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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西方媒体视阈中的中国抗战及其现实启示

作者:2016-08-24 09:14文章来源:未知

  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仅中日军事力量对比悬殊,中国的对外传播也同样处于敌强我弱的状态,中国亟须扩大国际影响,获得盟国和世界的支持与援助。这期间,以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英国广播公司、《纽约时报》《时代》周刊为代表的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抗日战争做了大量报道。这些活跃的国际声音在树立中国形象、引导国际舆论、争取国际支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当时西方国家的对华政策,推动了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建立,加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进程,我们要在客观认识的基础上认真反思其对今天的启示。

  一、从上海到重庆:西方媒体派遣大批记者来到中国,成为沟通国际社会与中国抗战的重要桥梁

  20 世纪30 年代,日本觊觎中国多年的野心按捺不住,中日关系开始紧张,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在战云的笼罩下,西方媒体派出一大批记者来到中国,先后在上海、武汉、重庆等地建立新闻中心,向世界报道中国抗战。据当时国民党政府中宣部国际宣传处统计的数据显示,从1937 年底至1941 年2 月,仅在武汉、重庆两地接待的西方记者就有168 人,其中美国媒体记者达到了77 人。这些记者来自诸多著名新闻机构,如美联社、合众社、国际新闻社、北美联合通讯社、《纽约时报》《芝加哥日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纽约先驱论坛报》《生活》杂志等。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抗日战场越来越多地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和关注,更多的国际新闻机构及工作人员进驻重庆。世界各大通讯社、广播公司、报纸杂志都在重庆设有驻站机构,主要有:美国美联社、合众社、英国路透社以及苏联塔斯社;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英国广播公司、英国《泰晤士报》、美国《纽约时报》《时代周刊》《新闻周刊》和《读者文摘》等。至1942 年年初,重庆约有西方媒体机构23 家,当时的重庆已然成为西方媒体采访东方反法西斯主战场新闻的重要来源地。这些西方媒体向世界各国报道战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情况,使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始终保持着对中国战局的关注度。尤其是美国媒体,随着战争进程的发展,他们逐渐改变了抗战初期的“中立”,开始关注中国抗战是否有利于世界反法西斯国家的共同利益。他们的关注引起了美国政府和公众的高度重视,也影响了当时的国际舆论。

  二、从“中立”到声援:西方媒体主动揭露侵华日军的阴谋和暴行,为中国抗战赢得国际舆论的同情与支持

  日本在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同时,在国际上大肆制造反华舆论,为自己的暴行狡辩。而英、美政府在战争初期受“孤立主义”影响,秉承所谓的“中立”政策,不仅对日本制造的舆论采取了纵容的态度,而且还为其辩护,导致国际舆论一度受其蒙骗。在此期间,许多有良知的西方记者冒着极大的危险深入抗战一线采访报道,在西方主流媒体上揭露日军的阴谋和暴行。这些报道有力地驳斥了日本的谎言,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和理解。1931 年9 月18 日,日军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事变后的第二天,美联社驻日记者曾经替日本辩称,“几个中国士兵炸毁了南满铁路,日本军队因此采取自卫行动⋯⋯日本这么做是为了保护日本在满洲的侨民而采取的预防措施。”《纽约时报》记者拜厄斯也撰文称,“东京现在谴责中国的年轻人挑起冲突,如若不是因为铁路被炸毁,关东军是不会为了自卫而在沈阳发动进攻的⋯⋯”这些诡辩曾一度误导了美国民众。但同时,西方媒体也有一些较为客观的评论。如《纽约时报》在1931 年9 月19 日头版刊发的新闻中指出,“日本在几个小时之内抢占了多个战略要点⋯⋯从日本行动之迅速,组织之严密,调军之周详,可见日本在沈阳的进犯并非是偶然而为之,是有预谋的。” 1931 年9 月21 日的《纽约时报》再次指出,“在沈阳的外国观察家认为日本的军事行动是故意制造的武力冲突⋯⋯在这次冲突中,中国人表现出了极大的忍让和克制。” 1931 年9 月28 日的《时代周刊》也在评论中指出,“谁是肇事者并不重要,但是日本的反击迅速而果断。”这也暗示了日本的行动是有组织、有预谋的。随后《时代周刊》进一步披露事实真相,“日本人的进攻是有预谋的,在未受到挑衅情况下采取了果断手段⋯⋯”这些揭穿日本谎言的报道在帮助各国民众了解事实真相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37 年12 月,日军在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为了掩盖暴行,日军严密封锁消息,同时焚尸灭迹,企图消灭罪证。然而,日军的暴行却没有躲过西方媒体的眼睛。12 月15 日,英国《每日邮报》和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报》同时以“地狱的四天”为标题首次向世界披露了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消息。报道称,“汽车不得不从堆积了5 英尺厚的尸骸上通过⋯⋯沿岸附近的城墙前被处决的一伙中国人,有300 人,那里已经堆了没膝盖高的尸体。”随后,美国《纽约时报》《时代周刊》《读者文摘》、英国《每日电讯报》等对日军暴行作了连续报道。不久,美国《旧金山时报》更是以“南京大屠杀”为题做了专题报道。西方媒体对日军野蛮暴行的揭露令世界震惊,引发了强烈的国际谴责。此外,西方媒体还对敌占区日军的野蛮暴行进行了报道。1940 年至1941 年,日军在占领区实施了“三光政策”,晋绥地区的许多村庄都被付之一炬。美联社记者爱泼斯坦在《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一书中写道,“在这一地区走了几百英里见不到一个未被烧毁的村庄”,“晋西北人民惨遭屠杀,再加上逃亡,男劳动力减少了三分之一”,“在富裕的文化城汾阳,以及密集在它周围的人口众多的村庄中成千上万的人被逮捕,其中有上千人被杀害。”西方媒体的这些报道以悲愤的笔触、无可辩驳的事实一次次揭露了日军的暴行,留下了历史铁证。西方媒体的这些报道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据美国当时的一项调查显示,受媒体影响,美国人对中国的同情在不断增加,从抗战初期的受访者中有43% 的人同情中国到1937 年10 月的59%,再到1939 年6 月的74%。同时,表示愿意援助中国的人数也在明显增加。

