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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垄断法论文(独家整理6篇)

作者:2018-09-26 01:02阅读:文章来源:未知

  反垄断法论文一(1):

  题目:知识产权人拒绝许可行为的反垄断法分析

  摘要:知识产权人拒绝许可行为涉及知识产权法与反垄断法之间的关系, 相关问题一直在理论与实践中存在争议。针对支配企业拒绝许可行为, 美国最早采用关键设施理论来解决这一问题。在知识产权因素的影响下, 知识产权人拒绝许可的行为同样可以适用关键设施理论。欧盟在拒绝许可行为中吸纳了关键设施理论, 并且在后来的IMS案和微软案中丰富和发展了相关的考察标准, 协调了反垄断法与知识产权法之间的关系。随着知识产权人拒绝许可行为域外理论分析与实践内容的丰富, 《关于禁止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规定》中有关行为标准也应当进一步完善, 实现反垄断法与知识产权法立法目的的协调。

  关键词:滥用知识产权; 反垄断法; 关键设施理论; 拒绝许可行为;

反垄断法论文配图

  一、问题的提出

  知识产权法与反垄断法在知识产权人拒绝许可问题上虽然都有规定, 但是由于知识产权法和反垄断法的立法基础不同, 乍看之下, 知识产权人拒绝许可行为在知识产权法框架下的分析思路与反垄断法框架下的分析思路存在着天然的冲突, 知识产权作为一种排他性权利, 在奖励知识产权人发明、创造成果的同时, 会在一定程度上排除、限制市场上的竞争, 而反垄断法则为了“保护市场公平竞争”, 会对排除、限制竞争的垄断行为进行规制。这无疑在知识产权法与反垄断法之间造成了一种潜在的冲突[1], 其中知识产权人拒绝许可行为就是这一冲突的最直观体现之一。一方面, 知识产权人有权利将知识产权授予特定的人, 例如专利权人拥有许可实施权, 即专利权人能够通过签订合同的方式允许被许可人在一定条件下使用其取得专利权的发明创造的全部或者部分技术的权利[2]。另一方面, 反垄断法又会对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拒绝许可的行为进行规制, 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专利权人许可实施权的行使。根据《反垄断法》第十七条第三款[3], 没有正当理由, 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知识产权人拒绝许可的行为将会受到禁止。因此, 正是由于这种“冲突”的存在, 知识产权人拒绝许可问题一直是国内外理论、实践中都存在较大争议的问题, 甚至有学者认为知识产权人的冲突可以直接按照反垄断法来调整[4]。但是, 重新回归到知识产权法与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上来, 两者又具有共同的政策目标, 在促进创新上具有一致性, 知识产权法通过赋予创新者一定时期内对其创新成果的专有权, 给创新者以有效、持久的创新激励。反垄断法则通过保护市场的竞争来激发创新能力, 推动创新活动[5]。因此, 反垄断法同样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解决知识产权人拒绝许可行为的困境, 也能够解决反垄断法与知识产权法在知识产权人拒绝许可行为上的“冲突”。本文则在反垄断法的框架之下, 对知识产权人拒绝许可行为进行分析, 试图为解决“冲突”提供一己之见。

  二、知识产权人拒绝许可行为规制的理论冲突及反垄断法的选择

  《反垄断法》第十七条第三款对具有支配地位的知识产权人拒绝许可行为作出了宽泛的规定, 在实践中, 很难对这一问题进行细致的追究。在这一问题的解决上, 美国最初引入了关键设施理论对支配企业拒绝许可问题进行追究。这一理论最早是针对支持企业有形财产权许可的一种理论, 后来适用于知识产权领域并得到进一步拓展。

  (一) 有形财产权下的关键设施理论

  关键设施理论最早来源于美国, 该理论认为:“关键设施的拥有人有义务让他人分享这一设施, 而拒绝与他人分享则违反《谢尔曼法》第2条。”[6]关键设施理论体现了财产权与竞争关系之间的冲突, 虽然关键设施作为一项财产权, 关键设施的持有人有权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 可以利用其拥有的设施获取在相关市场中的竞争优势, 但是与此同时, 关键设施的持有人能够凭借将这一项权利带来的市场力量延伸至其他相邻的市场继续谋求竞争优势, 在这种情形下, 经营者在杠杆作用下将同时控制两个市场, 反垄断法保护的是公平竞争下经营者市场力量的增强, 禁止经营者非法获取或者利用市场力量, 因此, 该行为被反垄断法所禁止[7]。为了有效禁止这一行为, 关键设施理论应运而生。

  在这一概念中, “关键设施”的认定则成为了在拒绝许可问题中的关键点和难点。其中关键设施具体可以包含以下几种类型: (1) 自然垄断或规模经济很大的企业联营安排; (2) 作为管制制度的组成部分而创设的装置、工厂或者其他有价值的生产性资产; (3) 政府所有的装置并且其建立与维持得到补贴[8]。这些类型的关键设施往往都具有必不可少、很难复制的特点。关于关键设施理论的考查标准, 最初美国的MCI案件[9]给出了较为全面的分析思路, 法院认为该案件需要考虑四个关键要素: (1) 关键设施是被某个垄断者 (支配企业) 控制着; (2) 竞争者没有能力对该项设施进行复制, 或这种复制是很不合理的; (3) 拒绝让某个竞争者使用该设施; (4) 该设施是能够提供的。法院的这种阐述, 将关键设施的认定融入拒绝许可行为的认定中来。

  因此关键设施理论的要点在于, 其一方面既体现对于财产权的维护, 即该设施是被某个支配企业所控制, 同时, 该设施是能够提供的, 被许可人在实施该设施时不会损耗该设施。另一方面关键设施影响不仅仅局限于关键设施所在的市场, 其往往涉及两个市场, 即关键设施所在的市场, 以及关键设施许可将会影响到的相邻市场, 即关键设施的持有人存在拒绝许可的行为, 并存在着影响其他市场竞争进行的可能性。关键设施理论的适用虽然还存在一定的争议, 但是该理论无疑为知识产权协调有形财产权与竞争之间的关系提供了良好的解决方法。

  (二) 知识产权下的关键设施理论的发展

  针对有形财产权, 关键设施的理论发展已经较为完善[10], 鉴于知识产权自身的特殊性, 其本身能否被界定为“关键设施”, 亦或是知识产权的特殊性质是否带来了关键设施理论的革新?

