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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孔子的洛邑之行

作者:2017-06-15 17:41阅读:文章来源:未知
   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他整理典籍,广收门徒,为中国古代的教育和文化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博学多才、精通六艺,这与他勤学好问、不耻下问的学习态度是分不开的。孔子一生游历过许多过国家,如齐、宋、卫、郑、陈、蔡、楚和东周王城洛邑(今洛阳)等,也请教过许多老师,如齐太师、老子、苌弘、师襄子等,尤其是洛邑之行,对孔子的一生影响深远。本文拟对孔子的洛邑之行做一些探讨。
  一、孔子洛邑之行的目的
  孔子是春秋时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鲁国是周公旦的封地,是周礼实施、保存最为完善的地方,孔子从小就受其熏陶。孔子生性好礼,儿时游戏,常摆起各种祭品,学习大人祭祀时的礼仪动作。由于家境贫寒,孔子少年时代一边劳动,一边学习。他曾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因为家庭贫贱,干过许多卑贱的事情,做过吹鼓手,帮人做婚、丧和祭祀等礼仪类的事情,还做过一些杂役。十五岁时,孔子立志成为一位懂礼的学者。由于他勤奋好学,常入太庙询问各种礼器的名称、用途、用法,学无常师,虚心求教,十六、七岁时就以知礼而闻名了。二十岁开始,孔子在家乡创办私学,以礼、乐、射、御、书、数诸科教授生徒。孔子在教学和学习过程中,对礼、乐制度非常痴迷,凡是涉及礼、乐方面的典籍他都努力寻找,凡是涉及礼、乐方面学习的机会他都不肯错过。孔子深谙三代典籍,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他对礼乐典籍的散佚深表惋惜:“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为了能够看到更多关于夏商时期的礼乐典籍,公元前532 年到公元前522 年间,孔子曾去卫国、杞国和宋国进行考察。他说“吾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吾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
  由于文献的缺失,孔子并没有看到想要的典籍。之后,他又去了齐国考察了政治和礼乐的情况,但是一到齐国,便感到齐国的礼制比起鲁国更加不如,大为失望。于是,孔子只有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东周的王城——洛邑。这里是周礼的发源地,又是王畿,一定保存有最为完整的礼乐典籍。另外,当时最大的学问家老子就住在洛邑,还担任着周的藏室史,即国家图书馆的馆长。孔子对老子仰慕已久,若能既查阅有关礼乐的典籍,又能向老子求教,那将会解决很多的疑惑。曲阜距离洛邑千里之遥,达成此行并不是一件易事。最关键的是要解决安全和盘缠问题。春秋末年,小国林立,关卡众多,从鲁国至东周王城,至少要经过宋、卫、晋等国,顺利通过沿途各国的盘查,单凭一介教书先生,的确是非常困难。盘缠的来源也是问题。一路之上车马仆役,吃喝拉撒,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孔子授徒素来有教无类,孔子曾言“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悔焉。”束脩,郑玄注曰:谓年十五以上也。学生交不交学费孔子并不要求,只要成年就行了。这样一来,虽然孔子有些学生,却仍是一贫如洗,洛阳求学对于孔子来说实在是一种奢望。
  恰在此时,他的门下多了两名鲁国贵族出身的学生孟懿子和南宫敬叔。这两人是鲁国贵族孟僖子的儿子,孟僖子是鲁国重臣,生前曾陪同鲁昭公出访楚国,因不懂礼节,在引导鲁昭公参加对方欢迎仪式时大出洋相,回国之后到处向人学礼。后来,他听说孔丘是懂礼之人,正在聚徒讲学,就在临终之前嘱咐两个儿子孟懿子和南宫敬叔:“孔丘,圣人之后……年少好礼……吾即没,若必师之。”孟僖子死后,孟懿子和南宫敬叔遵从父命拜孔丘为师。孔子把自己想去洛邑求教的想法说给了南宫敬叔:“吾闻老聃博古知今,通礼乐之原,明道德之归,则吾师也。今将往矣。”南宫敬叔向鲁昭公请求说:“今孔子将适周,观先王之遗制,考礼乐之所极,斯大业也,君盍以乘资之?臣请与往。”在南宫敬叔的帮助下,鲁昭公赐予孔子“一乘车,两马,一竖子俱”,到东周洛邑考察礼乐制度。公元前518 年,孔子带领南宫敬叔一起西行去东周王城“出国考察”。
  二、孔子在洛邑的行程
  孔子来到王城洛邑完成了三件大事。一是参观了周王室的文物典籍和建筑,二是访问了周王室主管乐的苌弘,三是就教了老子。
