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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身份认同的交缠与岭南文化历史的重塑———解读《田野上的史记》

作者:2017-06-02 18:41阅读:文章来源:未知
        熊育群的散文集《田野上的史记》,副标题为“行走岭南”,是作者二十多年来在岭南大地上四处行走后,对岭南的民系、历史、风俗等所形成的个体体验以及审美想象,是对长期以来人们对岭南历史文化“太忽略”以及抱有偏见的补苴和去蔽。该散文集,曾获得过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全集收文24篇,分别辑为“生命的奔赴”“田野上的史记”“山水形态之外”“辛亥革命的血”四部分。其中“生命的奔赴”辑中4 篇散文曾被作者先前出版的另一部散文集《路上的祖先》收录过,分别是《广府人的南方》《水上来的祖先》《迁徙的跫音》和《客都》。对熊育群那部《路上的祖先》已经有不少人评论,人们几乎一致关注他散文里的生命意识,这自然有其道理,笔者也赞同。但熊育群这部《田野上的史记》却向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作者为什么对岭南文化情有独钟?为什么会试图重构岭南文化?其散文中浓郁的哀伤和隐隐的焦虑又缘何而来?笔者试图从个体身份认同的视角进行有关的分析和阐释。
  个体身份认同(identity)这个术语最先出现于社会心理学,是指个体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如出身、归属阶层及归属地位),和对所归属社会群体的认知以及伴随的情感体验和行为模式。后来这个术语溢出心理学界延展到哲学、社会学、文学等其他人文领域。作为作家的熊育群,其个体身份认同以及由此对他写作产生的影响,我们当然不能忽视。笔者提出,从熊育群的各种自述以及他的写作实践考察,他的“外乡人”“岭南人”“家园守望人”等诸种身份认同相互交缠得极其明显。正是这些不同的身份意识的交缠纷呈,以及所伴随的情感体验和价值立场的抉择阐发,才让他行走岭南的散文呈现出独特审美情趣与审美风格。
  一、作为“外乡人”的熊育群
  1962 年,熊育群出生于湖南洞庭湖边的汨罗市,17 岁离开家乡到上海读大学,1994 年进入广东从事新闻工作。湖南家乡于他而言,不仅是出生地和童年印象的形成地,更是人文精神滋养的重要来源地。
  熊育群谈到家乡的楚文化时说道,“洞庭湖是楚文化的中心地区之一。楚文化主要是巫文化,虽然这种文化表征消失了,但流淌在我们血液里的鬼气仍然是区别于中原的地域文化特征。”他认为自己的创作受家乡楚文化的影响很大,“ 我们家乡信奉的是泛神论,相信万物皆有灵。地方上的神灵多种多样。从小我就受到它聊斋式的故事的影响,生出的幻想也无穷无尽。……这一切当然也对我的创作产生很大的影响。”即使是移居广东二十年后,熊育群面对记者采访时依旧强调称,“ 我是一个湖南人”。
  一个湖南人到广东工作和生活,“ 外乡人”的生存感觉扑面而来。楚地与中原联系得紧密,长期的楚文化身份认同以及中原文化身份认同,使得熊育群成为了岭南人眼中的“北方人”。由于历史上中原文化的强势以及对于岭南“南蛮之地”“化外之地”的渲染,像多数北方人一样,熊育群对广东或岭南文化同样抱有一定“偏见”。他曾面对记者坦言,初来广东,作为“外乡人”有点不适应,有孤独感,当时在他的眼中,“ 广州人务实, 似乎对文化不是那么看重。”