  首先, 知识产权能作为“关键设施”。“关键设施”的核心意义在于它构成了经营者进入相关市场的一个重要壁垒, 形成了一个“瓶颈”, 一般而言, “关键设施”作为有形财产出现在社会生活中更容易观察, 例如上文提到的作为管制制度而存在的装置。但是设施是有形财产还是无形财产的区分并不是本质性的, 只要该“设施”能够作为设施持有人控制、支配的一种财产, 拒绝他人的任意使用就有成为“关键设施”的可能性, 而不论这种设施是有形财产还是无形财产。知识产权人能够在一定时空内对无形物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 和有形产权的属性相类似[11]。因此, 知识产权作为知识产权人所拥有的一项权利, 同样为知识产权人所控制, 只要具备了“关键设施”的基本特征, 就同样能够作为“关键设施”。

  其次, 知识产权并不必然能成为“关键设施”。“关键设施”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进入其他相关市场必不可少的设施”的特点[12], 如果在相关市场上还存在其他可以替代该项知识产权的技术手段, 则该项知识产权并不必然成为进入其他相关市场的必不可少的渠道。因此, 知识产权也并不必然会成为“关键设施”。因为需要考察是否有可以替代的知识产权, 如果有则不认为其构成关键设施。

  再次, 关键设施理论同时还强调对于财产权的保护, 因此当被许可人在实施关键设施的时候并不能给许可人造成损害。知识产权作为一种无形财产, 知识产权人许可知识产权的行为并不会造成知识产权的损耗, 知识产权制度设计本身的一个重要功能即是通过许可而获取创新激励[13]。同时知识产权涉及的行业还具有这样的特征———“在一个变化范围广泛的产量上不断下降的平均成本……快速扩充性以及消费上的规模经济”[14]。知识产权的这种特性使得在考察市场竞争状况时, 市场壁垒成为了重要的考察因素, 经营者是否拥有扩大产出的能力则居于次要地位。所以知识产权许可也无须考虑会给设施本身造成损耗, 相反, 许可行为会有可能促进进一步创新。而且知识产权获得创新激励的方式往往是通过许可的方式, 被许可人能够对知识产权下的技术进行复制。

  因此, 在这种分析框架下, 知识产权作为关键设施同样也应当有义务开放其设施, 但同时知识产权因素对关键设施理论考察的相关标准作出修正, 知识产权人拒绝许可行为理论的演变也应当围绕着这个方向发展和完善。

  知识产权的许可行为也会对权利人造成一个重要的损害, 即知识产权人可以通过拒绝交易相对人的许可请求而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 一旦法律通过强制手段, 要求知识产权人强制许可知识产权, 则会对知识产权人的权利造成损害, 因此, 只有当知识产权人拒绝许可的行为不仅影响到知识产权产品作用的市场, 也严重影响到知识产权客体作用外的其他市场上的竞争时, 并且此种拒绝将进一步影响创新时, 才可以适用关键设施理论。为了对知识产权人的许可行为进行补偿, 被许可人需要按照“公平、合理、非歧视”的原则支付一定的费用。即便知识产权人可以因为得到一定的许可费用, 知识产权人也仍有可能不愿意进行许可, 因为原本知识产权人可能依据该知识产权获得更大的回报。因此, 虽然知识产权可以适用关键设施理论, 但是在“知识产权因素影响下的关键设施是否同样应当负有开放该设施的义务”则存在着一定的疑问, 这个疑问的背后体现着反垄断法与知识产权法的一定“冲突”。下文则试图对这一疑问进行解答。

  (三) “冲突”下的反垄断法的选择

  从现代社会理解反垄断法的意义, 政府在“市场失灵”的作用下对市场中的经营者的不当行为进行干预[15], 例如欧盟竞争法就注重保护市场竞争, 即企业的经济行为自由[16]。一方面, 经济行为自由是市场经济分散决策的基础, 是交易各方为实现利益最大化而对交易条件进行博弈进而降低缔约失败风险的先决条件, 更是竞争能够成为约束和引导市场主体决策的市场内生秩序并得以存续的前提[17]。当然欧盟竞争法之所以更加注重对市场竞争的保护也在于欧盟的特殊性, 欧共体最初也是为了打破各成员国内部之间对企业行为的过分干预以及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壁垒, 实现建立共同的市场。因此, 欧盟竞争法的定位对于行为的分析更加合理, 尽可能减少对企业市场行为的干预, 给予市场主体以更多自由。

  反观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实际历程, 由于历史上计划经济的长期存在, 市场经济在运行过程中更明显表现为政府对于市场过多干预, 在反垄断法的定位上, 可以参照欧盟竞争法的立法定位。“十三五规划”文件指出“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建立公平竞争保障机制, 打破地域分割和行业垄断”“减少政府对价格形成的干预, 全面放开竞争性领域商品和服务价格……”。同时近年, 政府也在逐渐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靠近, 降低企业成本, 减少企业负担, 给予市场主体以更大的活力与自主性[18]。这体现了在经济运行过程中政府不断校准其自身定位, 尽可能对市场以最小程度的干涉。同样, 只有在企业行为产生足够明显反竞争效果的时候, 反垄断法才应当出手给予禁止, 而不是当一项反竞争行为所产生的积极效果和消极效果难以权衡的时候做出制止判断。

  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反垄断法的定位则能解决知识产权人拒绝许可行为规制中存在的“冲突”。在反垄断法框架下, 既然难以权衡知识产权法中知识产权的“垄断性”与反垄断法之间“维护竞争”的矛盾, 在一个行为一定程度上属于知识产权人的合理权利但却可能违反反垄断法的情况下, 或者在一个行为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维护市场上的竞争但却影响了知识产权法“创新”目的实现的情况下, 从反垄断法上对两种行为都予以禁止显得不完全合理, 因为最应该被反垄断法规制的应当是既违反反垄断法也违反知识产权法的行为。因此, 在知识产权人拒绝许可行为规制的标准上, 应当既体现对于反垄断法中竞争秩序的维护, 也应当实现对于知识产权法创新的激励目的。

