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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文化身份下的杜拉斯自传体小说研究

作者:2016-03-31 14:07阅读:文章来源:未知

摘要

  作为法国最具有争议的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无法归类”是杜拉斯最为明亮的一个标签,这一标签闪现出了杜拉斯的边缘性。边缘的写作使她能够从自己独特的视角出发去描述和体验外面的世界,并发出自己富有个性的声音。在杜拉斯长达半个世纪的创作生涯里,她呈现给世人一个异常丰富多彩的艺术世界。本文从边缘文化身份的视角对杜拉斯的自传体小说进行了解读。

  本文运用霍米巴巴的杂交性身份理论、拉康在欲望理论、斯图亚特霍尔的身份理论等,结合玛格丽特·杜拉斯人生经历和其所处的生活环境、家庭环境、社会环境,对其殖民社会边缘身份、家庭边缘身份以及女性边缘身份进行了分析和解读,阐述在边缘文化身份对其自传体小说作品的影响。

  杜拉斯从登上文坛到她晚年,一直在描述自己经历过、目睹过的生活。这种带有自传色彩的表现形式,在自传体小说中反复书写中从主人公的内心独白到人物间的对话与潜对话,不仅反映了小说人物的内心世界,也在更深的层面上折射出作家的边缘性,呈现出杜拉斯独特的焦虑与痛苦、欲望与寻根、封闭与反抗。

  【关键词】杜拉斯;边缘性;身份认同;女性主义

  Abstract

  As France's most controversial writer Marguerite Duras • "unclassifiable" Duras most brightly is a label, the label flashed a marginal Duras. Writing the edges so that she can proceed from their own unique perspective and experience to describe the outside world, and to make their voices full of personality. Duras in half a century writing career, she presents to the world an unusually colorful art worl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dge of cultural identity of Duras's autobiographical novel interpretation.

  In this paper, Homi Bhabha hybridization of identity theory, Lacanian theory of desire, Stuart Hall's identity theory, combined with Marguerite Duras • life experience and its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family environment, social environment, its colonial marginalized status, family status, and the edge of the identity of the female edge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to explain the impact on the edge of their cultural identity autobiographical stories.

  Duras from Mount literary world to her old age, has been described they had experienced, witnessed life. This form of autobiographical in autobiographical novel written repeatedly from the hero's inner monologue to a dialogue with the unspoken dialogue between the characters, not only reflects the inner world of the characters in the novel, but also a reflection of the author on a deeper level marginal, showing a unique Duras anxiety and pain, desire and roots, and blocking resistance.

  Key words: Duras; marginal; identity; feminism

  目录

  摘要... 2

  Abstract 3

  绪论... 5

  (一)研究综述... 5

  (二)文化身份理论背景... 8

  一、殖民社会边缘身份下的焦虑与痛苦... 14

  (一)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边缘身份——焦虑与痛苦的根源... 14

  (二)杂交身份伴随的焦虑与痛苦... 16

  (三)作品中焦虑的体现... 17

  (四)作品中痛苦的体现... 20

  二、家庭边缘身份下的欲望与寻根... 23

  (一)畸形家庭关系下的边缘地位... 23

  (二)家人缺失与欲望书写... 24

  (三)家庭缺失与寻根主题... 28

  三、女性边缘身份下的封闭与反抗... 30

  (一)女性书写的边缘性地位... 30

  (二)女性边缘身份下的自我封闭... 32

  (三)对男权社会的反抗——女性的主体地位... 33

  结语... 40

  参考文献... 42

  绪论

  (一)研究综述

  (1)杜拉斯其人

  玛格丽特·杜拉斯原名玛格丽特·陶拉迪欧,是法国知名的小说家、剧作家、电影导演。1914年,玛格丽特·杜拉斯出生于当时的法属殖民地印度支那。她的父母都是白人,在当地土著学校任教。虽然在当时的印度支那,白人似乎是非常优越的上等种族,但实际上白人群体构成颇为复杂:“非常富有的大庄园主……然后是做贸易的,当然还有殖民地行政机构的高级官员,再往下是中等收入的白人商人、教师,最底层是穷困的白人。他们组成了‘流氓无产者’这个特殊阶层。[1]”杜拉斯的父母是在法国当局“到殖民地发财”的美丽诱惑下怀着无限期待到了越南,却没想到等待他们的是一个又一个的厄运与无尽的贫困。玛格丽特幼年丧父,家道中落,而唯一可以依靠的母亲“属于另外的一类人,依旧受到大家的轻视,非常孤立”。她的家庭逐渐沦为白人殖民者的最底层,成了“流氓无产者”的一员,远离了那些富裕的法国殖民资产阶级——财富的差距是他们跨越不了的一条鸿沟。玛格丽特家的孩子像越南人一样生活着,与越南人做一样的活,吃的是越南的食物,讲的是越南语,和越南小孩像野孩子般一起在田间林里玩耍。生活的现实情境使得“玛格丽特并不把自己看成是白人,她是另类的白种女孩”,贫穷已使他们与当地人唯一的差别仅在于肤色的不同,然而,就因为这唯一的差别,玛格丽特家与当地的越南人又存在一定的距离。他们被排斥在两个群体之外,被放逐到了社会的边缘——“远离了白种人的文明,并与之毫不相干。既对印度支那的富人们一无所知,也与在那里生活的下等白种人彼此不相了解。”

