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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安庆府进士的地域分布及其成因分析

作者:2015-06-17 16:27文章来源: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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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引言

  明代初年虽有科举、荐举、学校三种途径并举来解决选官取士问题,但至中后期科举制度已经是“一枝独秀”。明清时期,科举制度基本已定型,成为国家选才任士的唯一途径。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中,通过最高一级的殿试者,则为进士。

  “缙绅虽位极人臣,中国论文网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1]意即官员们即使是位极人臣, 假如不是凭借进士的身份进入仕途的,始终都是一个重大缺憾。因此,考校各地进士数量的多少及其分布,既能知晓一地学术文化的高低,也有助于分析各地人才的地域分布与变迁。一直以来,学界前辈如张耀翔、何炳棣、刘海峰也都认为进士是人才分布乃至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最佳资料”。[2]

  近年来, 学术界涌现出一些研究安徽进士人才地理分布的成果,但他们关注的焦点多在徽州进士,如叶显恩《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第五章阐述“徽州的封建文化”,统计了明清徽州六县的进士人数。[3]范金明的《明清江南进士数量、地域分布及其特色分析》、[4]李琳琦的《明清徽州进士数量、分布特点及其原因分析》、[5]吴建华《明清苏州、徽州进士数量和分布的比较》、[6]吴建华《明清苏州、徽州进士的文化素质与文化互动》[7]都是研究徽州进士的前沿之作。关于清代安徽进士的研究有倪立峰《清代安徽进士研究》、[8]王丽君《康乾时期安徽进士数量、分布特点及其原因分析》、[9]盛菊《清代安徽进士群体的姓氏分布》、[10]刘佰合《清代安徽进士群体区域分布之考察》[11]等。鲜有涉及对安庆府进士人才的专门研究,而明清时期的安庆府,作为省府所在地在安徽历史上有着浓墨重彩的一笔, 人才地理的研究还有很大的空间。

  本文进士特指文进士, 取样蓝本为《续修四库全书·重修安徽通志》选举志所记载的安徽进士,综合分析得出明代安徽省共产生进士1354 名, 其中安庆府177 名,约占全省的13.1%。明代共开科89 榜,安徽平均每榜得进士15 名。明代安徽有10 府(州)60 县,平均每府(州)得进士约135 名,每县得进士约23 名。清代安徽共产生进士1308 名, 安庆府304 名约占全省23.2%。清代共开科112 次,说明平均每科安徽约得进士12 名。清代安徽有13 府(州)62 县,平均分别得进士约每府(州)101 名,每县21 名。

  另,地理概念以《明史》为蓝本,因安庆府辖区在明清两代基本没有大变化,所以研究的空间概念很明确。[12]

  2 明清时期安庆府进士集中在桐城、怀宁两县

  古皖安庆拥有著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薛家岗遗址,说明在皖河和长江的交汇地带很早就产生了灿烂的人类文明。安庆府自古亦是军事重地,“……安庆之名始自宋绍兴之季年,而府之升又与宁宗之藩旧,元明仍之,然自三国六朝吴魏之纷争,南北之割据,风帆上下,干戈日寻,实中江之巨防焉。其地上界蕲黄,下达吴会霍山矗立,天堑顺流,乃上下江之门户。……”[13]作为重要的军事重地,安庆府在明清两代进士人才均占据全省前列,显示了安庆府在全省的文化地位。具体分布见下表。桐城县和怀宁县占据了全府71%的

  进士,其他四县进士还不足三分之一,中国论文网可见进士人才县域分布不均衡。怀宁县是政治中心,为府治所在地;桐城县是文化中心,科举人才辈出。进士最多的桐城县是最少的望江县的10 倍之多,第二名的怀宁县进士也是第三名太湖的近两倍之多。

  虽然桐城怀宁两地人才占有绝对的优势, 但对比明清两代,却有惊奇的发现,前者进士数清代是明代的近两倍;后者则增幅很小。在对比府内其他各县,如太湖县,相较明代,清代进士增幅近4 倍,人才发展势头强劲;宿松、望江两县增幅2 倍多,进士人才发展速度快;而潜山一县清代进士数还略有下降。从明至清,安庆府内各县进士人才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 但特点是人才集中趋势明显,地域分布不平衡性明显。

  再从全省进士的平均数来看, 明代平均每县得进士约23 名,安庆府内仅桐城、怀宁超过平均数,占1/3。清代平均每县得进士21 名,安庆府内有桐城、怀宁、太湖、宿松四县超过平均数,占2/3 强。

