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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间接涉入战争罪的责任: 纽伦堡后续对德国企业家的审判

作者:2016-11-25 19:18阅读:文章来源:未知

  一、美英法在各自占领区单独审判德国企业负责人案例回顾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结束后,美、苏、英、法等四个占领德国的同盟国又在各自占领区内进行了若干场对次级战犯的审判,其中涵盖直接或间接涉入战争罪的德国企业家。如,美国军事法庭审判的克虏伯( Krupp Trial) 、弗里克( Flick Trial) IG 法本( IG Farben Trial) 公司负责人及有关高管、英国汉堡军事法庭审判向纳粹集中营提供杀人毒气的特施和施塔贝诺公司( Tesch & Stabenow) 负责人,法国驻德国占领区军事法庭审判德国赫尔曼·劳士领( Hermann Roechling) 集团负责人等。由于这些审判依据的是同盟国管制委员会法,而不是某一个战胜国国内法,所以,该法庭的审判依然可以被视为是国际性法庭,至少是国际社会对私营性商业公司实施或共谋参与战争罪、反人类罪罪行进行审判的开创性实践。

  苏联军事法庭也对包含德国商人在内的战争罪犯进行了审判,由于资料限制本文暂未研究,特此说明。 弗里克( Flick) 是包括煤矿、铁矿石矿和钢铁生产和制造业在内的德国大型企业集团,被称为弗里克集团”( FlickConcern) 。二战期间,其主要资产所有权人弗里德里希·弗里克( Friedrich Flick) 是当时军事经济的重要领导,煤炭、钢铁产业官方委员会成员。德国IG 法本公司( I. G. Farben) 是世界著名大型化工联合体,一战时,该公司开发的哈伯- 博世固氮生产工艺可以生产合成硝酸盐以生产火药、炸药,弥补了德国被切断同智利硝酸盐贸易后的损失。二战期间,其子公司Degesch,负责生产氢氰酸类杀虫剂齐克隆B( Zyklon B) ,这种极为快速高效的毒剂当时被广泛用于灭杀集中营囚犯( 该毒剂另一个供应商是Tesch& Stabenow 公司, 1946 年由英国军事法庭审判) 。它还研发出从煤炭中合成汽油和橡胶的工艺,为德国被切断汽油供应后恢复发动侵略战争的能力作出很大贡献。.克虏伯( Krupp) 是德国最著名的军火制造商。它制造出了德国第一艘潜水艇。在一战中大出风头的大白鲨”( Big Bertha)机关枪,就是以阿尔弗雷德·克虏伯的母亲波萨·克虏伯( Bertha Krupp) 的名字命名的。劳士领( Roechling) 是德国著名家族企业集团。它成立于1822 年,在180 多年的发展中,已从最初经营煤炭发展到钢铁公司,再到大型联合企业( conglomerate) ,如今,它是知名的国际塑料集团。它开发出用创新科技和新型沿压工艺生产高质量钢材的冶炼技术,确立了其在德国钢铁业的倚重地位,为二战中帮助德国重整军备,恢复和提高作战能力提供了物质条件和基础。

