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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台湾之殇:当野蛮遭遇文明

作者:2016-12-21 18:19文章来源:未知
  一、《赛德克-巴莱》的两个版本
  只有有信仰的民族才是最强大的。一个民族只有团结起来,才能战无不胜。赛德克-巴莱是赛德克语“seeddiq bale”的译音,seediq有两种意义,有“人、别人、众人、人类”之意,也作本族的自称(赛德克);bale是“真的、真正的” 之意,赛德克-巴莱本意是“真正的人”。2013年在华语影坛刮起一股赛德克-巴莱旋风。《赛德克-巴莱》这部电影有两个版本:台湾上映版为276分钟,国际版为154分钟,中国大陆放映的是国际版。按时间顺序中国大陆版(国际版)比台湾版减少的部分如下:前半部删减了部落间的仇恨、和日本人的摩擦(花岗一郎和莫那鲁道关于族群间仇恨的对话)、赛德克人被迫服役为日本人砍树之民俗、雾社运动会上一名警察被斩首等;后半部删减了赛德克和汉人关系、冲击价值观、小岛态度转变、部落仇恨趋向和解、部分赛德克人拿族人首级找日本人领赏、莫那鲁道失踪、赛德克人一起走过彩虹桥等。大陆版和台湾版相比,价值观的冲击和血腥程度上有所减弱,更符合大众的观影心理,减少了部分民俗文化的展现、史实的交代。剧情跳跃,让人莫名地跟着主人公喜怒哀乐。
  影片中,85年前莫那鲁道(原住民)与花冈二郎(日本人)选择自我了结生命,两者的处境,其实是台湾原住民和日本殖民政府共同面临的问题,体现的是日本殖民政府在文化遭遇上应该进行具体化适应。片尾要传达的其实是活着不是死亡,死亡是原住民的价值观,活着是现代人看待原住民的价值观。温岚饰演莫那鲁道的女儿一角,跟她哥哥在部落里做最后的诀别。因为徐若萱和温岚扮演的两个角色的存活,让整个部落进入到另外一个时代。
  二、还原“真实”的雾社事件
  (一)历史真相
  雾社事件是日治时代台湾最后一次大型激烈反抗行动,没有一个人真正知道莫那鲁道当时做了什么,目睹历史现场的人,一个活口都没留下。日本出动包括台湾军司令部、守备队司令部、台北步兵第一联队等3000多名军队。军警共战死28名、受伤26名,协助日军的原住民战死22名、受伤19名。赛德克族反抗部落原住民男人战死332名,女人战死312名,总计死亡644名,265名被拘禁,约500名投降。牵扯这一事件的原住民6个部落原有1234人,1/2以上直接死于战斗,70%人口间接为此而死。反抗者的头都被砍下,大部分女人是带着族中孩子集体自缢而亡。双方进行为期40余日的大小战斗,双方死伤惨重,造成日本驻台湾总督撤职。
  《赛德克-巴莱》所讲述的雾社事件,实际上被定义为一场“台湾原住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史”。莫那鲁道拿着枪逼着妻子带着孙子和其他妇女自缢,“怕你们承担不住,活了下来”,他要求家人结束生命,以不屈服日本统治者来祭告祖灵,这是雾社事件的戏剧化对白。雾社事件反抗暴政是表,捍卫文化信仰是本。
  (二)台湾原住民
