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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通国际诉昊跃公司股权转让案分析

作者:2019-01-17 01:00文章来源:未知

  摘    要: 保护公司、股东以及债权人的合法利益, 平衡公司纠纷中各商事主体的利益冲突, 是公司法的重要宗旨。公司资本制度改革后, 公司债权人保护面临新的挑战。本文试对“香通国际诉昊跃公司股权转让案”进行分析论证, 从香通国际的诉讼请求出发, 以香通国际能否请求昊跃公司承担责任、香通国际能否请求昊跃公司股东承担责任为切入点, 对该案例进行分析, 试图解释认缴资本制之下股东出资义务与债权人保护问题。新注册资本制度修订的变化, 使股东出资被赋予更高的自主性, 其出资既不被限制最低额度, 又可自主决定出资的期限。当公司不能偿还公司债权人到期的合法债务之时, 非破产的场合下股东出资义务是否应该加速到期以清偿公司债务成为理论与实践中急需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 股东出资; 出资义务; 加速到期; 法人人格否认;

  一、案例简介

  (一) 案情简介

  香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香通国际) 欲转让其手中所持有的卫运公司股份, 昊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昊跃公司) 有意购买。经协商, 2014年5月1日, 双方订立《股权转让协议》, 昊跃公司以7960万元购买香通国际所持有的上海卫运公司的99.5%的股权, 并在同月完成股权转让登记手续。昊跃公司一直未付款。后两公司又签订补充协议, 约定昊跃公司分三期支付。但直至2014年10月香通国际起诉昊跃公司时, 后者依旧有2000万元未付。

  昊跃公司成立时间为2013年11月, 注册资本2000万元, 实缴400万元。成立之初, 股东为徐青松、毛晓露, 其中徐青松占股份70%, 毛晓露占股份30%, 二人分别按照实缴资本相应缴纳了注册资本。同时公司章程还约定, 剩余的实缴资本需要在两年之内缴纳完毕。2014年2月, 林东雪与毛晓露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由前者以120万元购买毛晓露所持有的所有股份, 并经昊跃公司股东会议决议一致通过。对于毛、林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 昊跃公司立即召开股东会, 一致决议立即成立新股东会, 决定增资至10亿元。新章程约定增资后徐青松和林东雪应于2024年12月31日之前缴毕认缴出资。2014年7月, 徐青松欲将股份转让给接长建, 为逃避过高转让税额, 徐、接决定先减资再转让。减资过后, 公司实缴注册资本均为400万元。接、林分别占70%、30%。林、接随后完成转让登记, 并见报。

  由于昊跃公司一直未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支付义务, 经香通国际多次催告且通过补充协议约定昊跃公司分期履行后, 仍未收到任何款项, 故其诉至法院要求昊跃公司及其前股东徐、毛与现股东一起承担连带责任和诉讼费用。

香通国际诉昊跃公司股权转让案分析

  (二) 法院判决

  1. 被告公司向原告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2000万元。

  2. 徐、林二股东对注册资本之外的部分承担补充责任。

  3. 驳回香通国际的其他诉讼请求。

  4. 本案案件受理费由昊跃公司、徐青松、林东雪共同负担。

  二、昊跃公司减资决议的效力

  我国《公司法》对于公司决议的效力进行了规定, 即公司所通过的决议在违法违规时是无效的。

  公司的减资行为在我国《公司法》中做了具体的规定, 概括言之, 需符合下述条件:第一, 编制公司的资产负债表, 列明公司的财产清单;第二, 在规定的期间内通知本公司债权人, 并见报;第三, 根据债权人的请求, 公司必须进行清偿或者提供相应担保。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

  法院认为, 本案中被告公司编制虚假负债表, 即其本负有因本案股权转让的债务, 却声称没有负债, 且认为该公司减资日期提前于接长建成为股东之日期, 却签有其名字, 亦未通知债权人, 故属无效。

