贯以及职业人为造成的歧视, 实质上也就是出身贫贱与富贵以及职业的高尚低下”, 这在文革中不但被大为淡化, 而且走向了相反的方向, 甚至可以说是另一个极端。在那段时间, 个人家庭出身作为一种必要的无可回避的政治身份考量已经影响到了每个人的生活和工作, 成为了一种个人与生俱来的天然印记。例如, 文革时期人们在婚姻恋爱方面要考虑的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家庭出身问题, 当时所强调的家庭出身与经济条件基本没有什么关系, 而只是某种政治出身。其中家庭出身最高的是纯正的无产者雇农和工人, 最低的是地主和资本家, 前者在婚配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 后者往往很难找到合适的对象。特别在文革初期, 唯成分论、血统论盛行, “及其子女, 没资格参加群众革命组织, 更不用说婚姻大事了。可见, 当时从上到下, 普遍认为, 家庭出身不好, 本身就是与生俱来的原罪。所以, 在这种情况下, 以往上海苏北人因为贫苦家庭出身以及职业层次低下等因素而遭到歧视的基础, 理所当然地被动摇了。与之对应的, 却是那些出身家庭条件好的, 比如资本家、富商之类的子女往往更容易遭到来自组织以及出身好的人的偏见与歧视。

  五是持续多年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对包括上海苏北人在内的上海人的身份认同的形成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1960年代初, 由于严格限制外来人口落户, 并实行上海专业技术人员支援各地建设以及支边支农政策, 上海出现了开埠以来少有的人口迁出大于迁入的情况, 仅在在文革期间,知青和支援三线建设的迁出人口多达200多万, 全国各地都能够看到上海人的身影。自小生活在大都市的上海知青一旦来到老少边穷地区, 比如东北、新疆、江西、云南、贵州等地区, 生活条件的艰难所造成强烈的对比, 冷却了此前的热情与激情, 引发了越来越浓郁的思乡之情。 加之来到各地的上海知青, 尽管是响应国家的号召而来, 为当地注入了新鲜的思想和血液, 但是却实实在在地成为了外乡人, 同乡情结因时因地日益凸显并强化。而这种情结在他们生活在上海的时候却并不明显, 甚至有时还会因人为地划分出不同的群体而淡化, 显露出来的往往是籍贯身份的认同, 比如上海苏北人、上海扬州人、上海宁波人、上海苏州人等等。但是在知青的年代, 在上海知青扎堆的地方, 特别又处于生活困苦的落后地区, 相扶相持成为了上海知青之间交往的主线, 所谓的基于籍贯的地域身份观念发生弱化, 同时基于同乡情结的上海身份认同得到了加强, 至少在当地人看来这些上海知青就是来自上海的上海人。

  生活在异乡的各地知青, 在他们中间发生冲突时, 往往会使得同乡情结得到明显的加固, 特别是当上海的知青遭到欺负或者受到伤害, 上海人作为一个整体的观念会得到加强。一些发生在知青中的事件在他们来往的信件中有所提及, 例如陆融在家信中提到:

  523日来的那一批四川知识青年。人都非常矮小, 但是打架却是出名的, 口上咬着刀。有一次, 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 抢我们营里的一个老上海探亲时带来的东西90多公斤, 把人也打伤了。上海人和四川人结成冤家, 也是由于这件事造成的。

  陆融自19705月插队云南至19791月返回上海, 期间共向家中写信223, 这些书信保存完好、齐全, 真实记录了他当年在云南西双版纳的生活情况, 10年知青岁月的心路历程透过家信清晰展现。纵览223封家书, 一个明显的感觉就是上海知青作为上海人这样一个群体早已存在,而从无提及某个知青的籍贯或地域身份, 而是统一称为上海知青、老上海、上海新工人、新上海等。很明显, 也就是说在插队知青中, 已经淡化了籍贯, 本文所探讨的地域歧视在他们中几乎难觅踪迹。

  所以, 在本文所探讨的第二个阶段, 对于上海苏北人的歧视与被歧视, 在多个方面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尽管歧视现象远未消除, 但是歧视之所以存在的基础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这为接下来改革开放时期由于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生活条件的明显改善和移民城市内部的不断融合, 而导致歧视消解埋下了很好的伏笔, 或做了充分的准备。

  三

  改革开放之后是对上海苏北人的歧视逐步走向消解的时期。在这30年当中, 此前存在的有限的歧视进一步得到消融, 随着年轻一代的出生, 当年针锋相对的两个群体即上海江南(或苏南)人与江北(或苏北)人逐渐走向了融合, 彼此间的通婚, 生活习俗日益同化, 新上海人的身份认同重新形成, 几乎彻底消解了对苏北人的地域歧视。