  以上参见张颖军: 《法人跨国犯罪的国际法问题研究》,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第98 - 127 页。 这个圈子由德国有影响力的大工业家和银行家组成,原本在1932 年由Wilhelm Keppler 组建,后于1935 年由希姆莱接管,其目的是给纳粹提供财政资助。其成员每年捐款约一百万德国马克到希姆莱的特别账户S”( Special Account S) ,为党卫军提供了大量资助。The Flick TrailUnited States Military TribunalNuremberg20th April - 22nd December1947Law Reportsof Trials of War CriminalsCase No. 48Vol. ⅨP2.这些受审的企业,除了英国军事法庭审判的外,都是德国煤炭、钢铁、机械制造、化工产业的领头羊,在当时战争的情况下,它们在重要军备战略资源方面的生产能力对战争的持续进行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而且它们的主要负责人都是当时纳粹头领希姆莱的朋友圈( Friends of Himmler) 成员,他们经常聚会,为希姆莱定期提供巨额捐款,从而为需要庞大开支的侵略战争提供稳定的资金支持。由于他们在业界的地位,很多还成为纳粹政府重要经济行业的官方代表或公司负责人,比如,弗里克集团主要资产所有人弗里德里希· 弗里克( Friedrich Flick) 是当时军事经济的重要领导,是管理煤炭、钢铁产业的官方委员会成员,也是政府开采、冶炼俄罗斯矿山的公司成员。劳士领( Roechling)家族董事长赫尔曼·劳士领( Hermann Roechling)与希特勒和纳粹其他政要关系密切保持着密切联系,担任德国钢铁行业总代表和德国钢铁协会的主席,在战时急需大量煤钢的时代,这一地位对恢复和保持纳粹的战斗能力举足轻重。特别是,在德国吞并法国煤钢企业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因此,战后法国将他引渡到法国受审。所有这些被告都被控有驱逐、迫使大量被德军军事占领的领土和国家的平民来为其公司服务成为奴隶劳工,并奴役使用这些劳工为其工作的责任,以及使用战俘为其经营活动直接与战争有关的公司工作,包括生产、制造和运输武器和军需品,以及为纳粹掠夺被占领国家的工商业资产提供帮助,协助强迫犹太人将资产转让给德国人,从而将其逐出德国经济等。这些被告被控共谋或直接犯战争罪、奴役劳工和战俘罪、掠夺被占领的公私财产罪、资助国际军事法庭的确定的犯罪组织罪等罪名,除少数被宣布无罪外,其他的被判处刑期不等的监禁。克虏伯公司继承人阿尔弗雷德·克虏伯还被判令卖掉其所有的财产。唯一没有直接犯罪行为,比如,使用战俘或集中营囚犯奴役劳动,而仅以共谋定罪的间接涉入战争罪、反人类罪案例是英国汉堡军事法庭对德国特施和施塔贝诺公司负责人的审判。该案涉及平民成为战犯的问题,也是纽伦堡后续对德国工商业者的审判中唯一仅因间接涉入战争罪、反人类罪或其他类似犯罪而获罪的案例。判决说明,战争法规和习惯不仅适用于交战国军事人员,还适用于在战争中提供帮助的任何人,包括通过商业交易间接资助战争罪和反人类罪的人。

  二、对德累斯顿银行董事会成员卡尔·哈斯彻的审判( Karl Raschethe director of the DresdnerBankas part of the Ministries case. )

  这场审判并不像前面的案例一样,是单独对德累斯顿银行高层管理人员的审判,而是在美国军事法庭对部长级官员的审判中包含了一个德累斯顿银行原高管的被告。它位列纽伦堡后续审判第11场,也称部长案”( The Ministries Case) 。由于它未在纽伦堡审判中单独列出,较少引起研究注意。卡尔·哈斯彻( Karl Rasche ) 是一名职业银行家,在德国莱茵兰地区从事银行业多年,后加入德累斯顿银行( Dresdner Bank) ,并最终成为该行董事会成员和发言人( speaker) 。他是该行最有能力和权势的高层管理人员之一,也是纳粹帝国核心人物希姆莱的朋友圈( Himmler's Circle of Friends) 成员,多次出席该圈聚会,在他明知、默许、赞成,甚至坚持下,德累斯顿银行每年给希姆莱捐助大量资金。他1938 年加入党卫军,1943 年晋升至上校军衔。检方指控他四个罪名,即战争罪和反人类罪( war crimes and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抢劫、掠夺罪( plunder and spoliation) 、奴役劳工罪( slave labor)、犯罪组织成员罪( membership in criminal organizations)。法庭审理认为,第一、第三项罪名不成立,他仅犯有抢劫、掠夺罪和犯罪组织成员罪,被判7 年监禁。