  三、司法实践对知识产权人拒绝许可行为规制的补充

  通过对反垄断法框架下知识产权拒绝许可行为规制理论的介绍, 关键设施理论在适用上还需要明确对反垄断法以及知识产权法的立法目的进行维护, 即在认定标准上应当增加“影响其他市场上的竞争状况”“以及影响进一步的创新”两个条件, 而这两个认定条件则是通过实践中的案例补充进来的。欧盟的实践则丰富和发展了关键设施理论, 对这两个问题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解决。

  (一) IMS案件对于知识产权人拒绝许可行为理论的补充

  法兰克福地区法院针对IMS Health Gmbh&Co.OHG (IMS) 和NDC Health Gmbh&Co.KG (NDC) [19]之间的一项知识产权许可案件提请欧洲法院做出先决裁定。IMS开发了一种“砖结构”[20], 这种“砖结构”作为提供德国销售药品的地区销售额的资料, 双方当事人因能否获得“砖结构”的适用发生争议。法兰克福法院对此问题没有把握, 请求欧洲法院做出先决裁定。在这一先决裁定中, 欧洲法院在认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拒绝许可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1) 知识产权是进入下游市场必不可少的; (2) 被许可企业将会知识产权人没有供应的新产品或者新服务, 并且对于该新产品或者新服务存在着潜在的消费需求; (3) 拒绝许可行为没有客观合理的理由; (4) 排除下游市场的所有竞争。第一条是对关键设施的“必不可少”性进行考察, 法院在考察这一条件时考察了是否存在“这些产品或者服务的替代品, 以及是否存在技术、法律或者经济障碍, 使得该市场的经营者无论采用单独或者合作的方式来生产替代性的产品或者服务, 或者至少是存在不合理的困难”[21]。也即是说, 认定关键设施的“必不可少”条件在于能否在市场中找到合适的替代品, 如果难以找到合适的替代品, 则可以认为这种产品或者是服务是进入下游市场必不可少的。第二条则是针对“新产品”这一要件, 法院在认定这一要件时考察是否存在潜在的消费需求, 尤其需要考虑是否有市场需求没有充分被开发的证据[22]。法院并没有认为“新产品”要件应当在科学技术方面构成创新, 而是只要能够满足潜在的消费需求即可, 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成以消费者的需求来实现知识产权的目的。欧盟法院可能认为, 衡量创新的核心因素在于“新产品”是否满足潜在的消费需求, 即认为如果“新产品”能够满足潜在的消费需求, “新产品”的差异就满足知识产权创新性的要求, 构成“新产品”。根据我国《专利法》第二条[23], 中国的知识产权法并不直接维护消费者的利益, 其直接目的在于“鼓励发明创造, 推动发明创造的应用, 提高创新能力”, 而并不直接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因此, 知识产权因素下关键设施理论的“新产品”的考察标准应当是从技术上辨别是否构成“新产品”, 消费者是否有潜在的需求仅仅是“新产品”考察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而不能够作为标准。在“新产品”的技术创新上, 至少应该能够存在一定的创新度或者实质性的改进[24]。

  第四条“排除下游市场竞争”似乎与“必不可少”这一条件之间没有区别, 即“必不可少”造成的结果即是排除了下游市场上的竞争[25]。但“必不可少”与“排除下游市场竞争”是从不同层面对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在知识产权人拒绝许可方面的阐述。即“必不可少”要件考察的是针对关键设施的替代性问题, 即是否在市场上存在这样一个壁垒阻碍潜在竞争者进入市场, 而“排除下游市场竞争”则是针对现有市场的实际状况进行考察, 即从现有竞争者的角度进行考察, 该条件甚至可以理解为“下游市场目前不存在有效的竞争者”, 即上游市场知识产权人的市场力量就从一个市场传导到另一个市场中来, 知识产权人同时控制了两个市场, 而这种市场力量的产生仅仅是因为其上游的拒绝许可行为产生的。针对“排除下游市场竞争”这一条件, 微软案又进行了进一步的诠释。

  (二) 微软案件[26]对于知识产权人拒绝许可行为理论的补充

  太阳公司请求微软公司向其提供必需的兼容性信息, 以使其工作组服务器操作系统能够与微软公司的个人电脑操作系统兼容。这些信息构成数据库, 受着作权保护。请求遭到拒绝后, 太阳公司后来向欧盟委员会投诉, 后者最终认定微软公司拒绝许可着作权的行为构成支配地位的滥用[27]。微软公司不服, 向欧盟初审法院提起诉讼。初审法院认为支配企业拒绝对知识产权许可的行为, 如果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构成支配地位滥用行为: (1) 所拒绝的产品是进入相邻市场从事某种经营活动所必不可少的; (2) 这一拒绝行为会消除该相邻市场上所有的有效竞争; (3) 这一拒绝行为阻碍着具有潜在消费者需求的新产品的出现; (4) 这一拒绝行为没有合理理由。在依据这四个要件进行分析后, 最终认定微软公司的行为全面满足这四个条件, 因而强制其向原告提供相关兼容性信息。

  相比较于IMS案件, 微软案件并不是对IMS案件中提到的四个要件简单复制, 而是丰富和发展了“消除相邻市场上所有的有效竞争”这一条件。微软公司认为其本身行为并不能够消除市场上的所有竞争, 委员会的证据仅仅显示了微软公司“有可能消除所有的竞争 (likelihood/possibility) 或者是有这种危险 (risk) ”。同时, 微软公司还认为“工作组服务器操作系统市场上仍有众多竞争对手, 包括IBM, Novell, Red Hat和Sun以及许多Linux产品供应商……Linux是最近进入市场的, 并且发展迅速”, 甚至有证据证明Linux的市场份额增加了一倍。对此委员会则认为它对于消除所有竞争可能性的表述与法院在其关于滥用拒绝供应的判例法中使用的表述“风险”“可能性”具有相同的含义。委员会还认为“基于微软披露的可实现互操作性的程度不足以使竞争对手在市场上保持活跃”“消除所有竞争的风险早在1998年就已存在, 就像它今天出现的那样”, 唯一的区别是“现在这种消除竞争比1998年更迫在眉睫”, 即便微软公司举出以Linux为代表的诸多竞争者。

