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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电子媒介时代的审美教育

作者:2015-06-01 14:16文章来源:未知

  消费社会的来临以及电子媒介的兴起,是当今时代的两个重要特征。消费社会是人类社会在进入现代化的进程中由于物品的极大丰富而形成的一种以“消费”为主导的社会形态,在消费社会语境下,社会重心已经从传统的生产性范式转型为消费性范式。法国社会学家让•鲍德里亚从符号学的视角对这种转型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他认为:“关于消费的一切意识形态都想让我们相信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纪元,一场决定性的人文‘革命’把痛苦而英雄的生产年代与舒适的消费年代划分开来了,这个年代终于能够正视人及其欲望。”在这一范式转型过程中,电子媒介迅猛发展,信息传递的速度加快,文化符号的生产更加便利,消费的“符号化”倾向明显,文化与经济之间日益交融。这是一个以消费而不是以生产为中心的时代,这是一个去除产品的使用价值而增加其文化价值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欲望和身体快感得到了强化,消费文化和视觉文化成为这个时代的主导性文化特征。而消费文化的特点就是文化的商品化与商品的文化化。文化成为消费的一个重要特征,必然会使审美走向非道德的误区,导致审美正义的缺失,而最终会消解审美本身所具有的内涵。因此,我们必须呼吁电子媒介时代审美教育的重要性,抵制审美日益趋向形式化的症候。为了抵御审美的形式化和非道德化,我们必须开展有效对应的审美教育,来帮助人们建立起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审美观,摆脱一些文化商品化的负面效应,使得人们达到理性观念和艺术精神的和谐统一。

  一、电子媒介时代文化的“视觉转向”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兴起

  电子媒介时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视觉文化”的兴起。最早提出“视觉文化”这一概念的是匈牙利的电影理论家巴拉兹,而海德格尔在《世界图像时代》一文中对世界已经进入图像时代进行了哲学上的阐释,“新时代最本质的特征就是世界变成了图像。世界在‘人’面前成为了表征。在古典时代事情正好相反,‘人’是被观看的对象。简单来说,诸神和上帝曾经在凝视着我们,而我们也感觉到他的凝视。现在,是我们在观看世界,我们将世界理解为我们可以看到的东西。”海德格尔认为,在“世界图像时代”,图像是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图像揭示了存在者之存在的本源性和本体地位,当然,海德格尔所揭示的“图像”还是工业社会所生产的图像。在消费社会的语境中提出商品图像内蕴的是法国思想家德波,他明确提出了“景象社会”的理论,这可以看作是电子媒介时代“视觉文化”理论的开端。进入20 世纪90 年代以来,人们对文化的“视觉转向”的认识越来越明晰:我们与世界的关系主要是以“视觉”为纽带而建立起来,而不是依靠别的什么感官,这样,“视觉性”成为了电子媒介时代文化所关注的焦点和核心,视觉文化成为我们了解电子媒介时代文化与意识的一个必由之路。通过对视觉文化的关注,我们可以厘清电子媒介时代文化的展开过程及其文化的机制和纹理。那么,视觉文化究竟具有那些重要特征呢?首先,视觉文化是一种以“图像”为主导的大众文化。电子技术的迅猛发展为视觉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持,图像制作技术的简化让我们的生活被“图像”所包围。当前,图像已经渗入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工作,学习,家庭……说到底,在当今社会,人们已经无法将电子技术所制作的“图像”从社会整体中剥离开来。可以说,一个人如果离开了电子媒介,离开了“图像”世界,就如同离开了当今社会。今天我们就生活在图像世界里。电子媒介时代的文化就是一种以“图像”生产与消费为中心的大众文化,在视觉文化的运行机制中,起主要作用的不是文化传播的内容,而是文化传播的媒介,因而媒介在文化传承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其次,视觉文化是一种消费文化。视觉文化作为电子媒介时代的一种大众文化,具有消费性的特点。这种消费性表现在文化通过视觉化的生产方式刺激人们的观看欲望和购买欲望,因而,制造视觉形象成为消费文化生产的内在逻辑,从这个层面来看,视觉文化的图像化与消费性具有统一性。如果说,视觉文化生产的图像化是其消费性的生产环节,那么,视觉文化能够真正“被消费”则得益于视觉文化的“娱乐性”,也就是说,视觉文化通过娱乐性的方式征服消费者,让消费者在“娱乐致死”的状态下消费媒介文化所制造的视觉形象。英国学者施罗德认为:“视觉消费是以注意为核心的体验经济的核心要素。我们生活在一个数字化的电子世界上,它以想象力为基础,旨在抓住人们的眼球,建立品牌,创造心理上的共享共知,设计出成功的产品和服务。”可以看出,视觉消费的核心在于注意力经济和对眼球的吸引,吸引消费者去消费各种商品,视觉形象充斥着整个社会,这时的视觉形象与海德格尔所提及的世界图像时代已经不是同一个含义了,电子媒介时代的视觉形象已经成为消费的对象,而海德格尔的图像是一种对世界的认知方式,这种转变的原因在于电子媒介的兴起,视觉文化已经成为一种消费文化。

