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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东坡文化”之肇始、解构及重构

作者:2016-11-25 14:43阅读:文章来源:未知
  文化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因其论者方法论的多样性,故从19 世纪以来学者们针对文化的概念,展开了千态万状、自圆其说的界定。且不说西方学者们数以百计的高论,单就我国近现代几位著名学者的立论就让人眼花缭乱。譬如,国学大师梁漱溟先生认为,文化乃是“人类生活的样法”。著名教育家、美学家蔡元培先生提出:“文化是人生发展的状况。”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学家梁启超先生认为:“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释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著名文化学者胡适先生指出:“文化是文明所形成的生活的方式。”“文化”一词真正的社会学涵义,是上个世纪20 年代美国以奥格本为首的社会学家,根据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的文化定义进行修正为:“文化是复杂体,包括实物、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余从社会上学得的能力与习惯。”
  参照上述学者对“文化”一词的定义,笔者曾在《论东坡文化的特征》一文中,试图对“东坡文化”作出这样的界定:东坡文化,是以苏东坡贬谪人生的观念形态为研究对象,具有苏东坡鲜明个性特征的有关其哲学思想、精神创造、审美观念及生活方式等之总和。它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一笔宝贵文化遗产。作为古代士大夫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现象,有着深厚的历史意蕴和丰富的文化内涵。笔者继而在上文中作出这样的判断:“历史证明,东坡文化转型重构于黄州,熔铸成熟于黄州,开宗立派于黄州。它不是‘苏轼文化’的简单复制,更不是‘三苏文化’的刻意翻版。”为了进一步探究东坡文化之肇始、解构及重构于黄州,本文将努力进行一次较为深度的探析。
  一、肇始
  文化社会学告诉我们,所谓文化并非人类一下子发明、创造出来的,它有着长期的积累、传承和突变性。这里的“发端”不是指事情的开头,而是指事物变化的起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用质量相互转变的辩证思想,提出一种现代“突变论”观点。无论任何一种文化现象,绝不是从简单到复杂、从单质到异质的自然进化。“所谓‘文化突变’,就是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特质或要素通过接触、结合产生新文化结构的飞跃过程。”东坡文化,正是以特定的历史事件为动因,在特定的时空等特定条件下实现量变到质变的飞跃。我们说构成东坡文化的起因或者说肇始在黄州,有以下几点直观的理由:
  (一)“东坡”名号始于黄州“东坡文化”是由“东坡”和“文化”组成的“复合名词”,亦称偏正短语。在这个偏正短语中,前面一个名词“东坡”限制说明后一个名词“文化”。既然如此,“东坡文化”就限定在“东坡”这个范畴。“东坡”,一则指东坡这个人,一则指黄州城东数十亩的故营地。这是元丰四年(1081) 二月,东坡先生的友人马正卿(字梦得),向州府申请的一片荒地。为了解决全家二十余口人的温饱,东坡先生率家童躬耕东坡,开始了自耕自食的农夫生活。也正是在这一年,苏轼别号“东坡”。苏轼自号“东坡”,它不仅是个符号,还表达了他对白居易惺惺相惜及仰慕之情。因为黄州这片荒坡也在城东,故遂以白居易尽享“闲适之乐”的“东坡”之地名作为自己的别号。此外,东坡别号也向世人宣示,昔年的苏学士如今已是“躬耕渔樵,真有余乐”(《答吴子野四首》之一)的识字农夫;“种蔬接果,聊以忘老”(《与子安兄》)的黄州人。北师大康震教授在《百家讲坛》说得好:“从苏轼到苏东坡,东坡居士的名号凝聚了他达观的态度和超然的内心。”千百年来,一声“苏东坡”深情感人,妇孺皆知,其号的名气远远盖过了他的本名。也正是从“东坡”故营地始,东坡先生用汗水和辛劳改变着自己的生活方式,从而也改变着自己的精神世界。
  (二)自称“居士”始于黄州
