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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国学院派文学批评的重建——以习近平《讲话》精神为例

作者:2017-06-02 17:02阅读:文章来源:未知

  当前我国社会正处在思想大活跃、观念大碰撞、文化大交融的时代,加之市场经济大潮的影响与冲击,文艺及文艺工作在社会中的作用日益被边缘化、被冷落。文艺曾经拥有的启蒙、号角作用与引领地位不再; 有些文艺工作主体自暴自弃,自甘沉沦,人心涣散,思想混乱,方向迷失; 有些文艺工作者拜伏于商品经济法则和市场指挥棒之下,拜金主义观念流行; 有些文艺批评不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为人民币服务,红包批评风行; 有些文艺产品沦为了商品,为赚取最大额度的利润,不再或主要不是以思想、质量取胜,而是以数量、销量、码洋为终极目标,粗制滥造、哗众取宠、吸睛、吸金之作大行其道。消费社会强劲、赤裸、张扬的物质奢靡之风,后现代社会文化强烈、立体、多元的感官刺激与冲击,使一些文艺工作者难以自持,主动放弃道德与原则、崇高与理想,丢弃社会、国家、民族的文化使命与责任担当,昧心充当文艺黑加工坊主,批量生产、大量复制对文艺消费者心灵有害无益的媚俗、低俗、庸俗甚至伤风败俗的五无”( 无品格、无营养、无特色、无思想、无美感) 产品。而在一些文艺批评者的口中和笔下,文艺批评的境界和格调变得低下。一方面,主旋律被质疑,真善美被冷落,信仰、崇高、理想被嘲笑,宏大叙事话语如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中国梦”“历史”“英雄”“人民”“民族等被解构、被抛弃; 另一方面,假恶丑横行猖獗,个人主义式的一己之悲欢、小我、小叙事受一些批评家追捧,物欲、肉欲横流,低级趣味登堂入室。当前中国文艺批评应该往何处去?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以下简称《讲话》) 发表后,无疑为重病缠身的当前中国文艺批评开出了一剂强力有效的药方,向中国文艺批评界发出了一记当头棒喝,同时也犹如一场春风,为混沌的当前中国文艺批评界廓清了思想的迷雾,指明了努力、前进的方向,注入了文化建设的正能量。可以说,《讲话》是继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在新的社会形势下、在新的历史时期党关于社会主义文艺工作的又一部高度权威、务实、具有思想理论高度的纲领性、指导性文献。

  当前,作为中国文学批评主体的学院派文学批评的处境可谓楚歌四起,媒体、舆论、学界对其评价可谓嘘声一片,红包批评”“圈子批评”“人情批评”“关系批评”“黑话批评”“强制阐释等诟病之声不绝于耳。中国学院派文学批评的重建及实施,既离不开国家层面的宏观性的方针政策的规范以及形而上、方向性的指导,也离不开学界内部形而下、具体的文学批评实践导引。勿庸置疑,《讲话》对于当下中国学院派文学批评的拨乱反正和秩序重建将具有重要的指导和规正意义。

  哈罗德·布鲁姆是耶鲁大学教授,同时他也是当代美国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因独特的理论建构与文学批评实践而被学界誉为“20 世纪文学批评领军人物,西方传统中最有天赋、最有原创性和最具煽动性的文学批评家。他的文学批评实践经验丰富,其文学批评涵盖世界多个国家、民族、地域的多个作家、多部作品、多种文类。他在文学批评中的诸多实践与品格可以为当下中国学院派文学批评的重构提供借鉴。

  一、重建具有人民性品格的文艺批评

  《讲话》第三部分的标题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翔实论述了文艺创作的人民性问题。习近平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显示出党对于文艺创作的人民性的重视。习近平在论及文艺批评时特别指出,文艺批评工作者应该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明确了文艺批评应该具有的人民性品格。由于文学批评并列于作家创作,是具有独立文体特性的艺术化表达,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文艺批评也属于文艺创作的范畴。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这样,文艺批评的人民性便得到了突出的彰显,成为《讲话》的重要主题之一。