  文化的视觉转向给审美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与视觉文化的消费性和大众化密切相关。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兴起是视觉文化在审美领域里的表征。日常生活审美化呈现为审美的泛化和审美的异化这两种范式。前者在大众视域里抹平了一切界限,在各种各样的大众文化中导致对审美精英化的消极解构,公平、民主似乎也随之兑现。后者在精英审美主义者视域里无疑被剥去了昔日审美活动中崇高而神圣的光环,其导致精英主义者审美与生俱来的权威遭致解构或削弱;说穿了,更是对精英知识分子本身地位和权威的削弱以至解构,因而当前在中国,其意义并非完全是否定的。而该理论表现在美学、文艺学领域就是“在今天,审美活动已经超出所谓纯艺术/文学的范围。占据大众文化生活中心的已经不是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绘画、雕塑等经典的艺术门类,而是一些新兴的泛审美/艺术门类,或审美、艺术活动,如广告、流行歌曲、时装、电视连续剧、居室装修等,艺术活动的场所也已经远远溢出与大众的日常生活严重隔离的高雅艺术场馆,深入到日常生活空间。可以说,今天的审美/艺术活动更多地发生在城市广场、购物中心、超级市场、街心花园等与其他社会活动没有严格界限的社会空间和生活场所,在这些场所中,文化活动、审美活动、商业活动、社交活动之间不存在严格界限。”也就是说,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就是要消解传统的精英主义美学思想,促进审美进入日常生活领域,“它的性质就是企图以大众文化、消费文化来取代审美文化”,它在美学、文艺学领域的主要表征则在于对人文精神的消解,让消费文化进入正统的审美文化之中。

  日常生活审美化对人文精神的消解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日常生活审美化使雅俗文化的区分丧失意义。雅的文化为了表示自己“亲民”的姿态,主动纡尊降贵;俗的文化也在当今时代的怀旧情境下披上了精英的外套,在技术的包装下翩然走上文化的T 形台。其背后的动力更多的是商业化原则在操纵;雅俗文化不但丧失了彼此曾经有过的界限,也在物欲化的世界里丧失了各自的主体性。

  其次,因为主体性的丧失,所谓日常生活审美化对感性解放的功劳就要打折验收了。主体感性的解放在此并不意味着他们在艺术审美能力上的真正提升。如今,管理者或经营者们在博物馆、画廊以及图书馆等高雅文化场所的旁边设置了咖啡屋或其他娱乐设施,试图让人们在享受审美文化的同时也获得感性的娱乐,或者说后者的娱乐是对感性的解放,有助于对前者的接受或审美。这其实是把成人当儿童的优越心态在作怪,并没有从心底认同平等,只不过是把文化审美等调制成牛奶、咖啡等容易消化的快餐食品直接输入到大众头脑中罢了。就像有人讽刺余秋雨的文化散文,说其成功之处就在于他能把文化调制成精美的咖啡或牛奶,在人生的苦旅中享受文化的忧愁,发思古之幽情。这仍然是平等背后的不平等。实际上,在生活世界中追求绝对平等的渴求或允诺是骗人的神话。

