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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志书凡例指导思想如何表述

作者:2016-12-21 18:23文章来源:未知
  近年笔者参加了若干部志稿的评议、审定,凡例的表述几乎成了固定模式,第一条表述为: 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遵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原则。
  这种模式的形成大概和时代意识形态主旋律的发展变化以及最高领导人的新老交替密切相关。第一轮编修的志书,凡例第一条标明: 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相继新老交替,编修志书的指导思想表述也随之与时俱进,先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继之为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后又发展为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遵循这一逻辑,中共十八大之后,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又提出了实现“中国梦”的伟大目标,那么修编地方志的指导思想是否也与时俱进表述为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中国梦”为指导呢?
  从政治理论的意义上看,上列种种表述都是对的。但作为科学资料文献的地方志,其指导思想如何表述,值得再仔细斟酌和认真推敲。1986年12 月24 日,胡乔木在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了一次重要讲话,指出: “作为地方志编辑工作的同志,要力求在编辑工作中避免一种所谓‘政治化’的倾向,所谓‘政治化’,就是不适当地表现出一种政治色彩,这样就减弱了著作的严谨性、科学性,使地方志染上了一种宣传色彩。”胡绳指出: “编修地方志搜集资料应细致广泛,具体编写要有所选择,不宜作不需要的渲染。”第一任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组长曾三指出: “志书不是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也不是党的政策的宣传读物,不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简单地搬到志书中就算完成任务。”原中宣部长、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副组长王忍之也指出: “志书是国情、地情的重要载体”,是“我们这个伟大变革时代的科学记录。”很显然,上述几位理论家所言,地方志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科书,不是宣传读物,而是地情、国情的载体,科学的资料文献,没有必要,也完全不应该强化它的政治色彩。
  2007 年笔者在《广西地方志》第4 期上发表一篇题为《编修地方志要讲政治,但不能“政治化”》论文。文章认为,地方志在我国有2000 多年的编纂历史,形成了一系列优良传统,如记载的连续性、内容的广泛性、形式的多样性以及区域性、时代性等。所谓“时代性”就集中体现了方志的政治性。封建时代的地方志重政治轻经济、重农轻商、重人伦轻自然,反映封建的“三纲五常”伦理道德,宣扬封建迷信、蔑视劳动人民等,其修志的目的是为封建王朝统治服务,充分反映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和统治制度。
  但也要看到,旧时许多修志编史的专家虽然不像今天以什么主义、理论、思想为指导,但他们以深厚的国学功底和德、才、学、识修养,遵循我国历史学传统,在考据、义理、辞章方面下功夫,了解和掌握史实,呕心沥血,编就出大量名志佳作。
  新方志在继承旧志的基础上科学地创新,突出反映社会主义时代特征,也就是编修新方志要讲政治的具体体现。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人民当家作主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 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建立独立自主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经济实力综合国力明显提高; 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实行改革开放,开创和坚持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要讲政治,就是要在科学、准确、如实反映社会主义时代特征上下功夫,而不是空喊政治口号。
  时代特征是时代精神的具体体现。封建专制主义是封建社会的时代精神,而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时代精神。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理所当然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第一轮和第二轮编修的相当多的志书在凡例中都载明: 本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这都没有错,都是正确的。问题是编修作为资料文献的地方志如何坚持以这些主义、理论、思想、观点指导修志。在全国众多地方志刊物上所发表的多篇论述指导思想的文章中,大多是论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自身发展过程及其理论意义,很少有文论及如何以这些主义、理论、思想指导修志。笔者认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是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它们各自的理论内涵和某些结论并不完全一致,后者对前者既有继承和发展,也有否定和扬弃。例如毛泽东继承了马列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而否定和扬弃了列宁关于以城市为中心实行武装暴动的理论,而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夺取政权的井冈山道路。再如邓小平继承和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否定和扬弃了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提出要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邓小平还在多种场合多次强调,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按照不同的时间、地点、条件讲问题。”同样,我们今天也不能把邓小平理论当作教条,生搬硬套。例如,改革开放初期,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邓小平提出“发展是硬道理”。但在改革开放已经发展30 多年的今天,正如原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所说,如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不顾主客观条件“硬发展就没有道理”。