  18 岁时,她离开殖民地回到法国继续攻读学业。杜拉斯少年时代即立志于创作之路,写出了很多知名的作品,其中有 33 部小说、11 部戏剧,同时还有电影剧本、访谈集、杂文随笔集等等,深受读者的喜爱。她的作品已被译成了三十多种语言,流传于世界各地。传记作家劳拉·阿德莱尔曾指出杜拉斯是“当代法国最有创造性的作家[2]”,菲利普·索拉尔在《她是怎样成为杜拉斯的》一文中提到“如果我们认真对待,便不难发现,杜拉斯在二十世纪末占据着雨果在十九世纪末的地位……[3]”,不管这种种说法是否夸大了杜拉斯的美名,然而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彰显了她的作品的魅力。杜拉斯凭借处女作《厚颜无耻的人》步入文坛,此后佳作不断,渐渐形成自己的写作风格。早期作品具有现实主义色彩,有着她少女时代在法属越南殖民地生活经历的影子,《平静的生活》、《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副领事》是这时期的代表作。她的作品受到新小说的影响而流露出其特色:淡化情节以求更客观、更直接地发掘心理变化,到了晚期作品情节减少到最小化。1984 年发表的自序传小说《情人》获得了龚古尔文学奖并使她扬名世界。除了小说之外,杜拉斯还创作了一些颇有影响的电影剧本,如应导演阿伦·雷乃的要求创作的《广岛之恋》在戛纳电影节一上映便引起了整个影坛的轰动,这部电影凭借其不流于俗的爱情故事与高超新颖的创作形式被誉为法国新浪潮电影中的经典之作;《印度之歌》荣获法国电影节实验艺术电影协会奖;《长别离》荣获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和法国的路易-德吕克奖等等。

  回顾其作品我们可以看出,对由于文化身份的边缘性直接导致了“边缘思想”,这使得杜拉斯自觉主动地在她的文本世界中关注具有边缘人身份的女性及其他的弱势群体。她说:“我一直处在边缘,你们是知道的,我不是一个人,我们有好多人。我们没有选择,对于发生的这一切我们是那么害怕。这不是一种选择,一种态度。这成了一种本能的行为。”她充满热情地出入流氓、犯人、怪人聚集的地方。她流着泪注视或大或小的杀戮。“她厌恶那些将视线移开的人,她恨那些自以为幸福的人”,杜拉斯说;“我想要揭露某一阶层,某一群人或某一个人所忍受的不公正——不论什么阶层;而如果一个人疯了,丧失了理智,迷失了自己,我也会因为心生爱怜而写;我还关注犯罪,关注不名誉之事,卑劣的事,特别是司法无能、社会无力之时,我会做出自己的评判。”于是她的文本中出现了疯子、罪犯、妓女、同性恋者、酒徒和犹太人等社会的边缘人物。

  (2)杜拉斯自传体小说研究

  身为一名有着特殊文化背景、行事风格特异的女性作家,杜拉斯在法、英、美等国备受文学研究者青睐。从其第一部引起批评界瞩目的《抵挡太平洋的堤坝》(1950)开始,法国各大报刊、杂志便有相关评论,后来更为她设了专号或专刊。为中国读者耳熟能详的几位法国大师,如雅克·拉康、乔治·巴塔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等都注意到了杜拉斯的才华,公开撰写文章论述杜拉斯对文学所作的独特贡献。国外对杜拉斯的杜拉斯自传体小说研究可分为形式研究和内容研究两大类。形式研究主要是对杜拉斯自传体小说的艺术风格、创作技巧、写作手法、故事结构、自传体小说语言、电影及戏剧等方面的研究。从内容研究而言,主要有以女性主义、传统心理学、后结构主义为视角,对作品主题进行的分析。从心理学视角对其自传体小说进行深入探究的。例如,维热娜·贡雷的《爱的符号——杜拉斯情节最小化的方式》一书,就其心理层面的分析以及巴塔耶色情理论对其解剖,从中可以看出她对于爱与激情的认识;卡洛尔·霍夫曼的《遗忘与玛格丽特·杜拉斯》一书,则对书中被集体和个人所创伤而带来的人的遗忘,以及发生这种遗忘的心理原因等进行了详细的探究。此外,也有研究其主题的,包括她作品中常出现的主题:情爱、痛苦和死亡等等。莱斯利·黑尔的《玛格丽特·杜拉斯——启示的欲望》和瑞奈尔·尤德里的《欢迎非理性——玛格丽特·杜拉斯小说中的“疯狂”研究》就是对其作品中的欲望和疯狂主题的研究;阿兰·维尔贡德莱作为研究杜拉斯作品的专家,将其作品中的毁灭主题进行了深层次的挖掘和剖析;朱莉娅·克里斯蒂娃的《黑太阳——痛苦和忧郁》也对杜拉斯作品中的人类的苦痛这一主题进行了研究。此外,随着理论研究的不断进步,许多学者也尝试以后殖民主义、后现代理论和形象学等理论来研究杜拉斯的作品及人物。

  虽然国外对杜拉斯自传体小说及其人物的研究如火如荼,但是国内则冷清许多。1980 年,在《外国文艺》上刊载的《琴声如诉》,由王道乾先生第一次翻译,从此中国读者开始认识杜拉斯。随后,翻译一浪高过一浪:一是 1984 年《情人》获龚古尔文学奖前后一段时间,至少有六种译本问世;二是 1996 年她去世以后,或许是出于对作家的怀念,或许是“中国情人”产生的巨大影响,使得杜拉斯的自传体小说在中国越来越火:漓江出版社“杜拉斯丛书”的出版,春风文艺出版社《杜拉斯文集》的出版,作家出版社《杜拉斯选集》的出版等等,从中可以看出杜拉斯的自传体小说在我国的流行和备受重视。