  尽管后来熊育群清醒地认识到,“今天的岭南人把他们地域之外的人都称为‘北方人’”,与一百多年前的中原人将南方人称为“南蛮”一样,其实,这都属于人性普遍的“偏见”。但是,那种“外乡人”独有的孤寂感,他还是一时难以排解。最明显的“外乡人”感觉来自语言不通所造成的孤寂和飘萍。“在粤语通行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新移民带着的语言就像无法交换的货币,而一颗离乡的心,在体会飘萍的孤寂。”“ 客家话、潮汕话、粤语,于天南地北的乡音里独自灿烂,它们在嘈杂的超市、街道、车站成为一道景观,让陌生的外来者不得不伸直了舌头,发出一两声‘鸟语’,发音标准者无不为自己拥有这通行的‘货币’而兴奋、而虚荣。而舌根顽固者感受到的是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滋味”。
  其实,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外乡人”的身份认同带给作者的不单单是孤寂,它还给作者带来了极大的好奇心以及别样的观察眼光与新奇体验,许多为当地人所视而不见的或者习焉不察的文化现象、文化景观,自然而然地进入到作者的散文审美视野。对此,熊育群的认识是自觉的,“岭南文化,她是中华文化中最不一样的文化,有着鲜明的地域特征,外来者也许体会得更深切一些”。因此,带着这种“外乡人”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作者开始了在岭南大地上行走,“我一直要求自己田野调查,用脚代替笔,慢慢体验、觉悟,它不是来自书本,也不是来自知识,而是我切身的体会”。
  多年来行走于岭南大地,以及对岭南人的反复观察和了解,熊育群看到了岭南人与“外乡人”的差异,也看到了岭南人三大民系的差异。经过了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同样是由中原迁徙过来,广府人、客家人、潮汕人却分别在岭南形成不同的民系,且愈来愈鲜明地区分开来。他们使用着不同方言,分别讲着自己的粤语、客家€訾__棫_话、潮汕话。他们选择了不同的居住地,客家集中于梅州山区,潮汕人选择了粤东平原,广府人则遍布珠江三角洲。
  在作者眼中,客家人富有待人热情和闯荡世界的情怀。他们具有“对人信任、热情的天性”和“对于根的追问”,“ 他们记得最牢的是自己的血脉自己的根”。走出家乡去闯荡世界更是“客家人的一种秉性”,“ 客家人迈开了脚步,就难以停息,他们永远在路上”,以致客家人遍布世界各地。在作者眼中,广府人则是疏离的和务实的。广府人移民到岭南后,就“渐渐失去了对北方的兴趣”。他们的群体意识明显淡薄。如果说客家话、潮州话“具有民系相认的功能”,那么广府人的粤语“只是交流的工具”。广府人“建立起一条海上丝绸之路,最早踏入商业。” 对于广府人言,“ 他们是重实际的族群。”在熊育群眼中,潮州人心态封闭而又文化精细。“在潮人谨慎的谈话里面,我感觉到了他们血液里的孤独情怀。他们在世界各地彼此称呼自己人时,诘屈聱牙的潮州话就像一个相互对接的暗号,那一定是一种内心孤立的表现,也是不肯认同外人自我封闭的一份倨傲。” 但是潮州人的文化却极精细。“表现最极致的是其精细的审美趣味,精工细作的潮州菜,讲究素养品味的工夫茶,散淡闲致的潮乐,抽纱刺绣、青白瓷器、镂空木雕,甚至是耕田种地,也把绣花的功夫用到耕作上了”。