  由此我们自然可以推论出,日常生活审美化对人文精神消解的最后一个症候式表现,即从文化领域看,高层文化或高雅文化也与现实同一起来。高层文化本来与现实相疏远、相脱离,而这种疏远化的特征正是高层文化能够保存与现实不同的另一个向度的关键所在,同时也是高层文化超越现实向度的体现,即任何高层文化总有理想的向度。确实,高层文化过去总是与社会现实相矛盾,而且只是具有特权的少数人(即精英知识分子)才能享受它的乐趣,描绘它的理想。现时代,高层文化与现实的“间距”已经被克服,就像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所批评的那样,“文化中心变成了商业中心,或市政中心、政府中心的适当场所”。

  在电子媒介时代,由于文化的视觉转向和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兴起,审美成为一种快感享受,从而带有功利色彩,这种功利色彩表现在感官上的自我享受和道德上的自我满足感,导致审美正义的缺失。而事实上,审美正义需要从康德美学说起。在《判断力批判》“美的分析”部分,康德将美感、道德感和快感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最终得出审美是一种无利害的自由愉悦,因而真正的审美感受是超功利的、纯粹的。因此,美感说到底是一种精神上的自由愉悦,是一种精神享受。“康德美学的真正用意是在于表明审美可以使人在感性世界和理性世界之外为我们营造一个“静观”的世界,从而使感性与理性、经验的与超验的、个体的与族类的获得沟通,实现人对自身的自我超越。”如果我们将审美看作是一种立足于现实的超越性的精神活动,康德美学所阐释的超越性对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就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就是反对康德的审美理论,认为“消费时代”的美学变化之一就是这种“距离的消失”,“因而公众不再需要灵魂的震动和‘真理’,他自足于美的消费和放纵——这是一种拉平一切、深度消失的状态,一种无须反思,不再分裂、更无所谓崇高的状态,这是消费文化逻辑的真正胜利”。

  这样,美也就成了只是感官和欲望的对象。其实在康德美学中,康德深入地阐释了审美自由的三个层次,经验层面的自由感是一种无利害的自由,是与快感、道德感相互分离的自由愉悦,而先验的审美共通感作为审美自由的先验层面确保了审美的普遍必然性,作为超越层面的实践理性(道德)是审美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但它只具有可能性,是一种象征,而无法被认识,这正是康德美学的深意所在,即超越性的东西是我们精神追求的对象而无法获得现实的满足,而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在张扬个体的感性的同时,践踏了人类的超越性的精神追求,使人成为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者,没有了自己的精神家园,也就没有了自己可以安身立命的场所。并且,在康德美学中,美感与快感是相互分离的,快感只具有个体性,而美感则具有普遍性,这样,从康德美学看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它只是一个表征。

  电子媒介时代审美所追求的即是康德所说的快感,是与痛感相对的一种感官的愉悦性,如柏拉图所说的:“来自所谓美的颜色,美的形式,它们之中有一大部分来自气味和声音,总之,它们来自这样一类事物:在缺乏这类事物时,我们并不感觉到缺乏,也不感到什么痛苦,但是它们的出现却使感官感到满足,引起快感,并不和痛感夹杂在一起。”而我们经典美学里所说的美感指的是“艺术品给人心灵和精神上带来的满足而引起的情感上的愉悦,这种情感的愉悦不一定原初地表现为感官和情绪上的快感,有时是痛感或者其他种类的非快乐情绪体验。早在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看到了不同的艺术产生不同的快感,悲剧和音乐都能使人的情感受到感染并得到‘净化’,等等”。

  人为什么区别于动物?就是因为人类可以将“看”变成“欣赏”,将“听”变成“聆听”。那么,何为真正的美?“简而言之,美是一种满足人类心灵的愉悦。爱迪生宣称:‘没有什么东西比美更能直接地进入到心灵,美通过想象直接传递一种神秘的满足和自满——正是它的首次发现用一种精神上的快乐感动心灵,并把一种愉悦和高兴,散布到心灵所有的官能。’”然而,电子媒介时代的审美却趋向消费化和娱乐化,精神空虚,只体现了一种感官的满足,这是一种“审美正义”缺失所引发的快感体验。只有超越这种狭隘的感官享受,才能真正获得一种审美的愉悦,达到一种精神上的升华。