  正是由于杜拉斯小说的风行一时,越来越多的学者也开始对其进行研究。初期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在翻译译本的前言和后记中出现,这对杜拉斯研究的健康发展起到了良好的引导作用。1996 年,北大的王东亮先生在《世界文学》杂志上发表的《盖棺难以定论的杜拉斯》对杜拉斯的创作方式进行了系统研究。他是国内较早研究杜拉斯的一位学者,早在 1987 年就写了《<情人>的自恋结构》、《杜拉斯和亚洲》等相关文章。1998 年,南京大学的硕士生齐红伟将杜拉斯和张爱玲做了比较研究。目前出版的杜拉斯研究专著有李亚凡的《杜拉斯:一位不可模仿的女性》、户思社的《痛苦欢快的文字人生:玛格丽特·杜拉斯传》、《玛格丽特·杜拉斯研究》以及南京大学黄荭主编翻译的《解读杜拉斯》等等。除了这些研究之外,国内对杜拉斯的研究大都属于一般介绍性的综述或局限于对《情人》、《广岛之恋》等少数自传体作品的研究。除此之外,国内杜拉斯研究者还翻译了多部杜拉斯传记及国外学者研究杜拉斯的文章。其中传记类包括;《杜拉斯传》,克里斯蒂安娜·布洛一拉巴雷尔著,徐和瑾翻译,1999年由漓江出版社出版;《杜拉斯传》,劳拉·阿德莱尔著,袁筱一翻译,2000年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真相与传奇》,阿兰·维尔贡德莱著,胡小跃翻译,2007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追寻杜拉斯的足迹》,阿兰·维尔贡德莱著,胃弋、褚淑芬翻译,2007年由中信出版社出版;《这就是杜拉斯》,让·瓦里尔著,户思社、王长明、黄传根翻译,2010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与杜拉斯相关的作品的翻译包括;《解读杜拉斯》,贝尔纳·阿拉泽,克里斯蒂安娜·布洛一拉巴雷尔主编,黄聋主译,2007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女友杜拉斯》,米榭勒·芒梭著,胡小跃翻译,2007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情人杜拉斯》,扬.安德烈亚著,胡小跃翻译,2007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永远的文学情人》,克罗利著,万晓艳翻译,2008年由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

  (二)文化身份理论背景

  学者王东亮曾说:“杜拉斯的所作所为在法国文坛可说是最无法归类、最不具典型性的。从法国共产党员到社会党总统密特朗的密友、社会边缘人物的喉舌;从‘新小说’的同路人到‘新浪潮’电影的先锋;从充满魔力的文学语言到有悖常理的对社会新闻的干预;从电台报刊上文学的、政治的高谈阔论到街头酒吧里与酒徒、流浪汉的畅饮狂欢,这一切都无法进入任何规范。”的确,“无法归类”是杜拉斯最为明亮的一个标签,这一标签闪现出了杜拉斯的边缘性和反叛性,而杂交性身份理论、欲望理论、边缘身份理论等都或多或少地能从她处得到理论的印证。

  (1)杂交性身份理论

  杂交性这一概念来自巴赫金对长篇小说杂交话语论述。巴赫金说;“什么是杂交化?它是在一个单一的话语(utterance)范围内,对于两种社会语言的一个混合。n[2〕用这种方式,两种不同的社会语言可以互相揭露。从文学上看,这实际就与滑稽性模仿相似,其效果是反讽的、揭露的。它与巴赫金的对话、复调、狂欢理论也是一脉相通的,都是想通过不同的声音来修改、揭露、抵抗专制的、单声的主流权威话语的意义。这实际上也是文学中常见的修辞手法。

  巴巴认为用这种方式,可以解决被殖民者面对西方殖民主义权力话语时的抵抗能动性问题。简单地说,就是被殖民者通过自己的本土文化来挪用、修正、转译殖民者的权力话语的意义,使之为己所用。巴巴在《作为奇迹的符号;1817年在德里郊外大树下的威权与心理矛盾问题》一文中举了一个例子。一个在印度传教的英国传教士麦塞,1817年在德里郊外大树下发现了一群穷苦农民在读印度语的圣经,非常高兴。他知道这是英国文化殖民策略的重要成果,这些圣经是前几年英国传教团的人在集市上分发的。但是他发现这些人却并不认同这些书与英国人的联系,说这些书是神送给他们的。而欧洲人是吃牛肉的,所以不可能跟神有关系。他们这样说是因为印度传统宗教禁食牛肉。出于同样的原因,这些人拒绝到教会受洗。传教士感到非常无奈,只能重复圣经上的话来劝他们,但他们对圣经的解释似乎仍旧是从印度本土宗教出发的。

  巴巴用这个文本想要证明,本土人可以通过本土文化来阐释、修改殖民者的文化,并由此发出自己声音,维护自己的权利。进而,这种故意使殖民者文化杂交化的行为还挑战了殖民主义统治的合法性。

  而玛格丽特·杜拉斯出生在印度支那,并在印度支那度过了她的整个童年及少女时期,因此,印度支那是杜拉斯人生与创作的基石,她将印度支那置于自己的舞台上来演自己的故事,借助印度支那这片神奇的土地,杜拉斯完成了一个书写自我的神话。而在一般的西方人眼中,东方世界是落后但也很“神秘”的,鸦片、小脚、父亲的权威、门当户对、传宗接代,这就是西方人眼中的东方世界,在殖民地社会,白人优越论是所有白人的共同认识,种族差异是合乎情理的,白人本能地觉得自己比黄种人高一等级。而杜拉斯作为一个出生在在印度支那的法国人,这一特殊的异国身份以及其所身受的东西方双重文化的熏陶,使杜拉斯明显有别于其它土生土长的法国作家,这也使得她的作品具有明显的后殖民主义倾向。

