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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陇中干旱文化———以通渭文化研究为个案

作者:2017-01-07 16:34文章来源:未知
  陇中是个地理文化概念, 就是指甘肃中部地区, 大体相当于现在的定西市行政辖区, 包括六县一区, 以干旱出名, 贫苦甲于天下。如今, 陇中或定西已为一个以干旱和贫苦为鲜明标签的独特整体为人们所习惯和接受。文中的陇中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
  自然环境是一地文化产生的基础, 因而使得这一文化深深打上自然的印记。通渭是定西市的一个县份。它的干旱、穷苦在定西市非常具有典型性, 通过对它的文化的研究即可把握陇中干旱文化的特征。需要指出的是, 文中所研究的通渭干旱文化的承担主体主要是1980 年以前出生的人群, 这些人现在是通渭地区各个家庭的支柱, 经历了艰苦的岁月,精神中凝聚了通渭文化历史和现实的积淀;而且, 我所分析的通渭文化是就一般意义而言的。
  一、通渭的地理环境
  通渭县属陇西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 地形以山地为主, 山峦起伏, 岭梁交错, 沟谷纵横, 川台错落, 复杂多样。通渭地处中国西北内陆, 属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类型, 年平均降水量在400 ~ 540 mm 之间, 干旱少雨, 而且年际变化大, 极易造成旱涝灾害。
  通渭是典型的农业县, 据1982 年全县人口统计, 农业人口占全县人口的94 .1 %。厚实的黄土本为农业生产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身处祖国的心脏, 也能享受充足的阳光, 于是这块土地似乎成了农业生产的好地方。可是天不作美。此地干旱频发, 雨水稀少, 而且年际分派很不均匀, 给农业生产以致命的限制。
  自然环境是一个地方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天然基础, 自然条件能决定一个地方人们的生存方式, 正如英国人类学家雷蒙德· 弗思所说, “环境显然给予人类生活一种极大的限制。… …由于极端贫困和艰苦的环境, 这些地方的人所享受的生活水平始终是最低的。”以通渭为代表的陇中人的生活正是这样的情形。严酷的自然环境也影响人们的性格, 艰难的求生让他们非常坚韧也让他们无奈而顺命, 从而影响着他们的未来。
  二、通渭文化干旱的特征
  1 .传统教育的滞重
  通渭是传统农耕文明的嫡传, 而且矢志不渝, 至今仍然是二牛抬杠式的精耕细作。通渭历史悠久。根据考古资料,四五千年前就有人类繁衍生息, 春秋时为襄戎邑, 秦属陇西郡, 汉初为平襄县。所以, 这片农耕文明滋养的土地, 为古老的传统文化所浸透。儒学礼仪在通渭人心中扎根十分深厚。明、清时代, 全县考中进士8 人, 举人45 人, 武举57 人,贡生338 人。虽然在古代不能说文化多么发达, 但是无疑古文化的根基是深厚的。耕读生活在过去的通渭人心中成了理想的方式, 因而也深深影响着现代通渭人的思维。
  但是这里的农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传统农业, 这里的读书也不再是普通意义上的教育, 干旱和贫苦都让它们发生了形变。遵从义理的通渭农人, 终年辛辛苦苦地劳作, 却往往遭遇的是可怜的收成, 甚至颗粒无收。十年九旱的天气象锁喉一样让他们绝望。他们在梦里也渴求清澈的水滴, 茁壮的麦苗。贫苦像影子一样与他们相随。这使通渭人对读书寄予了比其他地方人更多的厚望。历史上读书名就的人在他们脑中俳徊、口中传说。有条件的人拼命供孩子读书。生计窘困的人, 最羡慕的就是别人家的孩子在读书。读书被赋予了逃出苦海的意味。可是由于贫困, 人们的教育受到很大的限制, 1982 年, 文盲、半文盲人口占全县人口的49 %。