  台湾少数族群有14个,包括9个较大族群,即阿美、泰雅、赛夏、布农、邹(曾称“曹”)、排湾、鲁凯、卑南和达悟(由“雅美”更名)(以下简称“九族”),5 个极小族群,即邵、噶玛兰(以上原归入平埔族系)、太鲁阁(从泰雅中分出)、撒奇莱雅(从阿美中分出)和赛德克(从泰雅中分出)。如果以北纬30°—33°为地理分界线,那么我国56个民族天然区分为南、北两大群系统,通过DNA统计测定,台湾少数民族样本都类聚在北方族群系统内。凌纯声、卫惠林等前辈学人提出,台湾世居少数民族主要来自海岱地区东夷人,考古学、古农学、历史文献学、人类学等也日益证明这一观点。例如台湾世居少数民族植粟和陆稻,布农人达马路弯社、泰雅人大豹社有关于粟、“古早”“旱田”的传说。他们的先祖从大陆带来旱作农业,栽培粟等。台湾南关里、南关里东等遗址出土了距今4700—4200年的大量碳化谷物种子粟和稻米,这说明当时台湾先民就已从事粟和稻的种植了。黍粟从黄河中游向东传播扩散,从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向朝鲜、日本扩散传播,体现了由近及远两个层次。同样,海南岛的黎族和台湾原住民虽然分属多个民族(或族群分支),呈现“1+14”格局,但是追本溯源,他们主要是从祖国大陆自北而南迁到岛上的古越族后裔,原本是一家人。现在举几个典型的台湾原住民例子:
  日月潭边“逐鹿人”,又称邵人,仅280多人。他们自嘲为珍稀动物,比“黑面琵鹭”还稀少。邵人祖先以狩猎为生,一次追逐一头猛烈白鹿时在日月潭附近迷了路,乍一看这里风光明媚,水可解渴,鱼可充饥,便召集族人,迁居于此,世代繁衍。平时的“湖上杵歌”作为休闲娱乐,却也成为今日日月潭八景之一。民众作为演员,各自拿着长短粗细不一的木杵,围成大圆圈,以杵击地,掷地有声,节拍不一,绕以歌声,遂为“杵歌”。
  苗栗县城赛夏人。苗栗县城以“矮灵祭”著称的赛夏人,杂居于泰雅人与客家人中间,他们并非客家人,操泰雅语和客语,反而忘记了本族群语言。秋收月圆时(农历10月15左右)举行祭祀,每两年一小祭,每10年一大祭,娱灵之夜,歌舞升平。赛夏人以动物、植物、自然现象作为氏族的图腾,借用汉姓,例如“风”姓赛夏人认为自己是风的后代,“日”姓赛夏人认为自己是射日英雄的后代。他们是台湾14个少数族群中能够直接由汉姓看出氏族关系的唯一群体。赛夏部的一个族支(达英·拿答弗·撒万葛斯阿门)青年根志优用双脚走遍了台湾岛上828个少数民族部落,与各个族群老人同吃同住,感受、体验、记录各个族群的历史习俗、语言文化、祭祀歌舞等,书写各个族群的民族志影像(《台湾部落寻奇》受到热捧,获得中国大陆第九、十届全国少数民族电视题材“骏马奖”)和图文资料。
  兰屿岛雅美人。来自兰屿岛的女歌手施秀静是雅美人,曾经来大陆演出交流。日据时期,兰屿岛被日本人封闭,雅美人成为日本活生生的人类学传统土著标本。今日雅美人仍然以捕鱼为生,同时大力发展观光旅游业,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康熙年间福建巡抚曾在台湾少数民族村社寻访选拔人才赴大陆表演,清代雍正、乾隆年间,官府先后3次组织台湾少数民族(“生番”“熟番”)赴大陆贺寿朝觐,这段史实是全面认识清廷的台湾“番政”真相,是构建祖先记忆不可忽视的历史真实,开启了清代台湾少数民族通过官方渠道赴大陆参访、上下政治互动的先声。当时清朝政府将台湾少数民族纳入皇朝礼仪(例如允许他们来北京朝觐祝贺),给予高度重视。在仰望天朝威严之中,在中华文化的浸润之下,他们逐渐清晰定位自己的文化身份和政治所属。
