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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冬学与山西根据地乡村新权力阶层的生成

作者:2016-09-03 09:09文章来源:未知

  1937 至1945 年,是山西根据地乡村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随着冬学的逐步开展和深入,其社会教化和政治教化的功能已经远远超越了文化教育本身。冬学教育不仅培养了乡村社会的政治意识,而且推动了乡村社会新权力阶层的崛起。新权力阶层是抗战时期中共在根据地培养起来的一批乡村基层干部。与传统乡村精英相比,他们在生成方式上不是依靠经济资源、社会名望等传统因素,而是通过冬学这一民众教育的形式完成的。借助冬学特有的政治资源和良好的政治出身,他们成长为根据地社会新的权力阶层。

  一、抗战初期山西乡村社会与冬学的开展

  抗战初期的山西乡村,“兵燹之后的荒凉景象,支配了这整个地区,一切都是无秩序、破坏和崩溃。” “由于受到旧有势力与外来侵略者的双重压迫,比其他地方显得更为落后。人民没有斗争经验,文化闭塞,造成了政治相当的守旧。一般的民众,对于社会改革,表现隔膜与冷淡,富于农业社会所特有的保守观念。”而传统乡村家族和村落的重叠,又进一步助长了这种倾向。费正清在20 世纪40 年代曾有类似的描述: “从社会角度来看,村子里的中国人直到最近主要还是按家族制组织起来的,其次才组成同一地区的邻里社会。村子通常由一群家庭和家族单位( 各个世系) 组成,他们世代相传,永久居住在那里,靠耕种某些祖传土地为生。”农民的地域观念、家族观念根深蒂固。根据地新政权建立后,地主势力虽然受到削弱,但旧的统治的影响仍旧束缚着乡村民众,许多人“在瞻前顾后地观望形势,畏首畏尾,犹豫不决,表现着一副怯懦怕事的神情。有时对于已经卸掉的枷锁,似乎还有点恋恋不舍,对于已经减去的剥削,也似乎仍有无限留恋,表现于心不安或十分的不惯”。对于一般乡村干部,许多人不安心工作甚至有些干部提出要回家参加劳动。总之,民众缺乏对新政权的心理认同。为了帮助农民“换脑筋”,形成对新政权的认同,中国共产党利用乡村中普遍存在的冬书房,对民众开展了行之有效的冬学教育。冬学一词最早出自宋代陆游的《剑南诗稿·秋日郊居》中,“儿童冬学闹比邻,据案愚儒却自珍,”其自注为“农家十月,乃谴子弟入学,谓之冬学。”抗战之前,阎锡山政府在山西各乡村创办了以识字为主的冬书房,但因“识字班不识字”以及教员的不良作风等原因,给民众留下的印象非常恶劣。对普通民众而言,“识字与否”既不能让他们“成龙成虎”,还会耽误生产和许多事情,而且“坐在房子里念书,是个别扭的事情”。总之,上冬学并不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特别是上了年纪的人,更加不感兴趣。为“给群众以抗战的民族解放的教育,在教育工作上来提高群众抗战的认识与热忱,以加强群众抗战的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中国共产党把农村中原有的冬书房改造成为新冬学,“造成广大群众自己学习的运动,以提高群众的觉悟,推进工作。”政治课为主、文化课为辅是冬学的基本原则,即“明理第一,识字第二”。《晋察冀边委会制发本年度冬学教育实施大纲》明确规定: “各种课程的百分比,政治课占百分之三十,识字课占百分之十四,常识课占百分之十五,组织课占百分之十五,唱歌不占正课时间。特别地区只上政治课……识字在政治课中附带进行。”“不在民校规定年龄的群众,一律进行政治教育( 残疾有病,或有特殊情形者除外) 。在冬学上政治课时,不入学的男女,都应到校听政治课。”为此,晋绥边区行署每年免费向各冬学发放10 本政治课教材,以保证政治课的正常进行。“为此责成必须县区各系统干部亲自动手,担任冬学义务的政治教员,使时事教育真正贯彻到广大群众中去。”