  《讲话》所论涉的人民性具有丰富的意涵。具体而言,它包括批评功用、批评文风、批评立场等层面的内容。在批评功用层面,人民性是指文艺批评工作者应该具有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意识与自觉,运用其精深学养、艺术经验、审美眼光开展褒贬甄别工作,在浩瀚、博杂的文艺产品中褒优贬劣、激浊扬清、剜烂苹果,把烂的剜掉,把好的留下来吃,即文艺批评要为普通的、广大的文艺爱好者做好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作品遴选、把关工作,把真正优秀、优质、富有精神与心灵营养的审美产品和精神食粮推介给人民。在批评文风上,人民性则是指文艺批评书写的语言、风格、意义表达方式等应该是面向社会广大读者群体,符合他们的接受习惯、接受心理和审美偏好,并通俗易懂,为他们所喜闻乐见,而非仅仅是面对、迎合象牙塔内的少数精英受众。批评立场则是指文艺批评工作者在开展文艺批评时所操持的基本观点,它的本质即是为人民服务,同时也是构成批评功用和批评文风的基石,即具有人民性批评立场的文艺批评工作者,必然也会在其批评功用层面和批评文风上透显出人民性。因此,批评立场无疑是人民性的三层内涵中最为重要的一环。

  在当下中国学院派文学批评界,由于根深蒂固的精英观念的影响,现代性语境中长期存在的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区隔与对立传统,知识分子启蒙理念与实践的受挫等等,致使学院派文学批评退入象牙塔; 加之大学校园的学术科研考评机制的影响,学院派文学批评的主流逐渐褪变成学者批评。因此,其文学批评成果主要面向学界同行而非人民大众,学术化、理论性、学究气严重,并固化成为一种象牙塔批评、庙堂批评,文学批评成果的社会转化或大众普及要么被认为是不可行的或难以实施,要么被视作是雕虫小技,壮夫不为。这种文学批评严重缺乏人民性、大众化品格。

  在哈罗德·布鲁姆从事文学批评的后期,与其他学院派批评家不同的是他作为大众美育家与经典普及家,将其文学批评指向了学院外更为宽广的普通读者——社会大众,而非面向或主要面向学院内专业读者。他旨在以文学经典对普通读者进行审美教育、心灵救赎,其文学批评的社会效益指向明显。如其影响巨大的文学批评名著《西方正典》《如何读,为什么读》即是专为普通大众而写。本书并不专为学术界而著,因为只有一小部分学者仍然因喜爱阅读而读书。被约翰逊和他之后的伍尔夫称为普通读者的人仍然存在着,而他们可能仍然欢迎各种有关读书的建议。因此,文学批评面向普通读者而非学院精英或学界同行,这实际上构成了哈罗德·布鲁姆文学批评实践的根本立场。

  在具体的文学批评实践当中,哈罗德·布鲁姆的主要工作即是向大众推介、评说、阐释真正的经典之作,这充分体现了文学批评功用层面的意义。如他在《西方正典》的结尾部分为读者开列了详细的经典书目清单; 在《天才: 一百位杰出作家作品汇评》中推荐、论涉了一百位经典作家及其作品; 在《如何读,为什么读》中向大众读者讲解了文本的经典性何在,怎样读经典以及为什么要读经典等等。在批评文风上,哈罗德·布鲁姆坚持自觉的大众化立场,坚守强烈的大众化情怀,具有清醒、明确的大众化接受目标与指向。因此,在文学批评的后期他毅然抛弃了传统的、格式化的、脸谱化的学院派批评范式与风格; 在话语表述方式上清除了理论的缠绕纠结和术语的繁复堆砌,改变了晦涩的文风,创建了语言平易、明白晓畅、亲切随和、情感充沛、文笔恣肆、具有高度亲和力、易于且乐于为大众读者接受的新颖批评文风。如英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指出,《如何读,为什么读》是布氏批评文风转型的典型代表作,并认为他写作此书的真正目的是厌倦了泛滥成灾的理论话语……想吸引普通读者,把文学从学院派的秘密典仪中解放出来,恢复其公共性和大众性。换言之,该书出版的目标受众就是大众读者,而非学院派和象牙塔内的读者。除了此书之外,哈罗德·布鲁姆还有许多批评论著也体现了这种新文风。如新世纪之交,他专门为青少年学习文学经典而编辑并作序言的文学经典学习指南丛书切尔西屋”( Chelsea House) 文学经典批评丛书,该丛书已出版500余部。哈罗德·布鲁姆对于社会文化公众的美育责任与社会担当值得当下中国学院派文学批评工作者借鉴。

