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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现代社会公德教育的传统乡规民约探究

作者:2018-09-14 01:02阅读:文章来源:未知

  摘要:传统中国社会以“乡规民约”作为教化乡村民众的措施之一, 是指人们自发制定并自发遵守的一种内化契约形式。它在古代社会发挥了强大的价值导向作用, 是调节个体行为和凝聚乡村社会共识的有力武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下, 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关键内容, 而社会公德教育作为国家道德体系的构成要素, 其发展必须坚守中华文化立场, 从传统道德资源寻求滋养。因此在传统与现代化的道德培育途径中寻找共性, 传承并革新优良传统道德, 实现其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以此为现代社会公德教育提供有益启发,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道德支撑。

  关键词:传统乡规民约; 教化; 社会公德;

社会公德论文配图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 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 激励人们向上向善、尊老爱亲, 忠于祖国、忠于人民”[1](P43), 在此过程中, 需“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1](P23)。在2018年1月中共中央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 谈道:“深入挖掘农耕文化蕴含的优秀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 充分发挥其在凝聚人心、教化群众、淳化民风中的重要作用”[2]。由此可见,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转化与社会公德教育二者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关键内容。因此, 辩证借鉴传统乡规民约中的价值资源, 将其运用于现代社会公德教育的具体过程, 是符合时代发展新需求的有力措施。

  一、传统乡规民约的内涵意蕴

  处于封建社会的中国, 教化是传播政治理念、讲授文化知识、进行家庭教育、普及社会公德最重要的方式。教化主要包括国家对百姓、社会对民众、学校对学生、家庭对子孙这几种形式。旨在以儒家倡导的一系列社会核心价值为主线, 通过内化与外化相结合的方式让民众能够修身、齐家, 进而达到治国、平天下理想状态。而传统乡规民约则把这些不同层次的教化形式糅合起来, 在乡村社会中对乡民进行思想引导和行为规范。它着力于培养社会公德, 以“德”为出发点和中心点, 培养个体道德和社会道德, 又以“才、廉、忠、义、孝、恕、智、信”等养成为落脚点, 让民众成为一个德才兼备、爱国爱家的人。

  (一) 传统乡规民约的内涵概述

  探析“乡规民约”一词之前, 首先应对“乡约”有所了解。这二者不论在内涵、目的、方式还是发展阶段上都存在较大差别, 因此, 对它们有一个明确界定, 并理清二者的关系是极其必要的。乡约由乡规民约发展而来, 是乡规民约的理论形态不断成熟、内容愈加丰富后的一种制度体系。它有着丰富内涵, 既包含基层组织运作发展的一整套具体模式, 例如组织人数、聚会时间、奖惩方案等, 又包含着支撑该组织存在合理性的具体内容, 有时乡约也作为对管理阶层的称谓而存在。“乡约是乡村社会中以社会教化为主要目的的一种民间基层组织形式”[3]。可以说, 乡约是乡规民约发生作用的制度保障, 乡规民约则是乡约组织运作的实质内容。虽然二者有本质区别, 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等同, 因此可借助于其中一方来探究另外一方的丰富内涵。

  乡规民约与乡约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乡规民约“是指在村民长期的生产和生活中生成的, 对村落共同体内部全体成员产生约束力的风俗、习惯、惯例、规约等行为规范的总和”[4](P57)。传统乡规民约是适用于特定地域、特定人群、特定时间的基本行为准则, 其核心在于国家政权、乡村精英、普通民众的博弈和互动, 通过这三者的有序分工实现乡村社会的良性运转。总结说来, 乡规民约即是指在传统熟人社会大背景下, 民间基层组织中的成员以儒家学说为指导思想, 制定的具有普遍约束力、并旨在加强民众伦理道德教化进而维护封建统治的一整套行为规范。

  (二) 传统乡规民约的价值功能

  传统乡规民约作为乡村社会的教化方式之一, 对处于封建社会的中国起到了积极作用。以适用于本地区的一套行为规范为基础, 通过内在修养与外在规训相结合的方式教化民众, 引导乡民在社会生活中约束行为, 以此增强乡民间的信任。培养以“善”为核心的社会公德意识, 达到乡村社会的人际和谐、群体和谐, 进而通过乡村社会的良好发展来维护封建礼教和专制统治。

  首先, 约束个体行为。“乡规民约的基本思想:教化—使民道德修养提高—达到社会安治。历代乡规民约都立足于社会教化, 规范民众行为, 淳美风俗, 扬善纠恶, 彰显道德”[5]。传统乡规民约以个体正当行为养成为基础和前提, 将忠孝友爱、禁止恶行等作为内容规定, 通过内在自律和外在机制推动乡民遵守共同行为规范, 使乡民养成符合该地区主流的价值观念、行为模式, 培养利群意识。并依据已经内化的社会公德要求去同化其他乡民也参与道德契约之中, 化解各行为主体之间的矛盾, 在乡村形成良好风气, 实现社会和谐发展。