  电子媒介时代的高科技使得审美日益泛化,却忘记了对其加以区分和提纯,只注意到了艺术的表层效果——由刺激带来的快感化和娱乐化,而没有注意到它的深层效果——艺术本身所具有的吸引力。正如莫里茨•盖格尔所说:“幸福是一个人的状态,而快乐则主要是一个孤立事件的外衣。”在电子媒介时代审美对象满天飞的时候,人们应该慎重选择,不要沉迷于浅层的审美快感,而要直抵心灵,获取一种生命的力量。

  电子媒介对审美正义的缺失需要引起人们的警惕。审美正义的缺失让经典美学失去了轰动的效应,快感体验成为美学的新宠,因为文化的大众化表现出了商业化原则下消解一切深度的基本特征。在中国当代社会的持续转型中,经济的主导地位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它令人们在努力摆脱政治权力关系的同时,又陷入金钱权力关系之中,商业化原则也随之成为人们普遍认同的金科玉律。个体的感性存在因此又在其深层处处受到经济权力话语的制约和商业化原则的左右。文化大众化在这里所表现出来的负面影响,比起它在审美上的积极意义更值得我们关注。因为它在商业化原则下所强调的物质性与当下性,如今正不断地使人与人的关系产生疏离感,人存在于这个社会的自由感、社会感乃至安全感都受到了或多或少的侵蚀。其结果是,审美活动在摆脱了理性强制之后又遭到物质化的清洗,演变成了一种适时转化个人物质欲望的代偿性活动,更多地依存于物质享受之上。其实,日常生活审美化原本就是商业化原则的必然结果。商业经济利益的驱动,造就文化大众化的繁荣。“如果大众传播媒介能把艺术、政治、宗教、哲学同商业和谐地、天衣无缝地混合在一起的话,它们就将使这些文化领域具备一个共同特征——商品形式。发自心灵的音乐可以是充当推销术的音乐。”

  商人利用文化审美去包装自己的产品,以实现与其内容不相干的目标。而知识分子所起到的精英化作用也在这样的原则下消解了,知识的权威在下降,人们可以通过网络等渠道接受大量的知识讯息,即使是高尚的目的也只有借助日常化的审美包装才能推销出去,于是不得不投入商业的怀抱。所以笔者认为,现时代是知识分子与商业文化共谋的消费时代。精英文化可以被复制到各种媒介中进行传播,成为日常生活审美的一个符码。这个符码表面上标示着感性的解放、民主和自由等。

  二、电子媒介时代审美教育的必要性

  电子媒介时代“视觉文化”的转向及其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兴起,使得审美正义缺失,审美成为一种快感享受,而不是精神享受,因而审美教育在电子媒介时代势在必行。那么,何为审美教育?早在1795 年,席勒便在其著作《美育书简》里对其作了详细透彻的解释。席勒在书中首先提到了一个“完满人性”的概念。所谓的“完满人性”其实就是那种处于理性和感性中间的一种和谐的感觉,他认为所有的人都分为“人的人格”和“人的状态”,“人的人格”即代表了人的理性,而“人的状态”则代表了人的感性,要想介于两者之间而处于和谐状态,就必须借助外力的帮助,而这一外力就是所谓的“游戏冲动”,而“游戏冲动”不是别的,正是一种审美状态。席勒说:“在美的观照中,心情处于法则与需要之间的一种恰到好处的中间位置,也脱开了需要的强迫……如果要把人变为理性的人,唯一的途径就是先使他成为审美的人。”简而言之,就是使“感性的人”经由“审美的人”,最终变成“理性的人”。而所谓审美教育,就是使人成为“审美的人”的教育。