  洛邑是东周的王城,拥有全国最大的图书馆,包括夏、周和西周三代留下的大量文物典籍。老子又是当时主管国家图书馆的官员,这为孔子查阅图书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观看周的文物典籍,让孔子收获很大,他感慨:“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看到了周朝丰富多彩的礼仪制度是以夏、商两代为根据建设起来的。孔子游历了周天子祭祀天地的所在——郊社,参观了周天子宣明政教之祭祀、选贤、纳谏、庆赏、教学和国家重大事务的活动场所——明堂,明堂门口的壁画给孔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尧舜之容、桀纣之象,而各有善恶之状、兴废之诫焉。”既有古代圣君贤臣,也有残暴的昏君,为后人时时昭示兴废的道理。尤其是周公怀抱成王,背对着屏风,面向南方接受诸侯朝拜的图像,对孔子产生了极大的震动。他对随从之人说:“此周之所以盛也。夫明镜所以察形,往古者所以知今。人主不务袭迹于其所以安存,而忽怠所以危亡,是犹未有以异于却走而欲求及前人也,岂不惑哉!”孔子从这一组画面中感悟到了周之所以兴盛的原因:周公旦忠于天子,潜心学习古人,从古代王朝的兴替中学会了如何安身立命,从而超越了前人。孔子还参观了周祖后稷的庙堂,在这里看到了三缄其口的金人。金人背后的铭文给了孔子深刻启迪:
  “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安乐必戒,无所行悔。勿谓何伤,其祸将长;勿谓何害,其祸将大;勿谓不闻,神将伺人。焰焰不灭,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终为江河;绵绵不绝,或成网罗;毫末不札,将寻斧柯。诚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伤?祸之门也。强梁者不得其死,好胜者必遇其敌。盗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众人之不可行也,故后之。温恭慎德,使人慕之;执雌持下,人莫逾之。人皆趋彼,我独守此;人皆或之,我独不徙。内藏我智,不示人技。我虽尊高,人弗我害,谁能于此?江海虽左,长于百川,以其卑也。天道无亲,而能下人。戒之哉!”
  其中蕴含着深刻的道理:言多必失,得意不可忘形;防范未然,不怨天尤人;善待他人,祛除祸灾;淡泊名利,以德服人;坚守大道,大隐于世。孔子对此深信不疑,对随行的弟子说:“此言实而中,情而信。”这些话是中肯可信的。孔子访问了周王室主管乐的苌弘。对于这段史实,《史记》和《孔子家语》皆有提及。《史记·索隐》按:“《大戴礼》云孔子适周,访礼于老聃,学乐于苌弘是也。”《孔子家语·观周》亦载:“(孔子)访乐于苌弘”。但是对于孔子向苌弘学习乐的内容却语焉不详。《史记·乐书》中记宾牟贾与孔子论乐之事可作旁证:
  宾牟贾侍坐于孔子,孔子与之言,及乐,曰:“夫《武》之备戒之已久,何也?”答曰:“病不得其众也。”“永叹之,淫液之,何也?”答曰:“恐不逮事也。”“发扬蹈厉之已蚤,何也?”答曰:“及时事也。”“《武》坐致右宪左,何也?”答曰:“非武坐也。”“声淫及《商》,何也?”答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则何音也?”答曰:“有司失其传也。如非有司失其传,则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丘之闻诸苌弘,亦若子吾子之言是也。”
  这是孔子向宾牟贾问《武》乐之事,一共包含五个问题。一是《大武》开始时击鼓警众持续时间特别长,有何含意?宾牟贾认为是武王伐纣之初,担心得不到众人的支持。二是《大武》的歌声反复咏叹,绵绵长吟,原因何在?宾牟贾说那是武王恐怕伐纣大业不能取得成功。三是《大武》接下来的曲调为什么又变得意气风发,气势威猛?宾牟贾认为是表示武王即将成就功业,应该当机立断。孔子第四问是《大武》中的舞者为什么右膝跪地,左腿伸开?宾牟贾答道:这不是《大武》原有的跪姿。孔子最后又问《大武》的歌声中充满着商声的杀伐气,是什么原因?宾牟贾说这不是《大武》舞原有的声音。孔子进一步追问说,这不是《大武》舞原有的声音,那是什么声音?宾牟贾认为有两种可能,要么是相关部门没有保存好《大武》的原貌。如若不然,那就是武王作乐时,心志已经迷乱了。孔子认为宾牟贾所言与苌弘对《武》乐的理解是一致的。可以看出,苌弘曾经为孔子讲授过《武》乐。苌弘对《武》乐的观点,孔子是接受并赞同的。在和弟子们谈论之时,毫不掩饰对《武》乐的赞赏。《论语》载: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武》乐是继《韶》乐之后更为成熟的作品,展示了武王伐纣的恢弘气势。可见,苌弘的乐教对孔子影响是极大的。
  孔子在洛邑最大的收获莫过于拜会了老子这位当时天下最大的学问家。孔子入周问礼,确有其事。现在洛阳市瀍河回族区东关大街与下园路交叉口向东10米的路北侧,有一个碑楼,是文庙的旧址,有这样一块牌坊式的石碑,上书“孔子入周问礼乐至此”九个大字。碑文呈长方形,龟形座,中间是青石,四周青砖围砌。碑楼碑高5.8 米,宽5.4 米,厚0.9 米。悬山式顶,两侧各有一拱形券门。碑首刻弧形二龙戏珠纹饰。是雍正五年(公元1772 年)河南府尹张汉与洛阳县令郭朝鼎重修文庙时所立。虽然这是一块迟立的石碑,但是清清楚楚地记载着两千年多前孔子入周问礼的史实,也记载着中国历史上儒道两位大师唯一的一次会晤。关于两人谈话的内容,散见于史籍之中。《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以告子,若是而已。” 从对话中可以看出,孔子曾向老子问及制礼作乐的周公,老子便借周公之言勉励孔子,主要有三点:第一,君子应该顺势而为。第二,君子应该谦虚重德。第三,君子应该去除贪念和欲望。
  《史记·孔子世家》亦记有一段两人的对话。孔子在洛邑向老子辞行时,老子对孔子说:
  “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辨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