  其次, 营造和谐环境。人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体, 但在人与自然、社会相互作用后, 会在一定程度上给自然、社会、人自身带来负面效应。伴随着无限的物质欲望和利益需求, 乡民会通过破坏生态、僭越规则等方式解决自身所需, 这导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产生诸多矛盾。而传统乡规民约通过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等面面俱到的规定, 以及明确的赏罚机制, 有效调节了社会矛盾, 推动了乡村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 营造乡村内部发展的和谐环境。

  再次, 维护乡村稳定。乡民委托社会精英制定规约并广泛推行, 主要基于传统熟人社会中人与人间的信任感。传统乡土社会中人们生活圈子较小, 流动性较弱, 一个地域的成员大多基于血缘而交往, 传统乡规民约在社会成员彼此信任的基础上制定并实施。在乡规民约得以具体运行下社会成员之间信任感又逐步上升, 社会资本得到进一步扩充。社会资本的核心就是信任, 一个社会中人与人间信任加深, 互动增多, 信任半径得以扩大, 那么这个社会的社会资本也将不断扩充, 社会各方面运作将更有活力。传统乡规民约在信任的基础上发挥作用, 进而又加固了信任根基, 带动着乡村社会良性发展。

  最后, 稳固国家统治。国家法是由国家政权颁布并强制实施的法律形式, 但这种强制性力量并不适合于一切领域。并且在条件限制下, 国家政权无法及时解决乡村生活中的各种矛盾, 此时乡规民约这个民间法就作为政治措施在乡村社会发挥作用。在传统的中国社会, 乡规民约既是培养社会公德的重要手段, 也是维护封建礼教与统治的途径。在以皇权为核心的封建制度中, 基本上一切思想、制度都是为国家政权服务的。乡规民约也不例外, 它通过调节乡村生活中的矛盾, 与一切不稳定因素作斗争, 进而维护国家与基层良好的运转秩序。

  传统乡规民约适合封建社会发展需要, 对于统一人们的思想、行为起到了良好教化作用。虽然不可避免受到封建礼教与专制统治的影响, 使它的发展存在很多弊端, 但却是适合封建社会的群体规则。在传统与当代社会公德培育方式中寻求共性, 继承传统道德培育思想的闪光点并赋予其时代性、创新性, 从而应用于当代社会的道德危机现况, 其优越性是显而易见的。

  二、传统乡规民约教化与新时代社会公德教育的内在契合性

  传统乡规民约的道德教化与新时代社会公德教育具有内在契合性, 这些内容和形式上的相似性也是前者经过创造性转化后能应用于后者的理论基础。从宏观层面来看, 传统乡规民约规定着某个地域的乡民参与正常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所要遵循的最基本规范, 而社会公德则被定义为“全体公民在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中应该遵守的行为准则”[6], 是新时代深入实施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工程的重要构成。因此这二者都是一种准则、规范形态的存在。除了宏观层面的相似, 不同时空境遇下的二者在目标、过程等微观方面也存在相似性。

  (一) 目标的相似性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成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P11),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不平衡发展正是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反映。社会公德培育则是调节道德失序现况的有力手段, 侧重从观念引导过渡到实际行动, 以解决社会秩序失范现象和道德培育过程中的问题, 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精神指引, 在此基础上实现社会和谐发展。无论传统教化方式还是现代教育途径都无法偏离这个轨道。

  首先, 观念层面的引导。无论传统乡规民约还是新时代公德教育, 都通过各种成文或不成文、具体或笼统的形式向民众传达行为规范要求。这些规定着力于引导民众养成符合国家、社会、个人发展要求的价值观念和人文精神, 形成正确的是非观、义利观。培养社会成员的集体意识和公共精神, 让行为主体在国家和公共生活中以价值自觉能力为引导, 主动遵守秩序规矩。

  其次, 实践层面的落实。除了正确价值观念的培育, 实践层面的落实更为重要, 重在实现道德认同向实践养成的飞跃。传统与新时代社会公德培育途径都强调“知行合一”, “知”是手段, “行”是目的, 价值理念如不加以实践操作, 其合理性也无法得到证实。在进入某一特定领域之后, 形成与之相适应的行为规范, 把停留在理论层面的具体措施应用于实际生活, 实现观念向行动的过渡, 在公共领域自觉遵守公认的秩序, 用规则意识引领行动, 并通过反复的实践再反过来深化、巩固自身价值观念。

  最后, 社会和谐的实现。观念的树立和行动的操作, 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规范社会主体的行为, 形成一个被广大社会成员认可并遵守的规范, 从而调节各利益主体的利益关系。引导民众以正确的价值导向和公德观念参与社会生活, 为个人价值创造提供环境依托, 最终实现社会和谐发展。“和文化”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史的精髓, 追求人际和谐, 群体和谐, 进而上升到天人和谐;而新时代社会公德教育的终极目标契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内容规定, 旨在通过规范个体进而实现社会和谐,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安定有序的建设环境。