  熊育群作为“外乡人”的好奇,导致他特别注重对细节的考察。他考察到客家人对北方中原的强烈怀念的情结,甚至体现到了他们的菜里,“ 客家酿豆腐———豆腐里包肉馅———客家人乐意解说它为南方的水饺。因为南方没有面粉,客家人为了不忘记北方的饮食而刻意模仿”。他考察到潮州人对于北方古代文化的保留令人惊叹,潮乐“保留了汉乐的原味———它是中原古音的演变,沿用 24谱的弦丝。”而潮州话还“相当多地保存了古汉语语法、词汇,甚至发音:走路———‘行路’,吃饭———‘食饭’,吃饭了没有———‘食未’,喝粥———‘食糜’,要———‘欲’,菜———‘羹’,房子———‘厝’”。与此同时,熊育群并没有忽略三个民系的共同之处,他们毕竟都是陆续从中原迁移到岭南的。比如,他们都有自己崇拜祖先的追根意识,如都重视宗族祠堂的建造,都保留有自己的族谱和自己的迁徙传说;他们都保持着中华民族聚族而居的传统,客家人之于群山环抱的梅州山区,潮州人之于富庶沿海的粤东平原,广府人之于江河枝杈的珠江三角洲;他们都或多或少地保留了中原古老的习俗,如古老的中原话,久传的中原菜,儒家纲常伦理等。
  但是,对于三大移民民系而言,到底又是“什么神秘的东西像河流一样让来自中原的人开始分道”,形成了彼此分隔的具有不同语言、不同习俗、不同饮食习惯、不同集体性格、不同居住地的不同民系? 熊育群一时没有给出答案,但此种叩问恰恰体现出“外乡人”的独特视野。
  二、作为“岭南人”的熊育群
  人总是生存在特定时间和特定空间里的,人的这种时空局限性,直接影响着个人身份认同的形成或演变。久居岭南,熊育群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外乡人”的身份认同有了新的变化。他曾坦承,“有10 多年的时间,我生活在这块土地,……我再也不能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客居之地了,与许多南下者一样,我也成了岭南人。” 他感叹自己找到了家园的感觉,“ 我去了几处客家地区,精神上找到了‘回家’的感觉,孤独感消除了。……发现大家对岭南文化的认识其实很片面。”平心而论,作家这里对身份认同变异的自况,绝非是一种敷衍,更不是一种随意,恰恰相反,熊育群对于自己是“岭南人”的认同发自肺腑,且刻骨铭心。
  身份认同理论认为,个体的身份认同的实质是个体情感上对于所属群体的观念、行为及其价值的深层认同。如果深入到作者行走岭南的系列散文作品中细细考察,我们就能够发现,熊育群认同自己是“岭南人”,是由于他在岭南人身上找寻到了一脉相承的东西,一种能够打动他内心、产生心灵共鸣、得到价值认同的东西。
  第一,熊育群在岭南移民祖先身上发现了情感相通之处———移民情结。更为确切地讲,是岭南三大民系祖先的迁徙,让作者清晰地认识到,自己原来与移民祖先有着割不断的关联。就血脉而言,三大民系的祖先也是自己的祖先;就经历而言,祖先的离乡———迁徙———停留的生命之旅也正是自己的生命之旅。在这里,个体生命与祖先生命跨越时空得以重合,熊育群以自我身心出发去体验和感应那些祖先。所以,他真切体悟到了祖先们的艰辛、挣扎、执着、坚韧,他甚至看到了那些祖先的目光、听到了他们的喘息、嗅到了他们的气息。行走于岭南山水之间,他猛然发觉,“ 自己一直行走在时间的迷雾中……历史的蛛丝马迹与个人的想象建立起海市蜃楼,它们与现实交织得骨肉难分。感觉有一双手是能相握的,尽管隔着时间的帷幕。这帷幕对我是那样薄,似乎闻得到那边的神秘气息,一切只需轻轻一揭。揭去时间的包裹,其实我们都在同一舞台上”。