  “居士”这个称号在《礼记》中就有“居士锦带”一语,其意是指为道,为艺不求闻达的处士,含有隐士的意义。按佛教的说法凡是在家修炼的信徒以“居士”相称。据传最早称为“居士”的是印度与释迦毕尼同时代的维摩诘居士。这位有着不可思议的神通人物,可是名副其实的居士。他的《维摩经》,对中国文学、哲学影响甚巨。僧俗各派学者极为服膺,如谢灵运、白居易、苏东坡等人的行止、文风,皆以维摩为楷模。尤其是东坡先生将维摩视作生死置之度外的“至人”。东坡先生对维摩居士的最初了解,是通过《庄子》而促成的。在黄州期间,筠州圣寿院省聪禅师因苏辙而往见苏东坡,东坡先生于是为禅师作《送圣寿聪长老偈并叙》。在文中他称自己修行是“我今亦作(造作)、亦灭(寂灭)”的过程。并对“昔维摩诘,默然无语,以对文殊”无有文字语言的“不二法门”,以“东坡居士”之名作偈言。[4]379 当然,东坡先生钟爱两万五千言的《维摩经》,并不是视为万世不移的金科玉律而被动接受。只是对这位家有万贯家财,妻子美貌,一双儿女,勤于攻读,虔诚修行,辩才无碍,以法自娱,能够“处相①而不住相,对境而不生境”的宿世妙缘望尘谟拜。笔者常思,东坡先生一生师范五位贤达。在“乌台诗案”前期,他崇拜东汉的身正节清的范滂,入仕后追随他的导师北宋文坛盟主欧阳修。“乌台诗案”后期,他仰慕西方的维摩诘,信奉战国的庄子,效法东晋末的陶渊明。这五位贤哲可谓集儒道释禅之大成者,构成了东坡居士(又名雪堂居士)思想之基石。在黄州期间,东坡先生自叹“失途既难追,学道恨不早”(《初秋寄子由》),于是在安国寺参禅五年不辍。他在来黄州初期的定惠院里,研读注解《周易》。移居临皋亭后,他“惟佛经以遣日”(《与章子厚参政书二首》之一)。在此期间他应友人之请,撰写了《胜相院经藏记》《跋所书〈摩利支经〉后》《黄州安国寺记》等文章。他还潜心地研读了《六祖坛经》《维摩诘经》《金刚经》《心经》等佛学经典。需要指出的是,东坡先生所谓“归诚佛道”,不是要削发为僧,而是归诚佛教之哲理。如果说佛陀时代第一居士维摩诘是“以法自娱”;那么,北宋第一居士苏东坡则是“以佛自悦”。这就是“东坡居士”之真解。
  (三)建构东坡哲学体系始于黄州
  以“莫须有”定罪的“乌台诗案”,无疑让苏东坡祸生于忽而身心受到深重的创伤。在那“幽幽百尺井,仰天无一席”(《晓至巴河口迎子由》) 的御史台监狱里,曾被仁宗皇帝期许为“太平宰相”,其诗词曾让神宗皇帝停杯投箸,爱不释手的第一大才子,如今像“一蚁寄大磨”(《迁居临皋亭》),“苦泪渍纸笔”(《晓至巴河口迎子由》),受尽刿心鉥目的羞辱。尽管他出化。“所谓‘文化突变’,就是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特质或要素通过接触、结合产生新文化结构的飞跃过程。”东坡文化,正是以特定的历史事件为动因,在特定的时空等特定条件下实现量变到质变的飞跃。我们说构成东坡文化的起因或者说肇始在黄州,有以下几点直观的理由:
  (一)“东坡”名号始于黄州
  “东坡文化”是由“东坡”和“文化”组成的“复合名词”,亦称偏正短语。在这个偏正短语中,前面一个名词“东坡”限制说明后一个名词“文化”。既然如此,“东坡文化”就限定在“东坡”这个范畴。“东坡”,一则指东坡这个人,一则指黄州城东数十亩的故营地。这是元丰四年(1081) 二月,东坡先生的友人马正卿(字梦得),向州府申请的一片荒地。为了解决全家二十余口人的温饱,东坡先生率家童躬耕东坡,开始了自耕自食的农夫生活。也正是在这一年,苏轼别号“东坡”。苏轼自号“东坡”,它不仅是个符号,还表达了他对白居易惺惺相惜及仰慕之情。因为黄州这片荒坡也在城东,故遂以白居易尽享“闲适之乐”的“东坡”之地名作为自己的别号。此外,东坡别号也向世人宣示,昔年的苏学士如今已是“躬耕渔樵,真有余乐”(《答吴子野四首》之一)的识字农夫;“种蔬接果,聊以忘老”(《与子安兄》)的黄州人。北师大康震教授在《百家讲坛》说得好:“从苏轼到苏东坡,东坡居士的名号凝聚了他达观的态度和超然的内心。”[3]55 千百年来,一声“苏东坡”深情感人,妇孺皆知,其号的名气远远盖过了他的本名。也正是从“东坡”故营地始,东坡先生用汗水和辛劳改变着自己的生活方式,从而也改变着自己的精神世界。
  (二)自称“居士”始于黄州
  “居士”这个称号在《礼记》中就有“居士锦带”一语,其意是指为道,为艺不求闻达的处士,含有隐士的意义。按佛教的说法凡是在家修炼的信徒以“居士”相称。据传最早称为“居士”的是印度与释迦毕尼同时代的维摩诘居士。这位有着不可思议的神通人物,可是名副其实的居士。他的《维摩经》,对中国文学、哲学影响甚巨。僧俗各派学者极为服膺,如谢灵运、白居易、苏东坡等人的行止、文风,皆以维摩为楷模。尤其是东坡先生将维摩视作生死置之度外的“至人”。东坡先生对维摩居士的最初了解,是通过《庄子》而促成的。在黄州期间,筠州圣寿院省聪禅师因苏辙而往见苏东坡,东坡先生于是为禅师作《送圣寿聪长老偈并叙》。在文中他称自己修行是“我今亦作(造作)、亦灭(寂灭)”的过程。