  3 影响明清安庆府进士地域分布的要素

  明清两代安庆府内进士人才分布极不平衡, 中国期刊论文网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3.1 府内各县开发程度与交通设施发展的不平衡科举考试属于文化层面, 经济基础对其有决定作用。区域经济的开发程度较高和交通便利的县域为进士人才培养提供了先决条件。

  一般意义上来说,京畿、府治所在地的教育优势明显,在培养进士人才的先天条件上也尤为突出。安庆府与南京一水相通,交通便利,安庆府的桐城县即有很多家族寓居南京,能接触到当时第一流的学者,最前沿的知识。安庆府治怀宁县境内石牌镇“与潜、太、望三邑水陆交通,票布云集,货贿泉流,为怀宁诸镇之首”。[14]与怀宁县毗邻的桐城县则更是近水楼台, 桐城县是安徽科举最发达的县,靠山临水,濒江而踞,水陆交通优越,商业往来频繁。

  桐城派代表人物大多是东乡人(即今枞阳县),枞阳位于长江北岸,“为桐首镇,鱼虾蕃衍,罛罶相望,舟船来往,百货聚集,民多以贸易为业,徽宁商贾最多,江西工匠,晋楚之客皆有之”。[15]

  而望江、潜山县地理位置偏僻,又大多地处大别山区,交通不便,中国论文网经济相对欠发达,在人才的培养上不比其他四县,但安庆府仍不失为科举重镇。封建科举考试包括童试、乡试、会试等一系列的考试,仅就其中的童试而言,就包括县试、府试、院试等三次考试。县志有记载:“据湖山民,水耕火褥,有渔稻之利”。[16]明清时期正是徽商的鼎盛时期, 而安庆作为彼时的安徽省政治中心是徽商经营最多的地方,带动了商品经济的繁荣。

  这里特别要提的是太湖县,清嘉庆元年(1796)和道光九年(1829),赵文楷和李振钧两掇大魁,被钦点状元;太湖县在33 年之中,连出2 状元,传为佳话。嘉庆七年,一榜得三进士:王廷元、李振翥、李长蓁;道光状元李振钧家,一门五进士,时人赞颂为“五凤齐飞”;赵家从赵文楷起的四代翰林为明清两代所仅见; 被鲁迅先生誉为“中国济慈”的著名诗人朱湘,其父朱延熙、伯父朱延薰皆为光绪进士。

  3.2 文教设施建设与文化教育积累的不平衡

  安徽首府安庆府儒学在明清两代即修葺达16 次[17]卷88《学校志—学宫》之多。“明代数建书院,诸生肄举子业于其中者实繁有徒,谓之课艺;其坐皋比主讲席,诸学者环列以听,乃谓之讲会”。[18]明代,安徽省(以明代行政区域)共有书院144 所,重建13 所,新建131所,全国省平均数是103.263 所,安徽高于均值,属于明代书院发达区。[19]安庆府有11 所书院,分别是:怀宁县:二良书院、山谷书院、龙山书院;桐城县:桐溪书院、桐阳书院;潜山县:皖山书院、山谷书院;太湖县:同春书院、正学书院;宿松县:禹江书院、紫阳书院(重修)。①而且安庆知府胡瓒宗精深理学,又当权地方,故倡建书院颇多。

  清代,书院成为培养科举人才的重要力量,并有取代官学成为培养人才的主要机构的趋势, 安徽省在清代有书院188 所,新建142 所,重建46 所。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也有记载“乾隆元年,谕各省学政,有衡文育才之责,关系綦重,……天下人文繁盛,应试众多者,莫如江南。……著从今秋始,上下两江学政,养廉各赏银四千两,使伊等用度从容,益得尽心于职业,以副朕任官课士之至意。”[20]不仅学政的养廉银子得到增加, 安庆府的敬敷书院也得到官方在经济上的巨大支持,“雍正十年……赐币金一千两, 置腴田一百一十一亩,益以历任抚按,捐置各属学田,共计三十五顷六十亩有奇额租, 谷麦一千七百一十五石有奇额银,一百四十八两有奇,悉归书院为膏火资。又知府徐士林于升任时捐银六十两,怀宁知县李元祥为置民田额租谷一十一石,地课一两六钱,并佐书院膏火之资。”[20](卷92《学校志·书院》)