  1. 关于战争罪和反人类罪的指控

  法庭认为,证据表明,德累斯顿银行给各种纳粹党卫军企业提供过大量贷款,这些企业大量使用集中营囚犯在极恶劣的条件下工作,银行还为纳粹德国实行移民重新安置计划( resettlement programs)的企业提供贷款,这些计划实际上是强迫被纳粹占领国家和地区的居民转移到纳粹政府安排的地方当劳工,为纳粹的利益服务。这些企业的非法性已在其他案件审理时予以确定。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被告与纳粹头子希姆莱或党卫军有任何关系,但是,作为一个具有丰富商业经验和敏锐头脑的职业银行家,鉴于其在德累斯顿银行的地位是负责贷款审批,他应该知道和了解他所批准发放的贷款将被用于何处、用作何途,以及如何使用。也就是说,他知道这些贷款是给那些奴役劳工的企业使用。但这是否构成犯罪? 法庭认为,银行发放贷款与销售其他任何商品应该一样。银行没有因此成为借款企业的同伙。贷款或售卖的商品被用于某不法企业或其不法行为更适合从道德上谴责,说明贷款银行或销售商在这种情况下信誉不好,但很难说这样的交易行为就是犯罪。

  2. 关于侵吞、掠夺罪

  法庭列举了大量证据说明被告哈斯彻和德累斯顿银行在纳粹占领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荷兰期间,直接或间接掠夺侵吞公私财产。起诉书称,被告哈斯彻参与将捷克斯洛伐克主要金融机构的所有权和控制权转让给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并在德军兼并苏台德地区和占领波西米亚- 摩拉维亚后,帮助德累斯顿银行兼并苏台德地区的金融机构,并跟该行一道用威胁、将反对者抓进集中营以及将股东换为雅利安人种的德国人等手段,占有、控制捷克斯洛伐克波西米亚贴现银行( Boehmische Escompte Bank ,以下简称BEB) ,并成为该行董事会主席。德累斯顿银行还通过类似方式,控制布拉格前国家银行捷克斯洛伐克工商银行,并将它与波西米亚贴现银行合并。哈斯彻还和德累斯顿银行一起,帮助纳粹进一步将雅利安化( Aryanization) 政策推广到被占领国家经济领域,通过威逼、高压和胁迫,让犹太人把财产转让给德国人,从而实现使被占领国家公私财产的雅利安化。在这一过程中,德累斯顿银行作为受托人,让原所有权人把财产转让给它,它再转让给德国人,并从中收取佣金。根据1941 8 月该行的__一份报告,从1939 3 月德军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到1941 4 月,通过该行执行雅利安化政策的财产总值达2 亿3 千万捷克克朗,这还低于合理的经济估值,转让到德国人手里的资产总值实际比这个更高。从这些活动中该行已经收取佣金490 万捷克克朗,对提升其经营业务非常有益。为保证德国银行在这项业务上的垄断地位,他们出台法令,犹太人的财产必须经过授权才能处置,如果他们通过受托人将财产转让给当地的德国银行,就能获得纳粹颁发的通行证( exit permits) ,在被占领地区,没有它就无法生活。在工业领域,他们也通过强迫销售、将犹太财产雅利安化、大量的变相没收等方式,采取威胁、高压和强迫手段,将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荷兰等被占领国家的工商业置于德国的控制和掌握下,特别是与当时战备有关的煤炭、钢铁、军工、运输、机械等行业。 也有学者认为,齐克隆B 案中的被告由于与购买毒气的纳粹勾结得更深,从而主观恶意更大。See Sabine MichalowskiNo Complicity Liability For Funding Gross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30 Berkeley J. Int'l L. 451( 2012) at 480.

  3. 关于奴役劳工罪

  检方认为,被告哈斯彻从1935 年到1945 年是德累斯顿银行董事会成员,后来的发言人,他积极为那些他明知借款企业奴役劳工还为其提供贷款资助。法庭则认为即使假设他在批准向党卫军企业发放贷款方面具有或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也很难认定他因此就参与了奴役劳工活动从而犯奴役罪。不能由于银行的职员掌管贷款审批就认定他涉嫌参与了借贷人用所获贷款从事的不法行为。哈斯彻没有因此成为党卫军企业奴役劳工罪的同案犯。