  哈罗德·布鲁姆的文学批评实践向中国学者证实了文学批评成果走出象牙塔,走近大众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可行的。当下中国的学院派文学批评不能仅仅是发生或停留于学术界、知识层、学者圈、学院内的知识生产,而是知识的累积、存储、搬运、迁移、更新或传承,更是能通过转变立场、改变文风走出象牙塔,走入社会,为人民大众服务,产生社会效益,对人民发挥美育作用与功效的文化产品。作为专业性的文学批评工作者,中国的文学批评家不仅能以自身的特殊身份与才识优势推动文化成果更有力、更有效地实现社会转化,也能使之走得更广、更深、更远。从社会与民族发展的高度而言,随着大众的文化审美能力、认知水平、文化素养的逐步提高,中国的文明素质以及文化软实力也会相应提升,这对最终建成一个文明、和谐、美好、强盛的中华民族,实现伟大的中国梦将不无裨益。

  二、重塑文艺批评的批评风骨

  在当前中国文艺批评界,由于受商业利益的诱惑,有些文艺批评主体的独立人格、审美理想、批判精神、道德感、正义感不断沦丧; 由于受人际关系的左右,有些所谓的文艺批评最终沦落成为违心、廉价、名不副实、一团和气的表扬甚至庸俗、肉麻、露骨、寡廉鲜耻的吹捧和刻意的谄媚奉承; 由于有些部门的行政权力的干预,文本评判的严肃性、审美标准、艺术标尺或被抛掷一边或流于形式,并在批评界和社会上形成一股歪风、邪气,长此以往将最终导致中国的文艺批评整体蜕变和沦落。“20 世纪90 年代以降,由于消费文化的侵入,阿谀奉承的评论开始大行其道,捧杀了作家,捧杀了作品,最终捧杀了中国的文学艺术,有些批评和批评家已然失去身份存在的意义与依据,并由此引发学科生存的合法性危机。在当下文艺批评场域里,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声音微弱,批评理念、判断标准混乱,文艺批评本身也面临边缘化趋势和公信力不足的问题,这和当下一些批评家批评精神缺失、批评锋芒消退,文艺批评褒贬甄别功能弱化,沦为表扬和自我表扬,甚至是庸俗化、工具化的吹捧和造势有很大关系。

  鉴于此现状,《讲话》特别强调文艺批评必须充分发挥怀疑精神和批判的本体职责与功能,对平庸、低劣的文艺作品要勇于亮剑,要敢于痛下杀手。文艺批评要的就是批评,不能都是表扬甚至庸俗吹捧、阿谀奉承……更不能用简单的商业标准取代艺术标准,把文艺作品完全等同于普通商品,信奉红包厚度等于评论高度。文艺批评褒贬甄别功能弱化,缺乏战斗力、说服力,不利于文艺健康发展

  同时,《讲话》指出批评家必须具备超然独立的人格精神,勇敢无畏、实事求是的品格,犀利独到的甄别眼光和批判锋芒。文艺批评就要褒优贬劣、激浊扬清,不能受商业利益的左右,人情关系的牵制,权力网络的胁迫,不能因为彼此是朋友,低头不见抬头见,抹不开面子,就不敢批评。《讲话》高屋建瓴地提出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打磨好批评这把利器,把好文艺批评的方向盘,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在艺术质量和水平上敢于实事求是,对各种不良文艺作品、现象、思潮敢于表明态度,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敢于表明立场,倡导说真话、讲道理,营造开展文艺批评的良好氛围。重塑中国文艺批评的批评风骨,改变不良的文艺批评形态与内核,重树文艺批评的新风尚,归根结底或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要改造文艺批评主体的专业品质,提升批评家的个人人格修为。

