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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竹沟抗日根据地医疗卫生工作

作者:2016-08-31 09:16文章来源:未知

  竹沟位于桐柏山区腹地,处于确山、信阳、桐柏、泌阳4 县的交接地带。1938 年1 月13 日,豫南人民抗日独立团与中共豫南特委进驻竹沟,竹沟抗日根据地正式建立。同日,独立团正式整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队。中共河南省委和中原局先后于1938 年5 月和12 月进驻竹沟,使竹沟成为中共发动河南敌后抗日战争的指挥中心,也是其在中原地区发展的重要阵地和战略支撑点。此外,竹沟亦是新四军成长壮大的重要基地。据不完全统计,至1939 年11 月13 日国民党顽固派占领竹沟,在根据地存在的1 年零10 个月里,培养各类干部3000 多人,其中党员2200 余人。竹沟向华中各地输出基干武装17 批4800 余人,其中党员3000 多人。“新四军二师的一部、四师和五师的基干部队”都是从竹沟出发,“汇合各地党所领导的武装力量而发展起来的”,并“成为坚持华中抗日斗争的主力部队”。学术界关于竹沟抗日根据地的研究甚少涉及医疗卫生方面,本文尝试对竹沟抗日根据地的医疗卫生工作进行初步研究,以弥补此方面的不足。

  一、医疗卫生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

  由于竹沟抗日根据地处于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夹缝之中,且地域较为狭小,加之医疗卫生基础薄弱,人口大量增加,根据地医疗卫生工作面临诸多困难。

  1. 生存环境恶劣

  竹沟孤悬敌后,周围都是国民党统治区域,地方保甲也不归根据地管辖,所处环境十分险恶。为避免被破坏,中原局和省委均不对外公开,以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队留守处的合法名义开展工作。国民党当局经常扣发应拨付给留守处的经费,并对根据地进行限制与封锁。如对在竹沟开办的军政教导大队不拨经费,不发军装,不给一枪一弹。另外,严守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是新四军的传统,赋税收不上来。这样,就导致了根据地经费短缺,部队给养和各种物资供应十分困难。如青训班学员最常见的伙食是“雪花饭”,即豆腐渣、高粱面饼、面糊等。医疗卫生人员和伤病员的生活也是十分清苦的,“条件好时就加菜供给伤病员营养,条件差时伤病员只有稀饭吃,也无有津贴费”。口粮经常供应不上,时常出现断粮的情况,只能“向当地多粮户暂借一点”,“或购买一点”。有时候,借粮也来不及,每天只能吃两顿稀饭。1939 年夏秋间,卫生所为避敌迁至“除了石头就是茅草”的小山村狗脚爬树时,粮食供应断绝,“以仅存的粮食难以维持生活”,只有“发动工、休人员挖野菜( 如野毛葱、野芹菜、薇菜、野苋菜、马齿苋等) 以补济粮食不足”。除了经济方面的困难外,根据地时常受到国民党顽固派和土匪的骚扰与威胁。1938 年3 月底,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队奉命开赴皖东敌后,在竹沟设立留守处。留守处成立后,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和当地土豪劣绅的不满与仇视。1938年5 月上旬,蒋介石电令信阳警备司令、33 师师长王修身对竹沟进行清查,企图取缔留守处,或将其驱逐远方。1939 年2 月14 日,国民党河南省执委会第4 次会议决定,于12 月全部驱逐留守处。10 月,国民政府下达了用武力清除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队竹沟留守处的命令,并交河南省政府和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督办。11月11 至13 日,国民党31 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派少将参议耿明轩为总指挥,纠集确山、信阳、桐柏、泌阳4 县的保安队和一战区豫南游击司令戴民权部,围攻竹沟,制造了“竹沟惨案”,200 余人遇害。其中,在医院疗养的人员中,有10 人被杀害,调剂员熊香牺牲,医务人员、后勤机关人员、掉队人员30 余人被捕。此外,1939 年4月,卫生所驻扎大罗庄时,遭到近300 名土匪围攻。卫生所在狗脚爬村时,也曾遭到“四、五百个顽匪”的骚扰。