  他想象出一千五百多年前客家祖先程炆携家眷从江西鄱阳长途辗转迁徙到梅州平远县的神态,来到一处山坡地,“ 他放下行李,环顾四周,长途迁徙的旅程就此打住———这念头从他心里升起,荒山也有了几分亲近。这个‘群莽密箐,轮蹄罕至’之地,……正是‘寻得桃源好避秦’的地方啊。”于是身边的“所有人松下一口气,所有目光以一种家的感觉四处打量、搜寻———这就是新的家了?”。他想象出广府人的祖先一千多年前从梅关进入到岭南南雄地界时的情景,那些“失神的眼睛,茫然的目光,不安的询问,嘈杂的脚步”,在那个黄昏交织。祖先们望着四周,“ 那些凄惶的目光里,山河尽是凄风苦雨。大河浩荡,流经大陆架,直汇入海洋,那只是烟波浩渺的乡愁,还有比乡愁更浩荡的心绪。”
他想象出八百多年前广府人罗贵带领众人由珠玑巷出发从水路乘竹排迁徙江门良溪的艰辛。雨季河流凶猛,竹排被打散,多少人失落江底,他们只能弃船登陆,“1000 余号人马,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在河床裸露的阳光里走走停停,越来越黧黑的脸庞,写满了焦虑、欣喜、忧愁、疲惫。”
  正是以同情和敬畏的生命态度去看待祖先,所以他才为祖先迁徙的历史记录的缺失感到心痛和惋惜。“壮阔而悲伤的迁徙史,没有有心人,像智者观察并记述历史”。“ 无人记得,潮汕人是如何最早发现粤东平原,客家人是怎样迁徙到了梅州山区,广府人为何选择了珠江三角洲”。他甚至为祖先没有留下诗句感到遗憾,“多少人踏过了梅关,却没有留下来一首关于梅关的诗,让我今日吟哦”。
  第二,熊育群对于岭南三大民系浓郁的乡愁意识感到稔熟和心领神会。这种乡愁包含了追宗认祖、崇拜祖先以及“寻根”的意识。最突出的就是岭南人对祖先的崇拜。无论是广府人、客家人还是潮州人,三大民系中,每家每户都珍惜保留着自己的族谱,每个姓氏都建有自己的祠堂,他们会定期聚合,相亲相认,相聚拜谒。“客家人对于根的追问,构成了客都的一处独特风景,甚至一种新民俗。恳亲大会定期开,世界各地的客家云集。” 客家人不管迁徙到何处,总是要把祖先的骨骸一同带走。客家祖先程炆从江西出发时,“他从墓地里取出了先人的骨骸,放入瓦坛,背着它一起上路。”到了岭南驻足定居,随身带来的“一坛先人的骨骸轻轻地又放在这片土地上,落地生根的标志便是骨骸的安葬”。
  落叶归根、眷恋故土,是岭南人和中原人共同的情结。居住着广府人的江门新会黄坑,那里有一处义冢,“2000 多个墓穴埋的都是华侨,都是死在海外,因为身边没有亲人,尸体无法运回来。靠了华侨组织,才集中收拾骸骨运回家乡安葬。……这种落叶归根的故土意识,与衣锦还乡的人生理想,构成了中国人故土情结的两面,它们互为依托,相互映衬,是国民精神的基本骨架之一”。同样是江门,一位叫方润文的人死在美国,由于抗日战争爆发,他的夫人对尸体做了防腐处理,然后将尸体保存了13 年,最终在1948 年将灵柩运回开平下葬。熊育群深深感叹,“ 万里运尸除去夫妻之间的爱与忠诚,那种对于故土的共同认可,那种生死一刻的殷殷期待与郑重嘱咐,那种深入骨髓的乡愁,那种一诺千金的信守,那种千难万难不放弃的毅力和意志,该是多么感人!”岭南人与中原人本就同属一脉,有共同的回归家园的情怀。“由这样一个一个组合成的庞大集体的回归,在地球上各个角落发生。有的是人的回归,有的是精神的回归,它最终的归宿点只有一个———那就是自己的祖国,自己的故土。人类生存景观中这独特的迁徙图景只在中华大地上出现。华人有根,他们与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鲜明地区分开来!”