  三、从正面战场到敌后战场:西方媒体的报道提振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士气,影响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日战场的认同

  除了揭露和谴责日军的暴行,西方媒体还积极参与到对中国抗战的正面宣传之中,他们接连不断地报道中国战事,赞扬中国军民的英勇,有力地提振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士气,为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支持作出了重要贡献。抗战时期,西方媒体采写了大量中国战场的报道,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正面战场。在保卫武汉的战斗中,不少西方媒体记者冒着炮火在战场上采访,发回了大量的报道,其中以合众社最为突出。合众社刊发的电讯占到西方媒体总刊发数的20%,这些电讯大多赞扬中国军人在正面战场与日本侵略军做殊死斗争的英勇精神。再如美国《时代周刊》在报道淞沪会战时,高度赞扬中国军人不屈不饶的抗战意志,评论中说,“上海之战在政治意义上是战争的最大示威之一。此战使西洋的最悲观的中国通也为之吃惊。”而后,《时代周刊》持续关注中国战场的进展,刊文称,“黄河两岸正展开大规模的战斗⋯⋯中国军人在艰苦的环境中表现出高昂的士气。”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报道中也热情讴歌国民党29 军广大官兵顽强抗击日军的壮举,在他眼中,中国军人所表现出来的“平静的勇气”和“完全不顾命的精神”增强了全国的抵抗意志。西方媒体对抗日正面战场的宣传,树立了中国军人殊死斗争的英勇形象,增强了中国人民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信心。

  抗战中后期,随着敌后战场地位的凸显,西方媒体开始逐渐关注中国抗日敌后战场,对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深入报道,不断推动中共抗日力量为世界舆论所接受。西方媒体客观报道在敌后根据地的见闻,向世界展示中共军队的良好形象。1938 年7 月,瑞士《新苏黎世报》刊发了摄影记者沃特·博斯哈德的特稿,并在“编者按”中指出,“延安是中国红军总部的所在地,本报记者有幸作为第一位赴延安考察的欧洲记者,与一位美国同行共同报道了这次考察。”接下来,《新苏黎世报》连续刊发了八篇关于中共的报道。著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对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事业给予了充分报道,在国际上产生了重要影响。美国历史学家拉铁摩尔评价说,“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就像火焰一样,腾空而起⋯⋯斯诺给我们叙述了共产党领导人的谈话,这些谈话不是背诵教条的留声唱片机,而是适合中国国情,可以据以组织抗日的精辟主张。”作家拉奇曼也指出,“《红星照耀中国》首次向全世界刻画了共产党的重要人物,首次描述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信念和目的,这对于本世纪30 年代那些惧怕抗击法西斯的人们,是个强有力的鼓舞。”另一方面,西方媒体详细报道中共军队的战绩,肯定敌后抗日力量的重要性。1944 年6 月,西方媒体发起成立的“延安考察记者团”抵达延安,他们争相把在陕北的所见所闻发回国内媒体。6 月12 日,记者福尔曼发给伦敦《泰晤士报》的电文中详细报道了毛泽东关于坚持国共合作抗日、批评国民党不民主、欢迎开辟第二战场的讲话。22 日,《纽约先驱论坛报》、伦敦《泰晤士报》和悉尼《晨报》则详细报道了叶剑英关于七年来中共军队战绩的报告。斯坦因还在《红色中国的挑战》一书中指出,八路军及新四军合并起来占全中国对日兵力的1/15,不过却与45.9% 的在华日军以及约近80 万中90% 的伪军作战。在战争的七年中,共产党打了92000 次以上的仗。他们曾毙伤了110 万的日伪军,俘虏了15 万的敌人。缴获物中包括32 万支来福枪、9000 挺机关枪、6000 尊大炮及一大堆杂色的军器。55 个日本高级军官被击毙,其中除大佐和少佐以外,包括一个中将和7 个少将。在同一时期,共产党死伤超过40 万人以上,其中包括535 个上校职位以上的军官。这些战绩“比我在重庆和西安所听到的国民党的战绩可靠得多”。许多西方媒体和记者在实地考察后,对在敌后中共领导的抗日力量有了全新的认识,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如英国记者贝特兰将中共抗日力量看作是苏醒中的中国力量,他曾说,“世界上任何军队,如要对抗苏醒中的中国的全部力量,必遭失败。”西方媒体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敌后根据地的客观报道,使得国际社会对中共领导的抗日力量有了全新的认识,对维护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共抗日力量的支持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四、抗战时期西方媒体对中国抗战报道的现实启示