  2. 传染病流行

  竹沟地区的传染病主要有“春季的天花、猩红热、回归热,夏秋季疟疾、痢疾等”。另外,因“经济物资生活条件差,生活非常艰苦,没有床铺,大家都是睡在地上,铺的是麦秸盖夹被,没有蚊帐,地上又潮湿,相互传染”,疥疮也很流行。1938 年春,竹沟普遍流行天花。据林士笑回忆: “4 月初到达竹沟时,天花病仍在蔓延,卫生队队部住房的房东就染了天花,住院的病号也有几个天花病人。” 同年夏秋,竹沟一带疟疾肆虐,“加上肠道病人多,门诊最多达到100 ~ 200人次,住院病人20 ~ 30 人,加上前方转来的伤员,有时达到80 ~ 100 人”。此后,疟疾多有流行,“十人就有九人打摆子”。如1939 年10月,在中原局机要科工作的马书年就患上了疟疾。在“竹沟事变”突围中牺牲的调剂员熊香当时也“正患恶性疟疾”。

  3. 缺医少药

  由于是“四不管”地带,竹沟的“卫生状况、医药条件都很落后”,“国民党统治的河南省政府、信阳、许昌专员公署、确山县政府是从来不管疾病对人民生命的威胁的,更谈不到举办农村的卫生事业和开展农村的卫生工作了”。1937 年8 月,鄂豫边红军游击队在竹沟附近的泌阳县邓庄铺改编为豫南人民抗日独立团。9 月,独立团在邓庄铺建立了卫生所。全所有7 名医护人员,即所长兼医官1人、看护3 人及其他工作人员3 人,赵瑞生任所长。7 人担负全团700 余人的医疗卫生工作,“力量不足是十分清楚的”。竹沟抗日根据地成立后,医疗卫生队伍有所扩大,但人员依旧很少,人手不足。尤其是省委和中原局到竹沟后,竹沟成了“小延安”,爱国人士纷纷到来。省委在竹沟开办了党训班和青训队。同时,又开办了电台、机要、卫生、司号、供给、妇女等专业训练班。另外,省委和豫南特委在竹沟设立招兵处,招募了大量新兵。竹沟人口激增,医疗卫生力量显得更加不足。医疗卫生人员既要承担中原局、省委、留守处机关人员和各训练班、各连队的医疗卫生工作,又要为驻地群众和前线伤病员治病。同时,还要防治各种传染病,为参军者检查体格。尽管医疗卫生人员“革命热情很高,日以继夜的忙碌,但应付眼前工作仍感到力量不足”。此外,医疗卫生人员的医疗技术水平较差。据罗明德回忆,在他1938 年夏参加卫生队时,全队人员“技术都很差,仅卫生队长林士笑同志是懂业务的,一位女医生正在产假中,十来名卫生员都是从农村来的,文化水平低,技术知识很少”。军医处上下“真正有学历的人比较少,只有李毅、杨铭、钟毓”和钟华4 人。除医疗卫生人员力量薄弱外,根据地“药品奇缺,品种少,更无特效药”,内、外科用药在百种之内。“常用药品数量都不多,常常缺这少那”。据周相鸣回忆: “当时医药确实也比较困难,抗菌素药物根本就无有,那时消炎药就是一种红色素针,其他消炎药物是什么也未有。” 许多人患了疟疾后,连奎宁丸都没有,只能在发病前“吃辣椒,或用打手指的办法躲疟疾”。为了节约硫酸奎宁,在治疗疟疾时,将长江局和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送来的纯盐酸奎宁自制成注射剂,在预定发病前2 个小时进行静脉注射。疥疮流行导致硫磺药膏紧缺。为了满足患者的需要,利用流经竹沟的沙河,男女分批或分段洗浴,洗后擦硫磺软膏。