  冬学坚持群众自愿的原则,反对采取强制处罚的办法。沙沟冬学初办时,群众不感兴趣,即使教员挨家挨户地动员,也没什么成效。调查中,教员发现群众感兴趣的事情是减租减息、反贪污,关心减租减息从哪一年减、减多少以及怎样减,因此,教员暂时不再强调冬学这个名字,而是去动员群众来听减租法令,每天晚上研究的都是大家感兴趣的减租、土地、公粮等问题。由于看到冬学里讨论的问题都是和自己利益有关的,慢慢地经常来冬学听课的人数由五六十人增加到九十多人,并且一到上课的时间,群众不等教员去叫就早早地来上冬学。群众说: “上冬学能知道政策法令,这样的冬学愿意上”。甚至有的老婆婆说: “冬学里讲公粮哩! 不是识字,去听听吧。”在教学形式上,冬学强调与群众的经验、习惯相结合。秧歌是山西民众喜爱的一种娱乐活动,为此,各地冬学在开展群众教育的过程中,充分利用了这种传统形式,寓教于乐,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保德县全县32 个行政村, 1941 年在冬学中共办起了33 个秧歌队( 其中有联合秧歌队,一队包括几个村) ,参加的人数有1149 人,其中男子878 人,妇女271 人。在晋西北,由二中学生组织的176 座冬学办起了107 个秧歌队,参加的人有2684 人。太行区一、二、三、六专区15 个县1944年共有农村剧团607 个,秧歌队700 个。秧歌、道情、高桥、旱船等娱乐形式,都装进了新的内容,在群众教育中起了很大作用。冬学教学内容以帮助群众解决切身问题为主,解决的问题涉及婚姻、家庭、反盗窃、租佃纠纷、减租等民众日常生活、生产的各个方面。仅1944 年保德89 座冬学就解决问题1089 件。据统计,1944 年太岳区沁源、沁县、屯留、长子、安泽、霍县、灵石7 县参加冬学人数为12981人; 太行区36 个县共开办冬学5790 座,其中以林县、武乡最多,林县有424 座,武乡有410 座。所有各县中,左权冬学最普及,几乎达到一个村子一座冬学的水平。晋绥边区的一、二、三、六、八和塞北区共办冬学2281 处,冬学学生为132820 人。通过冬学的开展,中国共产党完成了对民众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克服了乍看起来难以超越的困难过程中,“共产党最终完成了将这种潜力( 只是许多可能性之一) 转化为行动的伟大壮举。”更为重要的是,冬学教育中涌现的大批积极分子,又以干部的身份充实了基层政权,既弥补了根据地基层干部的不足,又把中共政策有效传达到乡村,从而实现了中共对乡村的全面控制。

  二、根据地新权力阶层的生成

  ( 一) 新权力阶层的生成方式

  1. 改造旧干部

  根据地新政权建立初期,一般村级干部文化程度低,“政治水准虽经过提高,但还是不够,”因而,各类干部成为冬学的主要教育对象。晋绥边区在《冬学指示信》中明确指出: “冬学主要对象是劳动英雄、生产队长、变工组长、纺织组长、合作社积极分子、民兵及村干部等。” 晋冀鲁豫的太岳区规定,冬学教育对象主要以村干部( 村闾邻长、民众团体委员、小组长、民兵队长、自卫队长、指导员、合作社主任等) 、劳动英雄、战斗英雄及有组织的( 工、农、青、妇、合作社) 群众为主。1941 年,根据晋绥边区二分区对87 座冬学的统计,上冬学的干部、劳英、积极分子达1398人。1942 年,神池31 座冬学有各类干部、会员1549 人。冬学有效地提高了乡村干部的政治素养和文化水平。神池县利民寨民兵自卫队中队长,以往贷款时总是先给自己分配,导致群众意见很大。冬学中,教员积极帮助其反省和克服了缺点; 该村村长经过学习以后,不仅工作能力有了提高,而且工作更加积极,表现出" 不但要工作,还想到区上工作" 的态度。神池北辛庄队长过去在工作中徇私情,他在冬学学习后说: “冬学是要提高群众的,自己的作风不改,吃不开。”左权县冬学结合民主运动开展了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教育干部进行自我反省,纠正了干部中存在不民主作风,增加了群众与干部的团结。临南县歧道村农会干部刘锦长违反政策无理回赎地主的二亩水地,并给提意见的群众扣上特务的帽子进行斗争,在冬学反省了自己的错误后,群众情绪逐步高涨。静乐县第三区52 个自然村干部参加冬学后,工作作风有了很大改变。一位村干部说: “今天我不上冬学,明天工作就没主意。”而某干部在儿子牺牲后说: “儿子死了算什么,一个人应当为群众服务,不应只给儿子服务。”离石仁家山村主任薛恒孟过去工作态度粗暴,对给他提意见的群众进行打击报复,在征公粮时,私自多加产量。在冬学里反省后,群众说: “咱们的主任进步了,自反省以来,态度变好了。”宁武黄土坡村主任张二小违反政策随意派群众给自己的小舅子背柴,引起群众不满。冬学教员张昌儒对他进行多次说服教育后,工作作风有了明显改变。