  在微软案件中, 微软公司控制着产品的兼容性。一方面, 微软公司消除现有竞争者的竞争隐患, 较为常用的策略便是不再向其供兼容性产品或者设置相关的技术壁垒, 使得现有竞争者的产品难以与自身的产品兼容, 使其原本具有替代性的产品丧失替代性, 将现有竞争者慢慢排挤出相关市场。另一方面, 微软公司消除潜在竞争者的隐患, 该经营者为了阻止潜在竞争者的进入, 往往凭借其掌握的关键设施, 采取人为的技术限制等措施, 提高相关市场的进入壁垒, 以阻止潜在竞争者的产品与自身的产品相互兼容, 从而将其排除在相关市场之外。通过这两种手段, 微软进而能够消除市场上的有效竞争。

  可见, “消除有效竞争”这一要件所解决的并不仅仅是现有市场竞争状况的有关问题, 它还指向未来市场的竞争状况。委员会认为, 如果不改变微软公司当前的行为, 即便现有市场上还存在着竞争者, 这些竞争者也迟早会因为微软公司拒绝许可的行为而被排斥出市场。因此执法机构在“消除有效竞争的”这一要件考察上需要具有先见之明, 尤其在知识产权行业中, 竞争的形势更为复杂多变, 执法机构更需要根据目前的竞争状况对未来有一个宏观把握。

  司法实践对知识产权人拒绝许可行为进行了细化, 即相较于普通财产权, 知识产权同样可以作为进入相关市场的“关键设施”。而在欧盟的司法实践中, 并不特别认定知识产权作为一种关键设施, 而是将关键设施理论融入知识产权人拒绝许可行为中去分析, 这使得知识产权法与竞争法的内在逻辑相统一。通过法院司法实践的不断发展, 具有支配地位的知识产权人拒绝许可行为受到反垄断法的规制应当满足如下几个条件: (1) 该知识产权是进入下游相关市场中所“必不可少”的; (2) 知识产权人拒绝许可行为排除了下游市场的有效竞争; (3) 这一拒绝行为阻碍“新产品”的出现; (4) 拒绝许可行为没有合理的理由。其中IMS案件解释了“必不可少”的内涵, 并引入了“新产品”要件, 协调了知识产权法与反垄断法的一般关系, 即产品应当体现一定的创新性, 在微软案中, 这种创新性至少应当表现为在实质上和原有技术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微软案件中又诠释了“消除相邻市场的竞争”应当是“消除相邻市场中的有效竞争”, 即逐渐被边缘化的竞争者或者竞争不足的市场情形下虽然存在着一定的竞争, 但是并不构成“有效的竞争”。

  四、我国知识产权人拒绝许可行为规定之评析

  《关于禁止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规定》对知识产权人拒绝许可行为做出了规定, 即“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没有正当理由, 不得在其知识产权构成生产经营活动必需设施的情况下, 拒绝许可其他经营者以合理条件使用该知识产权, 排除、限制竞争。认定前款行为需要同时考虑下列因素: (一) 该项知识产权在相关市场上不能被合理替代, 为其他经营者参与相关市场的竞争所必需; (二) 拒绝许可该知识产权将会导致相关市场上的竞争或者创新受到不利影响, 损害消费者利益或者公共利益; (三) 许可该知识产权对该经营者不会造成不合理的损害。”

  该条相当于承认了关键设施理论在我国知识产权人拒绝许可行为分析中的适用。其中第一个因素即承认知识产权是进入相关市场的“必不可少性”, 但是忽略了这一相关市场并不应当是知识产权权利所及的市场, 而应当是知识产权所及市场的相邻市场。知识产权的作用即是知识产权人通过知识产权生产产品, 在相关市场中占有优势, 从而获得回报。知识产权人并没有特定义务必须将知识产权许可给竞争对手, 否则将会违背知识产权法的基本精神。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知识产权人可以利用将这种优势拓展到相邻市场中, 这既是竞争法所要禁止的, 同样也并非知识产权法所要保护的。

  第二个因素则是承认知识产权人只有在“竞争”或“创新”受到不利影响、损害消费者利益或者公共利益的时候才会得到禁止。根据前述司法实践, “竞争”和“创新”作为并列条件存在于关键设施理论之中, 单纯地“限制竞争, 实际上却有助于创新”, 或者是“虽然限制了创新, 但却促进了市场上的竞争”并不能够协调知识产权法与反垄断法之间的矛盾。因此, 在该条的设置上, 可以将该项考察因素拆分成两个部分, 即只有当知识产权人拒绝许可的行为同时满足消除“相邻市场上的有效竞争”以及“阻碍新产品的出现”时, 才能被认为是知识产权人应当被禁止的拒绝许可行为。

  第三个因素, 针对有形财产权的许可有可能会造成该关键设施的损耗, 影响该设施的使用, 因此, 传统上在将有形财产作为关键设施理论的时候, 往往会将该项作为关键设施理论适用的一个条件, 但是知识产权作为一种无形的财产权, 并不会因为被许可人的使用行为而得到损耗。依据《反垄断法》要求知识产权人许可的行为往往都会对知识产权人造成一定的损害, 因此, 此处的“不合理的损害”应当不是指这种情形。根据一些外国学者的观点, 知识产权拒绝许可行为的合理理由可以包括正当的商业理由, 例如维护产品的品牌、防止搭便车、保证技术安全、提高生产效率等[28]。《关于禁止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规定》对此还是应当给予适当明确, 增加执法过程中的可操作性, 也有助于争议双方的正确举证。

  除此之外, 工商总局在2011年也颁布施行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规定》, 其中第四条规定了拒绝与交易相对人进行交易的行为, 第一款第五项规定“拒绝交易相对人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以合理条件使用其必需设施”, 认可了关键设施理论在拒绝许可中的运用。在第二款中规定称“在认定前款第 (五) 项时, 应当综合考虑另行投资建设、另行开发建造该设施的可行性、交易相对人有效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对该设施的依赖程度、该经营者提供该设施的可能性以及对自身生产经营活动造成的影响等因素”。相比较于《关于禁止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规定》,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规定》在关键设施理论的规定中仅仅列举了需要考察的因素, 而并未形成清晰、可靠的标准。第二款中所列的标准都是可以作为其他经营者进入相邻市场不可逾越的障碍, 即体现为“必不可少”性。第二款仅仅是针对构成关键设施的有形财产而言的, 并未考虑到知识产权因素下知识产权拒绝许可中的“新产品要件”, 并没有能够意识到拒绝许可行为可能会涉及知识产权本身所在市场以及相邻市场中的关系。因此, 《关于禁止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规定》的改进无疑是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五、结语

