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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全面转型与道德引领探究

作者:2017-02-21 17:30阅读:文章来源:未知
  道德是社会生活的重要支撑和内驱动力,任何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的改变都需要道德的引领,也必然产生新的道德诉求。只有充分发挥道德的引领作用,满足社会发展所形成的道德需求,才能为社会转型提供正确的价值方向,确保社会在健康的道路上前行。当前,我国社会进入了全面转型的时代,随之而来的是对于道德更为急迫而深切的呼唤。
  一、从单一性社会转型到社会全面转型
  转型是社会积聚力量、获取新生的重要方式。每一次转型都标志着我国社会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开启了新的发展进程。之前的转型虽然都是由不同的力量推动,但都呈现出单一性的特征。从新中国的建立到改革开放之前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政治成为驱动我国历史进程的主要因素。中华民族在历经艰难曲折的探索之后,终于找到了适合自身发展的政治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人民以独立自强的姿态重新站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以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里程碑,中华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我国社会也迈向了新的纪元。其主要社会特征是:首先,差序社会格局被彻底打破,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等序社会逐渐形成。差序格局是我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特征,社会成员依据血缘、出身以及所处的社会地位而享有不同的权利。社会呈现明显的金字塔形态,少数人占据统治地位,广大民众则处于被奴役的状态。更重要的是,社会权利表现出至上而下的一元向度,社会上层对于下层往往只拥有权力而不负有责任,下层则只承担义务而鲜有权力。而且社会阶层之间建立了牢固的人身依附关系,社会下层甚至连生命权都掌控在上层统治者手中,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主之外的社会成员都是以臣民形态参与社会生活,服从成为他们最基本的道德原则。辛亥革命之后,我国并未达成实质统一,家长制统治依然是社会的主要模式。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社会进行了深入的公有制改革,通过社会资源的公有,消除了由于私有财产差异所导致的人格差异,确保社会成员以平等的身份参与社会合作。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建立则确立了社会成员的主体地位,为人们参与政治生活敞开了大门。中国人也首次以人民的身份出现在社会生活之中,享有法律所赋予的平等权利和责任义务。
  单向的义务服从关系被互利互惠的人民关系所取代。其次,以国家计划为主导的社会发展模式得以确立。面对百废待兴的国家,集中社会资源进行重点建设无疑是合理的选择。同时,为了规避资本主义自由经济所导致的市场失灵、实现社会生产的信息对称,我国实行了计划经济模式,由政府计划组织实施社会生产和资源分配。同时还建立了严格的社会管理体系,国家权力发挥着统摄性作用。“革命时期,权力的高度集中和意识形态的不断强化是其突出特点”。强化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是确保革命胜利的策略选择。建国以后,我们延续了革命时期的思路,强调以国家权力支配社会建设。与计划模式相匹配,我国建立了严格的户籍制度,城乡二元格局也由此形成。随着政府对社会管理的强化,国家权力延伸至社会各个领域,私人领域也很大程度上成为社会管理的范畴。从这一阶段的社会转型看,社会变革更多由政治力量所推动,社会制度的建立也主要出于政治考量。以政治作为社会转型的主要推动力量,有着历史的必然性。有学者对我国近代历史进行考察后发现,从维新运动开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政治觉醒在文化转型中扮演着主要角色,得出“在近代中国,人们是先有政治觉醒,然后才有文化觉醒”的结论。
  因此,直到改革开放之前,政治转型成为社会转型的主导动因。在一段时期内,政治所主导的社会转型取得了重大成就,但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制度弊端也逐渐显现。其中暴露出的最核心问题是:严格的社会管理制度极大约束了社会的流动性,而计划模式则将政府理性的不足转化为社会风险。面对复杂的社会生活,计划难以跟上社会变化的脚步,而计划模式本身为社会生活开展提供了固定的框架,不利于发挥社会的创造力、压抑了社会活力,加之接近均等化的分配模式,严重挫伤了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在这种状况下,社会生产关系已经不再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求,国民经济停滞不前,人民物质生活短缺匮乏,新的社会转型势在必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我国再次重大转型的序幕。这次转型的标志则是以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国家的根本方针。在新一轮的社会转型中,我国迎来了高速发展的阶段,社会格局也发生了巨大变革。首先,以市场取代计划作为经济生活的主要模式,将经济价值实现置于社会生活的优先地位。显然,改革开放政策实施的根本目的在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解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需求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也是当时我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社会生活的重心向经济建设转移,经济增长成为社会发展的首要目标。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在于,以何种方式实现经济目标。我们曾经将社会模式与意识形态过度联系,全面否定市场模式。而十一届三中全会及时纠正了以往观念的偏差。邓小平同志敏锐地指出,市场模式是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作为社会建设的手段与政治意识形态没有本质联系。