  2. 培养新干部

  冬学学员根据表现大致分为三种类型: 积极分子、中间分子和落后分子。积极分子主要是由青年人构成,是冬学的骨干力量。青年人不仅自己学习热情高,而且乐于帮助其他人,在冬学学习上能严格执行规章制度和遵守时间,讨论踊跃,既勇于自我批评又敢于不顾情面地批评别人,所以被群众称为冬学模范。而广大中年人甚至一部分老年人保守性强,在冬学中表现一般,可以看作是冬学的中间分子。这些人不关心别人,只注重和关心自己的学习和利益,态度温和不激进。中间分子在冬学中占到很大比例。最后一部分主要是一些老年人,因思想较为保守,对新事物接受能力差,不易变通,对冬学不喜欢不支持。在三类人群中,青年人是冬学依靠的主要力量,也是冬学选拔干部的主要后备力量。冬学中涌现的积极分子,被根据地政府选拔到冬学教员和各级基层政权的行政、生产、民兵工作岗位上。1944 年,神池县利民寨冬学培养了1 个行政村干部、1 个小学教员和7 个自然村干部。根据河曲、保德等五县84 个冬学统计,当年共培养、提拔各类干部193 个,其中抗联干部41 个,行政干部21 个,生产干部53 个,民兵干部42 个,小学教员36 个。在1945 年冬学中,五寨县培养生产干部55 名,抗联干部49 名,行政干部45 名,民兵干部47 名,教员31 名,积极分子127 名,保德县培养了1733 名干部,为边区各级政府选拔453 名干部。在冬学教育中成长起来的乡村干部,逐渐成为根据地社会新兴的权力阶层。

  ( 二) 新权力阶层的阶层特征

  1. 良好的政治出身

  作为乡村社会新的权力阶层,冬学中培养起来的贫雇农干部与传统地方精英不同的是,他们不是依靠经济资源与声望发展起来的,而是基于良好的政治出身,对革命的热情和忠诚。太行区桥上村新选拔的9 名干部中,贫雇农出身的有3 名,分别是村农会主任冯聚山( 贫农) 、公安员武根舒( 雇农) 和武委会主任李羊群( 贫农) ; 中农出身者有6 名,其中抗勤贾二则为富裕中农。9 名干部中7 人以种地为业,另2 人以放牛和赶牲口为生。岚县东土峪村在冬学中改组了农会,李春芬等9 人因成分及表现不好被开除,贫农李丑则、李丑银、郭富银依靠良好的政治出身和积极表现,被选为农会常委和小组长。岚县南关冬学选出农会秘书、常委均为贫雇农。其中农会秘书刘四毛曾经给地主做苦力,在冬学中表现积极,领导群众发展生产被评为劳模。在浑源二区下观音堂村,冬学中先后有7 名贫雇农入党,贫雇农在全村党员中占到68%,中农占16%。新权力阶层的良好政治出身,保证了政权的群众基础和党的核心领导。而先天的地缘基础,也使新权力阶层比外来干部更清楚民众的需求、更易于融于地方社会中,也更具有号召力。

  2. 个人品德

  “杨柳叶儿青,杨柳叶儿长,我们要选个好村长,能吃苦能耐劳,又积极又坚强,办事公平十六两,不选那些活套鬼,不选白眼黑心狼。”从这首根据地广为流传的民谣中,我们可以看到个人品格在新权力阶层生成过程中产生的影响。因此,“老实本分、能为群众办事”是新权力阶层必备的特征。孔河沟佃户马留头,因冬学表现积极被选为变工队队长。他认真贯彻冬学指示,把冬学与冬季工作结合起来,组织全村开展冬季纺织,纺车数量从一架发展到二十几架,并建起了运输队与合作社,解决了全村冬天的烧火问题和用盐困难。在拥军工作上能发扬民主,获得了群众的拥护。鱼眷岭村干部组织煤工开采废弃的煤窑,不仅解决了煤工的生活问题,使煤窑发展起来,而且解决了全村的烧煤问题,还使每户节省了500 元农币,群众非满意。桥上村郭贵轩、冯聚山等在冬学中表现积极,一心为群众谋利办事,被选为干部。保德县冀家茆村、岢岚梁家会水峪贯、神池南砂城等地的冬学教员,因积极为群众服务,有的被群众选为村长。相反,哪些不为群众办事的干部,被群众提出撤换,北辛庄富农闾长高向山被农民要求撤换。边区“高平、陵川等县的民众,曾集合数千人,跋涉山川到长治专署递交请愿书,要求撤换不法县长刘涵森”。