  网络和影视是电子媒介时代重要的传播载体,影视和网络作品深深影响着人们的审美。不可否认,影视和网络里有很多作品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就拿影视艺术来说吧,其实它融合了很多艺术元素,比如摄影、舞蹈、文学、音乐,等等。人们在观看时各种感官都调动起来,这样就能很好地培养人们的“通感”能力。不仅如此,影视作品可谓是将视觉和听觉完美结合的典范,这对人们审美能力的提高绝对大有裨益。同样地,网络也使得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方便快捷,人们想学习任何东西都能在网上找到。人们在网上建立了很多的讨论平台进行文化的交流,比如校园的BBS,再比如一些博客,等等,这些当然是有利的一面。影视和网络的出现一方面给审美带来了新鲜的血液,促成了审美的多元化,但是对审美的负面效应也是很大的。很多电影都充斥着血腥、暴力、色情,以此为美,并大力推崇。例如,电影《米》中的人物由好变坏,由善良变丑恶,但是导演又缺乏正确的引导,没有正确的价值导向,让观众分辨不出是非黑白,有人甚至采取欣赏的态度。《甲方乙方》、《顽主》这些电影中穿着美学中“游戏说”的外衣,但更多关注的却是外在的、物质的游戏,而非内在的、心灵的游戏。除了中国本土的电影,国外的电影也在不断地登录中国,好莱坞大片一直是中国观众的座上宾,人们愿意花钱去欣赏一场视觉的盛宴,如《黑客帝国1、2、3》、《生化危机》、《偷天陷阱》,等等,观众的评价是,视觉冲击力很强,但是其他的却再也说不出什么了。而网络的力量更是强大。2012 年1 月5 日,《长江商报》曾经刊登了一篇报道:“在今天的大学校园中,手拿手机边走边玩的学生随处可见。在宿舍里,每人都对着电脑屏幕上的QQ 对话框,手指在键盘上飞舞,却不跟身边的人说上一句话。华中师范大学传媒学院对武汉5 所高校的600 名学生进行调查发现:七成以上的学生都喜欢在网上或用手机与人交流,网上‘热络’。据了解,此次问卷调查,是在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农业大学、华师传媒学院等高校当中进行的,73%的的学生表示‘生活中离不开网络’。仅6%的大学生更加热衷‘面对面’交流。剩下的两成受访者则表示‘无所谓’。‘我喜欢网聊,我觉得通过一些网络表情和网络语言,可以清楚地表达内心想法。’华中师范大学旅游管理专业的郑蕾说,‘在网上聊天,大家都能畅所欲言,省得见面麻烦。”她表示,现在的聚会完全没气氛。一到聚会时间,每个人都拿着手机上微博,聊QQ。‘还不如各自回家上网聊天。’不上网就心里不安。华中科技大学广播电视新闻专业的马伟娜告诉记者,‘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开电脑上网,不然就觉得不安心。’而取快递包裹几乎是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的小袁每天中午的必修课,‘现在几乎没有在实体店里买过衣服,’小袁说,‘每次打开电脑,不看一下购物网店,心里总觉得缺了点什么。’调查发现,不知不觉之间,越来越多的大学生身边出现了一个‘贼’,偷走了他们的时间和精力,也掏光了他们的荷包。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吕尚彬教授对调查结果表示忧虑:电子媒介日益普遍,大学生们在习惯了这种无须见面的沟通方式之后,便有可能弱化面对面的沟通能力。与此同时,网络的超时空性和无规范性对学校学生的学习方式、交流手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学校学生面临非主流意识形态文化的潜在影响,如网络黑客、网络婚恋、网络诱骗等问题日益突出。呼吁社会,关注学校学生网络审美意识,加强网络审美教育。”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网络对学生的影响是多么的巨大,现在的学生已经无法离开手机,也离不开网络,因而加强审美教育已经刻不容缓。