  (2)欲望理论

  众所周知,弗洛伊德是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他把人的意识分为三个层次,意识、前意识和潜意识。为了形象的说明它们的作用,他把人的意识比作大海里的冰山,指出“意识部分就像冰山露出海面之上的那一小部分;前意识相当于处于海平面的那一部分,它随着海水的波动时而露出水面,时而没入水面;而无意识则是没入海水中的硕大无比的主体部分”。意识是心理结构的最表层,它是当下活跃在人脑中的思想内容,控制着我们日常生活习惯及言行。前意识是第二层,是意识与潜意识的过渡地带。它并非被压抑,只是未被意识到的意识。而潜意识则是心理结构的最深层,它是指人出生后的各种本能、欲望、原始冲动,因为这些冲动往往与社会伦理道德相背驰而遭到排斥或压抑。与心理结构的三个层次相对,弗洛伊德提出了人格结构的三个层次;“本我、自我和超我,分别代表人格的生物成分、心理成分和社会成分。”

  而拉康在欲望理论中认为物质的满足并不是欲望。人除了物质和生理的需要,还需要爱与关怀,这是他欲望理论的第二层;即需求层。需求是对爱的需要,它指向欲望,但仍可得到部分的满足。随着出生,婴儿在母腹中的这种天然安定感被打破而受到外界威胁,他除了在具体需要之外,还渴望和呼唤着这种安定感,这就是爱的需要,即需求。等婴儿成长一些后,他总是会要求妈妈抱,其实得到妈妈的“抱”并示是真正的目的,其真正的自的是要得到母亲的疼爱和关注。在现实生活中,妈妈可以给“抱”,可以给“关爱”,但妈妈不可能一直抱,一直关爱,也就是说被需求的对象不可能随时在场并永久在场,这就导致需求对象部分的缺失,因此需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只能得到部分的满足。

  需求是通过语言这个中介在主体与他者之间构建的交往关系,它不像具体的需要直指物的对象,它是人与人之间的依恋关系。物的缺乏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最终得以满足,而需求,主体却不能指挥他者完全按照自己的想象行动,当他者的活动稍与主体的意识相偏差,自我的需求便得不到满足。

  我们可以在杜拉斯作品中看到在中国情人那获得金钱、摆脱了贫穷、满足了虚荣之后,作为一个正常的女人,她也渴望真爱。杜拉斯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她把世俗的物欲转化为纯真的性爱,并把这种性爱的激情和美好从传统的贞操观念中解放出来,让人回归爱情的本真。爱情本没有错,只是社会道德的约束让纯真的性爱背负了太多的罪名与伤害。杜拉斯在作品中大胆描写拥抱的享受和肉欲的满足,并在这种满足中感受生命的颤栗与感动,性爱的无瑕与美好,让人心生温暖,忘返流连。

  (3)边缘身份理论

  边缘”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可以从多个维度进行阐释。首先直观的说,从空间位置上来讲边缘与中心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从文化角度来说,边缘是在全球化语境下对个体差异性的尊重。而简单来说,边缘写作就是具有边缘身份的作家通过边缘视角对于边缘化主题的阐释以及对边缘写作策略的运用,力图向人们呈现被主流文化所遗忘的边缘文化图景。边缘写作的概念是后殖民语境下被提出的,它的形成有着漫长的发展历史,它是由流亡文学发展而来的。因此为了理清边缘写作的概念,我们不得不把目光定格到欧洲流亡文学的源头上来。“流亡”一词源于希腊文diaspora,是放逐和逃亡的意思,因此流亡这一概念首先应当是地域上的概念,是指离开自身的国家与故乡流落在外。

  回望人类发展史,流亡可以说是人类的一种存在方式,因为地理、经济、政治、战争等原因导致人类的迁徙现象比比皆是,它的源头甚至可以回溯到古希腊戏剧《俄狄浦斯王》以及荷马史诗《奥德赛》,无论是俄狄浦斯对于命运徒劳而悲壮的反抗与逃避还是奥德赛的离家与返乡都昭示了人类早期流亡的命运。如果说古希腊神话是流亡母题的源头,那么对于流亡概念有着更为深刻理解的应该是犹太人的集体记忆与民族情感。犹太民族的历史就是一部人口迁移史,犹太人的祖先亚伯拉罕和以撒在迎南地区(即现今巴勒斯坦)繁衍子息,至10世纪所罗门在那里建立了古犹太国家。后巴比伦王国入侵古犹太国家,致使大批的古犹太人不得不背井离乡流散于不同的地区,并在异族文化的夹缝中艰难生存。

  除了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杜拉斯边缘性的写作还来源于她边缘人的身份。在与母亲和哥哥组成的家庭中,杜拉斯处于边缘位置。父亲的缺失,母亲对儿子超乎寻常的偏爱,这种被忽视的边缘感从童年时代就伴随着她,在她的身上打下烙印。杜拉斯一家作为殖民地的底层白人,既融不进上层白人圈子又因为种族与文化的隔阂无法融入当地人,一直徘徊在灰色地带,这种杂蹂的身份让杜拉斯一直在东西方夹缝中处于无根状态。初到法国时她说自己是克里奥尔人,当她登上文坛成为作家时,依然融不进法国主流社会,始终处于边缘。杜拉斯积极地介入到各种社会、政治运动中,她曾投身于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的运动和反政府运动中,加入共产党又被开除,她曾宣称自己是无政府主义,暗地收留极左翼分子。“介入”政治运动表现了杜拉斯背离主流社会的反叛姿态,同时,她对当时的主流思潮存在主义和主流文学流派新小说持一种拒斥的态度,她不加入任何文学流派,被认为是无法归类的作家。