  哈罗德·布鲁姆以其傲然独立、不媚俗、不迎合、不从众、不附和的品格而被世界文学批评界和学界所知晓。笔者认为哈罗德·布鲁姆是一位具有鲜明批评风骨,强烈批判意识与精神,有着犀利批判锋芒的批评家。他的质疑精神、反叛性格、否定美学已成为确定和辨识其独特批评身份的鲜明标识。不管什么东西,我一概反对,其误读理论被学界戏称为抬杠诗学对抗/反叛诗学。无论是从最早的T. S. 艾略特、新批评、解构主义,还是后来的文化批评( 憎恨学派) 、通俗文学、电子文学、声像文化乃至宗教文学,哈罗德·布鲁姆一律质疑之,批评之。我依次反对过T.S. 艾略特,新基督徒式的新批评主义及其信徒、保尔·德曼及其同伙的解构主义,反对过当下新左派和老右派对文学经典所谓的不平等和道德可疑性进行的攻击。而在这些被批评者当中,有些甚至是哈罗德·布鲁姆的挚友,其文学批评的独立人格性、不留情面性由此可见一斑。而他的这一批评品格也是导致他新见迭出、建树卓著、影响巨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笔者认为,落实《讲话》精神可以与借鉴哈罗德·布鲁姆的文学批评实践相结合,借鉴其文学批评实践中的优秀品格,以此优化和净化当前中国文学批评界存在的重霾雾瘴,重构良好、良性、复调、富有张力、活力、生命力的批评格局与批评图景。同时,对重塑中国学院派文学批评风骨,重建中国学院派文学批评生态,推出优秀、高质、厚重的文学批评成果也将具有积极的意义。

  三重树文艺批评的艺术标尺

  针对当前中国文艺批评的现状,《讲话》除了提倡批评的历史性”“人民性”“批评性之外,还从文艺批评的本体、对象、目标出发,特别强调批评的艺术性”“审美性,即以艺术、审美为标准,勘察、评判文艺作品的艺术质量和水平,不能用简单的商业标准取代艺术标准,把文艺作品完全等同于普通商品,这实际上就是让文艺批评真正回归到其本职的、核心的、最为重要的工作上来。而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在艺术质量和水平上敢于实事求是,无疑抓住了文艺批评的本质。艺术性批评与历史性”“人民性”“思想性”“政治性”“批评性等批评相结合,就构成了综合性的、立体的、全方位审视的文艺批评,即内在性批评与外在性批评的有机统一,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所倡导的辩证批评形态。由于文艺批评也属于文艺创作的范畴,因此,文艺批评也应该与文艺创作一样具有艺术性、审美性,拥有充沛的激情”“生动的笔触”“优美的旋律”“感人的形象。另外,在如何对待和运用西方外来批评理论的问题上,《讲话》也明确指出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批判借鉴现代西方文艺理论……不能套用西方理论来剪裁中国人的审美。这就要求中国的文艺批评家必须要拥有高度清醒、自觉的批评主体意识,以我为主,以文本为主,因地制宜,取我所需,为我所用。要根据文本的实际情况进行批评,不能脱离或不顾文本实际进行强制阐释。

  20 世纪以来,各种文学理论轮番登场,先后成为学术界的时尚新宠。在文学理论风起云涌、不断更迭的各个时期,这些理论又常常被当时的批评家们视若神明上帝,奉为灵丹妙药和东来真经,广泛应用于本土或异域文学文本的解读之中。由于这些理论原本大多是由社会学、文化学、政治学等领域转化而来,因此,对文学文本的阐释就主要是从社会、文化、政治等非审美角度层面展开,并出现了理论先入为主、以理论强行切割作品、强制阐释文本等畸形现象,导致文本沦为理论的注脚。在这些解读过程中,文本审美、艺术层面的核心要素与内涵被有意无意地、买椟还珠似地忽略或遗忘了。换言之,20世纪以前占主导的、从传统的审美角度阐释文本的批评方法被当作一种过时、落后的工具而遭到唾弃。与之同时被遗弃的还有批评写作的艺术化、审美化风格,取而代之的是时尚流行、千篇一律的八股化学院体”“学究体,其文风僵化规范,可读性极差。这种非/去审美化的文学批评潮流不仅在西方批评界盛行,而且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推进,也逐渐波及中国的文学批评界。在当下中国学院派文学批评中,这种呈一边倒的文学批评非/去审美化潮流导致文学研究离文学越来越远……文学研究者研究一切,就是不研究文学自身的奇异现象,并在中国文学批评西方化的背景下愈演愈烈,最终形成汹涌之势,覆盖了当下中国文坛和学界。