  三、新权力阶层与根据地社会权力转移

  ( 一) 传统乡村政治权力结构

  抗战以前,地主富农掌握着乡村政权,担任要职的多是“士绅或有钱有势的人”,许多地主恶霸更是长期担任村长、副村长,一些地区的“地主恶霸与隐藏的特务分子利用哥老会,一贯以统治地位恫吓群众,为敌办事,并利用其经济上的优势,无情的剥削群众”。在晋城天水岭村,抗战前由七户当权的恶霸地主组成一个高利贷组织“同太会”。村民小根借用同太会三斗豆子,因干粮食延误了交粮期限,被同太会强行夺取了他家赖以生活的四亩好地。太行区桥上村、王家庄等村抗战前基层政权调查显示,村长、副村长等职务长期被恶霸地主掌握。地主政治上的强势地位依赖于经济优势和文化垄断。“静乐县有一个穷人,一个富人,发生纠纷,原本是穷人有理,但是在打官司的时候,富人花钱和官员打通关系,结果审判的结果却是穷人败诉。”地主雄厚的经济基础,便利了对权力的控制。同时贫雇农文化上的缺失,使“迷信成为地主维持统治的一种工具。如在宁武县,有一个地主,放出的债有些收不回来,最后,地主就想了一个办法,当时正好家中有一匹马刚下了小马驹,地主就向老百姓宣传说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他的马是过去一个欠他账的人变的,就因为没有还钱,结果转世变成了马来还债。并且说; 那些欠他债的人如果不还债,来世一定变成什么来还债。结果,那些欠债的人就都想办法还了债”。根据太行区统计, 1939 年太行区的9 个区文盲为95% - 98%,在晋绥边区的静宁县,文盲占全县总人口的90%以上。贫雇农文化、经济上的劣势,导致了乡村话语权的丧失。

  ( 二) 根据地权力结构重构

  冬学之后,根据地政治构成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震动。长久以来传统乡村社会中延续、发展的道统和社会秩序轰然崩溃,地主权威打到,地主与贫雇农地位发生位移,乡土草根精英迅速崛起。1941 年晋绥边区11 个县55 个行政村的村选代表中有44%是中农, 38%是贫农、雇农和农村工人,16%是地主富农; 村长中32%是中农, 53%是贫农, 14%是地主富农。在临县四区后甘泉行政村的各类组织中,中农占到了21. 9%,贫农为32. 4%,佃农为16. 8%,三者共计占到71. 1%。在当年晋绥边区的选举中,出身于中农、贫农、佃农的候选人,也占到了候选人的绝对多数。根据地社会新兴的权力阶层,成为乡村基层政权的主要构成,从而形成了新的话语体系和话语权威。在新兴社会精英中,值得注意的是妇女的崛起。1940 年后,妇女参政已经是边区社会习以为常的现象。1941 年前,由晋西北各地进入政府工作的妇女干部多达180 多人,女村长、女民兵队长等在根据地更为普遍。冬学之后,新的乡村精英阶层构成了根据地基层干部的主干,党的“任何工作都要通过区村干部,才能实现”。经过他们,党的各种方针政策得以传达、贯彻,从而领导和团结全体农民投入到抗敌斗争、发展生产、保家卫国的运动中。“在对敌斗争中,他们领导群众进行过反扫荡、转移、建设人民武装和坚持游击战争,他们领导群众进行过扩兵、优抗、屯集公粮、完成合理负担的工作; 他们领导群众进行过打蝗、救灾、渡过荒年,以及大生产运动。”统计,仅在1940 年的两个月中,全晋西北地区共集粮90426 石,献金1810625 元,扩兵15885 名,做军鞋118441 双。兴县献出粮食28000 多石( 计420 多万公斤) ,元宝370 多个( 合白银11300 多两) ,银元57000 元,各种金银首饰器皿100 公斤,黄金27 两,法币15 万元,以及大量布匹、牲畜等。百团大战中,太行二分区出动民兵、自卫队万余人,配合主力部队作战。新的乡村干部不仅推动了根据地各项工作的开展,而且成为日后南下干部的重要来源之一,仅阳城县四区1947 年9 月底即有22 名村干部踊跃报名南下。

  四、结语

  根据地新权力阶层生成过程中,中共以外部力量促使根据地社会内部各阶层的位移。传统权力阶层的落沉与新权力阶层的上升,反映了政治革命背景下乡村社会权力的转移渠道。尤为重要的是,中共以教育革命的路径完成了革命的教育。经历革命教育洗礼的民众积极参与了新权力阶层生成的全过程。因此,根据地社会新权力阶层的生成是外力和内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正因如此,新权力阶层获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这样,中共在进行民众教育的同时,也完成了基层政权的本土化,从而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控制。党内著名理论家艾思奇曾经指出,共产党有两种政治任务,“一种是宣传和教育任务,另一种是组织任务。”从这一视角看,冬学无疑是中共政治革命成功的最有效路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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