  太鲁阁人。太鲁阁族原来是泰雅族赛德克支族东赛德克人的一个小分支,对其早先的研究基本上涵盖在泰雅族东赛德克人的研究当中,廖守臣对泰雅族东赛德克群的部落迁徙与分布研究、余光弘对泰雅族东赛德克群的部落组织研究最具有代表性。台湾南投县仁爱乡南丰、互助、春阳、亲爱、精英、合作等村,花莲县秀林、万荣两个乡,是赛德克语分布比较集中的地区,2000年统计人口约14000人。赛德克语属于南岛语系印度尼西亚语族台湾泰雅语支,可分为雾社次方言(南丰、互助等村)、春阳次方言(精英、春阳等村)、太鲁阁次方言(秀林、万荣乡)3个次方言类型。赛德克人口传的神话、传说等基本上与泰雅人相同,但不少细节有差异。两个族群都注意祖先遗训,民间故事训诫性强。近年来有学者采集到120个文本单位的民间文学、语言学及民族学研究赛德克族神话故事,希望将来可以整理出版。
  (三)原住民的出草
  台湾在日治时期,处于文明社会的运作、操弄、强压之下,整个社会是一部非正常运转的机器,台湾原住民原有的社会运作模式遭受冲击几近无存。Gaya对于赛德克族的社会来说是一种类似精神信仰的规范。老人会用Gaya的智慧来教导年轻一辈要怎么打猎,教会他们很多地方性知识。
  当你用生命去换取图腾,那用什么来换回这些年轻的生命?原住民不会随便出草,除了在敌人(非我族类都是敌人)侵略家人或猎场的时候,没有类似现今帮派打杀,或青少年斗殴事件。在原住民看来,出草是一件荣耀而不是可耻的事,不是表示杀人是荣耀且被鼓励的,而是某人因为部落、族人的安全而出草。试想,文明人为了捍卫自己的国家而杀死侵犯的敌人,是被允许的,为什么原住民为了捍卫自己的族人却被说成野蛮?当敌人侵入“自己”的领土之时,“我”能够不反抗吗?异族多年苦心孤诣没能同化赛德克-巴莱人血液中深藏的野性!而他们所受的欺压更是让这种野性深入骨髓,融入灵魂,然后狠狠地炸开!莫那鲁道在文明的冲突中站了起来!他要给逝去的父亲、给祖灵一个交代!夕阳下那个孤独的影子跳起了出草舞,沧桑的歌声从那如山般的背影中传出。英雄迟暮,年轻的血液沸腾了!他们站在这个战神面前,站在他们从小便仰视着的长辈面前!他撕心裂肺地吼着:“让我们站起来!带我们去死!”他们在乞求苍天和大地,乞求身体深沉如墨的图腾,毅然登上彩虹桥,昂首面对祖灵、血性复苏。许多年轻人就这样第一次出草,也是最后一次。
  三、文明与野蛮的冲突
  诚如电影开篇所述:“如果文明是要我们卑躬屈膝,那我就叫你们看见野蛮的骄傲”,台湾原住民抗日的情节表现得如此强烈!这是另外一种类型的“抗日”,是“文明与野蛮”的冲突。
  (一)日本殖民台湾并没有使原住民产生认同
  台湾是我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近400年来台湾两度经历殖民地时代,先后被荷兰(1642-1662年)和日本(1895-1945年)占据。殖民地历史是台湾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今天台湾现实种种问题与两者特别是日本殖民历史密不可分。台湾被日本帝国主义占据长达50年之久。日本帝国主义交替实行军事镇压和政治欺骗策略,推行殖民统治:1.建立警察制度和严密的保甲制度,发布刑罚令、治罪令、监狱令、《犯罪即决条例》等以进行军事镇压。日本殖民台湾时期的基本法是“六三法”,该法只存在10年,但建构的殖民地法律模式,在台湾延续50年。这是一种委任立法,在明治宪政体制下是否违宪,曾引发日本的热烈争论,争议的本质在于新附领土统治政策选择的政治性问题。这部法律的真正核心是谁有权来制定台湾的法律,这为其违宪性寻找法律依据,也是政党势力与执政的军方势力就台湾统治方针的妥协与斗争。2.建立实施殖民地教育的学校体系进行政治欺骗。