  (二) 过程的趋同性

  传统教化方式与现代化教育手段, 培养社会公德的程序相似。即首先通过各种外在因素, 如行政手段、舆论压力去影响主体的思想观念, 从而经过内在思想加工, 使其形成正确的价值导向, 转而外在为特定的、稳定的道德行为。

  第一, 内化。马克思在论述人的本质时谈到:“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 在其现实性上, 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7]。生活在一定政治、经济、文化关系网络的主体, 需要形成符合这个关系网络共同体长远发展的行为习惯。因此共同利益代表者和维护者就会通过各种强制的、非强制的手段去引导人们的思想迈向正确的轨道, 使得他们倡导的这一套价值规范在主体思想体系中起主导作用。经过主体头脑中新旧、对错观念的相互碰撞, 如果后者战胜前者, 那么这个行为主体就具备合乎要求的价值观念。传统乡土社会在国家机器和精英阶层教化之下, 形成了符合封建社会发展的思想观念;而新时代的中国公民则在家庭、学校、社会等多方教育下养成了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意识形态。

  第二, 外化。对于主体和其所属特定共同体来说, 更重要的是在行为方式上是否与利益团体的要求一致。因此要经过内在加工, 把正确的思想观念外化为特定的、稳定的道德行为, 进而使行为上升为良好的道德习惯。对于封建社会乡村民众和现代社会公民群体的道德养成和共同利益而言, 通过社会实践这个中介实现思想向行为的转化是最为基本的。把良好的认知、情感、意志、信念外化为特定行为, 通过道德实践实现自我价值, 适应社会发展, 并在反复实践的过程中, 再作用于思想观念, 形成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思想导向和行为特征。

  三、传统乡规民约在新时代社会公德教育中的现代价值转化

  传统乡规民约中的内含价值, 为新时代推进道德文明提供了重要资源。社会公德教育应坚守中华文化立场, 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求丰富滋养, 并把握时代特征与要求, 对传统乡规民约中的合理内容进行继承并加以转化。“从社会现实出发, 结合个体生活的环境、条件等客观因素, 有效地扬弃继承和转化创新, 使中国古代教化思想的强大作用力能够在现代价值导向的过程中实现固化和延续”[10]。

  (一) 完善社会公德教育的顶层设计

  传统乡规民约以明确的赏罚机制约束乡民行为, 将规约发展为具体的、成文的民间法, 因此道德实践有着明确导向。新时代社会公德教育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得以实现的思想保障, 应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完善顶层设计, 增强其科学性和可行性。

  首先,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为道德行为提供明确的参照系, 发挥成文法律法规的强制约束力, 在“有所为”和“有所不为”两者间划清范围。“健全有关社会公德的法律法规, 填补一些社会公德立法的真空地带, 将某些违反社会公德的行为由批评、口头说教的层面上升为法律的惩罚”[11], 为道德实践提供制度依托。其次, 建立层次分明的道德培育体系。明确社会公德培育的基础性和社会性, 转变教育话语体系, 细化公德内容, 以教育对象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内容和方式推进新时代社会公德教育。最后, 让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深入人民生活。注重公民在道德实践过程中的主体地位, 发挥传统乡规民约现代形态如市民公约、村规民约在道德实践活动中的引领作用, 推进道德建设与法制建设的相互促进, 扩充社会公德的群众基础。

  (二)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进社会公德教育

  传统乡规民约带有鲜明的阶级属性, 是维护封建统治的教化工具。道德教化以统治阶级利益为出发点, 抑制个体选择, 呈现明显的单向性、被动性。新时代社会公德教育作为社会群体互动的基本导向, 应充分尊重教育对象的思想实际和现实需求,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原则, 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要求”[12]。并把握时代内涵, 贯彻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实现人民群众的新期待。

  首先, 尊重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社会公德教育的必要性主要源自多元道德需求, 道德实践主体是人民群众, 其心理特征、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都对具体的道德活动构成影响。因此社会公德教育应以教育对象的自身实际为依据, 充分将受众需求与教育内容相融合, 增强社会公德教育的说服力。其次, 激发人民群众道德自觉。以道德实践为重要载体, 在全社会范围内行为道德共识, 激发人民群众的道德自觉。在理性道德规范的指导下营造社会良性互动的格局, 让人民群众共享社会公德教育的积极成果。最后, 塑造人民群众道德内化。“道德内化是道德主体基于道德认同, 经过道德学习, 并接受道德实践的教化, 将他者道德意识逐步转化为自我道德意识的过程, 是道德适应的完美升华[13]”。良好的社会风气是新时代人民群众多元化需求中的重要构成, 个人作为教育对象, 应提升道德自律能力, 强化社会责任意识, 将其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 从而提升社会公德教育的实效性。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7.
  [2]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8.
  [3]董建辉.明清乡约:理论演进与实践发展[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8:29.
  [4]王露璐.乡土伦理[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8.
  [5]黄霞.论中国传统乡规民约[D].湘潭大学, 2009.
  [6]江南雨, 刘思羽.社会公德学习读本[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1:1.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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