  笔者对法院的上述判断并不认同, 因为无论从立法精神还是从本案具体情况来看, 均无宣告其无效之必要。本案中, 被告公司为避税而实施减资行为, 于2014年7月20日召开股东会决议通过减资决议, 10日之后见报并办理变更手续, 此过程中虽出现了诸多的协议瑕疵事由, 但并不是不可挽回的。此次减资决议的签字股东为接长建、林东雪二人, 其中被告公司股东会通过该决议之时, 接长建虽未成为该公司的正式股东, 但却在减资决议上签字, 其正式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成为公司股东发生在1个月之后;仅就签字之形式看, 当时并非公司股东之人, 却在公司减资决议上签字, 明显直接可以认定为虚假协议, 认定股东会通过之决议存在根本的程序瑕疵;但正如案件之事实所述, 本案中被告公司之减资行为之根本目的在于避免因高额注册资本比例的股份转让而产生的税额, 此项行动为接、徐二人所商议, 故而在公司通过上述决议之前, 其已经具有了购买徐之股份成为公司股东之意愿, 如同事实之呈现, 后接长建亦成为公司之股东。笔者认为, 该程序虽存在瑕疵, 但并非不可挽回, 亦不会造成太大的损害, 如果仅因此就使公司协议归于无效, 势必会对公司股东通过决议进行公司治理的积极性产生负面影响。至于未通知债权人之事由, 笔者认为, 依据公司法保护债权人之立法精神, 被告公司减资未通知债权人, 则公司减资的效力不能对抗债权人, 此种后果在本案中可理解为被通知的原告公司依然可以请求被告公司以其减资前10亿元注册资本承担责任。

  公司的注册资本是公司运作的基础, 也是公司对外承担责任的最基本的财产范围, 对其变动一般是公司股东为追求公司利益所作出的极为谨慎的举措, 当然该行为会改变公司的资本信用结构对以此为利益保障的利益相关者尤其是债权人的理由有着很大的影响。所以, 在当前认缴制下各方呼声均在为债权人摇旗呐喊时, 我们亦不能忘记认缴制立法的初衷, 即更有利于公司资本的活跃。

  本案中, 被告公司减资明显对其运作具有极大的影响, 其直接原因是为了转让股权的高税负。但其股权转让、增资减资, 亦是对公司经营的重大调整, 此类调整可能影响公司的生存、发展, 故而法院对该行为的认定应该非常谨慎。例如, 在本案中, 不仅要看被告公司减资时存在的表面瑕疵, 更应考虑该瑕疵是否足以损害到债权人的利益, 即使形式上有所损害, 亦应该慎重认定, 有无可以既保护债权人, 又能保障公司市场决策行为稳定的新规定, 也是对《公司法》立法精神的维护。所以, 本案在坚定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同时, 亦需不忘关心公司本身或者至少不要给其增加不必要的负担。笔者认为, 依照《公司法》的立法精神, 法院完全可以认定被告公司减资行为有效。同时, 由于被告公司未能通知债权人香通国际, 可以宣告被告公司的减资行为对原告债权人公司不产生效力, 被告公司依旧以减资之前的10亿元注册资本为限对原告债权公司承担责任。

  三、被告公司股东应否承担其公司所负债务之连带责任

  我国《公司法》对于股东需同公司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形, 主要在法人人格否认制度、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制度等部分予以体现。

  法院认为, 被告股东中徐、林需对被告公司之债务在其出资本息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 其理由首先基于笔者讨论的上一个问题, 即其认为被告公司减资决议无效, 故减资后的接长建无需连带。同时, 法院认为, 认缴制下公司对其股东的认缴在一定程度可认为是一种债权。如果公司发生重大变故, 如本案中负有巨额债务的情形, 可加速到期其出资义务以请求股东履行其对公司的债务;另一方面, 被告公司减资不通知债权人类似于“抽逃出资”, 对原告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故其股东应该承担连带责任。