日本的殖民同化教育意图明确,层层推进,不断强化,共经历了推行日语同化教育创建期(1895—1919年)、日台共学同化教育发展期(1919—1937年)、激进“皇民化”同化教育蜕变期(1937年—日本投降)三个阶段。虽然在各个时期提法各异、表现形式也不尽相同,但是整个日据时期,日本殖民当局始终坚持“同化教育”的根本教育方针。通过日据台湾殖民时期的第一手教育资料可以看出台湾总督府(高层政府官员都由日本本土派出)确立殖民教育方针的摇摆过程、内涵与实质。日本殖民者通过建立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体系,在各级学校和社会教育中实施同化教育,强制推行日语,宣扬日式文明,极力改变台湾本土的文化、语言和风俗习惯,旨在使台湾人忘掉台湾,塑造台湾的日本文化认同,使台湾“日本化”。同时,日本人内心并不将台湾人与本土日本人一样看待,并没有给他们国民待遇,而实施有差别化的“日台双轨制”。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日本在原住民中物色大量体格强健、相貌出众的儿童进行日本西化教育的培养,这些“番童”以原住民之躯接受日本科学教育,肩负着日本在台湾原住民社区殖民统治代言人的角色,可是这些“番童”在“我者”的肉体和“他者”的西化教育之间徘徊、挣扎、摇摆,最后“成功”为日本所文明“驯化”者甚少。“番童”以自己一个个的牺牲阐释了本民族社区的“野蛮”传统与现代西方“文明”社会不可调和的悖论。影片中深受日本文明同化的警察花岗一郎和花岗二郎兄弟就是“番童”之代表,两种异质文化的对峙,使得他们活得卑微、困惑、扭曲与痛苦。台湾人在脱离大清统治之后,被动的教育显示出其在日本皇民化和本土化之间摇摆不定,台湾殖民教育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工具,殖民文化对殖民地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精神伤害。
  总之,日本依靠侵略中国起家,政府培植资本家,资本家效忠政府,“生意跟随国旗”,台湾成为日资一统天下的“宝库”。离开了国家权力和财政政策就不可能深入理解台湾经济。台湾经济是典型殖民地性质的畸形物,以华人之地,华地之民,华民之财,反作使华之资,使台湾成为日本资本主义的“养料”与“南北并进”的兵站基地。日本对台湾实行土地、币制、财政、金融、商业、关税等各项政策,进行所谓“开发”,实是殖民掠夺,使台湾日本化、殖民地化、人民贫困化。日本殖民台湾并没有使原住民产生对日本文化的认同,相反,造就了台湾政坛上亲日派与本土派、外省人与本省人等以族群划分的政治伤痕。
  (二)“野蛮的骄傲”
  如果说《两个油漆匠》《超级公民》表现的是原住民在现代都市的生存境遇,如果说《西部来的人》表现的是原住民从都市返乡的精神寻根,如果说《梦幻部落》表现的是新时期原住民新议题的电影呈现,如果说《海角七号》摈弃“曲高和寡”的艺术性,坚持台湾在地文化上个性化的新局面,那么《赛德克-巴莱》则展现了原住民原乡失落的文化反思、边缘弱势族群灵魂雄起的另一道风景。在这部电影中,原住民族群不再是人类学、社会学中作为被观赏、被研究、拥有奇观元素反衬现代文明的边缘人物,而是拥有文化自主、敢于抵抗、维护尊严、张扬灵魂、奉养信仰的主角。根源在于1895年甲午海战中国战败于日本后,清朝政府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台湾岛被迫割让给日本。