  4. 医疗卫生条件差

  除了食物短缺、缺医少药外,根据地医疗卫生设施简陋,医疗器械十分匮乏。医疗卫生机构大都设在民房里,且经常变更地址,迁徙不定,设施非常简陋。1938 年7、8 月,竹沟地区多雨,卫生所收治的部分伤病员所住的破庙发生了漏雨的情况。当时,“休养员多睡地铺,垫稻草、麦秸,也有用门板搭的高铺”,且“病房没有专用的被服、餐具,都由伤病员自带”。至1939 年3 月,卫生所在大罗庄时,病房条件仍未有多大改善。病房是借用当地居民的2 排6 间草房,“没有床铺,伤病员就睡在垫些稻草或麦秸的地上,由于同志们换洗的衣服不多,许多同志身上有虱子、生疥疮、湿疹等”。医疗卫生人员在工作之余,时常进行培训与自学,但条件非常艰苦,“操场、树林、河滩就是课堂,土坯、石块就是坐凳,大腿就是课桌”,“没有黑板,就在门板上写粉笔字”,“有时把药名、病名写在地面上或沙滩上”。医疗卫生方面的书籍也相当匮乏,仅有林士笑带来的《内科学》、《外科学》和钟华、杨韶铭带来的《药物学》等书以及一些中药方面的汤头歌。在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队正式成立前,医疗器械仅有消毒盘、镊子、手术剪、小型手术包、血压计、听诊器、注射器、灌肠器、体温表和小型煮沸消毒器等简单设备。根据地建立后,医疗器械陆续增加了切断刀、锯子、皮肤抓钩、克里斯钳子、手术刀、探针等。但是,数量都十分稀少,常常不敷使用,连常用的“探针、镊子都不够用”。据钟毓回忆,在他到竹沟时,根据地“没有高压消毒锅、金属镊子、钳子、手术锯、探针,一般的手术刀等都很少”,后来虽增加了一些医疗器械,但在实际工作中仍感到“器械不够用,实在是困难重重”。

  二、解决医疗卫生工作困境的主要措施

  为了解决医疗卫生工作中所面临的上述问题,竹沟抗日根据地的广大医疗卫生人员在中原局、省委和留守处的领导与支持下,采取各种措施,积极开展医疗卫生工作。

  1. 建立和健全医疗卫生机构

  1937 年9 月,豫南人民抗日独立团由邓庄铺迁至竹沟。随后,卫生所由7 人扩建成有20 余人编制的卫生队,队长是朱直光,配备了汪毅、邢和2 名正式护士。1938 年1 月,豫南人民抗日独立团正式整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队后不久,即赴信阳县邢集整训,做东进皖东敌后的准备。3 月底,卫生队在朱直光带领下,随部队东进,仅留汪毅、邢和2 人留守竹沟。需要说明的是,在第八团队驻军竹沟期间,团卫生队设立了药房和医疗室,各营也先后成立了卫生所。团卫生队负责团直属的门诊和全团重病员的收容治疗,营卫生所负责连队的医疗救护工作。此外,卫生队与卫生所也负责驻地群众的疾病治疗和防治工作。部队在邢集整训期间,1938 年2 月,在竹沟重建卫生队,队长是杨祝民。全队有队员7 人,包括队长1 人、医生1 人、卫生员5 人。4月,林士笑由中共豫西特委书记吴芝圃推荐到竹沟。随后,接替杨祝民任卫生队队长,张永远任指导员。在杨祝民和林士笑主持卫生队期间,成立了休养所( 通常称为医院) ,队、所合署办公。9 月,林士笑随张震进军豫东,李晓白继任卫生队队长。留在竹沟的医疗卫生人员有队长李晓白、医生汪毅、司药尚英才、看护长罗明德,以及护士、看护员、炊事员等30 余人。李晓白南下后,由罗明德担任卫生队支部书记,暂时负责卫生队工作。1939 年1 月28 日,钟毓从延安到竹沟,先任休养所所长,后接替李晓白任卫生队队长。1938 年11 月,留守处增设司令部,下设参谋处、军需处、秘书处、军医处等4 处并25 个基层科、所、站、队。其中,军医处统管整个中原局的卫生医疗和卫生行政。1939 年6 月,军医处正式组建,下设医政、保健、药政3 科。其中,医政科负责治疗、医务行政和教育,药政科分管中药房和西药房,保健科负责卫生保健。李毅任处长,李梓金任副处长,钟华任医务主任,杨韶铭任司药主任。9 月底,李毅随刘少奇东进敌后战场,钟华接任军医处处长。军医处下设门诊部、医院、休养所3 个二级业务单位,具体负责医疗卫生工作。门诊部设在竹沟南街,分设内科、外科、药房和看护班。在官沟大黄庄设立医院,负责人为钟毓。休养所有2 个:一个设于茨园,所长是刘惠川; 另一个设在竹沟以南四、五十里深山区的桐柏县龙窝,所长为周玉池。1939 年9 月,茨园休养所同大黄庄医院合并。10 月20 日,合并后的大黄庄医院同门诊部合并,称为卫生队,驻地在竹沟镇内西北角草棚“礼堂”西面的民房内。队长是钟毓,指导员是金一民,成员包括医生罗明德、司药吕希高、调剂员徐盘兴及卫生员杨士清、张承炳、李汉林、田永、李素贞、高子健、张希瑞等。