市场作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为高效的财富生产和资源配置手段,在经济领域具有其他模式不可比拟的优势。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我国经济建设的主旋律。为了改变国家经济基础薄弱、技术能力低下的困境,提升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我们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方针,经济建设占据国家发展的优先位置。在此转型阶段,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总量跃居世界前列,国民收入大幅增加,部分地区经济指标达到、甚至超过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其次,个体利益得到广泛尊重,社会允许合理的差异。改革开放政策实行之前,我们过分强调社会整体利益而忽视了个体利益,甚至将两者完全对立,导致个人权利难以得到充分保障。改革开放之后,我国肯定了个体利益的合法性,并鼓励社会成员通过自身努力增进个人利益。同时,我们认识到社会成员之间的差异,不再以政治权力强行抹平人际之间的差别,而是承认合理差异的存在,建立多劳多得的分配制度、激发人们的主观能动性。
  由于人们对于自身利益关注度的提高,自我意识、权利意识大幅提升,尊重并维护私人领域的呼声日渐强烈。对于个人而言,经济生活成为最主要的生活方式,人们通过商品贸易满足生活需求、并在消费中展现个体价值。再次,社会流动性增强,社会也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由于社会开放是社会转型的重要标志,而社会流动又是社会开放的重要标志,所以,社会流动毫无疑问是社会转型的重要标志”。严格的户籍制度严重阻碍了人口流动,不利于劳动资源的优化配置。在市场机制的引导下,人们开始打破户籍限制,在区域乃至全国范围内流动,以满足市场对于自由劳动的需求。与之相适应的是,我国的人口居住制度也越来越宽松,给予了人们更多的自由流动空间。在这种背景下,旧有熟人社会被陌生人社会所取代,公共领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展。在市场机制的推动下,国家权力合理收缩、政府对于经济和社会的干预日渐减少,社会自我治理领域不断扩展。改革开放至21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我国社会转型的根本力量源自经济领域,社会制度安排和政策制定也紧密围绕经济目标。
  单一性的社会转型无疑把握了当时我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解决了所处时代最为突出的关键问题。但单一性转型的弊端也非常明显,那就是在解决主要矛盾的同时通常忽视了其他社会领域的协同共进,在实现主导目标的同时也带来新的问题。比如在政治主导社会转型时期,国家权力过于膨胀,社会领域丧失独立性、个人权利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肯定,经济建设停滞不前。在经济主导社会转型时期,其他社会领域都让位于经济发展,致使社会发展的失衡。在文化层面,道德话语让位于经济欲望,经济价值发挥统合性作用,成为普遍性的价值衡量标准,道德价值面临着边缘化的尴尬。如哈沃尔(Havel)所言,经济的发展并不足以培养好的公民,负责任公民的培育还要依靠道德价值的支撑。
  在生态层面,盲目追求规模效应导致环境污染,人文和自然生态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在社会生活层面,贫富差距凸显,地区发展不协调,区域差别拉大。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社会又面临着新的转型压力。以党的十八大提出“五位一体协同发展”为标志,我国社会开启了全面转型时代。与以往单一要素引发的社会转型不同,这次社会转型是政治、社会、文化、经济、生态等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以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为前提,进一步扩大民主、建设法治国家、完成管理型政府向阳光型、服务型政府的转换是推进社会转型的政治因素;在保持经济中高速发展的新常态下完成产业优化升级,让我国从规模经济向品质经济迈进成为促进社会转型的经济因素;进一步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形成完备的社会治理体系、保障与改善民生成为助推社会转型的社会因素;在多元时代统一思想、达成价值共识、提高公民道德素质、丰富人民的文化生活是推动社会转型的文化因素;消除环境污染、完善生态制度、实现绿色发展是促成社会转型的生态因素。毫无疑问,社会全面转型的目的在于社会全面协同发展。可以预见,社会全面转型将带来社会生活的重大改变。面对全方位、全领域的转型,我们不禁要问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转向何处?任何社会转型的背后都离不开价值的支撑,或者说,任何社会制度之后都存在着价值目标。只有首先厘清社会转型的价值诉求,我们才能为社会的全面转型提供明确的方向,才能解答在诸社会领域之间如何同步、怎样协调的核心问题。以文化转型引领社会全面转型是澄明社会价值导向的合理方案。
  二、以文化转型引领社会全面转型
  文化总是时代的先行者,从人类历史进程来看,社会的转型通常首先表现为文化的转变。比如西方工业革命集中表现为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内核的现代性价值观念的确立,或者说是由新兴的价值体系所引领。我国历史也是如此,“三民主义”引导了旧民主主义革命,而马克思主义则指引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虽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催生社会转型的内因,但文化先行似乎是社会转型的常态。社会转型遇到的首要问题是价值冲突,如我国学者兰久富所言,“在社会转型时期,旧的价值体系已经不能合理地解释社会生活,而新的价值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此时社会失去了主导价值观念,各种价值观念纷纷出现,每个价值观念都提出一种价值标准,从而造成价值多元化的局面。价值多元化的必然结果是价值冲突,价值冲突是社会转型时期的一个最显著特征”。