  玛格丽特出生是她无法抗拒的命运的安排。然而,这个家庭的命运似乎是受了诅咒一般,充满了不幸与暴力,疯狂与死亡的阴影时时笼罩着它。父亲在玛格丽特四岁时便撒手人寰,父爱的缺失让玛格丽特更加渴望母爱,可母亲眼中只有两个儿子,尤其偏爱那个邪恶、暴戾、一无是处的大儿子,母爱完全被哥哥占据了。母亲的偏袒、大哥的粗暴、小哥的懦弱,使得小玛格丽特无从感受爱的温暖,她被母亲放逐到了无爱的荒漠,成了这个边缘家庭里的边缘人。而这种母亲——儿子——女儿的三角关系则萦绕了杜拉斯的一生及她的创作。

  近年来,杜拉斯也成为众多科研爱好者共同关注的焦点。查阅 CNKI,可以检索出有关杜拉斯研究的论文近一千五百篇,研究视角和采用的理论手法都越来越推陈出新,研究的题材和内容也越来越宽阔。总体说来,主要是对杜拉斯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语言技巧、女性主义、“疯女人”形象、“情人”形象、毁灭、痛苦主题等方面的关注,杜拉斯研究在国内学界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然而,相较于西方的杜拉斯研究而言,中国学术界对她的研究还有一定的局限性,表现在:一、大部分文章还属于印象式评价,缺乏有深度的文章。二、系统性不够。多是对杜拉斯单个文本的关注,而没有从整体性上来把握杜拉斯的创作风格和特征,跟鲜有学者从其文化身份背景对其作品进行解读。三、研究焦点较为集中。仅仅是对其比较知名的文本的探究,诸如《情人》、《广岛之恋》等,而不能从更加深刻的层面上来关注其背后呈现的文化意义和整体创作风格,以及其作品背后的文化身份背景。因此,研究视角较为狭窄,研究理论也多有重复,没有对杜拉斯整体的作品的整体风格和人物形象进行总结和探究。为此,笔者从边缘文化身份的视角对其自传体小说进行解读,以更全面的解读杜拉斯。

  一、殖民社会边缘身份下的焦虑与痛苦

  (一)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边缘身份——焦虑与痛苦的根源

  1、双重身份

  1914年,玛格丽特·杜拉斯出生于当时的法属殖民地印度支那。她的父母都是白人,在当地土著学校任教。虽然在当时的印度支那,白人似乎是非常优越的上等种族,但实际上白人群体构成颇为复杂:“非常富有的大庄园主……然后是做贸易的,当然还有殖民地行政机构的高级官员,再往下是中等收入的白人商人、教师,最底层是穷困的白人。他们组成了‘流氓无产者’这个特殊阶层。[4]”杜拉斯的父母是在法国当局“到殖民地发财”的美丽诱惑下怀着无限期待到了越南,却没想到等待他们的是一个又一个的厄运与无尽的贫困。玛格丽特幼年丧父,家道中落,而唯一可以依靠的母亲“属于另外的一类人,依旧受到大家的轻视,非常孤立”[5]。她的家庭逐渐沦为白人殖民者的最底层,成了“流氓无产者”的一员,远离了那些富裕的法国殖民资产阶级——财富的差距是他们跨越不了的一条鸿沟。玛格丽特家的孩子像越南人一样生活着,与越南人做一样的活,吃的是越南的食物,讲的是越南语,和越南小孩像野孩子般一起在田间林里玩耍。生活的现实情境使得“玛格丽特并不把自己看成是白人,她是另类的白种女孩”[6],贫穷已使他们与当地人唯一的差别仅在于肤色的不同,然而,就因为这唯一的差别,玛格丽特家与当地的越南人又存在一定的距离。他们被排斥在两个群体之外,被放逐到了社会的边缘——“远离了白种人的文明,并与之毫不相干。既对印度支那的富人们一无所知,也与在那里生活的下等白种人彼此不相了解。[7]”

  杜拉斯身为生在越南的法国人,外表是白皮肤的殖民者,然而却在殖民地同越南人一样惨遭殖民政府的剥削,生存艰难,尊严扫地,因此她身份实质是白皮肤的黄种人,她与黄种人同样反抗殖民政府。但她从小受着法国教育,极力和越南人划清界限,对东方人发出骨子里的鄙夷,因此她又是黄种人群中的白种人。这种双重身份将她推入一个边缘人的境地,两种文化对她来说都是他者,因此她具有边缘人的独特视角。

  处在东西方文化的夹缝中,杜拉斯拥有混杂的文化身份。她在《文字的色彩,与多米尼克。诺盖关于8部电影的访谈录》中谈到自己的出身时,曾说自己出生在远东,是克里奥尔人,越南语跟法语一样流利。东西方两种文化视角最大程度地体现在杜拉斯身上,复合的文化身份让她的作品更大程度地体现了文化悬空与文化冲突,使其作品比单一文化身份作家的作品更有张力。在另一本谈话录《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居所》中,杜拉斯对作家米歇尔.波尔特说,那里的童年与我们这里的完全不同,你瞧,我们与其说是法国人,不如说是越南人。现在我才发现了这一点,我们法国血统的外表,法国籍的这种外表完全是虚伪的。我们跟那些越南小孩一样说越南语,跟他们一样不穿鞋,母亲常给我们说;你们是法国人。杜拉斯在东西方文化的夹缝中寻找属于自我的写作方式。“在那些年里,她发现并且肯定,自己没有真实的身份,既不是法国人,也不是安南人,至多是享有白人小孩的某些专利。[8]”漂泊感贯穿杜拉斯的生命路程,在其晚年的谈话录《物质生活》中,她这样描述这种感觉:“满泥土味的河流的故乡,下雨天我们在河里避雨,人一旦长大成人,所有这一切便成为身外之物,我们不可能永远把这些记忆带在身边,而把它们存放在最初形成的地方。我是一个没有故乡的人。[9]”