  笔者并不认同法院对于这一问题的判定。首先, 法院所述公司为股东认缴资本之股东的债权人, 在理论上并无太大争议。但其就此又推论如果公司经营面临困难, 或者公司发生重大变故便可以不顾新《公司法》赋予认缴制下股东的资本缴纳的期限利益, 在实体法律上并未能找到任何依据。法院对于案件之审判, 必须有法可依。只有在无法可依的情况下才可用一般的原则和法理, 在本案中保护原告债权人之利益的方式并非要突破认缴制给予的股东能够之利益的。在我国, 有两种情形可突破此期限利益, 一种是公司在破产时, 如果其依旧存在尚未到期的认缴出资, 债权人就可以依此要求该认缴出资加速到期, 以期能够更好地实现其债权。另一种做法是, 在公司解散时, 若股东未能如上述破产情形时类似的出资期限未到或者分期未到等情形时, 在这种情况下, 若公司资不抵债, 上述股东则需在未出资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之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在本案中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本案的股东利用认缴制的便利来逃避其股东之出资责任以致损害了债权人利益。所以本案法院所作出的要求被告股东承担法律责任并无切实的法律依据。

  在本案中, 若债权人的利益由于股东出资期限未满而不能得到切实的保障, 其完全可以以公司“资不抵债”为由申请公司破产, 然后利用《公司法》上述之规定请求股东出资义务依法加速到期, 从而保护自己的利益。

  在同样类似的马海洋等买卖合同纠纷案中, 原告为债权人, 被告公司为债务人, 原告以被告股东未缴纳完毕认缴的出资款为由, 请求法院认定被告公司之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 对其公司债务按期认缴的范围承担连带责任。被告公司以其认缴出资期限未到期, 且其实缴资本经第三方公司证明符合其市场运作之实际资本需求, 其依据公司法所享有认缴出资的期限利益不能因原告之请求而被剥夺, 故其无义务就对其公司债务向原告承担连带责任。法院支持了被告的观点, 认为:其一, 被告公司享有《公司法》赋予其的在认缴制之下的期限利益, 其行为符合法律之规定, 不能对其增加法外无有负担, 加重其作为公司股东之权益;其二, 被告公司对原告之负债, 原告完全可以通过破产或者其他程序维护合法权益。总之, 原告的请求于法无据, 法院不予支持。

  四、被告股东在缴纳注册资本的过程中是否存在瑕疵

  瑕疵出资责任, 是根据股东在出资的各个环节所存在的各种违反章程约定、法律法规的情形来认定的;或是股东缴付之出资财物本身违反了约定或规定;瑕疵出资行为使得作为公司赖以生存和对外公信基础的注册资本不能得到充足的保障, 会严重侵害到债权人的利益。

  本案中, 可以明确的是, 被告公司从未全额缴纳章程所约定的注册资本, 但是在《公司法》确定认缴制的背景下, 股东不全额缴纳出资而是在约定期限内缴足是被允许的。换言之, 对于被告公司本身来说, 虽然其公司股东发生了多次变化, 但是每一次股东的变化均符合法律法规以及章程协议的约定, 并且也都按照约定履行了出资义务。所以, 被告公司并未有过瑕疵出资的情形, 故而原告也难以以此来请求对方履行其义务。

  五、本案是否可以适用法人人格否认制度要求股东承担责任

  公司具有自己独立的人格———法人人格, 其有独立财产, 亦可自行承担责任。所以对于公司法人的责任承担来说, 通常公司以其独立的法人人格对外承担责任, 而不能直接责难股东。公司法人制度对市场经济的发展产生了“神奇的魔力”, 但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变迁, 法人制度变得不再“纯粹”, 经常会被私欲、欺诈操纵, 不再像一个独立的“人”, 而是像傀儡一般。在这种情形下, 完全可以把公司看做是“无权利能力的数人组合体”。因此《公司法》明确了在某种或者某几种情形下法人便会丧失其独立人格。

  我国适用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情形一般包括抽逃出资或未缴纳、未足额缴纳出资、母子公司混同、公司空壳化、股东法人财产混同等情形。