  安庆府内共有书院24 所,府治有敬敷、青阳等6所,桐城有毓秀、培文等8 所,潜山、太湖各3 所,宿松和望江各2 所。其中敬敷书院是清代安徽省最大、办学时间最长的一所官办书院。在敬敷书院读书还给士子以廪食,“读书其中,月给凛汽”[20](卷92《书院》)。敬敷书院于1652 年在安庆城内建成,初名为培原书院,由江南省操江巡抚李曰芃捐资两千两白银创办, 书院兴建后有过5 次大修, 任继愈先生曾说:“安徽敬敷书院经正阁,贮经史典籍,为数很多。”[21]桐城的桐乡书院还在章程中规定“乡试之年,书院宜助试资以昭鼓励,议每科试资反以三千文为限,照应试之人多寡分派,日后分派费充随时增益……二年乡试,一次其间书院大课凡五生监到四次者,方准照应派银两全给,到三次者照应给银两给四分之三,到两次者给四分之二,一次者给四分之一,未赴课者不准领取试费……恩科之年给助试费在当事谅费之有无,酌议之派散之法,即以上年正科后,书院大课几次为率。”[22]书院通过考勤来奖励学生,缓解了士子们的经济压力。

  除上述书院采取的鼓励措施之外, 一些进士也积极参与家乡的文化教育场所建设。何俊,望江人,道光九年进士,曾捐资重修望江县县学,捐学田一百四十三亩。石广均,宿松人,道光六年进士,多行义举,曾花费数万金,为家乡建学校,培育人才。他们为当地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8]

  3.3 基础教育与社会教化传统的不平衡

  安庆府培养的进士大多拥有优良的文化传统,他们在中进士前,中国论文网有许多人曾任塾师,戴名世在二十一岁时即“从父迹,出客庐江以授徒。”[23]“授徒自詹,以精制举业发名”。[24]史学家全祖望、桐城派“三祖”中的刘大櫆和姚鼐、著名学者王宽吾、“江南大儒”汪宗沂、赵继元、崔国因等安徽籍进士都曾在敬敷书院担任过山长或主讲。[25]

  学校基础教育与家学、私学相结合的教育方式为培养进士人才提供了直接途径。除官方的书院教育,一些乡贤里人亲身课徒也起到了社会教化作用。如方观承“督直隶,闻其名,延至保定,修畿辅水利志。……缘目疾复发,举戴东原自代,遂南归,以经术教授乡里,闭目口授,生徒极盛。”[26]其实,安庆府内的科举人士曾充当教书育人的角色,为乡人士子作出了榜样,无疑有功于人才的培养和传承。如桐城籍的方学渐、刘大魁、姚鼐、方东树、吴汝纶、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都从事过教师这一职业。桐城文风鼎盛,具有社会教化传统,桐城人读书刻苦,县志记载:“城中皆世族列居,惟东南两街有市廛。子弟无贫富,皆教之读,通街曲巷,书声夜半不绝于耳,士重衣冠,无以小帽、马褂行于市者,虽盛暑不苟。贫士以布为袍褂与裘帛并立不耻。”[27]

  在社会教化之外, 家学也是表现在某一家族领域内代代相传的特性上。如姚莹子浚昌“幼承庭训,又习闻其乡老师宿学讲论, 慨然以古作者自期。”[28](P157)方涛,为方东树孙,他“少承祖训,诗文具有家法。”[28](P273)宗族重文传统带动人才培养。如安庆怀宁县“皖城自昔称重镇……习儒术、敦诗书,人文财赋,甲于诸郡。”[29]方宗诚在《桐城文录序》中云:“桐城文学之兴,……名播千载。及明三百年,科第、仕宦、名臣、循吏、忠节、儒林,彪炳史志者,不可胜书。”[30]

  桐城的方家,涌现出方文、方法、方以智、方拱乾、方苞、方孝标、方观承、方东美等著名的学术大家,方家的女子也是才媛辈出,中国论文网方孟式、方维仪、方维则、吴令仪皆以诗文名世。[31]今天的桐城民谚:“穷莫丢书,富莫丢猪” 也足以说明桐城人的重文传统。再如张家为桐城“五大世家”之首,门族清华,世代簪缨,人才辈出,培养出张秉文、张英、张廷玉、张廷瓒、张廷璐、张若霭等一大批经邦治世之才。安庆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素有崇文尚读的传统。“耕读传家”的思想在古皖安庆底蕴深厚,文化教育的普及程度在安徽省位于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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