  第三,熊育群发现岭南人对中原文化特别是对儒家文化的保留和传承,是根深蒂固的。熊育群多次到客家地区,最先是在那里找到的情感共鸣,释放出自己的乡愁。在那里,他发现“客家的山水与情怀,是根深叶茂的古树,让我灵魂归依,客家人对人的信任和热情的天性,他们坚持至今的观念、准则,一种鲜活又古老的文化传统,与流淌在我血液中的精神深深契合。我们精神的源头都能在那个遥远的中原找到汇合点”。客家祖先程炆来到岭南,“ 将儒家‘ 泛爱众而亲仁’的仁发展为和邻睦族”,在和当地居民交往中,他“先是办私塾,把敦本崇教之风带到这里。又以仁爱来息其斗念。土著有了纠纷不去官府,宁愿来找程炆,他总是热心为乡邻辨别是非曲直,讲出一番做人的道理”。在客家的民居围龙屋,也可以发现儒家观念的揳入,“ 房屋连成半椭圆形,大椭圆套小椭圆,一圈一圈向外扩散,相间的圆弧形过道铺石板或卵石。过道的门通往屋前地坪和半圆形泮塘。包在椭圆形中心的是家族宗祠。”“这些独特又杰出的建筑形式,是客家人在这片土地上的创造。他们为了适应新的环境,为了不忘记中原文化,以空间体现着儒家的纲常伦理,表达着追宗认祖的心结……”
  潮州人对于唐代儒家大文豪韩愈的崇拜让人叹为观止。尽管“韩愈在潮州只有8 个月的时间,其作为并非特别显著,其影响却横穿历史时空波及至今”。传说是韩愈在江边念了一篇《祭鳄鱼文》使当时危害百姓的鳄鱼从韩江彻底离开。这虽是一种神话,但是韩愈的确影响了潮州人的精神和他们的生活。“韩愈拨动了一群怎样的心灵?是潮人内心深处的渴求在韩愈身上找到了文化的井喷?是他们惺惺相惜?是同样的文化遭际引发了共鸣?”“ 他们(潮州人)把一个贬官大文豪当作神灵来祭拜,以致江山易姓为韩”。于是,那里就有了“韩山”“ 韩江”、韩愈祠堂……
  广府人罗贵于宋朝带领着97 户人从南雄历经种种艰险迁至江门良溪村,出发前97 户代表盟约起誓,“ 予等独藉公之德,得赖逃生,何以为报?异日倘获公之德,得沃壤之土地,分居安插之后,各姓子孙富贫不一,富者建祠奉祀,贫者同堂共飨,各沾贵公之泽,万代永不相忘也,世世相好,无相害也……”直到如今,罗氏宗祠依旧保存完好,“ 宗祠供奉的正是良溪始祖罗贵。八百多年前的那一纸誓言,97 户人家的后裔并没有违背。这是中原儒家文化忠孝节义进入岭南的一个见证”。第四,岭南人那种蓬勃的生命活力和自由率性的生活态度,让熊育群感叹和敬佩。“民间草根朴素真挚的人性之光,南方粗犷原生的生活,海洋的气息,就像这片土地散发的浓郁亚热带的气味,如茂盛的植被一样强炽”。
  在熊育群看来,是力图生存、慎终追远的精神特征,使得中原的人们“到了岭南,……在高大的南方乔木下,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他们顽强地生存,不断繁衍”。熊育群在岭南遍布的榕树身上,看到了岭南人生命精神的形象写照,“ 榕树至少是南方郁郁葱葱生命的精神写照”。榕树的树根“是裸露着的,虬曲交错,你撕我咬,雄健坚韧,顽强、炽烈,磅礴的生命力,火焰般喷射!”“这是力量之本,生命之母,万物繁衍之血脉!是生命与美的交响!”对于自然界,它们是“生命的狂欢”。作者对此感慨道,“ 榕树生命中的一种悍然精神,却给这片土地生存的人带来了神启。它开始变为平民精神———永远不疲倦,不退缩,总是向着外面的空间伸出自己的气根,发挥自己,扩展自己,生生不息!”