  电子媒介的巨大吸引力和快节奏使得人们已经没有时间思考,人们被动地接收着一切传递给他们的信息,很多强大国家正是通过电子媒介来控制人们的思想的。约翰•加尔顿曾经提出过“文化暴力”的概念,他把暴力称之为“任何使人无法在肉体或思想上实现他自身潜力的限制”。他将暴力划分为三种,即:“直接暴力”、“结构性暴力”和“文化暴力”,直接暴力即为犯罪中常见的伤害、杀戮、肉体折磨等,而结构性暴力则是指分离、剥削、孤立等,而这两种暴力都要借用文化暴力来作为自己的道德外衣。很多西方电影都体现出了这一点。例如,孩子们都爱看的《超人》系列、《钢铁侠》系列以及《蜘蛛侠》系列,受到很多小孩子的欢迎,事实上它们所描述的只是美国人民心中的英雄。再比如《黑客帝国》系列、《星球大战》、《阿凡达》等,都是为了突显西方的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这些都无疑是宣传和弘扬西方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对于从小就受这些影视影响的人们,便会对其产生深深的认同感,而丧失了本国传统的价值观和审美观。网络同样如此。互联网的两端往往连接着两个性格完全不同的人,人们都把自己最好的一面通过语言展示出来,而语言包装下的人也很可能是一个骗子或者一个恶魔。而现在上网的大多是年轻人,他们单纯、天真,愿意去相信别人对自己所说的,而且缺乏思考和辨别的能力。很多年轻人的自控能力比较差,而且现实生活的紧张、压力以及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使得人们更愿意去虚拟世界寻找一个陌生人来倾诉衷肠,网络的虚拟性和匿名性使得人们放下了戒备心,由此产生了一种新的价值认定。美国学者西奥多•罗斯扎克在《信息崇拜》中提出:“如同所有的崇拜,信息崇拜也有意借助愚忠和盲从。尽管人们并不了解信息对于他们有什么意义及为什么需要这么多信息,却已经开始相信我们生活在信息时代,在这个时代中我们周围的每一台计算机都成为信仰时代的‘真十字架’:救世主的标志了。” “信息崇拜”及“愚忠和盲从”是导致网络道德失范的根源。电子媒介对于现代人的生活异常重要,稍不留心便会导致审美伦理的丧失,因此,加强审美教育,使人成为真正审美的人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三、电子媒介时代审美教育:从蔡元培接着说

  在电子媒介时代该如何实施审美教育?蔡元培在20 世纪初所提出的美育观点对我们今天的审美教育仍旧有着借鉴意义。

  蔡元培的美育思想深受康德美学的影响,如果说康德美学是一个异域文化的产物,那么,蔡元培的美育思想则具有本土的文化特征。蔡元培从个体性与社会性的和谐统一这一角度来建构健全的人格,在强调个体的同时又始终没有忘记对理想社会的追求。这当然是与当时的救国与启蒙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的。蔡元培偏重于个体性建构的美育,因此在指向了个体人格的同时,也在更深意义上指向了社会的建构。所以,当蔡元培不断强调美育因为能够陶养人的超越性情感而在人格塑造中占有重要位置时,他也就坚持了通过美育能够促进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这一观点。他在新文化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重申“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的话就很值得回味:“不是用美术的教育,提起一种超越利害的兴趣,融合一种画分人我的偏见,保持一种永久和平的心境;单单凭那个性的冲动,环境的刺激,投入文化运动的潮流,恐不免有下列三种的流弊:(一)看得很明白,责备他人也很周密,但是到了自己实行的机会,给小小的利害绊住,不能不牺牲主义。(二)借了很好的主义作护身符,放纵卑劣的欲望;到劣迹败露了,叫反对党把他的污点,影射到神圣主义上,增了发展的阻力。(三)想用简单的方法,短少的时间,达他的极端的主义;经了几次挫折,就觉得没有希望,发起厌世观,甚且自杀。”