  改革开放以后, 上海得以摆脱计划经济体制束缚, 重回国际化大都市的发展道路与模式, 在短短的30年时间重新找回了当年远东第一大都市所拥有的实力与自信, 市容市貌一年一个样, 三年大变样。苏北人聚居的棚户简屋大量拆迁, 昔日住在这里的居民陆续迁居新家, 除了拆迁难度较大的地区之外, 困扰上海百余年的棚户区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 人们已很难寻觅当年苏北人聚集的棚户区的痕迹。房屋拆迁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苏北人聚居的情况, 代之以相对散居, 在此过程之中,搬离了所谓下只角棚户区的上海苏北人, 较之此前更能够进一步融入到上海社会之中, 无论是生活形态或是心理状态都牢牢地印贴了上海的标记。 正如前文所引用博客上的一段总结所说的:

  上海苏北人歧视和棚户区歧视, 延续了100多年, 但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在上海大规模城市建设、旧区改造中, 随着一片片棚户区的消失,90年代开始, 快速地消亡了。原因很简单。

  首先, 按照族群分布的聚居模式被彻底打破, 上海再也没有按照籍贯划分住居区了———例如著名的苏北人集聚的棚户区三湾一弄”, 现在变成了高楼林立的中远两湾城”, 居民来自全市各区, 籍贯也五花八门, 已经不可能形成原来的族群了;

  第二, 方言在上海, 是非常明显的籍贯识别标志, 早年苏北移民的第四第五代, 早已一口流利的上海话或普通话, 生活方式和言谈举止彻底上海化, 除非自己申明籍贯, 否则根本无法分清谁是或谁不是苏北人, 族群已经逐步融合;

  第三, 改革开放为所有人提供了重新洗牌的机会, 一些从前的好人家后代, 当年很风光,现在许多已经衰落, 族群歧视的底气没有了;

  第四, 90年代以后, 上海市政府采取了双向开放政策”, 即既对世界开放, 也对全国开放, 18年来, 上海增加了数百万新移民, 他们中的大部分都具有较高学历和经济实力, 彻底打破了原有的族群格局, 新移民没有籍贯和地域歧视, 为上海带来新的活力和动力。而老上海的后代———上海年轻人, 没有传承当年老上海人对棚户区、苏北人的歧视, 这其实是上海的社会进步。

  此外, 近年来苏北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和交通等状况发生了根本性改善, 区位优势更加凸现,以南通、扬州等地为代表的苏北城市取得了举国瞩目的新发展, 逐渐摆脱了昔日贫穷落后的形象,几乎从根源上使得苏北地区与贫穷落后全面脱钩。特别是越来越多来到上海发展的苏北人, 再也不像当年逃难逃荒不得已而流入上海的先辈那样只能从事低端的职业, 而是很大部分投身商业, 或者拥有一定的学历和技能获得体面的工作, 如上海随处可见的苏北的建筑集团。这种与此前的苏北及苏北人截然不同的印象, 对于改革开放之后歧视上海苏北人现象的消解同样起到了相当积极的支持作用。

  四

  近代以来, 上海苏北人之所以受到歧视, 重要原因之一即是苏北人来到上海之后成为弱势群体。歧视现象的产生, 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原因, 特别是苏北人来到了江南人以主人自居的上海以后, 吴语区与苏北地区的文化经济差异最终导致了歧视现象的产生。而跳出上海来看这种地域歧视的现象, 我们会发现它同样发生在上海周边的吴语区城市, 特别如苏州、无锡、常州等地。这种现象一些学者也多有涉及, 如马俊亚的论文《近代江南都市中的苏北人:地缘矛盾与社会分层》, 从地缘关系的角度论述工人的职业分层, 并以此佐证苏北人遭受来自发达地区(江南)地位较高的社会阶层的歧视和偏见的原因。

  改革开放以后, 特别是进入21世纪, 歧视苏北人的现象在上海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消解。一方面歧视的对象发生了变化, 上海苏北人经过多年扎根, 几乎彻底地脱离了此前群体的种种特征, 以新的主人姿态融入到社会生活中, 完成了上海身份的确认而为这座城市真正接纳。另一方面歧视的主体也发生了变化, 当年歧视苏北人的阵营———上海江南人———同样经历了几代, 在新的时代,随着上海经济社会的发展, 相对而言他们的后代也逐渐失去了此前与苏北人相比所拥有的各种优越条件, 歧视的基础逐步消失。可以说, 尽管在今天的上海偶尔的歧视苏北人现象也有所发生, 但的确已经明显地失去了继续存在的市场, 甚至会遭到很多人的不解、谴责甚至鄙视。然而有意思的是, 这种针对苏北人的歧视现象却在上海之外的其他江南城市得到了延续, 甚至在有些城市还有所加强, 同时令人深思的是同样遭受歧视的还增加了安徽人这一群体。