  正是由于地处偏僻,岭南反而成就了人的生命自由。熊育群看到了岭南人的包容、平等、质朴的人生态度。从岭南走出的佛教禅宗六祖慧能,把佛教变成世俗的平民的宗教,堪称是岭南平民精神的集大成者。“山遥水远来这里的人,没有谁还会有什么优越感了,也不会再生什么等级观念了。他们反倒活得率真、无欲”。熊育群总结道,“ 这片山水孕育了怎样的精神?这样自由率性,这样质朴务实,平凡庸常,远离儒教的等级、礼仪、孝悌……人不是为等级、制度而活的,人是为着自由生活而活,如自然生态,自由生息自由来去,像岭南树木一样任性生长”。
  第五,岭南人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所发挥的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让熊育群感动和认同。岭南地处沿海,为海外交流和贸易提供了便利,海外文化也最先得以进入中华。是“西方的航海地理大发现,澳门第一个进入世界视野。东西方的交流从这个半岛登陆”。正是由于地缘因素以及包容的生活态度,岭南才在“西风东渐”中成了先行者。如现代城市和现代事物,“ 中国的第一所西式大学、第一所西式医院、第一所西式印刷厂、第一份外文报纸在澳门出现了。第一部中译本《新约全书》和第一本《华英字典》也在澳门出现了……”进入到清末民初,岭南人对于现代国家所起到的肇始和推动作用,无人可比。“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运动、北伐战争,这些战争都是从南方开始的,北方的任何革命都不可比,它是把几千年的封建王朝的帝制推翻,让一个国家以崭新的体制、崭新的面貌在东方屹立起来,这是几千年中国历史上没有过的事情,这种事情的肇始者是广东人”。特别是在辛亥革命前后,一批从国外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聚集岭南,义无反顾地担当起辛亥革命的先行者、决绝者,他们推崇和宣传的是“‘民治’‘ 公民权’‘ 平等’‘ 国有化’‘代议制’‘ 公民素质’……”他们“开启了新的文明追求的先河”。而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气节、勇敢,为民族与国家前途以死相许,比之风萧萧兮易水寒,荆轲刺秦王的悲壮,更为震撼灵魂!……他们是结束封建统治的死士,其悲壮、决绝、惨烈,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极为罕见”。
  三、作为“家园守望人”的熊育群
  随着现代化、全球化深入,一方面是物质社会的发达,一方面则是“个人的无意义感,即那种觉得生活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的感受,成为根本性的心理问题”。人们陷入到身份认同的危机。正如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森所言,身份认同的危机是由于传统的“个人同一性和历史连续性之感”的丧失。
  在地处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熊育群深切地感受到了文化的某些断裂,如传统文化遭遇淡漠、人与人的疏离、人类的贪婪和物质至上、城市的疯长和对农村的挤压……作为一个文化人,他表达了自己的不安和焦虑。“市场经济正在极力激发与鼓励这种无止境的物欲,生活变得越来越奢华,这将毁掉我们的生存的环境。向过去追寻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田园牧歌,我认为正是现实逼迫的结果,是我对现实的另一种表现,也可以说是内心的一种反抗”。在这里,我们明显看到,熊育群选择了做一个传统文化的“家园守望者”的身份认同。
  熊育群曾表白,“ 我的确对存在之物缺少敏感,反倒对消失的事物充满好奇。它不仅能调动我的想象,还调动了我的情绪……”作者的兴趣和好奇是对于民族文化与民族历史的探寻,他说道,是岭南的自然山水和“对这片土地上发生的千年迁徙的历史”让自己无法释怀。“南方起伏的山岭构成一个个封闭的空间,保存下了古老的文化,那些消失的语言、服饰、习俗……”作者可以在那里找到消失的历史,同时,也不再感到“孤独”,因为“许多的脚步踏上来了”,那是千年来中原移民陆续迁徙而来的脚步。