  蔡元培在这里所描述的种种流弊,并没有因为时代的变迁而彻底消失。如上所说,电子媒介时代视觉文化的兴起以及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呈现,使得审美呈现商业化的趋向,正是因为商业化原则所带来的物欲化倾向,不断地侵蚀着人存在于此的自由感、社会感乃至安全感,使人与人之间产生疏离感。一种适时转化个人物质欲望的代偿性活动既代替了审美活动,也阻止了对人的超越性情感的追求。面对这个崇尚物质享受的世界,蔡元培以美育陶养情感,进而带动文化健康发展的思路才更值得我们作进一步的思考。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按照蔡元培的理解,艺术在陶养人的超越性情感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也因此成为美育实施的主要内容。既然如此,艺术所担当的美育责任应该是重大的,而艺术家对于承担时代的美育重责也应是义不容辞的。审美世界和世俗世界是相对立的,因为世俗的世界总是被这样那样的东西所束缚,比如法律、金钱,而在审美的世界里却只有对于自由的追求。所以,要想发挥影视艺术的审美教育功能,影视艺术的重点应该放在对生命的领悟以及心灵的升华上。海德格尔说:“解释植根于领会,而不是领会出自解释……在生存论上,领会包含有此在之为能在的存在方式……领会总是带有情绪的领会。既然我们把带有情绪的领会阐释为基本的生存论环节,那也就表明我们把这种现象理解为此在存在的基本样式。”对于生命的领悟其实也就是对于生、死的领悟,对于希望和失望的领悟,对于拥有和失去的领悟。而在此基础上,如果影视的导演们能再适当地加以引导,让观众得到心灵上的净化与升华的话,那就彻底达到审美教育的目的了。但是就电子媒介时代的影视艺术的现状而言,数量的极度膨胀远远不能掩盖质量在整体上的苍白。尤其是大量出现在公众传媒中的影视作品,实可谓良莠不分、参差不齐。而它们本来更应该成为以艺术的形式实施美育的重要阵地。因此,受到经济原则左右的电视、报纸乃至正以不可阻止的高速度蔓延的网络世界,一方面因为其拥有大量的读者群而在各个方面都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另一方面这种影响力却又因内容的匮乏而很难保证是积极的和正面的。若干年前蔡元培所谓“凡卑猥陋劣之作,与真正之美感相冲突者,禁之”的警示,在这个时候不能不令人深思。

  再比如当今社会突出的环境问题,蔡元培在其美育实施的设想中便给予了足够的重视。纵观整个社会,因为经济建设而带来的环境改造既是巨大的,同时又是不尽如人意的。撇开那些过度的自然环境污染不谈,只以美育而言,蔡元培当年所设想的许多美好的东西也仍不能实现。甚至他早已意识到的一些环境问题也在不断地出现着。这其中既有自然美遭到人为的破坏,也有人文环境被恣意损毁。更多的则是对土地资源、森林资源等的过度开发,并且在开发过程中对于环境美化问题往往就忽略不记了。可以说,对社会环境进行有计划的美化,就目前看还有太多的工作需要去做。蔡元培在许多年前的设想即使在今天看来,也同样具有现实意义和生命力。追根溯源,这还是因为人本身出了问题。人类个体人格的健全与否,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和谐发展。

  虽然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所引发的感性解放很快遭遇物质化的清洗,但如果我们把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与当前的审美教育结合在一起,那么日常生活审美化对我们当前的审美教育不是没有启发的。审美教育需要主导文化的指引,即主旋律贯穿其中,一个民族文化发展的长远目标明确以后,必须要落实到文化行为的个体,落实到对个人主体感情的陶养。日常生活审美化恰好在此起到解放主体感性的作用。感性即是强调对个人主体感情的重视。蔡元培所提倡的美育甚至“以美育代宗教”等思想就是通过感性的通道,开启或涵养个人主体感情的潜在资源,以具体实施对人超越性情感的陶养,进而实现对个人进行美育的目标。每个行为主体在情感上获得了提升,审美人格也获得了塑造,那么社会的和谐发展就水到渠成了。培养民族的超越性情感就是直接指向历史的向度,同传统血脉相连,又延展到未来。但是感性解放之后不是自然而然地走向美育或文化的建构,仍然需要理性的适当调控,否则只会陷入更深的迷茫乃至误区,感性的功能最终被包括商业化原则在内等外在镜城般复杂的情境所遮蔽、所麻木,这种理性的调控应该是一种政府行为,因为审美并不能担当如此重任。