  正如美国2010年《知识产权许可的反托拉斯指南》一般原则中对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的一般关系阐述的那样“执法机构对涉及知识产权行为与涉及其他形式财产权的行为适用相同的分析, 同时考虑特定财产权的特殊属性”, 传统上针对普通财产权拒绝许可的关键设施理论在知识产权因素的影响下也被赋予了新的含义, 同时, “执法机构承认知识产权许可能够促使企业组合其生产的互补性因素, 并且通常来说是促进竞争的”, 可见知识产权虽然与反垄断法的立法基础并不完全一致, 但是执法机构在对实践中案件查处过程中, 注重到知识产权法与反垄断法在促进创新方面上的一致性, 对既违背知识产权法一般原理也违背反垄断法一般原理的行为才进行严格查处, 强制知识产权人进行许可。在知识产权与反垄断交叉领域中, 根据关键设施理论, 知识产权人拒绝许可的行为在同时符合以下几个条件才有开放关键设施的义务, 即 (1) 知识产权人是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 (2) 该知识产权是进入下游相关市场中所“必不可少”的; (3) 知识产权人拒绝许可行为排除了下游市场的有效竞争; (4) 这一拒绝行为阻碍“新产品”的出现; (5) 拒绝许可行为没有合理的理由。实践中欧盟的案例几乎对除了“拒绝许可行为没有合理的理由”外的其他条件都进行了丰富和发展。反观我国2015年出台的《关于禁止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规定》, 虽然还存在些许不足, 但无疑也构成了巨大的进步。正如笔者所一直坚信的, 理论的完善不仅仅需要学者的努力, 同样也需要在实践中不断进行修订和发展。相信不久的将来, 在我国执法实践中也将出现类似的案件, 对知识产权人拒绝许可行为的理论进行进一步的丰富。

  注释
  1许光耀:《知识产权因素在反垄断法上的特殊性》, 《电子知识产权》2011年第10期, 第172页。
  2吴汉东:《知识产权法》,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第161页。
  3《反垄断法》第十七条规定:“禁止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从事下列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 (三) 没有正当理由, 拒绝与交易相对人进行交易……。”
  4Mark A Lemley:The Economic Irrationality of the Patent Misuse Doctrine, California Law Review, 1990 (6) , volume78, p.1631.
  5吴汉东:《知识产权总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第278页。
  6霍温坎普:《联邦反托拉斯政策---竞争法律及其实践》, 许光耀等译, 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第338页。
  7李剑:《反垄断法中的杠杆作用---以美国法理论和实务为中心的分析》, 《环球法律评论》2007年第1期, 第71页。


 

  反垄断法论文一(2):

  题目:反垄断法实施中的相关技术市场问题

  摘要:相关技术市场在本质属性上就是相关商品市场, 它只是相较传统的商品市场而言在内容上更为复杂些, 但是并未因此而完全超出商品市场的范畴。需要进行界定相关技术市场的情形通常发生在可能出现市场势力延伸的涉及到知识产权交易的反垄断案件中, 并且无形技术在有形产品上部件化。传统总结出来的方法论在相关技术市场的界定上应当具有高度的可用性, 整个工作重点应当放在维度之下的权衡因素及其作用方式的考察上。

  关键词:相关市场; 市场界定; 技术维度;

  一、引言

  虽然伴随着反垄断法理论的发展和方法的演进, 部分反垄断案件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并不需要对个案涉及的相关市场进行界定;但是由于反垄断法的核心任务是制止和消除不合理的垄断, 而判断一个主体的行为是否属于法律所禁止的不合理垄断时通常需要将该主体行为置于一个具体的市场背景下才能作出合理判断。因此, “在大多数场合, 相关市场的界定实际上是竞争分析的出发点和基本前提, 虽然其内容未必规定在反垄断法的具体条文里, 但它却蕴含在反垄断法的各主要制度之中。”1而在相关市场的界定上, 无论是司法审判还是行政执法近些年来都逐渐开始较为频繁地触及相关技术市场。相较而言, 相关技术市场的界定因所涉的行业具有非常突出的专业性特征而往往显得十分复杂。在这种背景下, 厘清相关技术市场的基础问题就越为重要, 这可以在最大程度上避免潜在的积极失误或者消极失误。

  二、相关技术市场的本质属性

  仔细考察一下相关技术市场的产生历史不难看出, 它最早起源于美国的反垄断执法实践。1988年, 美国司法部发布了《国际合作的反垄断执法指南》, 它首次提出:审查知识产权许可协议的竞争效果不是基于商品或服务市场, 而是基于技术市场。1995年, 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联合制定了《知识产权许可的反垄断指南》, 该指引直接确立了技术市场这个概念。目前, 美国司法部与联邦贸易委员会都对这两个文件进行了最新修订。以2017年修订后的《知识产权许可的反垄断指南》为例, 它对技术市场作了更为详细的规定:“技术市场包括被许可的知识产权 (‘许可技术’) 及其相近的替代品——即足够相近的替代技术或商品, 以至于有效限制与被许可知识产权相关的市场力量的行使。如果知识产权与使用该知识产权的商品是分别被交易的, 执法机构可能在技术市场中分析许可安排对竞争的影响。在评估技术市场当前或潜在参与者的竞争重要性时, 执法机构会考虑所有相关证据。在市场份额数据可以取得并准确反映市场参与者的竞争重要性时, 执法机构会将市场份额数据纳入该评估中。执法机构还会搜集买方和市场参与者对技术市场参与者的竞争重要性评估的证据。该证据在市场份额数据不可取得或未准确代表市场参与者竞争重要性时特别重要。在市场份额数据或其他市场力量指标不可取得, 且竞争技术看起来具有同等效率时, 执法机构会对每一技术分配相当的市场份额。”2应当可以说, 美国对此的规范性指引已经比较成熟, 而且操作性的内容比较丰富。