  作为坚定的唯美主义者,哈罗德·布鲁姆极力反对、抵制文学批评的理论化、意识形态化、政治化、文化化,尤其反感当今西方学院派批评家们乱/滥用文化政治理论对经典、审美文本、文学文本展开非/去审美化解读。他明确指出,在二十世纪最后三分之一的时间里,我对自己专业领域内所发生的事一直持否定的看法。因为在现今世界上的大学里文学教学已被政治化了: 我们不再有大学,只有政治正确的庙堂。文学批评如今已被文化批评所取代: 这是一种由伪马克思主义、伪女性主义以及各种法国/海德格尔式的时髦东西所组成的奇观。西方经典已被各种诸如此类的十字军运动所代替,如后殖民主义、多元文化主义、族裔研究,以及各种关于性倾向的奇谈怪论。如果我是出生在1970年而不是1930年的话,我就不会以文学批评家和大学老师为职业,就算我有十二倍的天赋也不会作此选择。哈罗德·布鲁姆坚信,审美价值才是文学文本最核心的价值,审美批评才是文本批评的正道、正统,而其它批评则是旁门左道、歪门邪道。如今我又发现周围全是些哗众取宠的教授,充满着法德理论的克隆,各种有关性倾向和社会性别的意识形态,以及无休止的文化多元主义,我于是明白了,文学研究的巴尔干化已经是不可逆转的了。所有对文学作品审美价值持敌意者不会走开,他们会培养出一批体制性的憎恨者。在他看来,这是一种恶意阐释、肆意歪曲,这实际上就是一种蛮横的、不顾文本实际、以理论强套文本的强制阐释、野蛮批评,因为西方学院派批评家们是体制性的审美价值憎恨者。由此,哈罗德·布鲁姆提出了以艺术抵制理论”( art against theory) 的口号。此处的理论并非泛指所有理论,而是特指去/非审美化的批评理论形态——旨在以审美批评反对当代肆虐、横行文坛和学界,呈一边倒的政治批评和文化研究,以此矫正和祛除当代文学批评中极端的非/去审美化趋势与偏颇。

  作为美国学院派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率先垂范,在批评实践中以审美为标尺,聚焦文本的审美层面,挖掘、探析其审美要素,并以富于艺术化、情感性、趣味化的能指方式表达其意义和所指。《西方正典》《如何读,为什么读》等著作皆为其审美批评的典型代表作。他的审美主义文学批评实践已在世界文学批评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文学是人类的家园,文学批评应从文学出发,最后回归文学,而审美是其最终落脚点。笔者认为,借鉴哈罗德·布鲁姆的文学批评实践,必将对当下中国学院派文学批评中存在的非/去审美化倾向产生一定的遏制作用,并能积极引导文学研究主体在文学批评活动中回归文学的审美本位,从而增强文学的家园意识

  四重续中国文学批评传统

  作为一篇指导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中国文艺工作的纲领性文献,《讲话》在论及文艺批评工作时指出,文艺批评既要积极吸收和利用异域、外来的文化资源,同时也要继承创新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理论优秀遗产,使古今中外的批评资源精华皆为我所用。当然,能够继承、创新的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理论不胜枚举,本文无法一一例举,在此笔者仅以第四种批评或曰诗化批评作为例证加以论述。

  媒体批评、学者批评、作家批评之外的作家学者批评被称为第四种批评第四种批评聚焦文本的艺术性与审美性,并将学术研究的学理性、系统性、严谨性、深刻性与艺术创作的感性、直观性、形象性、情感性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混合杂糅的风格与特征。第四种批评在中国古已有之,被称为诗化批评,它曾经作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主流形态而存在。诗化批评即批评的诗化,文本兼具理性抽象的内容与艺术化的表达形式,以及独特的审美关注点。如刘勰的《文心雕龙》,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严羽的《沧浪诗话》,钟嵘的《诗品序》,张竹坡评点《金瓶梅》,毛宗岗父子评点《三国演义》,金圣叹评点《水浒传》等等。另外,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还有一类论诗诗作品也属于诗化批评的范畴,并取得了丰硕瞩目的成果。如杜甫的《戏为六绝句》,元好问的《论诗绝句三十首》等。这些古代文论作品都积淀成为中国文学批评的重要传统和理论遗产。

