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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法院协助外国或国际仲裁庭的探讨

作者:2014-10-27 16:51文章来源:未知

  在跨国经济纠纷日益增多的当下,仲裁庭或者当事人如何获取在域外的证据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仲裁庭依靠法院进行域外取证,比较烦琐和耗费时间,在国际商事仲裁实践中只能是偶尔发生。那么,仲裁庭或仲裁当事人是否可以直接向外国法院寻求取证的司法协助?我国尚没有相关的立法,美国明确了联邦地区法院对部分外国或者国际裁决机构取证的支持,该规则的适用在判例法中仍存在很大分歧。

  一、《美国法典》第28章第1782条

  《联邦仲裁法》第7条规定,仲裁员可以传唤任何人出庭作证,并且携带任何被认为是案件实体资料的书籍、记录、文件或者其他资料。而具体到域外取证,在《美国法典》第28章第1782条规定,美国法院在特定情况将协助外国裁决机构在美国境内获取证据:(1)当事人住所地或者所在地的联邦地区法院可以指令当事人提交声明或者文件,用于协助外国或者国际裁决机构,包括在正式起诉之前的刑事调查:(2)不排除美国境内的任何人或者以任何合理的方式,自愿提交证言、证据或者提交文件给外国或者国际裁决机构,协助其程序的展开。

  值得注意的是,在1940年版本中,这项司法协助只是哥伦比亚州的法院对其他州或者域外的“法院”提供司法协助,并且仅限于证人证言。1964年,国会进行了修正,将协助的“法院”扩大至“外国或者国际裁决机构”,而且证据的范围有了很大发展。随着国际贸易的频繁化,美国国会对司法协助的支持力度加大。然而,如何解释“外国或者国际裁决机构”,哪些机构属于外国或者国际裁决机构,尤其是仲裁庭是否在司法协助的范围内成为一个重要问题。

  二、适用第1782条的代表性案例—英特尔案

  早在1994年,在Application of Technostroy export ( S. D. N. Y. 1994).案中,当事人在莫斯科和斯德哥尔摩开展仲裁时,纽约南部地区法院己经支持当事人证据开示的请求。然而,真正产生影响的是联邦最高法院审理的Intel Corp.v.Advanced Micro Devices, Inc案。

  2000年10月,申请人AMD公司向欧共体竞争委员会总理事会(下文称理事会)提起反垄断诉讼,指控英特尔公司违反欧洲竞争法。通过该案联邦最高法院给出了适用1782条的三个标准:(1)请求方是外国或者国际裁决机构或有利益的一方当事人:(2)证据的开示将在外国或者国际裁决机构的争议解决程序中使用:(3)证据的开示目标位于或者居住于联邦境内。“理事会”是否属于外国或者国际裁决机构的范畴,法官的依据是理事会的性质、国会的立法背景、以及学者资料的解释,认为包括地方调查官员、行政裁决机构、仲裁庭、准司法机构以及条约性的民事、商事、刑事以及行政法庭。另外,英特尔案确立了法院是否给予协助进行裁量的规则:(1)被请求提供证据的对象是否为诉讼的参与人,外国裁决机构有权对该参与人做出证据要求;(2)外国裁决机构、外国程序的本质以及外国政府或者法院接受司法协助的资格和能力;(3)是否过度打扰或者繁重的请求。

  英特尔案确立了第1782条的适用标准,也奠定了英特尔案的地位。然而,该案对协助仲裁庭的依据以及仲裁庭的类型都未做过多解释,这也是造成后来法院分歧的原因。

  三、英特尔案之后美国法院适用第1782年的分化

  (一)联邦地区法院支持向私人仲裁庭提供司法协助,开示证据

  根据Westlaw数据库中列举的适用第1782条的经典案例,在24个案例中,有4个案例中的法院承认私人仲裁庭为司法协助对象,属于外国或者国际裁决机构。

  案例In re Roz Trading ( ND Ga.,2006 ),In re Hallmark Capital Corp(469 F Supp 2d 1221),In re Hallmark Capital Corp. (534 F Supp 2d951),In re Babcock Borsig AG,583 F. Supp. 2d 233(D.Mass.,2008) Consorcio Ecuatoriano de Telecomunicaciones S.A.v.JAS Forwarding (USA),Inc.以及Winning(HK) Shipping Co,Ltd Inc.685 F.3d 987, (11th Cir.2012)都对英特尔案有所发展,认为仲裁庭既然可以受到司法审查,可以视为一审法院。

  在另外一类案件中,适用的准假法而非仲裁机构的性质,决定是否给予协助。在OJSC Ukrnafta v. Carpatsky Petroleum Corp. 2009 WL 2877156 (D.Conn.2009)案中,尽管协助对象是私人仲裁机构,但是私人仲裁机构处理争议的准据法是政府间法律,是政府支持的裁决机构,因此满足英特尔案的最低标准,至少是政府支持的仲裁庭。但是问题则在于以上提到的所有案例,都在之后的案例中,为其他地区法官明确拒绝。