并对“昔维摩诘,默然无语,以对文殊”无有文字语言的“不二法门”,以“东坡居士”之名作偈言。[4]379 当然,东坡先生钟爱两万五千言的《维摩经》,并不是视为万世不移的金科玉律而被动接受。只是对这位家有万贯家财,妻子美貌,一双儿女,勤于攻读,虔诚修行,辩才无碍,以法自娱,能够“处相而不住相,对境而不生境”的宿世妙缘望尘谟拜。笔者常思,东坡先生一生师范五位贤达。在“乌台诗案”前期,他崇拜东汉的身正节清的范滂,入仕后追随他的导师北宋文坛盟主欧阳修。“乌台诗案”后期,他仰慕西方的维摩诘,信奉战国的庄子,效法东晋末的陶渊明。这五位贤哲可谓集儒道释禅之大成者,构成了东坡居士(又名雪堂居士)思想之基石。在黄州期间,东坡先生自叹“失途既难追,学道恨不早”(《初秋寄子由》),于是在安国寺参禅五年不辍。他在来黄州初期的定惠院里,研读注解《周易》。移居临皋亭后,他“惟佛经以遣日”(《与章子厚参政书二首》之一)。在此期间他应友人之请,撰写了《胜相院经藏记》《跋所书〈摩利支经〉后》《黄州安国寺记》等文章。他还潜心地研读了《六祖坛经》《维摩诘经》《金刚经》《心经》等佛学经典。需要指出的是,东坡先生所谓“归诚佛道”,不是要削发为僧,而是归诚佛教之哲理。如果说佛陀时代第一居士维摩诘是“以法自娱”;那么,北宋第一居士苏东坡则是“以佛自悦”。这就是“东坡居士”之真解。
  (三)建构东坡哲学体系始于黄州
  以“莫须有”定罪的“乌台诗案”,无疑让苏东坡祸生于忽而身心受到深重的创伤。在那“幽幽百尺井,仰天无一席”(《晓至巴河口迎子由》) 的御史台监狱里,曾被仁宗皇帝期许为“太平宰相”,其诗词曾让神宗皇帝停杯投箸,爱不释手的第一大才子,如今像“一蚁寄大磨”(《迁居临皋亭》),“苦泪渍纸笔”(《晓至巴河口迎子由》),受尽刿心鉥目的羞辱。尽管他出化。“所谓‘文化突变’,就是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特质或要素通过接触、结合产生新文化结构的飞跃过程。” 东坡文化,正是以特定的历史事件为动因,在特定的时空等特定条件下实现量变到质变的飞跃。我们说构成东坡文化的起因或者说肇始在黄州,有以下几点直观的理由:
  (一)“东坡”名号始于黄州
  “东坡文化”是由“东坡”和“文化”组成的“复合名词”,亦称偏正短语。在这个偏正短语中,前面一个名词“东坡”限制说明后一个名词“文化”。既然如此,“东坡文化”就限定在“东坡”这个范畴。“东坡”,一则指东坡这个人,一则指黄州城东数十亩的故营地。这是元丰四年(1081) 二月,东坡先生的友人马正卿(字梦得),向州府申请的一片荒地。为了解决全家二十余口人的温饱,东坡先生率家童躬耕东坡,开始了自耕自食的农夫生活。也正是在这一年,苏轼别号“东坡”。苏轼自号“东坡”,它不仅是个符号,还表达了他对白居易惺惺相惜及仰慕之情。因为黄州这片荒坡也在城东,故遂以白居易尽享“闲适之乐”的“东坡”之地名作为自己的别号。此外,东坡别号也向世人宣示,昔年的苏学士如今已是“躬耕渔樵,真有余乐”(《答吴子野四首》之一)的识字农夫;“种蔬接果,聊以忘老”(《与子安兄》)的黄州人。北师大康震教授在《百家讲坛》说得好:“从苏轼到苏东坡,东坡居士的名号凝聚了他达观的态度和超然的内心。” 千百年来,一声“苏东坡”深情感人,妇孺皆知,其号的名气远远盖过了他的本名。也正是从“东坡”故营地始,东坡先生用汗水和辛劳改变着自己的生活方式,从而也改变着自己的精神世界。
  (二)自称“居士”始于黄州
  “居士”这个称号在《礼记》中就有“居士锦带”一语,其意是指为道,为艺不求闻达的处士,含有隐士的意义。按佛教的说法凡是在家修炼的信徒以“居士”相称。据传最早称为“居士”的是印度与释迦毕尼同时代的维摩诘居士。这位有着不可思议的神通人物,可是名副其实的居士。他的《维摩经》,对中国文学、哲学影响甚巨。僧俗各派学者极为服膺,如谢灵运、白居易、苏东坡等人的行止、文风,皆以维摩为楷模。尤其是东坡先生将维摩视作生死置之度外的“至人”。东坡先生对维摩居士的最初了解,是通过《庄子》而促成的。在黄州期间,筠州圣寿院省聪禅师因苏辙而往见苏东坡,东坡先生于是为禅师作《送圣寿聪长老偈并叙》。在文中他称自己修行是“我今亦作(造作)、亦灭(寂灭)”的过程。并对“昔维摩诘,默然无语,以对文殊”无有文字语言的“不二法门”,以“东坡居士”之名作偈言。[4]379 当然,东坡先生钟爱两万五千言的《维摩经》,并不是视为万世不移的金科玉律而被动接受。只是对这位家有万贯家财,妻子美貌,一双儿女,勤于攻读,虔诚修行,辩才无碍,以法自娱,能够“处相而不住相,对境而不生境”的宿世妙缘望尘谟拜。笔者常思,东坡先生一生师范五位贤达。在“乌台诗案”前期,他崇拜东汉的身正节清的范滂,入仕后追随他的导师北宋文坛盟主欧阳修。“乌台诗案”后期,他仰慕西方的维摩诘,信奉战国的庄子,效法东晋末的陶渊明。这五位贤哲可谓集儒道释禅之大成者,构成了东坡居士(又名雪堂居士)思想之基石。在黄州期间,东坡先生自叹“失途既难追,学道恨不早”(《初秋寄子由》),于是在安国寺参禅五年不辍。他在来黄州初期的定惠院里,研读注解《周易》。移居临皋亭后,他“惟佛经以遣日”(《与章子厚参政书二首》之一)。在此期间他应友人之请,撰写了《胜相院经藏记》《跋所书〈摩利支经〉后》《黄州安国寺记》等文章。他还潜心地研读了《六祖坛经》《维摩诘经》《金刚经》《心经》等佛学经典。需要指出的是,东坡先生所谓“归诚佛道”,不是要削发为僧,而是归诚佛教之哲理。如果说佛陀时代第一居士维摩诘是“以法自娱”;那么,北宋第一居士苏东坡则是“以佛自悦”。这就是“东坡居士”之真解。