  显而易见, 我国目前对此在整体上应当是非常薄弱的。相关技术市场在规范性文件中最早出现在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2009年发布的《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相关市场界定的指南》第三条第五款中, 其规定:“在技术贸易、许可协议等涉及知识产权的反垄断执法工作中, 可能还需要界定相关技术市场, 考虑知识产权、创新等因素的影响。”之后只有原国家工商总局在2015年发布的《关于禁止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规定》第三条第二款对此有所沿用, 其规定:“本规定所称相关市场, 包括相关商品市场和相关地域市场, 依据《反垄断法》和《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相关市场界定的指南》进行界定, 并考虑知识产权、创新等因素的影响。在涉及知识产权许可等反垄断执法工作中, 相关商品市场可以是技术市场, 也可以是含有特定知识产权的产品市场。相关技术市场是指由行使知识产权所涉及的技术和可以相互替代的同类技术之间相互竞争所构成的市场。”但是, 这似乎还并非系问题的重点。众所周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本法所称相关市场, 是指经营者在一定时期内就特定商品或者服务 (以下统称商品) 进行竞争的商品范围和地域范围。”“可见, 虽然一些发达国家早在十年前就已经突破了相关市场的范围, 但中国的立法部门依然将相关市场仅仅界定为传统的商品市场或服务市场。”3若按此思维理解, 则所需担忧的内容就不只是上述规范性文件在相关技术市场上所作出的指引对外约束的范围非常窄的问题了, 恐怕连相关技术市场在存在的合法性上都成了问题。但是事实上, 情况未必如此。

  虽然美国以及诸如欧盟等在相关市场界定上陆续将技术市场作为与商品市场并列的一个维度进行使用, 但是这并不等于技术市场就完全超出商品市场可以涵盖的基本范畴。无论是欧美规范性文件中所谓的技术市场或者特定案件中所谓的技术市场还是我国规范性文件中所谓的技术市场或者特定案件中所谓的技术市场, 它们在本质属性上就是商品市场。就抽象层面而言:除了政府利用公共财政主导进行的技术研发以外, 其他情形的技术研发都是以商业化为目的;但是只要它们以知识产权的形式进入市场交易, 无论是转让还是许可或者无论是有偿还是无偿, 这就基本具备商品的属性。就具体层面而言:美国以United.States.v.American.National.Can.Co.案为例, 美国司法部在此案中所界定的层压管制造技术市场在性质上就是技术类商品的集合体;4欧盟以Elenac/Hoechst并购案为例, 欧盟委员会在此案件中所界定的聚乙烯技术许可市场在性质上也是技术类商品的集合体;5中国以高通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为例, 国家发展改革委在此案件中所界定的CDMA、WCDMA、LTE无线通信标准必要专利许可市场在性质上同样都是技术类商品的集合体。若要论相关技术市场在相关市场界定中出现的缘由, 这与相关时间市场、相关创新市场在此是同理的, 实质上都是为了满足更加方便对一些较为特别的相关商品市场进行突出表述的操作需求。毫无疑问, 无论是相关技术市场还是相关时间市场或者相关创新市场, 它们所阐述的目标事项在复杂程度上明显远远高于一般相关商品市场所涵盖的客体形态。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因此就完全超出了相关商品市场可以涵盖的基本范畴。如果对相关技术市场以及相关时间市场、相关创新市场与相关商品市场的关系进行精确的描述, 那么就应当是“特别法”与“一般法”的逻辑关系。除了可能为了确保形式的完全合法以外, 我们这就不难理解中国商务部在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诺基亚收购阿尔卡特朗讯股权案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决定公告中以相关商品市场来包涵通信技术标准必要专利许可市场之类做法的原因了。

  三、相关技术市场的适用情形

  首先, 需要进行界定相关技术市场的情形通常发生在涉及到知识产权交易的反垄断案件中。顾名思义, 相关技术市场就是特定技术类商品的集合体, 而技术的法律外化形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都是以知识产权表现出来的。所以, 相关技术市场的界定主要集中在涉及到知识产权交易的反垄断案件里。这也就是为何绝大多数国家或者地区的竞争执法机构就相关技术市场所作的指引一般都是在知识产权与反垄断问题交集的文件中。除了美国如此, 日本公平交易委员会在1999年发布的《反垄断法下的专利与技术秘密许可协议指南》、加拿大竞争局在2000年发布的《知识产权实施指南》、欧盟在2004年发布的《关于技术转让协议适用罗马条约第81条的通告》等均是如此。如下表所示, 我国近十年的反垄断执法实践亦充分证明了这点内容。

  其次, 需要进行界定相关技术市场的情形通常发生在可能出现市场势力延伸的上述类型案件中。6市场势力延伸, 即经营者将自身在一个相关市场上的势力通过特定的方式延伸到另外一个相关市场上, 从而可能不同程度的影响到另外一个相关市场的公平竞争。例如美国的Carbice Corp.v.American Patens Development Corp.案件, 布兰迪斯大法官在判决中对专利持有人要求冰盒的使用人必须使用其所提供的干冰做法评论时指出:“专利所有人并不是从法律赋予其垄断的创造发明中获得利润, 而是从其创造发明所使用的供应产品中攫取利润, 而这绝不是专利垄断权的范围……如果垄断可以如此扩展, 对某一个产品拥有专利可能会形成在很大范围内的适用于该制品之上的非专利物品的商业垄断。”7再如欧盟的谷歌滥用搜索优势影响购物服务案件, 欧盟委员会在裁定中认为:谷歌进入购物比价市场后, 利用其在网上搜索领域的主导地位, 操纵搜索结果, 不公平地把客户引向自己的购物服务, 使得其他提供比价服务的公司无法获得竞争优势, 从而妨害了消费者的选择, 因此决定对谷歌处以24.2亿欧元的罚款。8如果特定案件中可能出现市场势力延伸问题, 那么这就意味着仅仅考察一个相关市场应当是无法有效反映出整个案件的问题全貌。正是因为如此, 《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滥用知识产权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明确指出:“知识产权既可以直接作为交易的标的, 也可以被用于提供商品或者服务 (以下统称商品) 。通常情况下, 需依据《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相关市场界定的指南》界定相关市场。如果仅界定相关商品市场难以全面评估行为的竞争影响, 可能需要界定相关技术市场。根据个案情况, 还可以考虑行为对创新、研发等因素的影响。”