  毫无疑问, 这种歧视现象在上海周边的吴语地区得以延续以及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加强, 有着一些深层次的社会原因。重要原因之一, 这些城市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移民城市, 尽管确实有为数众多的外来务工人员, 但是至少现在还不足以成为移民城市。事实上, 在近代史的过程中也有大量的苏北人流入苏锡常三地,尽管他们在那里的生活境遇与在上海的苏北人并无二致, 但是相对于移民城市的上海来说, 其吸引力和包容性相差甚远, 以致流动性更加明显,而缺乏长期性和稳定性。换言之, 苏北人似乎更愿意在上海长期生活乃至扎根。在改革开放之后, 由于本身即具有较为优厚的经济基础, 三地城市化的发展较为顺利, 继续延续了中国最为发达和富裕地区的特质,特别是民营企业和乡镇企业近20年来有了长足的发展, 大批工业企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 而本地人难以满足此种需要(当然大部分本地人也不愿意从事此类行业),于是数量庞大的外来务工人员被适时吸引到当地。这些外来务工人员在当地的职业情况, 的确与此前近代上海苏北人所从事职业的层次有着很大的相似性, 而且确实存在的贫富差距, 加之苏北人和安徽人在当地的刑事犯罪率远高于本地人, 偏见和歧视一定程度上确实有其必然性。于是, 我们看到了一个除了造成人口流动的原因有明显不同之外的非常相似的现象, 就是今天一些吴语城市对于苏北人以及安徽人的歧视现象, 与当年上海苏北人所遭受的歧视有很多的共同点。而在其中, 我们也可以看到, 苏锡常地区的外来人员数量已经非常庞大,在有些街镇甚至因为乡镇企业雇佣了大批外来人员, 造成了外地人与本地人数量旗鼓相当甚至大大超过。从此前的发展来看, 可以说到这些城市打工, 在近10年似乎成为了一种常态。随着越来越多各行各业的外来务工人员在当地长久生活乃至扎根当地(在户口相比此前变得并不重要以及申请难度降低的情况下), 一些移民城市的特质开始显现(尽管人口流入的来源远不及上海),可以想见,在一段时间的发展之后, 随着他们及其后代的不断本地化以及与当地人的不断融合,此种偏见与歧视自然亦如上海苏北人所遭受的那样会逐渐走向消融。

  再回到上海。在改革开放以后, 特别是浦东开发开放以后, 再度引发了新的移民浪潮, 吸引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精英, 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口进入到了这座重新焕发生机的城市。他们(有些成为新上海人)在实现自我发展的同时, 同样也为上海城市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与活力。但是与此同时, 一种新的歧视, 即针对外地人的歧视, 在此过程中逐渐有所衍生, 却不能不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与反思。而颇令人费解的却是这种歧视似乎通常发生在普通市民阶层当中, 就是说主要发生在文化层次并不高的人群当中, 而这种现象在文化层次较高的人群中反而很少。此外, 在一些网络论坛上总会经常出现一些火药味实足的所谓的地域帖” , 有些人的言辞相当偏激, 他们甚至认为正是越来越多的外地人涌入才导致了上海拥挤的交通、过高人口密度以及工作岗位的缺失, 在一定程度上人为地制造或散布外地人与上海人的对立情绪。今年以来红遍上海滩的周立波海派清口专长《笑侃三十年》当中, 同样也有上海人与外地人之间差异的带有讽刺的调侃———尽管仅仅是一种调侃———但是却得到很多人的高度认同。

  无论如何, 针对苏北人的歧视在新的世纪里面得到了消解, 这的确反映了移民城市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但是对于在改革开放之后, 摆脱了计划经济时代桎梏而重新体现移民城市风范的上海来说, 新一轮的移民浪潮方兴未艾, 那么对于早已成为城市主人的上海人以及由异乡移民上海发展的外地人来说, 特别是对于那些抱有强烈地域观念的人来说, 无论是出于城市或者个人发展的角度来看, 显得尤为重要的是双方必须拥有积极的心态正视双方的关系, 求同存异, 和谐共处, 共同促进现代化移民城市的发展, 为把上海建成国际化大都市做出更为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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