  应当看到,中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的地位是客观的,抗战时期西方媒体对中国抗战的报道正是反映了这种客观性。同时也必须承认,西方媒体对中国战场的客观报道,加深了世界各国对中国的了解,影响了国际舆论以及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日战场的认知,一定程度上左右了西方国家的对华政策。以史为鉴,抗战时期西方媒体对中国抗战的报道对今天的对外传播工作也有着深刻的启示。

  一是要学会巧借外力,为我所用。抗战时期,包括中共在内的抗日统一战线借助西方媒体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介绍中国战场情况,揭露日军暴行,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促进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理解、同情和支持。借助相关西方媒体在中国反法西斯战场与世界其他反法西斯战场之间架起了一座重要的桥梁。如今,中国的媒体传播能力较之抗战时期已有极大的增强。但也应清醒认识到,在国际传播领域,包括运用新媒体技术和平台,西强中弱的基本态势并没有根本性改变,西方媒体在国际舆论领域依然保持着话语霸权。构建“中国话语体系”,不仅需要中国强化自身的传播软实力,还要积极用好西方媒体的管道和平台,主动通过西方媒体传递中国声音,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展示中国繁荣发展、民主进步、文明开放的良好形象。这样,才能让世界各国人民客观地认识中国,真正达到影响和引导国际舆论的目的。

  二是尊重传播规律,讲究传播技巧。分析抗战时期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会发现西方媒体的视角更具开放性和国际性,更讲究专业精神。他们在话题选择、报道手段和语言技巧上更贴近当年英、美等同盟国的民众,更容易拉近与传播对象情感上的距离,更易于被受众所接受。如今,讲好中国故事不仅需要好的平台,也需要更具亲和力的跨文化表达方式。对外传播应学会运用国际社会所能接受的方式、语言、角度进行,准确生动地讲述好、传播好中国故事,提升对外传播的“时、度、效”。为此应把握以下三点:其一,明确西方受众定位,依据不同国家、区域的民众确定不同的传播内容、话语方式和表达方式,进行有针对性的传播,将那些中国人耳熟能详、习以为常的口号式政治话语,转化成以国际语言表达的西方受众能够听得懂、理解得了的中国故事;其二,了解西方受众需求,掌握西方受众的传播心理,采取有针对性的传播策略;其三,在传播主题的选择上,既要报道政治、经济领域的大事,也要介绍中国百姓的日常生活,既要宣传中国的建设成就,也要传递中国人的生活习惯、思想观念和精神面貌。

  三是对价值观的传播应时刻保持定力与自信。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麦金农曾指出,抗战时期西方媒体的新闻不可避免地是有选择的,他们的新闻是既非常符合美国政策利益又与美国国内舆论相一致的中国的事实报道。正因如此,在抗战初期,英美两国的媒体出于各自国家政治经济利益的需要,对日本的侵略行径持中立和容忍态度,一些报道不是模棱两可的观点,就是轻描淡写的批评,直到日本严重威胁了西方国家在远东的切身利益,西方媒体才态度鲜明地同情和支持中国抗战。因此,必须看到,西方媒体的“客观公正”往往都是以该国的利益为前提的,他们时常以西方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对舆论进行有意识的暗示和操纵,甚至传递经过扭曲、另有他图的错误信息。在当今日益复杂严峻的国际舆论生态中,中国要增强定力与自信:一方面要破除西方媒体的干扰,在传播报道中把握好方向、原则、节奏、力度,既不左右摇摆,也不感情用事,练就“乱云飞渡仍从容”的战略定力;另一方面,要增强舆论引导自信,敢于坚持正确的国际舆论导向,敢于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的道路、理论和制度,营造于中国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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