  再者, 需要进行界定相关技术市场的情形通常发生在无形技术在有形产品上部件化的上述类型案件中。市场势力延伸在本质上是一种杠杆效应, 它也可以出现在普通商品市场。例如在可口可乐公司并购汇源公司案件中, “审查工作结束后, 商务部依法对此项集中进行了全面评估, 确认集中将产生如下不利影响:1、集中完成后, 可口可乐公司有能力将其在碳酸软饮料市场上的支配地位传导到果汁饮料市场, 对现有果汁饮料企业产生排除、限制竞争效果, 进而损害饮料消费者的合法权益。2、品牌是影响饮料市场有效竞争的关键因素, 集中完成后, 可口可乐公司通过控制“美汁源”和“汇源”两个知名果汁品牌, 对果汁市场控制力将明显增强, 加之其在碳酸饮料市场已有的支配地位以及相应的传导效应, 集中将使潜在竞争对手进入果汁饮料市场的障碍明显提高。……因此, 决定禁止此项经营者集中。”9非常明显, 这类情形的相关市场界定并不会涉及到相关技术市场问题。除了在纯粹涉及技术类商品的反垄断案件中泛化地使用技术市场来进行替代商品市场的表述以外, 相关技术市场在严格意义上的使用应当发生在经营者将自身在一个相关技术市场上的势力延伸到一个以有形商品为核心载体的相关商品市场上。例如在国家发展改革委查处的高通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中, “由于当事人持有覆盖CDMA、WCDMA和LTE技术标准的无线标准必要专利组合, 无线通信终端制造商生产销售符合CDMA、WCDMA和LTE技术标准的无线通信终端, 需从当事人获得相关无线标准必要专利组合许可, 否则不能进入市场参与竞争, 并可能面临当事人提起的专利侵权诉讼和禁令救济等风险, 潜在被许可人与当事人达成相关无线标准必要专利组合许可协议是唯一的选择。”1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仅考虑高通公司在CDMA、WCDMA和LTE无线通信终端基带芯片市场对手机制造行业的影响力是不足的, 必须充分合理考虑它在CDMA、WCDMA和LTE无线通信标准必要专利许可市场上的地位对交易相对人就相关交易可能产生的潜在影响。

  四、相关技术市场的界定操作

  传统总结出来的方法论在相关技术市场的界定上应当具有高度的可用性, 整个工作重点应当放在维度之下的权衡因素及其作用方式的考察上。

  (一) 共性事项的应用问题

  对于相关技术市场的界定问题, 不少专家认为传统的方法论在此的适用存在很多重大不足。例如在评价视角上, 传统的方法论可能过于静态化而导致我们忽视了一些必须考虑的动态化因素。“相关市场的竞争绝不仅仅表现为价格 (产出) 的现实竞争, 以创新为核心的竞争形式成为了动态市场的主要竞争形式。一旦竞争的范围被扩大至包含创新等其他形式, 在位企业面临的竞争范围就要比单纯的价格和成本的竞争范围宽泛得多。如此, 在评估反垄断相关市场范围时, 就应该将这些竞争因素纳入到分析中来。”2再者例如在测试方法上, 传统的方法论可能没有办法有效付诸实施。“涉及知识产权时, 进行SSNIP检验非常困难。欧盟在界定技术市场时采取的是与界定一般商品市场相同的原则 (“ROUNDTABLE ON MARKET DEFINITION”, 2012) 。但是, 不同技术间的替代程度十分难以确定, 尤其是, 企业内部使用但未对外许可或许可范围很小的技术比较难以考虑。有些技术是存在许可市场的, 而有些技术的专利持有人并没有进行许可, 或者是正在考虑许可给潜在的被许可人。因为观察不到特定的技术状况, 也不知道哪家企业考虑许可技术, 所以造成了评估技术的替代性变得更加困难。”3甚至有些专家非常激进的认为:考虑到高新技术产业与其他产业在市场竞争环境上存在巨大差异, 反垄断法制度都应当进行适度修改。4

  虽然相关技术市场的界定在客观上确实存在不少的特殊性, 但是这些并不足以颠覆界定相关市场的传统方法论。就技术市场较为突出的动态特质所需考虑的内容而言, 传统的方法论在此实质上是可以有效包容的。一方面, 有些事项在形式上通过了时间这个维度进行了加以考虑。例如, 在相关时间市场的界定中对产品革新的权衡。“从实践来看, 产品的升级换代更容易造成相关产品在时间维度上属于两个不同的相关时间市场, 产品代内的版本改进则相对逊色点。产品代内的版本改进在一般情况下不会造成相关产品属于两个不同的相关市场, 特别是在时间维度上。但是当有足够的理由驱使消费者延迟消费购买潜在代内改进的版本时, 反垄断执法机关或者法院可以适度考虑两个相关时间市场的存在。”5另一方面, 任何维度之下的权衡因素都是开放性的。无论是产品还是地理或者时间以及其他维度, 相关市场的界定在原则上一直都是强调各个项下必须充分考虑相关的权衡因素。只要它们可能影响对特定维度在替代性上的判断, 那么都可以将这些事项纳入进行加以分析, 而且也应当这么做。就测试方法的适用性问题而言, 传统的方法论在此实质上也是可以有效包容的。虽然SSNIP测试法无论是针对普通的商品市场还是针对特殊的技术市场在缺乏数据或者缺乏有效价格交易信息的情况下都是存在难以适用的问题, 但是正如《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相关市场界定的指南》所强调的那样, “界定相关市场的方法不是唯一的。在反垄断执法实践中, 根据实际情况, 可能使用不同的方法。”而在当前的相关市场界定实践中, 我们所采用的方法并不都是定量分析的, 很多基本属于定性分析的;即便在定量分析的方法使用上, 除了SSNIP测试法以外, 还有很多其他的, 诸如最高人民法院在3Q案件中所适用的SSNDQ测试法等。