  2、双重态度

  她对东方与西方具有的双重的矛盾态度,得出她的边缘态度,对黄种人既鄙视又依靠。对白种人既羡慕,渴望归于一类,又害怕、深深的隔阂。她是一个有着边缘眼光的边缘人。她在《抵挡太平洋堤坝》中塑造了下士这一殖民地被迫害的土著人,详述了这位筑路工人一家所遭受的残酷迫害,向所有在毒日下为法国修筑公路最后惨死的人表达了深深的敬意。杜拉斯对殖民地贫穷、遭受磨难的人有一种天然的、不安的同情,她最欣赏的是他们如此不幸还那么乐观,他们身上的那种天真,她在任何欧洲人身上都没有见到过。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法国人,一个殖民者统治者,一个白人,杜拉斯时时都受到法国人、白人高人一等的论调教育,这不仅来自于母亲的教导,更来自于与生俱来的一种种族优越感。在《情人》中白人女孩乘坐公车专门为白人准备的座位,享受着殖民地白人处处存在的特权。作为殖民地的白人,她俯视着挣扎着的当地土著人,享受着被当地人仰望、仰慕的姿态,这种双重身份决定了作为一个殖民地的底层白人,杜拉斯在权力分配上处于弱势地位,同时在种族上占有白种女性的优越地位。于是,在殖民地的大背景下杜拉斯处于种族、性别、阶级的模式中,存在着复杂而暖昧的双重态度.

  (二)杂交身份伴随的焦虑与痛苦

  霍米·巴巴在探讨殖民主义时曾指出,无论是殖民者还是被殖民者,两者之间都有着一定的混杂性,都是在混杂中发生对抗,这就造成了两者之间不同性质的、多元化的矛盾空间。由于对个人身份的混杂,造成个人认知难以达成。由于家庭贫困,他们无法融入殖民者的生活圈,因此与当地的土著有了更多的接触,同时也体会到了他们的不幸和绝望。

  在《抵挡太平洋的堤坝》、《情人》等作品里,杜拉斯描绘了法属殖民地法国人生活的困境和生活的艰辛。杜拉斯曾这样谈过她的童年;“它(童年)太痛苦了。我完全处于黑暗之中。我在一生中飘泊不定,对自己说;‘我没有故乡’。从杜拉斯的陈述中,折射出一种强烈的漂泊感、绝望感和孤独感,从而也是一种身份缺失的焦虑感。回到法国后的杜拉斯,面对母语文化的空白,一时难以逾越心理认知的障碍而融入到母语文化之中,就像她对格扎维埃尔·戈蒂埃道说的;“我来到法国这个腐朽的国家之后我是处在缓刑期里”。身为殖民移民、法国亚文化成员的杜拉斯,在东西方文化的夹缝中,深深体会到“面对西方经常处于一种失语与无根状态,却在面对东方时又具有西方人的优越感”。为了达到与母语文化亲和的目的,杜拉斯建立的适应性反应机制,就是将自己隐藏在自己作品的后面,借写作这一行为实现解除其文化身份和个体存在的身份焦虑,同时也使她接近其本原力量,重建生活经验。

  利科把身份认同分为两种类型;其一是固定认同;其二是叙述认同。固定认同是自我在某一个既定的传统与地理环境下,被赋予认定之身份,进而借由“镜像”式的心理投射赋予自我定位。也正如作者通过苏珊之口说的那样“如果不进入某个等级,人就会迷失”。因此,杜拉斯小说中的“中国情人”形象的塑造,实质上就是作家身份缺失心理投射的“镜像”。

  (三)作品中焦虑的体现

  杜拉斯小说的焦虑意识主要是由主体对人生困境与苦难的艰难反抗和反抗无效性的理性把握构成。

  1对生存的焦虑

  她从小一直在跟随母亲讨生活,生活很艰辛,对穷的深刻认识(《堤坝》)体现了对生存的焦虑。作者塑造了一个省吃俭用,渴望发家致富,到头来却一无所有的母亲形象。小说写母亲用尽全部积蓄向殖民地当局购买土地,本指望靠这片土地发财致富,但是由于母亲不懂得行贿,殖民地土地局官员故意分给她一块不毛之地。这块土地每当庄稼即将要成熟的时候,便会被潮水席卷一空。社会秩序的不公和大自然的荒诞性以强于母亲千倍万倍的力量将其摧毁,蔑视着母亲付出的所有努力。母亲并未就此放弃,她天真地以为只要修筑一个坚固的大堤坝就能阻挡一切潮水,可是没想到等潮汛一到,堤坝一夜之间化为乌有,所有努力付诸东流。母亲大病一场后,仍未死心,继续修筑新的堤坝。只是社会制度和自然的荒诞性的合力一如既往地再次将母亲抛掷在太平洋的堤坝上。

  母亲就像推石上山的西绪福斯,持续努力奋斗却难逃悲剧的命运。“她修筑的那道用来抵挡太平洋海潮的可怜的堤坝,就是她全部抗争的缩影,它凝视着抗争的艰难性、奋斗的无效性、人的命运的悲怆性。”母亲是底层人民勇于奋斗、反抗命运的代表,其实不仅仅是母亲,《抵挡太平洋的堤坝》里面的每一个人,甚至是杜拉斯小说里的每一个人都是悲剧命运的承载者,他们都在生存困境中不断地反抗着、奋斗着。只不过,在强大的殖民制度下,渺小的个人的奋斗终将是无效的,他们最终也无法逃离自己所处的生存困境。处在底层的殖民地居民一贫如洗却不甘奴役,愈是困境愈是奋斗。但是殖民制度的不公平使他们的生活窘迫与尴尬,表现了作者对生存的焦虑。