  因此, 传统教育给予通渭人两样东西:一是对读书的高度认同, 这是通渭现代教育还算发达的群众基础。二是传统教育给通渭人带来的负面影响表现明显。我国传统教育是一种官本位的教育, 所谓“ 学而优则仕” 。通渭人的单一的农耕生产, 干旱铸造的贫困的生活, 以及由此造成的闭塞守旧,让通渭人传承了传统教育的衣钵, 在他们内心将现代教育窄化。家庭和社会弥漫着官位文化的气氛。家长教育孩子:好好读书, 长大做官。社会上议论某个年轻人, 劈头便问科级还是处级, 对经理和教授却轻淡视之。这样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年轻人, 多数嗜官如命, 不少理工科的学生千方百计转行行政, 令所学闲置。身处行政的不少年轻人, 一心要做官,甚至不惜扭曲自己的人格。但是因为贫穷的缘故, 教育长期受到较大的制约, 做官的本地人相对少, 后进的年轻人往往缺乏关系可托, 做官的愿望很难实现, 他们便变得格外愤世嫉俗。
  2.切肤之饥饿意识
  通渭人的饥饿意识是自然的积淀。通渭地形以山地为主, 境内河流源近流短、水量小, 严重限制了农业灌溉。从全县范围讲, 农业生产基本靠天。可是, 本地区降水稀少, 季节分布极不均匀, 导致自然灾害频发。旱灾、雹灾、暴雨和病虫害严重威胁着农业生产。这些灾害不绝于史。特别是旱灾。据统计, 在1957 至1979 年间发生春旱13 次, 平均不到两年发生1 次, 出现几率达57%;发生初夏旱12 次, 平均不到两年发生1 次, 出现几率达52%;发生伏旱7 次, 平均3 年一遇, 出现几率达35%;发生秋旱7 次, 平均3 年多一遇, 出现几率达30 %。干旱往往又是以春旱连初夏旱, 初夏旱连伏旱, 伏旱连秋旱, 秋旱连冬春旱等不同类型出现。每逢旱灾发生, 轻则农业减产, 重则颗粒无收, 人们受到饥饿的威胁。改革开放前, 人们没有出外打工的机会, 遭遇灾荒, 随处可见走乡串户的乞丐。因此, 在通渭人的心里积淀了太深沉的饥饿意识。他们把粮食看得至为珍贵:孩子吃馍馍要用双手掬着, 大人告诫孩子:馍馍渣渣儿掉到地上有罪呢! 真掉到地上了, 大人会蹲下在土地上捡着吃。还会加上一句, 小心遭1959 年。
  1959 年给通渭人太深的记忆, 基本上成了一个饥饿的象征。1958 年秋, 全县共有284 000 人。1958 年冬, 全县出现严重饥荒, 不少农民以树皮草根充饥, 人口开始外流死亡。1959 年冬饥荒更为严重, 一些地方出现人吃人的现象, 人口大量外流死亡。到1961 年底, 全县人口比1958 年减少78432 人, 绝户2 168 户。这次灾害主要是当时极左政策的影响, 但频繁的自然灾害也参杂期间, 使灾害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次灾害的记忆流淌进了通渭人的血管, 使他们对新社会的狂热冲淡, 产生了一种永恒的悲剧意识:饥饿是一个黑色的怪物, 它不定什么时候向人扑来, 不管新旧社会。这种悲剧意识几乎取消了通渭人的斗志。鲁迅说,“ 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通渭人在灾害中太多次地看到了人的生命的残酷毁灭, 悲到极深时还知道痛吗。
  如果要说灾难打不到的人, 肯定要提到通渭人。经受了太多的灾难, 领教了饥饿的淫威, 通渭人想通过积存粮食给自己找一条出路。解放前是挖窖, 把粮食埋藏到地下。20世纪80 年代包产到户后, 有人还这么做。现在挖窖藏粮的人不见了, 可是走进家家的仓库, 十年甚至二十年的陈粮还是不难见到。在他们的笑容背后还藏着令人寒栗的饥饿的冰雾。他们以近乎本能的恐惧不自觉地抑制比金子还贵重的粮食脱手、流向市场, 这种意识成了通渭人今天走向市场的羁绊, 往往让他们错失良机。
  3 .弥漫的鬼神
  在通渭人的精神领域, 和儒教礼仪一样重要的, 就是对鬼神的信仰。通渭人对鬼神的信仰历史上就很厉害。据清宣统元年(1909)编《甘肃巩昌府通渭县地理调查表》载, 全县有大小庙宇320 处(座), 虽后经地震和兵乱的毁坏, 到解放初全县还有200 多处。1953 年土改后逐渐减少。改革开放后, 大肆兴建庙宇之风十分流行起来, 比较以前有过之无不及。这根本上与自然所决定的人们的生存状态息息相关。