  (三)建构东坡哲学体系始于黄州
  以“莫须有”定罪的“乌台诗案”,无疑让苏东坡祸生于忽而身心受到深重的创伤。在那“幽幽百尺井,仰天无一席”(《晓至巴河口迎子由》) 的御史台监狱里,曾被仁宗皇帝期许为“太平宰相”,其诗词曾让神宗皇帝停杯投箸,爱不释手的第一大才子,如今像“一蚁寄大磨”(《迁居临皋亭》),“苦泪渍纸笔”(《晓至巴河口迎子由》),受尽刿心鉥目的羞辱。尽管他出__狱后曾旷达地说:“此灾何必深追咎”(《蒙恩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但笔者苦思,在那130 天的大牢深夜里,在那被御史台狱卒押解至黄州一个月的风雪途中,他那天纵之英的大脑里,对“失身蹈危机”,“陷阱损积威”(《游净居寺并叙》)的一场浩劫,究竟思索了什么?如果说在这段时间里我们的诗人惊魂未定,来不及思索,那么,到黄州后寄住在定惠院的小庙里,寄身在长江边破旧的水驿站里,他一定会对这场猝不及防的灭顶之灾穷思极想:这究竟是为什么?我到底怎么了?当他孤独地站在黑夜定惠院的海棠树下,当他在星辰启明时落寞地俯身在长江岸边,他在灵魂深处搜索着“我坐名过实,讙哗自招损”(《安节将去,为诵此句》)的答案。他清醒地知道,答案不单在御史台,而要在自我解剖中找到症结。如果“不锄其本,而耘其末,今虽改之,后必复作”(《安国寺记》)。这个“本”是什么呢?用他的话说:“年垂五十,终不闻道。”(《与圆通禅师四首》之一)。所谓“道”者,在这里也就是指人的思想,人生的价值观。为此,我们的大文豪走进了儒释道经典。专注于品读并注释《周易》《论语》《书传》。大概用了将近三个年头的时间,他终于初步完成了后人称之为“三传”(《东坡易传》《书传》《论语说》)的注释。诚如东坡先生所言:“某废闲无所用心,专治经书……虽拙学,然自谓颇正古今之误。粗有益于世,瞑目无憾也”(《与滕达道二十二首》之十二)。诗人注经,文豪论道,真乃“推阐理势,言简意明”,“多切人事,足资启发”,“代圣人立言,借经典垂教”。笔者在《论苏东坡的黄州“功业”》拙文中这样评价东坡先生的“三传”:人的思想是万物之因,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是人的内在精神和灵魂。苏东坡由此建构的哲学体系,在他的人生“出”与“处”,“行”与“藏”中,可以找到思想渊源。在他的诗词文赋中可以觅到主旨。可以这样说,千载微言的“三传”,是苏东坡世界观的集中写照。离开“三传”无法解释他在贬谪磨难中的超然自适;无法理解他寄味淡泊,神妙天成的诗文风格和作品内容[5]4-5;总之,苏东坡建立在初成于黄州‘三传’基石上的哲学思想,是他走出逆境人生的精神支柱;是他登顶文学高峰的基石;是他人格和文品的依归。
  (四)“其文一变”的文学风格始创于黄州
  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写道:“既而谪居于黄,杜门深居,驰聘翰墨,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是的,东坡先生以“两赋一词”为代表的黄州文学作品,推动他实至名归地登上了中国古代的文学高峰。“两赋一词”的问世,是他文学旅程的分野;是他的文学作品雄踞于中国文学史册的里程碑。王水照、崔铭二先生所著《苏轼传》,对苏东坡黄州文学创作颠峰现象作了这样的评价:“苏轼度过了贬谪生涯的最初两年,完成他的信念重组……从而使他在人生境遇的最低谷迎来了思想艺术的第一个高峰,给中国文学史掀开了辉煌的崭新一页。”苏辙评价其兄黄州的翰墨文章“其文一变”,那么,黄州之“变”主要变在哪里呢?首先,东坡先生对诗词文赋等文体进行大胆创新。譬如苏词,一改“宋词坛绮靡婉约之风”,“突破词必香软的樊篱”,形成了以清雄猷劲见长,“豪迈放纵”的主调。又譬如东坡先生的散文,其独创的力度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冲破了历代辞赋的牢笼,形成一种如前后《赤壁赋》那样的句式参差,长短错落,散骈结合,情韵潇洒,借景立论,意趣横生,既有文学之美,又有哲理之趣的独特风格。其次,在前后《赤壁赋》中,体现了儒道释禅思想的融合和苏东坡佛韵禅风的文化品格。文中不仅反映了作者追求精神完美,同时还带有庄学的“变”与“不变”相对主义观念和“人生如梦”的虚无主义色彩。最后,东坡先生黄州作品,弘扬了诗文“皆有为而作”,“如药石可以伐病”的“辞达”主张(《题柳子厚诗》)。