  只有解决价值冲突,社会转型才有明确的方向。同时,汉森(F.Allan Hanson)在他关于文化与社会关系的论文中论述道,文化在具有相近价值体系的群体中能够发挥最大的社会效力,但随着社会结构变得越来越复杂,社会群体越来越多,群体之间的价值差异会导致“文化战争”,最终成为社会转型的障碍。要消除这种障碍,就有赖于社会达成价值共识[6]。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以此引领我国的社会生活。以文化转型引领社会全面转型的首要问题在于文化如何转型?怎样的文化转型才能满足我国新一轮社会转型的需求?面对社会的新常态,我们的文化转型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文化转型的基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文化的内核,是我们在社会转型中整合道德资源、实现文化创新的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高度凝练与概括,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融合的结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首先具有社会主义本质,揭示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价值规律,指明了我国社会的发展方向,是我国社会转型的顶层设计。也正因如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表现出鲜明的历史前瞻性,是我国社会转型的价值牵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表达了中华民族的价值共识,带有民族的独特气质。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是华夏儿女共同的期盼与理想,对于这些价值的追求也是中华民族能够历经磨难、生生不息的精神基石。
  构建“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是对于现代政治文明的回应,更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集中表述。社会层面核心价值观的提出表明我们必须以普遍联系和发展的眼光看待社会生活,不仅要实现自我利益,更要注重社会整体利益的实现,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拥有富宁和谐的社会生活。塑造“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道德人格吸取了我国传统君子人格的精华,也是对于现代公民身份的道德关照,阐释了成为优秀公民的道德内涵。毫无疑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明确了从国家、社会到公民个体各个层次的价值目标和道德原则,对于我国社会具有文化统合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有历史的向度,又指向未来,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成果,又形成于中华文明历史积淀之中。它所承载的科学性、历史性、民族性使之被人民群众所普遍接受。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炼过程不难发现,它虽然具有价值构建的意味,但植根于深厚的民族文化之中,是中华民族同胞认同共识的结果。这就决定了我国的社会全面转型必须、也只能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完成。只有如此,我们才能确保社会转型的结果符合中国人民的共同理性、符合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和道德期待。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文化转型的基础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确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必然选择。
  2.确立主体性的世界文化观念
  我国学者赵旭东曾经指出:“文化转型对于中国而言,首先意味着一种整体性的世界观念上的转变,即从由于追赶先进而定位于自身为后进的姿态中转换角色,从别人影响我们,开始转变为我们去影响别人。”以往我们在世界文化的交往中都处于防御性的态势,更多着眼于在外来文化渗入的条件下如何保持民族文化的特性,在合理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抵御不良思想观念的侵入。时至今日,我国综合国力已经大幅增强,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力量。我国正以更为主动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并制定了“一带一路”战略,实现与国际社会的对接与合作共赢。我们对于世界文化的观念也要做出相应调整。事实上,旧有的文化态势将严重限制我国文化的生长空间。
  首先,防御性文化根本上仍然属于输入性文化,必须根据外来文化的输入情况随时调整文化策略,但这种调整总是存在滞后性。其次,防御性文化难以建立自己的文化话语,文化生长很容易受到外来文化的干扰,甚至难以脱离外来文化的言说框架。
  再次,当前的文化交往已经发生了颠覆性的变革。基于个体的文化交流取代了原来以国家组织的文化交互,成为文化互动的主要形态。在这种条件下,防御的成效大为降低,不构成捍卫自己文化体系的有效选项。树立、巩固我国文化的主体性,从文化防御走向文化主导是我国文化转型的必然趋势。文化主导意味着我们要从世界文化的跟随者变为世界文化的领导者。很长时间以来,我们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如何使自己的思想观念融入国际话语之中,在某些时候为了与国际接轨而被动做出改变。这就造成我们总是在其他文化体系,特别是西方文化体系中参与文明对话,其劣势不言自明。全球化的进程在加剧南北经济差异的同时也客观上维护了西方文化的强势地位。要取得与西方文化平等的对话地位,我们就必须打破世界文化的旧有框架,强化自己的语言体系,形成多元文化体系相互对话的格局。近来爆发的世界性经济疲软和中东危机证明西方一元主导的格局已经岌岌可危,受到巨大的挑战。西方话语权的削弱为新兴文化体系的确立提供了空间。这无疑是我国文化提升主体性的时代机遇。如何借助夯实我国的文化核心,建立文化优势,是我国建立主导型文化的首要问题。
  此外,文化主导还意味着我们的国际文化交往重心要从接收外来文化调整为输出民族文化。经济无疑是目前国际文化交往的主要载体,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在全球经济关系中身处从属地位,那么目前我国已经发展为全球贸易的支柱。我国是大多数经济体的主要贸易伙伴,国际经济对于中国的依赖正不断提升。以商业贸易为平台,向世界其他国家输出我国的价值观和文化元素,成为文化输出的重要途径。在国际对话中,我们要采取主动型战略,以我国的价值观为导向作为解决国际问题的基本准则,提高文化的国际权威。可以预见在人民币已被国际货币组织列为国际主要流动货币的今天,中国文化的主导时代即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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