  三、案例评析: 国际法追究公司战争罪责任的萌芽

  从前面诸多案例的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出,从法律上讲,法庭似乎更愿意对这些企业直接参与的行为予以确定,比如,像克虏伯、弗里克、法本公司那样直接雇佣或使用奴役劳工,或如劳士领、德累斯顿银行那样直接帮助掠夺被占国家公私财产; 而对间接参与的行为,比如,像哈斯彻案那样通过德累斯顿银行给使用奴役劳工的党卫军企业贷款等,法庭则比较谨慎。齐克隆B”( Zyklon B Case) 案似乎是一个例外,仅因间接涉入犯罪被以共谋定罪,而且还判处两被告死刑,与其他企业家最高不过被判十几年监禁相比,这个判罚是很重的。由于它的典型性,为日后国际法上逐渐发展出的追究法人间接涉入严重国际犯罪的责任提供了一个不断被援引的先例。即使如此,对军事法庭以共谋( Complicity or conspiracy) ”定罪的原则,还是有很多置疑。比如,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担任被告Hjalmar Schacht 首席律师的德国哥廷根大学教授Herbert Kraus 就认为,它不符合罪行相适原则。上述哈斯彻案中,法庭在认定他代表德累斯顿银行向使用奴役劳工的党卫军企业发放贷款的行为是否有罪时就提出这跟那些明知建筑商建造房子是用于非法目的却还为其提供建筑材料到底有什么不同的疑问。此外,审判并不是非常公平。由于当时国际政治格局发生变化,纽伦堡后续审判不能拖延太久,对这些德国企业负责人的判决最后都比较温和。比如,英国军事法庭对在战争期间向纳粹集中营销售杀人毒气的德国特施和施塔贝诺公司负责人判处了死刑,而研发出这种化学毒剂并向纳粹更大量供应的IG 法本公司首席执行官Carl Krauch 却只被判7 年监禁,还很快就被释放。再比如,本文所述对卡尔·哈斯彻的审判,证据已很明显,他明知党卫军申请贷款是为了使用奴役劳工企业的利益,还批准给他们大量贷款,法庭却认为不能就此认定他犯有奴役劳工罪。其实,那时德累斯顿银行形式上是私营有限责任公司,实质上是政府的代理。因此,无怪乎有人称这是资本的正义。纽伦堡后续对德国企业家的审判是否是国际刑法上法人责任的起源,有很多不同意见。有人认为,审判只追究了这些企业家个人的战争罪责任,没有对其所属的公司进行审判和惩处,因此不能成为国际刑法上法人责任的先例。

  纽伦堡后续审判中对德国大企业家的审判,虽然没有对公司进行处罚,但是,对公司负责人的战争罪相关行为进行处罚,实际上也说明了公司是有罪的,只不过没有处罚而已。并且,通过审判将这些被告所属企业在战争中的恶行展现出来,比如,德累斯顿银行通过各种恶毒手段帮助纳粹掠夺被占领国家的公私财产,并从中获得暴利; 比如,克虏伯、弗里克、劳士领等公司依靠使用集中营囚犯和战俘做奴隶劳工谋取暴利等。虽然,没有对这些公司予以审判,但对他们恶行的展示已促使人们注意到公司直接或间接参与战争相关犯罪的违法性。至少,从那以后,公司的责任开始走入人们的视野。而且,战后盟军在德国的占领区当局对德国大企业实行去卡特尔政策( decartelization) ,从对法人处罚措施这个角度来说,也是对这些公司进行处罚的一个形式。比如,现在很多国际公约和国内立法中都有此类处罚法人的措施,比如,吊销公司营业执照等、限制公司经营等措施。因此,虽然《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宪章》明确说明,只追究个人的战争罪责任,不追究抽象实体的责任。但是,经过战后几十年的发展,通过国际刑法追究法人和团体责任的呼声日益增强。正是由于纽伦堡后续对德国企业家的审判,萌发了日后在国际法上追究公司战争罪责任的萌芽。纽伦堡后续审判中对德国企业家的审判,开创了国际法上追究直接或间接参与战争罪、反人类罪的公司负责人责任的先河,尽管,也有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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