  (五)“故我”与“今我”
  之说始于黄州元丰三年(1080)十二月,东坡先生在给他的友人李端叔回信中写道:“足下所见皆故我,非今我也。”(《答李端叔书》)这明确地告诉世人,黄州的“东坡居士”与当年的大学士“苏子瞻”已是判若两人了。如果说“乌台诗案”是苏东坡人生“旧我”的分水岭,那么,黄州则是他“(_s_e_l_e_今我”的新驿站。对苏东坡与黄州的渊源,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有着精辟的分析与评价。他说:“苏东坡写于黄州的那些杰作,既宣告着黄州进入了一个新的美学等级,也宣告着苏东坡进入了一个新的人生阶段……他完成一次记载史册的文化突围。黄州,注定要与这位伤痕累累的突围者进行一场继往开来的壮丽对话。”“这一切,使苏东坡经历了一次整体意义上的脱胎换骨,也使他的艺术才情获得一次蒸馏和升华。”“他,真正地成熟于一场灾难之后,成熟于灭寂后的再生。”好一个“脱胎换骨”,好一个“灭寂后的再生”。这种“脱胎”“再生”,确信无疑地证明,从黄州走出的苏东坡大文豪,挟带着他熔儒释道禅于一炉的东坡文化品格,将再一次奏响他的人生协奏曲。
  二、解构
  “解构”,是西方哲学与文学中使用的一种对传统思维方式反思的演绎方法。原意为分解、揭示、消解、解体等涵义,解构也可以有分析的意思。直白地说解构就是分解其组合,透视其构成。本文借用在这里,主要是指东坡先生经历“乌台诗案”炼狱式的遭遇后,在“山水清远”的黄州小郡,他“深自省察”,阖户反视,静心思过,对自己“三十年以来”的思想观念,价值体系,进行一次自我解剖,自我审视。从而找出“平生出仕”“以犯世患”(苏辙《东坡先生和陶诗引》)的思想和性格的根源。荀子在《劝学》中指出:“物类之起,必有所始;荣辱之来,必象其德。肉腐出虫,鱼枯生蠹。怠慢忘身,祸灾乃作。” 各种事物的发生,必定有它的根源。人的荣誉或耻辱的来临,也必定与他的德性相一致。肉腐了会生蛹,鱼枯烂了会生虫。得意松懈就会不顾自身的安危,于是灾祸也就降临了。从小熟读经史的苏东坡,当然早就知晓前贤这段箴言的用意。于是,当他来到陌生的黄州借安国寺安魂之后,在寂静孤寞的禅房里,开始了凤凰涅槃式的思想解构与自我反省。
  (一)在“归诚佛僧”中解构
  如果我们要了解东坡先生被押解到黄州后当时的心理状态,不妨去读读他在定惠院里写的《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这首词。词曰: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这首词是东坡先生元丰三年(1080)二月二日寓居定惠院所作。作者借月夜孤鸿的形象,托物寓意,表达了自己初被废贬后惊猿脱兔、幽独凄恻的心情。同时也流露出诗人孤高自许、蔑视流俗的品格。一首词用尽了“缺月”“漏断”“幽人”“孤鸿”“惊起”“有恨”“空枝”“寂寞”等幽咽的词语,最后一个“冷”字让人寒彻骨髓。如此风声鹤唳的心境,用余秋雨先生的一句话形容,他决然要奋起展开“一次永载史册的文化突围”[8]。于是他走进了江淮千年古刹黄州安国寺。在继莲高僧的点化下,“闭门却扫、收召魂魄”,“焚香默坐,深自省察”,“旦往而暮还者,五年于此”。其目的是“一念清净”,“身心皆空”,“求所以自新之方”。[10]1558,1578他在给他的至友王定国的信中说:“冬至,已借得天庆观道堂三间,燕坐其中,谢客四十九日……阖户反视。”“即以解忧,又以洗我昏蒙,所得不少也。”[11]2544,2558 东坡先生在这次七七四十九天的日子里,绝尘忘我,闭关以养心。如同在安国寺参禅一样,“借我一庵聊洗心”(《孔毅父……乞墨竹,次其韵》),为“使思过而自新”(《黄州安国寺记》)。“功夫不负有心人”,五年的自我省察,他的收获是“物我相忘,身心皆空,……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翛然,无所附丽。”他终于醒悟,“反观从来举意动作,皆不中道,非独今之所以得罪者”,并认识到“不锄其本”,“后必复作”。
  (二)在躬耕东坡与劳动人民接触中解构