  对于作者而言,那些古老的村庄、记忆、传说、风俗等等,都是一个民族宝贵的精神遗产,是一个民族的繁衍之根,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可这“一切面临着瓦解”。农村的人们“将像所有城市人一样,不再带着祖先的时间和历史生活,不再记忆个人生命的历程,不再明白自己血液的河流怎样在时间中流布”。事实上,现实情景也的确让人担忧和不安。在定南寻找客家古迹,当地人对于县名的来历竟然全然不知,去到书店搜寻书籍,“ 密密麻麻陈列于架子上的书,内容大都是如何成为富人、如何调情取乐。”在如今的这个时代,作者感到惊讶和惶恐,“ 消遣与发财成了人生的两大基本主题”。
  正因为如此,在佛教禅宗六祖慧能故乡新兴,作者特别钦慕和缅怀慧能大师,他在那个时代还能不沉溺于世俗而思考人的意义,“在某些黄昏,看到那长河边的落日,或者某个早晨,看到太阳从山的那面升起来,慧能会驻足相望,总有天地间一种宏达的精神在心灵间引发共鸣。或者是暧昧而隐秘的心绪,让人远离世俗的烟火,想一想人之为人的问题”。慧能面对内心追求佛法,“做到行与知的一致”,“ 不像现代都市人,在内心与生存方式上挣扎,行与知不得不因物欲的炽烈而背离”。
  现代的单向度的疯狂发展,不仅正在瓦解对祖先记忆和历史生存记忆,而且也在瓦解着人们的现实存在感。那就是城市对乡村的冷酷挤压。都市正繁荣起来,但作者却深深感受到城市生活的冰冷和疯狂,以及人的疏离感和悬置感。“坚硬的都市,躯体贪婪地向着田野伸展。人群如蚁,爬满街市的枝条。经济时代大地上极致的繁华与荒凉,高空向着天空疯长,灯火在夜半燃烧,每一分钟都发出了硬币一样锃亮诱人的光,每一个人在巨石阵的街道,感受彷徨、渺小、孤独……”在一个“高入云天的钢筋混凝土世界”里,“古老村庄从大地消失,田野上的人群走向了城市,钢筋混凝土在伸向每一个角落。” “想到都市的那一扇窗口,被无数的窗口所淹没,我常常在高楼下找不到自家的那一扇,我的生活早已被悬置于大地之上”。
  与此相对照,熊育群在他熟悉的乡村找回了精神的慰藉。一旦回到了乡村,作者就感受到身体与感官的自由释放和精神内心的由衷愉悦,“ 感受着自然的气息,安静时,听得到虫子啃咬树叶的声音,鼻子闻得到远处大海的存在;月光下,浮云披着熠熠银光,在大地生命进入的梦乡中游走……感觉自己的脚步不再匆促了,对事物的热情也在一点点复苏。这是一种身心的康复!”其实熊育群不是不知道,“ 新世纪, 新与旧不再较量,输赢早已天定。新桃换旧符是这个时代的风尚和铁律”。熊育群也并非不加甄别地全盘接受传统,全盘拒绝现代化,恰好相反,他对于传统是批判的,有所取舍的。特别是熊育群对于儒家对人的束缚和压制的一面有着清醒的认识。他看到了正是岭南地处偏远,“ 远离儒家的等级、礼仪、孝悌……”所以,这里的人们才活出了一种活力四射的自由,他们没有“为等级、制度而活”,他们“是为着自由生活而活,如自然生态,自由生息自由来去,像岭南树木一样任性成长”。
  但是,任何一个民族,任何特定时代的人们,都是既生活在过去又生活在将来。历史、传统、记忆,是一个民族的来路标记,是一个民族所以成为这个民族的精神家园,是一个民族得以生生不息的生命之根。所以,熊育群感慨和焦虑道,如果“我们无法与传统对接了,也就是说,我们没有自己的来路了,我怎么能不希冀找到自己的来路、自己的根?” 背离了传统,抛弃了记忆,失去了精神家园,人是无法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的。
  从湘楚之地出生长大而迁居岭南,使熊育群具备了“外乡人”的身份认同;多年的岭南定居和在岭南大地上的四处行走,使熊育群认同了“岭南人”的身份;对于现代的畸形发展和传统的痴迷,使熊育群选择了“家园守望人”的身份认同。这几种身份认同的交织、碰撞,使得熊育群产生出重塑岭南文化的强烈冲动,其行走散文则呈现出岭南文化与历史的别样图景风貌,以及独特的忧郁笔调和隐隐焦虑。借助他的《田野上的史记》,伴随作家的脚步,去掉长期以来强势中原文化偏见的遮蔽,我们对岭南这块所谓的“南蛮之地”“化外之地”,有了新的发现和新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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