  2对战争下人类生命的焦虑

  如相对于战争波澜壮阔的英雄史诗叙事,凡夫俗子的爱情便是细节。在上个世纪短短不到50年内,人类就经历了历史上规模最大、死亡人数最多的两次世界大战,面对强大的理性沦丧的冲击,文学迅速做出了反应,描写战争及战争之后人的存在的“大手笔”不可谓不多。人的情感轻如灰尘、湮没于强大的民族情感的叙事话语中,在众多的名著中,读者看到的多是排山倒海似的宏伟爱国情感。杜拉斯,这个关注生活的女性,自然不可能对这种大屠杀视而不见,自然不能回避对此问题的思索,但是她的悲愤与思索却融入了她独特的个人体验,并以肉体和爱情的细节描写表现出来,女性作家的情愫化为了文字,而由于作者的边缘身份,使得其作品表现出对战争下人类生命的焦虑。

  《广岛之恋》她把荒谬与血腥的战争设为爱情的背景,人物在战争中经历爱情又在爱情中透视战争。在剧本的开始,“不见她,也不见他,在他们的位置上,我们只看见两个局部的身躯——头部以下,腰围以上——在蠕动,这蠕动也许是在性爱,也许是在垂死挣扎;他们的躯体上轮番布满了能致人死命的原子弹灰烬和露珠,以及性爱后的汗珠”。然后,镜头转向两个一丝不挂的男女,他们在旅馆的床上,谈论广岛。这个开场,“在旅馆的床上谈论广岛曾正式纪念过的那些恐怖场面,这种亵渎的议论,是刻意安排的”[10],杜拉斯如是强调。在广岛,这个弥漫着战争气息与灾难的城市,通过一段露水姻缘,女主人公法国女人丽娃忆起了战争期间她的德国恋人,那个她在少女时期爱上的“国家的敌人”,在战争结束前一天,他被枪杀了而她被认为有辱国门,被同胞剃光了头,关进了地窖。在此,个人的悲剧与战争的荒谬交替呈现,对战争下人类生命的焦虑不言而喻。

  对战争下人类生命的焦虑,杜拉斯有一部“被西方评论家视为写第二次大战的作品中一部全新的作品”——《痛苦》——这是一部写于二战期间,发表于 1985 年的自传性日记体小说。杜拉斯在这组日记中详尽地记录了“我”在战争即将结束时,在痛苦不安的煎熬中一天天、一夜夜地等待被关进纳粹集中营的丈夫罗贝尔。杜拉斯以细腻的笔触呈现了一个乱世中弱女子的无助、焦虑与忧愁。与《长别离》不同的是,“我”等回了日思夜想的丈夫,但让我始料不及的是随之而来的另一种异样的痛苦:罗贝尔徘徊在死亡的边缘。骷髅般的人形、持续的高烧、微弱的心脉、干瘪皮肤下骨骼的滑动甚至粪便的气味和颜色,杜拉斯都一一予以展示。细节如电影镜头般放大,每一次的情景重现都弥漫着痛苦的阴影。痛苦,在这部自传色彩浓烈的作品中成了无处不在的恶魔。有评论家认为:“在此之前,很少有人能把战争给人带来的痛苦感受写得那么深切动人。[11]”

  3对人生意义的焦虑

  杜拉斯笔下的世界是一个虚无的世界,这里的虚无是指一种否定历史传统和道德原则的生活态度。世界是一个巨大的虚无场,在这个虚无场中,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是偶然的,都是没有目的没有意义的,它们只是存在着,多余而陌生,令人讨厌和恐惧。“它是一个不能实现自己的内在性,一个不能肯定自己的肯定,一个不能活动的主观性。”[12]杜拉斯作品中的人物也都是偶然存在的,没有固定的身份和地位。

  恶劣的客观环境造就人物的心理精神困惑,尴尬的境遇令人们陷入迷惘和焦虑中。压抑、屈辱和不公正,对所爱的人和近邻的苦难和死亡深表怜悯,心灵上的毫无出路感,不再相信存在的意义,以及不可能实现我们心中的精神渴求等等,是造成精神痛苦的最重要的原因。杜拉斯作品中人物的生活环境是危险的;丛林、湿热、潮水……“在那个国土上,没有四季之分,我们就生活在唯一一个季节之中,同样的炎热,同样的单调,我们生活在世界上一个狭长的炎热地带,既没有春天,也没有季节的更替擅变。”这个世界其实是很可怕的,仿佛河水漫上来,你却无处逃脱。在《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母亲受到殖民教育的诱惑来到被称作“法兰西印度支那”的大殖民地。恶劣的生存环境没有使她却步,即使在她丈夫去世那一段日子里忧伤如潮水,她仍然忍受着精神上的折磨与困境顽强对决。怀着对美好生活的希望,她用所有的积蓄向殖民地土地管理局提出购买租借地的申请。不料母亲不懂世俗规矩,因未贿赂管理局官员买了一块盐碱地,经常受到海水的袭击,潮水毁掉了一切努力。“她遭遇的不幸源于她那难以置信的天真”,一般来说,可耕作的租借地要花两倍的钱才能买到。其中一半的钱秘密地进入了那些负责申请者分地的土地管理局官员的腰包,这帮官员真正掌握着整个租借地的市场。他们的贪心使母亲根本无法满足他们贪得无厌的胃口。受害者不光母亲一人,“这帮土地管理员安置、毁掉、赶走、再安置、再毁掉、再赶走了上百个家庭。”于是母亲开始发病,经常叫喊,容易生气发怒,最终在衰老、贫困交迫中抑郁而终。母亲之所以痛苦和绝望,是因为世界的不公、生存处境的荒诞、本质和意义的虚无。认为人的最真实的存在是处于孤寂、苦闷、痛苦等阴暗低沉的情绪下的存在,这正是对人生意义的焦虑的一个最突出的特征。