  意思是说,聪明之人如果看问题太过深刻,讲话太过尖锐,就容易伤害一些有地位的人,也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危险。所以作为人子不要以为自己很高,作为人臣不要以为自己在上。
  孔子对老子的劝诫和忠告深以为然,对弟子们说:“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孔子认为老子是人中之龙,智慧无穷,非他所能企及。对他思想的发展影响深远。
  三、洛邑之行对孔子的影响
  孔子在洛阳停留了多久,文献没有确切的记录,但从其活动情况看,在洛阳的时间不会太长,用短暂而充实来描述孔子的洛阳之行并不为过。孔子在周王城饱尝了礼乐知识的熏陶,他亲眼目睹王城文物典籍,亲身感受礼乐教化,亲耳聆听圣人教诲,受益匪浅。洛阳之行,对孔子的影响至少有两点:一是让孔子知识精进,学问大长。二是洛阳之行使孔子名声日隆,弟子增多。
  孔子在王城洛邑阅览了一大批夏商时期的历史文物和文献资料,以及周代的国家藏书。帮助其了解夏、商时期政治制度更为详细的情况,看到了周代政治教化和典章制度对前朝的继承与发展。尤其孔子对周代完整的礼乐典籍的研读,为后来儒家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孔子吸收了周初礼乐治国的内涵,制定了“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他设定了一个以伦理为基础,以个人修养为本,以道德为施政根本的理性社会秩序。他还设置了一整套衣食住行的行为规范,并最终将其发展成了中国人的做人准则,铸造了中国人的审美心理习惯。尤其是“仁”的观念和价值取向已经渗入华夏民族的血液,沉淀并最终铸造了我们的民族性格。如果说没有孔子及其儒家为建构礼乐文化所进行的历史性努力,以“礼仪之邦”而著称的中华民族,将会在很长时间或很大程度上停留在蒙昧和野蛮的状态之中。那么,如果没有洛邑之行,孔子可能不会对礼乐制度理解那么深刻,那么后世的一切也许都要改写……如此,洛邑之行,实乃中华民族之幸,华夏子孙之幸。
  孔子与老子在洛邑的会晤使孔子的思想愈加成熟。儒家的思想中不乏有老子思想的痕迹。老子告诫孔子做人要顺势而为,“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孔子教育学生是“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老子说君子应该谦虚重德,“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孔子教育学生“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君子怀德,小人怀土”。他还将德与为政结合在一起,“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老子说君子应该去除贪念和欲望,“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孔子从自身做起,“饭疏食饮水,屈肱而枕之”对学生颜渊“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追求真理的精神大加赞赏。他还教导学生:“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 “不义而且富贵,于我如浮云。”老子劝导孔子说话做事不能太苛刻,孔子教育学生要“既往不咎”, “攻其恶,无攻人之恶”。他还说:“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 对于犯错之人洗净污点要求进步,要赞许他们的洁净和进步,不要老抓住别人的过去不放。
  此外,苌弘对孔子关于乐的讲解,让他进一步认识到乐的教化作用。对古乐的欣赏水平大大提高。
  洛邑之行最直接的收获是孔子声誉的提高。这一方面是因为其在洛邑知识的长进,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其受昭公的委派。孔子声誉提高后最直接的影响就是门下弟子的增多。据《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自周返鲁,弟子稍进焉。”这里的“稍”是越发之意。孔子一生弟子众多,《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有弟子三千,贤者七十有七。据统计,在他去洛邑之前在鲁国办学的十三年中,从其读书者不过几十人,其他弟子绝大部分都是在孔子洛阳之行后拜入门下的。孔子的学生中不仅限于鲁国,还有卫国、曹国、蔡国等地的学生,他们的加入具有出国留学的意味,如果不是孔子声名远播,学生们岂能愿意背井离乡地来异地求学呢!在这里还要提及一点,孔子回国后不久,就得到鲁国当权者的重用,先是做了中都宰,后来做到了鲁国大司寇,从35 岁到55 岁的20 年中,孔子一直活跃在政坛,这与他声望的提高似乎有着某些联系。
  总之,洛邑之行,无论对于孔子的学问、孔子的生活还是孔子的事业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洛邑之行在孔子的人生中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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