  在本案中, 无切实的根据能够表明被告之公司存在着关联公司、一人公司、脱壳经营、财产混同、抽逃或未缴纳出资等情形。因此, 本案被告公司的行为能否适用法人人格否认便只能看被告是否存在未足额缴纳出资, 即资本不充足的情形。

  对被告公司是否可以因为资本显着不充足而适用法人人格否认制度, 来追究其股东之责任, 还需考虑股东未足额缴纳出资是否是因为股东滥用法人人格而导致的。有学者认为, “资本”应以实收资本为标准, 即公司的实收资本与其实际的业务经营之风险是否相适应, 如果与其经营业务之风险相适应和相匹配, 则不能认定其为资本显着不充足, 反之则可认定其未足额出资。

  在本案中, 被告公司的股东是否有滥用法人人格导致公司资本显着不充足的情形是决定其是否能够适用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来刺破其公司面纱的关键因素。

  按照本案法院的思路, 在认定被告减资程序无效的基础上, 进一步认为该行为应该按照我国法律规定适用相关的法律规定, 从而得出了应适用《公司法解释 (三) 》中“抽逃出资”第五项的规定, 如果依此认定被告公司“抽逃出资”属于滥用公司独立法人人格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 适用“法人人格否认”制度, 请求被告公司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从形式上看至少是符合法律规定亦是符合逻辑的。但主审法院却在论述至此的时候, 笔锋一转, 继续适用并无实体法律的直接依据, 而在非破产的情况下, 直接要求被告公司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 然后在公司注册资本不能偿还的债务范围内以自己的认缴资本为限承担责任。在同样的一段判决理由之中, 法院既认为, 被告公司股东行为由于属于“抽逃出资”行为, 因而被告公司股东需要对其公司未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责任;同时又认为应该让被告公司股东的出资义务加速到期, 在其对公司注册资本认缴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接连认为被告公司股东应当承担补充责任、在认缴本息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 到底是要被告公司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补充责任, 还是要其在认缴本息中承担连带责任?虽然最后判决中为后者, 但其前段自相矛盾之论述, 亦无讨论法人人格否认之内容, 堆积冗余, 在判决中实属不必。

  笔者认为, 在本案中, 要讨论被告公司唯一可能构成的资本显着不足而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情形, 是否可以适用, 首先应明晰资本显着不足中“资本”的标准, 其次再根据被告公司的具体情况, 来具体认定。

  对于“资本”标准的问题, 笔者比较赞同主流观点, 即采用注册资本为标准来认定是否足额出资更为妥当。原因有二:第一, 注册资本是公司经过工商登记、章程规定的在对外经营中对于陌生的经济相对方来说对公司信用的最直接、最为可靠的信任来源, 如果股东未能充足、足额地出资缴纳, 会降低公司的经营诚信度。第二, “资本”不应只是注册资本中已经实际缴付的资本, 还应当包括认缴且未到期尚未缴付的资本。美国公司法对于公司成立之后, 如果有尚未被缴付的注册资本, 对于本应该缴付这一部分负有责任的股东, 则会对公司负有法定的债务, 公司的债权人可以此要求该未实际缴付资本的股东在其未实际缴付的范围内承担责任。同时, 在认缴制的前提下, 以注册资本为标准看资本是否显着不充足, 也应同该企业所处的行业状况、经营风险等相关因素去综合判断其资本是否显着不充足。

  本案中, 被告昊跃公司注册资本经过2000万元到10亿元的变化, 其实缴资本一直均为400万元, 虽然其实缴比例占其注册资本比例并不高, 但纵观案件事实和法院的审理过程, 现有的证据并不能表明昊跃公司的实缴出资就属于“资本显着不充足”。而且其缴纳出资或者公司章程、工商登记的流程均依法依规, 故而很难认定其未“资本显着不充足”;另一方面, 由于公司的法人人格否认是对公司法人性的突破即“刺破公司面纱”, 对公司赖以生存的基础有较大的影响, 故而法院在适用这一制度时也应当慎之又慎。因此, 在此种情形下难以直接认定昊跃公司资本明显不足, 且其也未有滥用股东地位的情形, 故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不应当适用于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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