  如果说陶渊明归隐南山,采菊东篱,是清雅洁身对现实的逃避;白居易在忠州东坡下栽花种柳,是享受“中隐”之悠闲;而苏东坡躬耕东坡全是为了解决无米之炊,欲解“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寒食雨首二首》之二)之窘境。他在那“崎岖草棘中,欲刮一寸毛”(《东坡八首》其一)的废垒之地“自愍其勤”,绝不是作秀。他在那里从春到冬开荒种麦稻,辟地育茶果,打井作塘,抗旱清渍,“日灸风吹面如墨”,“力耕不受众目怜”(《次韵孔毅父……》)。正因为他走向了民间,与田野父老,渔民樵夫杂处,所以自喜“邻里有异趣”,“数面自成亲”(《次韵和王巩》)。通过“治东坡,筑雪堂”,他不仅缓解了“梦中一饱”之忧,更为重要的是他的观念和情感有了很大的改善。昔年“我生无田食破砚”(《次韵孔毅父……》),而今“脱冠还作扶犁叟”(《又一首答二犹子与王郎兄和》);过去“我久食官仓,红腐等泥土”,如今“喟然释耒叹,我禀何时高”(《东坡八首》);过去“风流自有高人识”(《太守徐君猷……以诗戏之》),如今自许“要亦自是民之一”(《次韵孔毅父……》)。初来黄州“畏人默坐成痴钝”(《侄安节远来夜坐三首》其二),如今“已将地狱等天宫(《次韵答元素并引》)。来时“未忍悲歌学楚囚”(《陈州与文郎逸民饮别……》),当下安士忘怀“, 一如本是黄州人”(《与赵晦之四首》之三)。透过东坡先生前后诗文对照,一个“故我”与“今我”的变化跃然眼前。
  (三)在亲近自然,吟啸山水中解构
  登山临水,澄怀观道,置酒啸咏,乐而忘返,这是古代文人一种高雅的文化情怀,亦是他们生命中的一部分。尤其是那些饱经宦海险恶,无意仕途的士大夫“逐客”们,他们隐身于大自然,赏玩山水,穿幽透深,心系山林,常作林泉追慕之叹,追求的是“天人合一”,物我两忘,逍遥自适的人生境界。他们融入大自然,获得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艺术灵感,写下许多不朽的经典名作。同时,他们的艺术修养与人生境界,也得到相应的跃升。尤其是苏东坡的山水之缘,演绎出许多可供后人鉴往知来的文学传奇。不仅如此,透过诗词文赋的字里行间,我们仿佛看到东坡先生切切实实地在借诗言志,托词抒怀,以赋谈玄说道。譬如《前赤壁赋》主客长篇对话,实际是作者用高超的艺术手法写出来的内心独白。这一场对话,活生生地勾勒出东坡先生黄州时期儒道释禅之间的矛盾心理状况。既有“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的道家羽化成仙,长生不老的修道梦想;又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仍对圣君思念的现实企望。既有对曹孟德“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的钦慕;又有“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对人生短暂渺小的哀叹。既有对“将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事物处于绝对运动之中的认识;又有对“自其不变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事物处于相对静止的认定;既有对“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儒家崇德尚仁伦理思想的坚守;又有对“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吾与子所共适”,道家朴素天道观的崇奉。实际上《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也都是这样在儒释道禅思想相互撞击,相互融合之中,促成作者世界观和人生观体系的解构与升华。
  (四)在反躬自省,自我超越中解构
  如果说苏东坡在《到黄州谢表》中对神宗皇帝誓言在黄州“杜门思愆,深悟积年之非”,那是对皇权天威的诚服;再如果说,苏东坡《与章子厚参政书》中表示“深自感悔,一日百省”,或许是对章惇这种阴险心狠之小人的刻意表白。但他对王定国、秦太虚、陈季常、李方叔、腾达道、李端叔等好友、门生的书信,那绝对是掏心窝的话。笔者认为,东坡先生“在黄州的五个年头近三百封书信,是他以自身为对象,并以开放的心态所进行的自我心灵对话;是他对自己‘三十年以来所为’的实践和偏颇的思维方式的一次内省和觉悟;是他渴望完善自身人格所进行的‘凤凰涅槃’式的自我精神救赎”。尤其是元丰三年(1080)十二月,即他被贬谪黄州的这年年底,他给友人李端叔的回信,可以称作是东坡先生自我反省的“忏悔录”。在这篇“忏悔录”中,东坡先生从自己少年时期“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而已”说起,谈到青年时期为求显赫功名,“贪得不已,又举制策”,直到入仕后自己年轻气盛、好高骛远、锋芒毕露、自我炫耀的毛病等,进行毫不留情的自我解剖。最后,在信的末尾处坦诚自己“三十年以来所为,多其病者”。东坡先生这种向世人敞开心灵之门,真诚地慎独内省,“一洗千劫非”(《游净居寺》)的自省美德,在中国古代士大夫中实为鲜见。这种自我超越、自我完善的修身立德精神,为今人树立了典范。