  2. 延揽与培训医疗卫生人员

  为解决医疗卫生人员缺乏问题,从各地延揽了不少人才,补充到根据地医疗卫生队伍中。同时,开办卫生训练班,培养医疗卫生人才。1938 年4 月,林士笑向省委建议,从地方和延安调派一些卫生技术干部,以加强根据地的医疗卫生队伍。其实,在此之前,已有医疗卫生人员被从各地调派和动员到竹沟。如朱直光就是由延安选派来的。又如前文已述,林士笑是由豫西特委书记吴芝圃推荐到竹沟的。在来竹沟途中,路过洛阳时,他还动员药剂人员尚英才一同来竹沟。此后,不少医疗卫生技术人员被从延安调派而来。同时,各地方党组织也推荐和动员了一些医疗卫生人员来竹沟。从延安调派的医疗卫生人员,如钟毓于1938 年8 月毕业于延安中央卫校,后担任刘少奇的保健医生,随刘少奇到竹沟任职。军医处的骨干中,有不少是由延安调派来的。据钟华回忆: “从延安来的医务人员有李毅同志,他比我先到,他爱人史玉美搞司药,和他同时到达。和我一块来的有杨铭和他爱人文英,文英是护士; 林之径搞医药管理,爱人也是护士; 还有抗大的几个学生。”其中,李毅和钟华的医术水平较高,负责中原局和省委主要领导人刘少奇、朱理治、王国华、危拱之、向明、任质斌、曹荻秋等人的医疗保健。内科由李毅负责,外科由钟华负责。由地方党组织推荐和动员来的人员中,林士笑担任卫生队队长期间,地方党组织共动员了6 名卫生技术干部到竹沟,分别是郭德庵、罗明德、李庆华、李晓白、金英、阎如玉。另外,鉴于人手不足,军医处“请河南省委协助,地方党介绍来个张兆铭,张是信阳人,地下党员,学过中医,当时就留在了军医处”。在人才培养上,开办了2 期医疗卫生方面的训练班。为加强根据地医疗卫生队伍,1938 年4月,林士笑还建议,“从教导队和各地动员来的青年学生中,选拔一批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同志来办医训班”。6 至9 月,卫生队开办了第1 期卫生训练班,共有20 名学员。学员是从教导队和新参军人员中挑选出来的。训练班采取“边学习、边工作”的授课方式。业务课由林士笑负责,医生、司药、看护长也参加辅导或承担部分科目,主要内容是“结合实际需要讲些医学常识、急救知识、常用药物、打针、换药、护理等”。同时,还进行了文化学习、政治学习和新兵列队训练等。1939 年7 至12 月,军医处开办了第2 期卫生训练班,有40 余名学员。训练班前期在竹沟开办,后期迁到信阳县的四望山。学员是“从各机关团体、教导队、党训班抽调,还有豫南确山、汝南、正阳、桐柏、泌阳各县的高小、初中学生自动来的”。学习的方式仍是边学习、边工作。在培训班授课的有李毅、钟华、杨韶铭、魏华铭、钟毓等人,主要内容是生理解剖、药物学、内科常见病、外科常见病、战伤急救、医用拉丁文等。此外,还学习了队列知识、实弹射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军事和政治方面课程。