  事实上, 无论相关技术市场的界定究竟多么特殊, 它都不可能脱离相关市场界定的替代性原理。而且, 相关市场的界定包括技术市场的界定在性质上都只是一种中性活动, 对所有领域的经营行为进行竞争评价特别是涉及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或者经营者集中的考量都是有一个系统性的过程。在这种背景下, 我们不应当将涉及技术类商品的反垄断案件的竞争约束问题过度的在相关市场界定这个环节进行堆累, 使之成为相关市场界定难以承受之重。从目前对技术市场的各种担忧内容来看, 不少事项在性质上应当更多是合理性的分析范畴。若要论相关技术市场界定的当前发展重点, 就个性化事项而言, 科学考察其权衡因素及其作用方式应当是工作的关键所在。

  (二) 个性事项的应用问题

  在根据替代性原理界定相关技术市场过程中, 无论采用的是定量分析方法还是定性分析方法, 我们都应当主要从以下方面对技术维度进行展开具体考察:

  第一, 技术的属性。技术在具体内容和存在方式上有着很多的差异, 这些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直接决定着它们的群体关系。“一项技术标准通常包含众多不同的专利技术, 标准实施者为实施某项技术标准往往需要获得一系列的专利许可。在通常情况下, 为了节省许可成本并且提高专利许可效率, 专利权人会就其持有的技术标准中的所有专利进行打包许可, 此时再界定相关市场就需要将涉案专利从中进行剥离, 同时还需要将标准必要专利与非标准必要专利加以区分。其中, 标准必要专利下的相关市场界定具有较大的特殊性, 需要考察不同技术标准间的竞争对标准中专利替代性的影响;而非标准必要专利则需要根据一般原则与方法进行分析。”6因此, 考察涉案的技术属性是非常重要, 这往往对此能够形成一个基础性的指向。需要特别指出的, 在此方面需要合理处理好技术升级产生的单向替代问题。

  第二, 技术的用途。根据实践来看, 有些技术本身虽然在原理和方案上并不具有替代性, 但是它们却被用于生产或者制造功能非常相似甚至相同的商品。在这种情况下, 它们在原则上将会被视为同一个相关技术市场。

  第三, 技术的许可费。价格是包括技术在内的所有商品的基本构成元素之一, 它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群体定位, 进而直接影响到与其具有替代性关系的对象范围。如果不同的技术在许可费上相差很大, 那么这很有可能使得它们成为两个不同的相关技术市场, 譬如高端技术许可市场与中低端技术许可市场等。当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技术在许可费率或者绝对额上比较接近, 则它们往往就具有较高的替代性程度。

  第四, 技术的兼容程度。技术的使用在不少情况下存在系统兼容性问题,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它对其他技术在特定平台上的使用。如果技术在使用上对匹配性的要求比较低, 那么这往往意味着它可以成为更多主体的潜在选择, 因而在替代性上就较高。

  第五, 技术所涉知识产权的期限。为了有效促进整个社会能够持续创新发展, 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都对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设立了合理的期限。由于知识产权取得的时间差异, 不同权利主体在此期限下的剩余时长是不同的, 而这又会直接影响到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专利权是有保护期的, 多数国家发明专利的保护期在14~20年。在对涉案专利的相关市场进行界定时, 要检视该专利剩余的有效期限, 有效期限越长的专利, 同等情况下其市场地位更加稳固。”7剩余期限的悬差越大, 越容易影响它们在替代性上的紧密性。

  第六, 技术的可获取性。虽然所有技术包括商业化的技术在性质上都是中立的, 但是它们在主体的使用上却可能存在一些非市场化的人为操控因素。出于国家安全等诸多因素的考虑, 很多国家或者地区往往都会采取措施限制或者禁止部分关键技术的对外许可使用等。如果在本体上具有可替代性的技术在案件可以允许的考察期限内存在各类形式的交易管制特别是出口管制时, 那么则因此就可以将它们划为不同的相关技术市场的范畴。因为对于潜在的需求方而言, 这些技术在供给上是无法形成或者无法稳定形成有效的替代关系。

  第七, 转换使用技术的成本。“从实践来看, 消费转移成本客观上对不同产品之间的替代性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当消费转移成本与产品本身的价值相比而言相对比较高时, 则先前使用的产品可能对消费者形成锁定效应, 从而导致消费者不愿意或者不能转向购买、使用其他在功能、用途等方面具有替代性的产品。”8这种现象在转换使用技术上也会发生, 涉及到的切换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不同技术在供给上的替代性。毫无疑问, 转换使用技术的成本越高, 相应的替代性就越弱;反之, 则就越强。

  除了上述因素以外, 部分案件可能还需要根据具体情况结合其他特定权衡因素进行个案化分析, 从而确保在最大程度上使得相关技术市场的界定具有相应的合理性和科学性。

  五、结语

  诚如国内外诸多案件的实践所示, 相关技术市场的界定确实要比相关商品市场的界定更为复杂, 但是相关市场的界定已经积累的经验和方法对此应当具有基础的通用性, 我们的工作重点应当是进一步系统化地探析技术维度的权衡因素以及其他特殊事项, 而不是去重新构造一个界定的方法论。从整体来看, 我国目前在相关技术市场的界定上所形成的规范性指引是非常薄弱的。虽然《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相关市场界定的指南》和《关于禁止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规定》对此都作了规定, 但是相关内容都是非常粗浅的。这应当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部分案件中对相关技术市场的科学界定。而截止到目前为止, 我国还在努力就知识产权的反垄断问题制定指南过程中, 殷切期望这个规范性指引能够对此作出进一步深化。

  注释
  1.王先林:《论反垄断法实施中的相关市场界定》, 载《法律科学》2008年第1期, 第123页。
  2.李慧颖、黄蕴华、卢文涛、臧安臻:《知识产权许可的反托拉斯指南》, 载《竞争政策研究》2017年第1期, 第84-85页。
  3.熊文聪:《反垄断法中“技术市场”概念的引入与界定》, 载《东方法学》2018年第2期, 第84页。
  4.United.States.v.American.National.Can.Co., No.96.1458. (D.D.C.filed.Jun.25, 1996) .
  5.Elenac/Hoechst, 1998.O.J. (C.4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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