  三、重构
  “不破不立”,东坡先生对“故我”的人生观及价值观,进行了严肃而认真的审视和自省。他抱定“自不能废”“既往修来”的信念,对“今我”的人生设计,在儒释道禅的融合中进行了一次重新整合与重构。值得提示的是,东坡先生的所谓人生重构,既不是为官者政治韬晦术__的“改弦”;也不是入仕者官场谋略的“易辙”;而是一个仁人君子的文化人格及审美境界的重建,因此具有文化意义上的融合和互补。正因为这种文化融合与互补,使苏东坡文化性格具有永不褪色的魅力。
  (一)儒释道归一:重塑人生观念
  按照有宋以来贤哲们的观点,我国儒释道三家归一是公认的历史事实。少林寺一处供奉三家创始人的圣殿有一副对联,上联:“百家争理万法一统”;下联:“三教一体九流同源”。中岳嵩山的少室山亦有一联,上联:“才分天地人总属一理,教有儒释道终归一途。”不过,我们这里不提“三教”而谓“三家”,意在指的是三家哲学流派。历史学者们从对儒释道三家各自的社会功能和人生修养角度分析认为:儒家的精髓是“仁”;道家的核心是“命”;释家的主旨是“心性”的“性”。儒家强调的是修身、正心,目的是“治世”;道家强调的是养生、炼心,目的是“治身”;释家强调的是见性,明心,目的是“治心”。令人感到神秘称奇的是,人生总有福祸、成败之时,尤其是古代的士大夫们都面临穷达、出处的考验。而儒释道三家这种“治世”“治身”“治心”的理念与功能,恰好是人生得志与失志不同时期自我疗救所需的宝贵良方与秘笈。北宋时期的重臣如富弼、张方平、范仲淹、文彦博、欧阳修、王安石等,无不是佛禅的忠实信奉者。而苏东坡更是儒释道禅互补、互融的典范。东坡先生年轻时就有“奋厉有当世志”(《东坡先生墓志铭》),要做一个风节凛然、经世济民的儒者。“乌台诗案”后,在谪居黄州开头的两年里,他在孤独寂寞中煎熬,在傍徨无奈中隐忍。在这“我已无可言,堕甑难追悔”(《闻子由为郡僚所捃恐当去官》) 的落寞日子里,他先是把眼光投向了早已熟悉的佛道。于是他在安国寺“焚香默坐”,“收召魂魄”;在天道观里闭关养炼,以道自遣;在炼治丹砂中观其变,聊以怡神遣日,在“漏断人声静”处,“惟以书史为乐”;在“无所用”时,注释“三传”;在“荒山大江,曳杖放脚”时,“我今忘我兼忘世”;在赤壁矶头吟啸“大江东去”;在临皋亭之夜半,寻梦“羽衣”仙道;在“与渔樵杂处”,“渐不为人识”中而随缘自适;在躬耕东坡里“聊以忘老”;在“闻洮西捷报”时,畅心“谈笑无西戍”;在“沙湖道中遇雨”时,笑谈“一蓑烟雨任平生”;在“把盏凄然北望”时,“忠心填骨髓”,“静以待命”……。以上所叙,不难看出东坡先生在黄州艰苦的日子里,如何把儒释道禅运用得何等地娴熟自如。他以我为主,将三家之义理融汇整合得如此水乳交融。同时,我们也不难看出,东坡先生无论何等地“忧患已空犹梦怕”(《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二首》之二),仍坚定地宣称自己“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虽怀坎懔于时,遇事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与造物。”真乃忠义之心,可昭天日。这足以说明东坡先生尽管集儒释道禅于一身,但其根本未变,始终坚定以儒为宗的人生观没有动摇。这种尊主泽民,经世济用的儒家淑世情怀和社会责任,直至流放到惠州、儋州仍痴心不改,至死不移。
  (二)以儒释道:重建人生价值观
  《周易》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自然哲学与人文实践的理念根源。被誉为“大道之源”,是道家重要经典,中华群经之首,亘古常新的哲学典籍。它博大精深,包容万象,是中华民族的智慧象征,历代文人奉之为圭皋。许多学者皓首穷经,考证训诂,耗尽毕生心血。有的以取象来阐释卦辞和爻辞,论证天象星象,以测凶吉祸福;有的以卦意解释卦辞爻辞,穷究万物情状,致用于人生修养与日常生活。而东坡先生初成于黄州的《东坡易传》,正是后者所指之标新立异的哲学经典。可以这样说,《东坡易传》是苏东坡哲学思想集中完备的体现,是他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集中写照。凡是研读过《东坡易传》的人们,会作出这样的判断:《东坡易传》从义理入门,多切人事,从日常人事出发,上升到人生之道。它的确是一本修身立德的人生宝典。东坡先生在这部宝典中,为我们总结出许多经时济世,修身励志的人生之道。譬如:
  (1)“不息故健”。这是对《周易》“君子自强不息”的精辟注释。他特别强调“不息”,即永不止息地奋斗。他还指出只要“阳奋其力,虽难必遂”。