  3. 改善医疗卫生条件

  为了使根据地的医疗卫生工作更好地开展下去,医疗卫生机构和医疗卫生人员千方百计地改善医疗卫生条件。想方设法改善伤病员尤其是重伤病员的伙食。当时,“病人的饮食,由炊事员或看护员送到病房”,“比工作人员略好一些,对重伤病员另做小灶”。为了改善伤病员的伙食,组织人员到河里摸虾捉蟹,到山上打酸枣,摘糖梨、山楂、茉荷梨、杨桃、花托板等野生水果。留守处主任王国华在看望慰问伤病员时,也会带去一些地方上送来的慰问品,如果品和肉食等。此外,地方工作人员和人民群众有时会送去鸡蛋、萝卜、猪肉、鸡等食品,来调剂和改善伤病员的生活。尽可能地改善伤病员的住宿条件。针对卫生所收治的部分伤病员所住破庙漏雨问题,林士笑写信给留守处参谋长张震,提出维修计划。虽然经费困难,但计划很快被批准, “所需经费实报实销”。1939 年3 月,卫生所进驻大罗庄后,为解决伤病员没有床铺的问题,“向群众宣讲前方抗日战士受了伤没有床铺睡”,并“动员地方保甲长支援了些南竹,自己动手破篾做成简易竹篾床,用土坯架起床来,上面铺上高粱杆,垫上麦秸杂草”。积极解决药品和医疗器械短缺问题。当时,我国医药卫生事业相当落后,药品( 主要指西药)和医疗器械大都靠从国外进口。为了解决药品和医疗器械短缺问题,除了从武汉八路军办事处送来和从前线打仗缴获敌人的外,还积极从多种途径来解决问题。第一,利用统战关系,急需的药品和器械到正阳、汝南、明港等国民党统治区域购买。但因经济困难,不能多买。第二,“向友军求援”。利用同国民党非嫡系部队77 军的友好关系,“说明都是为了抗日”,请其“解囊相助”,解决了部分普通药品和器械。第三,从延安等地带来。如1937 年10 月,汪毅、邢和从驻河南省的第17 陆军总医院来豫南人民抗日独立团时,就带有药品和医疗器械。朱直光、钟毓、钟华等人从延安来竹沟时,也带来了部分药品和医疗器械。此外,中药主要是上山采,山上没有的到“四知堂”药店购买。

  4. 领导人重视医疗卫生工作

  中原局、省委和留守处主要领导人很重视医疗卫生工作。如中原局书记刘少奇于1939 年4月从竹沟回延安后,要求中央军委卫生部派遣医疗卫生干部“去华中根据地开展卫生工作,加强战地救护,保障部队战斗力”。在医疗卫生干部赴竹沟前,他特地找相关人员谈话。6 月24 日,刘少奇在接见杨韶铭和钟华时,特别说明了根据地医疗卫生工作的设想和搞好此项工作的重要性以及须注意的问题。另外,刘少奇第2 次从延安到竹沟后,于9 月28 日,召集杨韶铭汇报工作。留守处主任王国华、参谋长张震、秘书长岳夏经常到卫生队看望工作人员和伤病员,还亲自送来战利品和慰问品,讲一根半枪闹革命的故事,给医务人员及青年以鼓舞”。据第1期卫生训练班学员高平阶回忆,他们“尤其喜欢和这批‘小鬼’一起玩。象长辈一样,摸摸这个的头,拍拍那个的肩膀”,并“勉励大家好好学习,好好工作,要服从领导,遵守纪律等等”。