  通渭地形以山地为主, 绝大多数农民的劳动条件相当艰苦;加上干旱缺水, 山坡耕地亩产量极低, 人们便唯有以广种薄收来维持生计。绝大多数通渭农民的劳动之苦是罕见的。超人的劳动强度损伤了无数农民的身体, 贫困的生活又不容许他们悉心呵护自己和及时疗治病痛。所以, 很多农民疾病缠身仍然在辛勤劳作。缺水也严重影响了他们, 好多人一辈子都不知道洗澡是什么, 生活不讲卫生, 作为生活饮用水的窖水也很不卫生, 这些都是生病的渊薮。这样, 贫穷和疾病就成了缠绕通渭农民的挥之不去的东西。人总不能尽在苦水中浸泡, 生活总要有希望。马克思说过, 宗教是绝望中的希望。因此, 鬼神便在通渭这块土地上特别兴盛地滋生蔓延开来。
  通渭人供的神是很杂的。较大相邻一块区域有方神, 管理这片地方的事务;敬奉方神的地方往往是一个庙宇群, 除了方神的庙, 还有佛殿、菩萨殿以及邻近地方神的庙堂。每个乡村有自己的神。有的家庭还敬奉家神。过去是城镇的地方有城隍爷。这样, 通渭人供奉的神是一个庞杂的体系:有佛、菩萨, 有王母娘娘和九天玄女, 有读书人敬奉的文昌,有管雨的龙王和风伯雨师;有关帝, 有伍子胥, 有李太白, 有药王;有传说中秀才转变的神, 还有驱灾的将军爷, 很像孙悟空的样子;有城隍爷, 有山神土地, 还有传说的本地冤魂转变的神… …佛道不分、儒释混杂。但是, 不管是什么神, 作用大体是一样的。消灾除病, 保佑富贵, 佑护平安吉祥, 保佑风调雨顺是诸神的基本职事。天灾不可驾驭, 便求之于神;患病倒运, 动辄求之于神;生子富贵之事, 也求之于神, 这样通渭人就营营于神事而无暇顾及别的事了。无疑, 通渭人这样勤于神事要归因于他们艰难无望的生活。所谓“ 理智尽处生信仰”。
  鬼在通渭人心中是恶的否定的对象, 充满了通渭人的生活。黑夜独行会遇鬼, 坟地有鬼, 荒僻的地方有鬼… … 生病招灾, 遇事不顺认定都是鬼在作祟。鬼其实成了害怕和恐惧的化身。若遭鬼事, 便要请阴阳先生或巫师来收拾, 除恶鬼还须惊动神驾。家事不顺的时候, 死去的祖先也要遭受鬼的待遇。或请阴阳先生驱炸坟头, 或者把先人挖出来整骨, 或者给先人重择一个地方。有些人家的先人很倒霉, 死后还不得安宁, 要挪好几个地方。贫苦的通渭人因为天的蹂躏, 可怜的希望常常落空, 病痛背运倒是与他们形影不离, 于是鬼就成了他们打斗的无物之阵, 甚至连死去的先人也牵连进去。这正应了马林诺夫斯基所说, 人们对无能为力的生活部分才诉诸于巫术。
  在此还可以提一下通渭人丰富的原始思维, 就是泰勒所说的万物有灵论。人死后为鬼, 老树可以成精, 山是龙身或凤凰的翅膀, 能决定在此地安葬先人的那家人的命运… …贫苦和闭塞让这种原始思维牢牢胶着着通渭人的心。
  4.蝜蝂的命运
  蝜蝂是柳宗元寓言《蝜蝂传》里的一种好负重物的小虫,由于背负了太多的重物, 最终被压死。通渭人的命运有些类似于此的特征。通渭人的人生确实是太沉重了, 压得人快要喘不过气来。
  首先是生计的压迫。为了活着, 为了养家糊口, 他们把一个一个的馒头山几乎全部辟成了耕地, 艰辛的苦力劳动佝偻了他们的身躯。但是干旱少雨的天气往往粉碎了他们广种薄收的梦想。改革开放以前, 在农村, 一家人最头疼的问题就是如何解决一年的吃粮。如果不是当时政府的救济, 农民心操碎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是这样, 家长看着孩子们菜色的脸, 能不让沉重的头颅垂弯了腰? 59 年的警钟在他们脑中鸣响。他们承受着生理和精神的超人的负荷。
  其次是对子女的负担。通渭是儒家文化浸润很深的地方。这个地方虽穷, 家长却承担了和其他地方家长一样的传统职责。由于自然条件, 这种责任完成得格外沉重。他们把儿女抚养成人本极不易, 还要给他们成家。嫁出女儿比较简单, 儿子成家可就是重挑了。先要给儿子找媳妇。由于贫困, 通渭买卖婚姻一直盛行。一般家庭迎娶一门亲事是一件非常吃力的事, 贫困的家庭就可想而知了。一些家长因为给儿子问不成亲事, 仰天长叹而至于发疯。如果儿子多, 儿媳妇娶进门后就要张罗着另立一家了, 打庄(土围子)盖房子,做家长的必须完成, 然后才可以将儿子媳妇安顿成新的一家。以后几个儿子娶媳安家也必须同样做。