  (2)君子“循理无私”,“必自敬,故内直”,“是以独立不孤”。他强调君子为人处事应遵循事物的规律,做到无己无私。
  (3)“咎与誉,人之所不能免也”,他指出人生之祸患与荣誉是人所不能免的。“故曰沉潜刚克”,即深沉稳健才能刚强不败。
  (4)“养其正心而待其自胜”,只有加强对内心的修养,才能战胜自我。只有“见险而不废其进”,才能“敬慎不败”。(5)“器欲常用,体欲常劳,天下欲常事事”,“振民使不惰,育德使不竭”,君子应不忘用世的社会责任。
  (6)“贪得而不戒,故始于小过,终于大咎”,“忧患未至而虑之,则无悔,贪得而没有及时戒备,开始出现小的过错,最终演变成大的灾难。“人之所共知而难能者,慎言语,节饮食也”,人们都知道但却难做到的,是语言谨慎,饮食有节制。
  (7)“君子有责于斯世,力能救则救之,力能正则正之”,“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至矣”,同时务必“与时偕行”,且能“时然后行”。
  (8)“和而不同谓之和”,“有所不同为同”、“唯同必睽”、“知睽必同”的同异观等等。只要我们研读这些微言大义,不难看出这既是东坡先生自“乌台诗案”后的人生感悟。又是以儒释道,在儒道互相渗透互为阐释中,重新建构起以儒为本,以道入门,内儒外道的人生价值体系。
  (三)以庄入禅:重塑诗意生活方式及人生境界
  东坡先生年轻时博通经史,喜欢读西汉文学家贾谊与唐代文学家陆贽的著作。“既而读《庄子》,叹曰: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这表明他与庄子的哲学思想产生了共鸣,这在他自“乌台诗案”后的“三州”贬谪岁月的诗文与日常生活中,不经意地可以找到佐证。先来看看他在黄州所写的《雪堂记》中说了些什么。元丰五年(1082)正月,东坡先生“得废园于东坡之胁,筑而垣之,作堂焉,号其正曰‘雪堂’”。鉴于雪堂是在大雪中落成的,他奇思妙想,在堂之四壁绘画出皑皑雪景图。面对此景他“起居偃仰,环顾睥睨”,有时白天倚靠在几案上小睡一会,显得格外志趣高洁和惬意自适。这件事被黄州诗人,他的好友潘大临看见后,发生一场颇富人生哲理的主客长篇对话。东坡先生正是借主客对话的方式,阐述在黄州躬耕东坡,情寄雪堂的闲情逸志。东坡先生对于自己这种设计很是自鸣得意。他告诉客人自己这样装饰厅堂的意图是:“游以适意也,望以寓情也。意适于游,情寓于望,则意畅情出,而忘其本矣。”游心是为了适意,西望是为了寄托情怀。心意安适于畅游中,情感寄寓于眺望里,这样心意畅达感情流露,而忘掉了现实中的我。主客辩论的焦点集中在客人的第一发问中,即先生是想做“天机浅”的“散人”,还是做“嗜欲深”的“拘人”。所谓“散人”意指闲散之人,后来常以散人为隐士的泛称。所谓“拘人”,意指受世俗欲念所束缚的俗人。经过几番交锋后,东坡先生最后回答说:“吾不知五十九年之非而今日之是,又不知五十九年之是而今日之非。吾不知天地之大也,寒暑之变,悟昔日之癯,而今日之肥。”“是堂之作也,吾非取雪之势,而取雪之意,吾非逃世之事,而逃世之机。吾不知雪之为可观赏,吾不知世之为可依违。性之便,意之适……”东坡先生一连四个“吾不知”的设问,最终阐明他谪居黄州,寄住雪堂的真谛是:“吾非逃世之事,而逃世之机”,我并不是想逃避世上的事功,而是想躲开世上的心机算计和无妄之灾的锋芒。
  在《雪堂记》主客问答中,东坡先生借客人之口还提出了“散人之道”。他认为要想真正成为闲散的“雪堂居士”,一是要像“庖丁解牛”那样,“避众碍而散其智”,以“至柔驰至刚”。即以庖丁操刀解牛般地避其障碍,以柔克刚。二是“予能散也,物固不能缚,不能散也,物固不能释”。如果能做到闲散,外物就不能束缚我;如果不能做到闲散,就会被外物所诱惑而不能释怀。东坡先生的“物以适意”,“庖丁解牛”的以柔克刚及“散者”,“物固不能缚”等观念,在《庄子》里都可以找到出处。所以这样讲,东坡先生的《雪堂记》,是以庄子“逍遥游”和“齐物论”思想写成的著名文化哲学笔记。作者正是受庄子“无己”“无待”“无名”(《庄子·德充符》)理念的熏陶,运用精神修养的方法达到理想的人格。故而在黄州贬废的五个年头间,能融入大自然作超然尘世,“游心乎德之和”(《庄子·德充符》) 的逍遥游。正是受忘却差别,齐同万物观念的拨正,才能在“涸辙之鱼”,荆棘塞途的艰苦磨难里,做到旷达自适,返归于朴。以庄入禅的观念重构,让苏东坡赢得了“已将地狱等天宫”(《次韵答元素》)的自我超越。使得他营造出化苦为甘,诗意化的精神家园和生活方式。提升了与天地同一的独立自由精神和“无用之用”(《庄子·补物》),“闲放不拘”,至美至乐的生命状态和人生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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