  (二)联邦地区法院拒绝向私人仲裁庭提供司法协助,开示证据

  遗憾的是,更多地区法院认为,英特尔判决书中最后提及的仲裁机构不包括私人仲裁庭产与上述案件的理由相反,尽管这些案例也适用了英特尔案的裁量标准,但是1999年的先例National Broad. Go. v. Bear Steams & Co.(下文简称NBC案)和Applic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Kazakhstan v Biederman Intl案(下文简称Biederman案)却是在英特尔案之后仍然发生作用。

  在National Broad. Go. v. Bear Steams & Co. ''案中,墨西哥电视广播公司(Azteca)与NBC产生争议,并在墨西哥进行仲裁。法院认为,在第1782条的相关文件中,立法委员会报告并未指出第1782条的适用于私人商业仲裁庭。汁国会也没有这样的文件。在Applic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Kazakhstan v Biederman IW1 168 F.3d 880,(5th Cir. 1999).案中,哈萨克斯坦政府向法院申请证据开示,要求协助斯德哥尔摩商事仲裁院向仲裁的第三人,Murdock Baker调取证据。在援引NBC案之外,法院认为司法协助包括私人仲裁庭将会破坏仲裁优势,违反联邦支持仲裁的政策,法院拒绝予以司法协助。

  受这两个案例影响,部分法院支持政府间组织仲裁庭证据开示,或者否定当事人依据两个当事人之间的私人协议提起的请求。关于支持政府间组织仲裁庭,数据库中列举的6个案例均是适用联合国贸法会仲裁规则达成仲裁,请求司法协助的情形,如In re Oxus Gold PLC,2007 WL 1037387 (D. N. J.2007).案。

  (三)总结

  以上数据库中适用第1782条的案例,没有绝对拒绝适用任何仲裁的案例,差别在于适用政府间的仲裁,还是私人仲裁。支持前者的占了绝对多数,包括联邦第二巡回法院和第五巡回法院,新泽西州、伊利诺斯州、佛罗里达州、马萨诸塞州、田纳西州、哥伦比亚、路易斯安那州、德克萨斯州、加利福尼亚州地区法院。仅有少数支持私人仲裁庭,包括佐治亚州、明尼苏达、马萨诸塞、康涅狄格州、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联邦第十一巡回法院。

  另一方面,向私人仲裁协助仍然有广阔的空间。Gustavo J Lamelas指出,虽然英特尔案例之后存在一些反对和批评意见,考虑到纽约公约的影响力,应该会更多的视仲裁庭为一审案件的法庭给予协助。在法院的证据开示协助下,仲裁的价值得到提升:而缺点则在于仲裁效率价值的弱化,法院司法负担的加剧。因此,如何建立有效率的司法程序,使得法院适应仲裁的特征及时予以协助,是商事仲裁发展的需要。

  四、第1782条对我国的启示

  根据上述案例,仲裁地在中国向美国法院申请协助的国家间争议,或者适用国际条约的争议,将依据第1782条从美国联邦地区法院获得司法协助支持。而纯粹的私人仲裁,协助范围将会限制在前例提到的佐治亚州地区法院、明尼苏达州地区法院、马萨诸塞州地区法院、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康涅狄格州地区法院和联邦第十一巡回法院,有待更多的地区对该规则的发展。

  而仲裁地在美国,到中国取证的情形,根据中国对《关于从国外调取民事或商事证据的公约》的承诺,仅适用第15条的外交途径。在司法协助上《民事诉讼法》第276条、第277条也规定我国只接受外交或者领事代表取证,或者中国法院协助外国法院的取证。如果是政府间组织,通过外交途径可以取证。而外国或者国际仲裁的当事人或者仲裁庭,向中国法院申请调查取证,将会被拒绝。

  相应的替代性救济:第一,在中国重新仲裁,适用《仲裁法》向法院申请证据保全。根据《仲裁法》第68条规定“涉外仲裁的当事人申请证据保全的,涉外仲裁委员会应当将当事人的申请提交证据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第81条有类似的规定,包括诉前和诉中证据保全。第二,在中国境内起诉。如果纯粹的外国争议,仅以证据在中国,或者证人在中国,不满足协议管辖要求的实际联系这一要件。中国法院也可能依据不方便法院原则拒绝管辖。如果中国法院具有管辖权,可以重新起诉,再向法院申请调查取证。

  这样复杂的程序使得商事仲裁原本的效率优势大打折扣,因此外国或者国际仲裁机构来中国寻求司法协助的可能性很小。限制非外交和领事和个人来中国取证,很大程度受大陆法系民事诉讼制度的影响(认为取证是司法职权行为),强调对司法主权的保护。这样做可以减轻我国司法系统的压力,也不会影响国内的司法秩序。另一方面,域外取证的巨大意义,外国机构和个人私下取证的情况是客观存在的,造成的局而是取证失范。

  在既有制度和法律理念下,寻求突破是不现实的。然而,从礼让和规范脱法现象的角度来考虑,我们仍然希望,在境内仲裁机构和域外仲裁机构互动的基础上,借我国的司法制度,完善法院协助境内仲裁庭取证。在相对成熟的阶段后,本着完善我国证据制度的考虑,法院直接给予域外政府间的裁决机构以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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