  通渭人为自己活的时间很短, 有了子女以后就为子女活了。这个时候自己怎样就怎样了, 定形了, 不考虑了, 开始完全为儿女操劳。实际上自己的生活已经结束, 开始为下一代生活了。所以, 通渭人总活得迷迷糊糊, 不甚懂事就结婚了,生了子女又为下一代活了, 生活完全按传统的轨道运行, 习惯得失去了任何理性的力量, 变成了一种本能的生活。通渭人的生活就是一种本能的生活, 这是艰苦的条件把生活逼成了一条甬道。
  艰难操持自己的家庭, 却无法得到一个宽便舒心的日子。通渭人完全阈于自己的家庭了, 无暇顾及外面的世界。一个碟子一个碗一棵小树, 都成了他们重要的家产, 为此常常和邻里大吵大闹甚至大动干戈。艰难的生活把通渭人变得自私狭隘。在现在的社会里, 这也成了通渭人的精神重负。通渭行政界超出寻常的分派系、窝里斗现象的根子就在这种艰难的生活的隔离性上。艰难的生活导致的自私自利、斤斤计较又使他们在走入政界、商界等领域以后, 溺于物质利益、短视而不能求远大发展, 这也是通渭政界腐败甚于其他地方的原因。通渭人必须要背负着比其他地方人更加沉重的包袱前行。
  5 .特别的坚韧
  艰难的生活培养了通渭人特别吃苦耐劳的品格。民国25 年(1936)编《甘肃民族志》载:通渭人民素有勤劳朴实的优良风尚。通渭的农民守着广薄的土地, 终年有忙不完的活。他们习惯了三伏天烈日的暴晒, 也无所谓冬天凛冽的寒风。黑格尔说过,“ 自然类型和生长在这土地上的人民的类型和性格有着密切的联系”。通渭这种恶劣的自然环境必然造就通渭人坚韧卓绝的性格。受自然条件和贫穷的限制,时至今日, 决大多数人干活仍然沿用祖先流传下来的方式,肩挑背背, 他们像老黄牛一样无休止地劳作, 与苦同化了, 也就不以之为苦了。但是, 他们又希望自己的子女好好读书,不再过自己的生活。正如拉策尔认为, 进步产生于强风暴雨之区… …“ 士勤读书, 里务周恤”, 务学遂成为通渭人的一种传统, 儒家学而优则仕的潜流始终在他们心里流淌。
  如今, 许多人的子女实现了他们父辈的愿望。通过读书, 他们跳出农门走出山圪崂, 走向外面的世界, 干起了和父母所干的相异的活———“ 靠头脑吃饭” 。他们继承了父辈特别能吃苦的传统。不管从事什么行业, 他们任劳任怨, 十分勤恳。他们还继承了父辈踏踏实实做事、老老实实做人的精神, 干事非常实在。在外人看来, 吃苦老实成了通渭人鲜明的印记。虽然通渭的自然条件是差的, 但大自然并未剥夺通渭人的灵性, 这个地方的人不乏聪明。历史上著名的夫妻文学家秦嘉和徐淑就出生在这片土地上, 还有明朝的名臣赵荣、大清的的名臣牛树梅等等。长江后浪推前浪, 现代社会给通渭人提供了更多展示才华的机会。邢肇堂是对中国革命有贡献的人, 中国科学院院士姚檀栋是中国冰芯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年轻的杨子恒则作为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为通渭人津津乐道, 也在为中国人争光, 等等。变动不居真是一个奇妙的规律。祖先在贫苦中酿就的苦汁, 今天成为后人享用终身的滋养。聪明和吃苦精神结合到一起, 变成了年轻的通渭人的进取的优势和利器, 这片土地将在蜕变中获得新生, 自然的淫威在通渭人面前正在逐渐萎缩。
  三、结语
  这里将通渭作为陇中干旱文化的典型。通渭的这种文化特征也就是陇中地区其它几个县、市的文化精神。它们都是儒教礼仪浸润很深的地区, 有与通渭相似或相近的自然条件, 迷信活动都很严重, 人们的吃苦耐劳精神也是非常突出的。事实上, 通渭的这种文化精神还可伸延到陇中周围附近的一些地方。比如, 白银市所属的会宁县, 以苦学精神闻名天下, 它与通渭相连, 两地的文化几乎一致。再比如, 天水的武山县, 迷信活动相当严重。这些地方都受干旱困扰, 贫苦的生活同样铸久了人们吃苦耐劳的品格。因此, 通渭人的文化精神的确属于甘肃中部人们的文化精神, 通渭人的命运也就是甘肃中部人的命运了。
  总之, 自然是文化的母亲。任何文化都是建立在一定的自然基础上的, 因而必然深深打上自然的烙印。陇中的特别干旱, 就是陇中文化的自然底色、音律节奏和活动范围。“ 文化生存于自然。” 独特的陇中自然环境给陇中文化带来了特异的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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