  因为电子媒介时代是人们过分追求物质的时代,人们往往只看到眼前的利益,而不会把眼光放远看,更没有像蔡元培那样,把对个体人格的陶养同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密切地结合在一起。换言之,电子媒介时代的审美教育既要解放个体的感性,警惕物质化的清洗,又要拥有超越现实的向度,蔡元培在一篇文章的标题中就曾呼吁过,“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物质欲望获得一定满足后就产生了对文化建设的心理诉求。文化建设中不能以物质化利益作为唯一目标。有些文化建设是无用之用,是难以很快见到产出效果的。那么,什么样的文化和什么样的理性才能真正调控我们的感性呢?什么能对我们的感性世界“保驾护航”呢?落实到具体的社会情境中,我们发现审美教育的作用在此获得凸现,只有它能够启发、引导和规范我们在日常生活审美化中逐渐被解放的感性生命,真正在商业化的消费社会中抵御物质化的清洗;在“润物细无声”中陶冶我们的审美人格,进而超越我们一己的情感诉求。无用之用在此获得彰显。所以,我们的社会依然需要进行审美教育,通过审美教育挖掘出我们传统文化中优异的潜在基因;在发展创新中传承,在传承中发展创新。然而审美教育的具体过程不是这么简单的,随着时代情境的日益复杂化,任何一种救世情结都难以包打天下。康德、席勒以及蔡元培的审美救世情结也不例外,他们的美学思想只能给我们的审美教育提供某种参照。对于蔡元培那个特定时代的学人而言,这种倾向来自于因民族救亡的深层焦虑而表现出的无法抑制的强烈社会性诉求,来自于救国与启蒙的时代召唤。其“启蒙救国论”是“以美育代宗教说”的出发点。如上所言,这种召唤在某种程度上致使美学承载了过多的社会性内容,乃至成为拯救民族危亡、建构社会理想的主要途径甚至根本途径。在人类的文明进程中,类似于此的救世情结不止审美一家,曾经有过重要影响的还有伦理救世、宗教救世以及科学救世等。正如一位学者所言,“美学与中国政治、社会生活的关系,是中国现代性问题中有着突出重要性的课题。”并就审美的泛化提醒道,“一味追求‘超越’、‘终极关怀’、自律和独立的‘学术意识’,也难免流于某种泛美学主义的现代性谬误。”但是事实最终说明,无论是伦理、宗教,还是如今仍炙手可热的科学,都无法独立实现社会文化的和谐发展。审美是否能够独力完成它们无法完成的使命呢?答案应当是否定的。中国当代审美教育的主要问题并不在此,但这一问题的提出,实际上是为了在另一个向度强调:电子媒介时代审美教育的发展,和人的发展一样都必须全面地进行。这应该和蔡元培关于“审美人格”的讨论是可以互为参照的,在这方面虽然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对当前的审美教育有着一定的“解放”的意义,但在其感性解放与消费文化的相互关联中丧失了对审美教育的规训作用,在这方面,日常生活审美化也只能作为电子媒介时代审美教育的一个起点。从康德和蔡元培对审美的分析中来反观当今的审美教育,可以明显地看到审美教育的不足,视觉文化的商品化对个体人格的健全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根本就没有起到其应该具有的作用。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在张扬个体感性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由于忽视了对人的精神方面的培育作用,在相反的方向上就走得太远了。

  巴赫金在《艺术与责任》一文中曾动情地写道:“生活与艺术,不仅应该相互承担责任,还要相互承担过失。诗人必须明白,生活庸俗而平淡,是他的诗之过失;而生活之人则应知道,艺术徒劳无功,过失在于他对生活课题缺乏严格的要求和认真的态度。”“艺术和生活不是一回事,但应在我身上统一起来,统一于我的统一的责任中。”很显然,现时代的艺术和艺术家大都没有承担好自己的责任,仅仅分享了生活世界的平庸化和物欲冲动;抑或说这是一种潜意识的共谋。原本承担提升生活世界精神的精英化艺术也急剧跌落到物欲的怀抱中,任何对超越性情感的诉求都变成不合时宜的另类奢望或可笑之举。从这个方面来说,蔡元培的美育思想对今天的审美教育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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