  三、医疗卫生工作的成绩

  在中原局、省委、留守处的领导的支持和广大医疗卫生人员的共同努力下,竹沟抗日根据地的医疗卫生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1. 新四军第二师、四师、五师医疗卫生工作的摇篮

  从竹沟出发,随军出征的医疗卫生人员构成了新四军第二师、四师、五师医疗卫生工作中的骨干力量,在第四师、五师表现得尤为突出。新四军第四支队是新四军第二师的主要前身,驻竹沟的第八团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第八团队的医疗卫生人员是组成第四支队卫生队的基础之一。1938 年3 月底,随同第八团队开赴抗日前线的医疗卫生人员共有18 人。4 月底,杨祝民亦随后续整编连队到第四支队。1939 年7 月1 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以第四支队第八团队为基础,将其扩编成新四军第五支队。相应地,以第四支队第八团队卫生队为基础,组建了第五支队卫生队。1940 年5 月,第五支队卫生队改称军医处。皖南事变后,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所属部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二师。第四支队军医处和第五支队军医处分别改称四旅卫生部和五旅卫生部。1945 年8 月,第二师在津浦路东成立独立旅,由朱直光担任旅卫生部部长。1938 年夏,从竹沟出发,随肖望东东征豫东的医疗卫生人员有王景春、韩青山、周健夫等人。9 月,随军东征的竹沟留守处卫生队人员除林士笑外,还有政治指导员宫伯奎、医生李庆华和郭德庵、司药李景霞等20 余人。东征部队到西华县杜岗后,与肖望东等所率部队汇合,统一整编为新四军游击支队,并将王景春、韩青山、周健夫等人调回卫生队。1939 年4 月,游击支队卫生队改称军医处,处长为林士笑。11 月2 日,新四军游击支队正式改称新四军第六支队,设军医处,处长是林士笑,政委是李毅。1940 年6 月,八路军第二纵队与新四军第六支队会师,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军医处改为卫生部,部长是林士笑,政委是李毅。皖南事变后,八路军第四纵队改编为新四军第四师,八路军第四纵队卫生部改称新四军第四师卫生部。

  1939 年1 至10 月,李先念、陈少敏、朱理治、任质斌、刘少卿等人,先后从竹沟出发,率部队南下鄂豫边区,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并“使分散在各地的党所掌握的武装,获得了初步整顿”。随部队南下的有许多医疗卫生人员。1 月,李先念率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南下鄂豫边区,随军医疗卫生人员有汪毅、童保平、李世英等4 人。4月,陈少敏率部队200 余人南下四望山,随军医疗卫生人员有李晓白、颜雨茹、张鹏、洛浦等人。7月,刘惠川随朱立文南下四望山。9 月,刘少卿带领部队和部分医疗卫生人员南下鄂豫边区。10月,朱理治、任质斌率中原局机关和部队等撤离竹沟。钟华、杨韶铭、张兆铭带领军医处人员和医训班学员,随同撤离,后经四望山、尖山到达湖北,与在应城、京山等地的卫生队汇合。钟毓、罗明德、吕希高、李素贞、张希瑞、田勇等20 余名医疗卫生人员留守竹沟。“竹沟事变”发生时,留守竹沟的医疗卫生人员大部分成功突围,南下四望山,与此前已到该地的人员汇合。从竹沟南下鄂豫边敌后根据地的医疗卫生人员后来大都成为新四军第五师及前身新四军豫鄂挺进支队、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医疗卫生工作方面的骨干。如汪毅离开竹沟后,到前方担任信阳挺进纵队野战医院院长,并于1941 年9 月任新四军第五师师部医务主任、党支部书记。钟毓后来担任新四军第五师三团卫生队队长、13 旅卫生科科长等职。