编修地方志不是套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的个别词句和结论,而是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修志,也就是要认真地贯彻和执行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一切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具体说就是要以辩证的、历史的、全面的观点,真实地记录某一地域或某一专业和行业的历史和现状。所谓“辩证的、历史的、全面的记述”,是指不溢美、不讳过,既要记成绩、成功和经验,也要记问题、失误和教训。对于政治问题的表述,既要秉笔直书,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公允,也要顾及时代的发展变化和政治环境的制约,要体现作者的立场、观点和政治倾向,不能一味地强调纯客观。如1958 年的“大跃进”,从总体上看,是由于急于求成、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能动作用“左”的错误所造成的。但上海在三年“大跃进”中,由于中央的决策,全国和各地的支援,加上上海工人阶级的奋斗,建设了一大批新兴的骨干工业企业,奠定了上海高新技术工业基础。再如,“文化大革命”总体上要彻底否定,但具体到上海的某些部门和行业,如金山石化、南京梅山工程、上海的航天事业等,是由毛泽东、周恩来亲自决策,落实上海兴建的,“四人帮”虽有干扰,但建设和生产仍然是发展的,对此决不能抹煞和否定。
还有因受“左”的错误思想的影响,记述社会负面的内容,心有余悸,如对三年困难时期某些地区出现人口非常正死亡( 即饿死人) 状况志书很少涉及。因受欧风西雨影响,出现新的“烟、赌、娼”,志书也不敢反映。还有对历史上某些政治运动,如反胡风,反右斗争,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五九年反右倾,“文化大革命”等多采取略记、粗记的办法,使人不知所以然。这些运动有的过去60 多年,最近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也已30 多年。随着历史的沉淀,是非曲直已经明晰,有的错误结论已经改正。故在第二轮修志中应采取拾遗补记的办法,把某些历史旧案记述清楚。志书有这个义务和功能,不可不记。还有改革开放以来因决策上的失误,人民群众最不满意的房改、教改、医改( 俗称“三座大山”) ,以及新出现的干部腐败也应如实记述,对那些典型的贪官污吏还应立传录入地方志。
  综上所述,编修地方志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实事求是地记述历史和现状,科学、准确、真实地反映历史的各种问题。毋庸置疑,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是引导地方志工作者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动力,而不是成为禁锢志者,随风跟雨,畏首畏尾,不敢求真务实的精神枷锁。
  地方志是传承中华文明的载体之一,国有史( 二十四史) 、地方有志、家( 族) 有谱,三者记录着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地方志不是理论著作,不是历史专著,不是文学作品,更不是政治、时论、新闻、网络。地方志具有久远的存史价值,越是年代久远越能显现它的存史价值。要保持志书的客观稳定性,没有必要强化它的政治色彩。
志书的凡例是志书的体例说明,它和法规条例有近似之处,都要保持长期稳定,都要经受历史实践的检验。就多部志书在凡例中载明的指导思想表述而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除马列主义之外,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其核心内容都是由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以及改革开放的实践相结合的产物。邓小平深刻地指出: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我们党从武装夺取政权,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中国,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再到实行改革开放,我们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生生不息、发展不止,靠的就是这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长江后浪推前浪,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也会新老交替,代代相传。不管谁在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岗位上,都会提出和制定治党兴国的大政方略,这些大政方略不管冠名为何种主义、理论、思想和观点,其思想的本源都是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科学资料文献的地方志,如果要在凡例中载明指导思想,笔者认为如此表述更为科学、准确、稳妥,即: 本志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实事求是地记述某地域或某行业、专业的历史和现状。地方志既然是国情、地情的载体,除了要客观真实地记述自然环境情况之外,还要记述当政者施政的具体实践结果、真实的史实,而不是记述那些抽象的方针、政策、规划、口号。如《上海通志》凡例第一条记述指导思想是这样表述的: “本志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实事求是地记述上海市自然、社会各方面的历史和现状。”。
当前,在哲学社会科学学术领域存在浮躁、趋时两大弊端的情况下,要坚守上述观点和做法还有某些阻力。为了推动地方志事业科学和健康地发展,确保地方志书的质量,笔者从多年参加地方志编纂工作的实践中,深深体会到,作为方志工作者不仅要有“板凳一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艰苦务实精神,还应该树立三气: 求真务实追求真理的志气; 不媚俗、不趋时、不降志的骨气; 不唯书、不唯上敢讲真话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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