刚刚“归化”于清朝的台湾原住民令日本殖民者感到头痛,他们虽然只占台湾总人口的2%,但体魄健壮,信仰坚定,性情刚烈,在日本人眼里是一群难以“征服”又难“教化”的野蛮族群。仅仅靠屠刀无法使野蛮人臣服,日本人给“野蛮”部落带去“文明”,但这种一厢情愿的“施舍”违背原住民本来的生活习惯、风俗信仰,历史的悖论在于当野蛮遭遇“文明”之时,原住民不仅失去了自己的物质家园,也失去了自己的历史文化记忆。原住民将何去何从?他们内心潜意识的反抗情绪就这样被激发起来了。原住民的反抗不仅仅是暴力的反抗,也隐含着通过暴力反抗找寻自己文化记忆、明确自己身份、获得其他族群认可的文化表达。
  到底何为文明?何为野蛮?不妨让我们体味几个细节:在“文明”的日本人眼里,赛德克人的习俗是“野蛮”的,有这样一个例子,赛德克人的酒是将小米放入口中咀嚼再吐出,以口水发酵成米酒。1930年,在一场马赫坡赛德克人的婚礼上,一位骄傲的日本警察拒绝喝这种“不卫生”的酒,被族人视为无礼,最后爆发冲突,在“野蛮”的赛德克人眼里,日本人的习俗才是“野蛮”的。
  虽然台湾高山丛林的原住民在文明征服者日本人看来,仍然过着野蛮蒙昧的生活,但是当殖民者的文明统治使得原住民信仰遭遇巨大的冲击时,原住民只得用生命和血性守护祖先留传下的猎场,纵然会被灭族,依然奋战;明知最后是肉体死亡,依然超越死亡,期望获得灵魂重生。影片中莫那鲁道骄傲地说:“用手指头指彩虹,手指头会歪掉”,这仿佛在告诫小孩子看到彩虹时要心存敬意,不能用手指头指着彩虹。“孩子们,在通往祖灵之家的彩虹彼端,还有一片肥美的猎场,我们的祖先就全都在那里!那片只有英勇的灵魂才能进入的猎场绝对不能失去!族人啊……我的族人啊!猎取敌人的首级吧!雾社高山上的猎场我们是守不住了,用鲜血洗净灵魂,走进永恒的彩虹猎场吧!”如果说日本殖民者惨死雾社代表着樱花凋落,那么赛德克族人的通向死亡的奋力抵抗则是台湾中央山脉巨大祖石柱的灵魂再祭和宗教神性再现。他们以生命、鲜血探索与超克死亡的哲学存在,让“彩虹”飘荡在自己、家族、社区村落,乃至整个台湾的文化空间。其所诠释的命题不但属于曾经的台湾原住民,也属于整个人类。它是以骄傲的姿态,宣告电影精神不死,捍卫着华语电影在好莱坞、日韩电影面前的尊严。唯美画面、抒情曲调、壮美诗词都书写了野蛮之外的文明,书写了历史场景的悲壮。笔者不忍心和台湾留学生一起面对那段历史,像看沉船驶出海面,看流星重回天际。
  在1930年代的台湾,赛德克人遭遇“文明”往事,雾社原住民以头目莫那鲁道为领袖,面对日本文明社会的飞机大炮毒气弹,三百战士面对一个面目狰狞的日本帝国。他们战斗不是求生,而是求死。他们冲到海边看看祖国的方向,以肉体之死换取精神之再生。一次以族群血液和生命为代价的出草,换取了正义定位和价值想象空间,将永远铭刻在历史的书写中。文明的日本人针对野蛮尚未开化的土著大开杀戒,土著叛乱者“如果是要我们卑躬屈膝,那么我就让你看到野蛮的骄傲”的话恰恰是“我者”的胜利宣言。在文明与野蛮、殖民与反殖民的对垒中,文明固然可贵,但“野蛮的骄傲”也同样让人尊敬。今天重新解读那一段历史,《赛德克-巴莱》为我们重拾历史记忆,寻找历史真相提供了契机,也为台湾少数族群确定中华文化认同提供了新的可能,传递着边疆地区少数民族书写正义的正能量。因为文学从来都是人学,影视从来都是主流价值观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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