  2. 摸索出了一些治疗常见病的土办法

  鉴于西药和医疗器械匮乏,医疗卫生人员结合根据地的实际情况,摸索出了一些以中药为主治疗常见病的土方,且制成了一些药物,有的还作为其它药品的代用药,用土单验方代替其它药品,制作与选择了一些医疗器械的替代品。以中药为主治疗常见病的土法主要有: 用血甲泡陈醋,或用柴胡制成散或丸配其它中药,治疗疟疾; 用桔梗、半夏制成丸剂,治疗伤风咳嗽,祛痰; 捣碎荆芥叶,外治小节肿; 用防风、黄芩、桂枝、升麻治疗关节痛; 用车前子、瞿麦利尿治淋,等等。自制药主要有: 用硝土熬成土硝代芒硝,用蓖麻子轧成油润肠通便; 自制陈皮酊、苦味酊、辣椒酊; 用米壳浸泡代替阿片酊,用木炭制成木炭末,用猪血制成血炭末,用河沟野生毛腊烧成灰制作止血药; 用蔓佗萝花加阿片酊、樟脑制成十滴水,供肠道解痉止痛用,等等。土单验方主要有:用谷子作发汗药,代替阿斯匹林; 用鸡毛腿、辣面条、打手背的方法隔疟疾,代奎宁丸; 用南瓜瓤作止血药; 用猪油加黄腊代凡士林,用构树皮代绷带,树叶代纱布敷料,等等。此外,在医疗器械代替品方面,“把竹片削薄后在火上烤一烤,捏成弓形,顶替金属镊子使用”,“把竹签子削细代替探针”; 用割脚刀磨利消毒后割脓疮,用铁丝当探杆,用丝线代替肠线,用木工锯、锉、屠刀做手术。上述土办法的采用,是行之有效的,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3. 初步形成了一套防控疫情的卫生制度

  为了减少疫病的发生与流行,根据地积极开展预防工作,初步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卫生制度。为了预防天花,医疗卫生人员积极宣传动员干部、群众、战士和各类培训班学员接种牛痘苗。为了预防疟疾,一方面积极疏通沟渠,消灭蚊子的滋生地,一方面采用烟熏的办法驱蚊。为了预防肠道传染病,医疗卫生人员积极宣传“注意饮食卫生,尽量做到喝开水,吃大蒜”的重要性。此外,还提倡“剪指甲、修厕所、排积水、灭蚊蝇、养成良好卫生习惯”。上述医疗卫生制度的形成,有效地控制和减少了疫病的发生与流行。如天花流行时,染天花者除青少年外,还有不少是40 多岁的壮年人,但由于预防得当,治疗及时,护理合理,“凡经诊治者无一例死亡”。卫生所在大罗庄时,发动全体工作人员和轻伤病员开展卫生防疫工作。采取的措施有: “打扫室内外卫生,清除垃圾、杂草、污水、积水,挖土坑当便池,减少或控制苍蝇、蚊虫的孽生、栖息场所”; “宣传勤洗、勤晒、勤换洗衣服的道理,护理人员主动给伤病员洗晒衣被,剪指甲、洗澡、理发等,并一包到底”。结果有效地控制了皮肤病、虱子、回归热的继续发生。

  综上所述,竹沟抗日根据地的医疗卫生工作面临生存环境恶劣、传染病流行、缺医少药、医疗卫生条件差等诸多方面的困难。为了摆脱困境,根据地的党、政、军领导机关及其领导人员对医疗卫生工作非常重视,通过采取建立与健全医疗卫生机构、延揽与培训医疗卫生人员、改善医疗卫生条件等方面的措施,使根据地的医疗卫生工作打开了新的局面。在医疗卫生人员的不懈努力下,根据地的医疗卫生工作取得了较大的成绩。结合根据地的实际情况,摸索出了一些治疗常见疾病的土办法,初步形成了一套防空疫情的卫生制度,使根据地广大干部、群众和士兵的身体健康得到了有效的保障,并为军事斗争前线的伤病人员提供了较好的医疗方面的服务。竹沟抗日根据地是新四军成长壮大的重要基地,大批新四军将士从这里出发,奔赴抗日前线。许多医疗卫生人员从竹沟随军出征,并成为新四军第二师、四师、五师医疗卫生方面的骨干力量,有力地支持了抗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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