  在中国进入现代社会之后,这一传统仍然被传承和延续,只不过是以现代形态的第四种批评方式存在。如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朱自清的《诗论》,梁实秋的《文艺批评论》,钱钟书的《谈艺录》等等。新时期以来,在一波又一波的反传统、亲西化文化思潮冲击下,中国的传统文化开始出现断裂。特别是在西方单一化、模式化的文学批评范式被全面引进中国的学院体制内,并被奉为金科玉律和圭臬典范之后,学者与作家、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被学院和作协两个完全不同的体制强行拆散、分离,致使学者与作家身份相互排斥。这种谬误僵化的观念形成之后,阻碍了两者的统一与融合,使当下中国的文学批评呈现出与西方文学批评趋同的态势。

  作为世界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的文学批评生涯大体上经历了前、后两个形态特征各异的时期。以1990 年代为界,前期他主要是从事学院批评,后期则主要是从事作家学者批评。作为学院派批评家的哈罗德·布鲁姆先后出版了《雪莱的神话创造》《布莱克的启示》《塔内鸣钟者》《影响的焦虑》《误读图示》《卡巴拉与批评》《诗歌与压抑》等学术专著。这些代表作是典型的、中规中矩的、完全符合传统学术规范的学术论著,它们主要面向学院内的小圈子及同行读者群体。其文章格式统一,逻辑严密,体系性强,风格单调,立场中立,情感隐匿,个性压抑,体现出一种文体书写的共性化和模式化倾向; 在论述时理论话语充斥,术语繁杂,语言晦涩抽象,语调、语气严肃,理性有余而感性不足,可读性差。在从事文学批评的后期,作为作家学者批评家的哈罗德·布鲁姆,其文学批评身份经历了较大幅度的转向,出版了《西方正典》《如何读,为什么读》等著作。这些作品文风摇身一变,且风格摇曳多姿; 语言平易朴实,明白晓畅,生动形象,既注重感性体悟,又情感丰富漫溢。这些批评作品在挣脱了学院派论著的范式锁链之后,不拘一格,情感抒发自由宣泄,个性舒展表现自由,文本个性化十足,时而温情脉脉,深沉激越; 时而幽默诙谐,嬉笑怒骂; 时而扼腕叹息,痛心疾首。同时,哈罗德·布鲁姆后期的这些作品又结合学院派批评的优长,适当糅进了学术研究的学理性、系统性、深刻性、严谨性、历史性等因子,最终形成了兼具作家批评和学者批评特点的作家学者批评风格。

  笔者认为,哈罗德·布鲁姆向第四种批评转向,对于唤醒和激活当下中国学院派文学批评学者的第四种批评意识提供了认知可能和借鉴范例。而这也可以推进中国古代文论( 特别是文体风格) 的现代转换,使之成为重建中国文学批评传统的重要内容。在《讲话》精神的指引下,在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批评实践中,重构当下中国学院派文学批评,必将对中国的文化建设具有积极而重要的意义。

  贯彻《讲话》精神,是新形势下文艺批评工作必须遵循的原则。《讲话》既是党对文艺工作的一种政治领导,是政治意识形态和国家、政党意志的体现,又充分尊重和遵循文艺批评本身的规律,因此,是政治性、政策性和科学性相统一的,指导当前及今后一定时期中国文艺工作的纲领性文献。落实《讲话》精神必将有力地规范当前中国学院派文学批评的秩序,引导其重新走上文学批评自身运行、发展的正常轨道,防止其因市场经济、消费社会、后现代文化消极因素的影响而使中国的学院派文学批评陷入混乱、离散、崩溃的困境与边缘。哈罗德·布鲁姆面向社会大众、彰显批评风骨、坚守艺术标尺、张扬诗性的文学批评品格与文风,对于中国学院派文学批评而言具有诸多可资借鉴之处并具有现实可操作性。可以预见,在《讲话》精神的指引下,通过借鉴世界各国先进的文学批评实践,中国学院派文学批评的重建必将取得实绩,并一定能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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