  (四)作品中痛苦的体现

  1、生存痛苦

  存在主义者坦然说人是痛苦的,当抉择与现实相冲突时,人们便会产生这种痛苦情绪,这种痛苦情绪同时也是一种哲学上的认识。“世界是充满悲愁苦难的,而受苦则是‘实在’的肉身的意识;也是它的整体与实体的精神意识;也是它自身的实体的自我意识,也就是直接的‘实在’。受苦是生命的实体,也是人格的根源,因为惟有受苦才能使我们成为真正的人。”杜拉斯从不认为人可以不经受痛苦而使生活变得有意义,这是一个肯定的命题。“母亲”、法国女人、玛利亚她们虽然差点被痛苦压弯了腰,但还是勇敢地采取逃避痛苦的方式,并不是一味地沉溺其中不能自拔。痛苦只不过是她们的一种生存体验,是一种生理上的苦难或伤痛。

  2、战争痛苦

  在《广岛之恋》这部作品中,有作者对于战争痛苦的领悟。主人公的忧伤是一种超越国界的忧伤,战争使人们丧失了生活、恋爱的权利。作者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控诉无情的战争游戏,把男女主人公的露水姻缘搬到这一时代的荧屏上以反映战争的原生状态;原子弹蘑菇云、弥漫的原子尘埃、受到放射性物质的伤害的渔民们、一具具烧伤的人体模型、从废墟瓦砾里爬出来的女人……在广岛这座仅仅是名字就足以给人带来恐怖余悸的城市里,法国女人看到了一切,她“总为广岛的厄运而哭泣,总为它哭泣”,她“亲眼看到广岛那些暂时幸存下来的人们,以忍耐、淳朴和显而易见的温顺承受起不公平的命运,这命运是如此不公平,就是平时最丰富的想象力,在他们面前,也关上了想象的大门”。战争使她在爱情面前怯懦,可记忆和意识总在脑海里跳跃,于是爱情与战争成为了一对矛盾体。法国女人、德国男人、日本男人在整个时代背景下扮演着可悲的角色,“他们被有着正常秩序的社会拒之门外,在那里他们的故事是不被接收的。抗争是不可能的。”

  无论是过去的爱情也好,战争也好,法国女人内心深处无法消除这份障碍,即使世事变化,即使结婚生子,她仍然处身回忆之中。“我现在突然意识到,这种综合体也许只不过是一种观念的回忆,一种感情的回忆;为了让这种综合体会再一次来帮助我,我应该通过虚无且自由地重新面对它。”萨特忧虑的是这份焦虑不仅使自己难以忘记过往,而且还找不到解决的途径。法国女人也一样,她发现自己竟难以摆脱这份面对过去的焦虑,也找不到任何方法去解决。

  3、由焦虑导致的人生无望的痛苦

  在孤独的存在中,人类试图通过信仰与世界建立一种联系,所以身份问题也是存在者的焦虑之一。身份的确认总是存在于与他人的关系之中,我/我们在他人的注视之下获得一种身份定位。在萨特看来,他人的存在对于他人来说是一种自为的存在,而我/我们的存在对我/我们来说也是一种自为的存在,这两种自为的存在在彼此的注视下则都变成了客体,成了限制对方自由的源泉,我/我们作为具有自由权利的人,便对他人怀有一种仇恨,想要创立一个没有他人的世界以获得主体地位。当我/我们与外在的他人建立联系时,要么就是甘愿成为他人的客体,要么就是反过来注视他人的注视,进行一种反抗。但无论如何,这两个自为都不可能化为一体。因此,这两种自为的存在是不能平静地共在,而是有着剧烈的冲突的,是无法融合的孤独与孤独的冲突。以《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为例,上层白人的家庭与苏珊的家庭,苏珊的家庭与殖民地土著居民,上层白人与土著居民的冲突,在每一组对应关系中,前者的注视都使得后者成为客体,成为被压迫的阶层/阶级,而后者为了获得主体地位,便对前者的压迫心怀仇恨,进行反抗。每一组关系中的双方都是不可调和的共在,彼此之间具有无法逾越的鸿沟,彼此都是孤独存在的群体。

  在萨特看来,“我们”中的每个人都是主体,每个人之间都是自为与自为的关系,每一个我都在我们这一范围内做着某一件事,当我们采取某一共同行动时,我便介入到我们中去了。当我作为被上层白人阶层排斥的穷白人家庭成员和排斥殖民地土著居民的白人阶层时,我介入到了我的家庭这一共同体中,与家庭成员形成组合。而当我遭受到母亲以及哥哥的暴力时,我又成为他们的客体,试图对他们的行为进行反抗。以此可以分析每一种群体、每一个个体之间的关系,他们都是一些无法融入对方的存在,永远只站在自己的位置上去注视他人,都是一个个孤独的单位。

  杜拉斯的作品中,身份焦虑是一个普遍的主题,自我永远无法与他人建立一种确切的关系,因此自我的身份总是飘忽不定,游离于外在世界,如《副领事》中的副领事,《广场》中的“他”与“她”。身份的无可附着使彼此陷入永恒的孤独之中,这种永恒的孤独弥漫在她所有的作品中。这样看来,杜拉斯对人的孤独的存在是持一种矛盾的态度;在信仰上她试图通过责任意识来追求一种超越,而在身份上却始终无法找到结合点。对人在世界上的位置的确定,杜拉斯是持一种悲观的态度。她意识到了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并怀有积极的动机想要寻找一条出路,但是又无可避免地回到日常生活中,发现这种努力的徒劳。她一生中对《圣经》的热爱,也许就是想要在彼岸的世界中找到上帝,在自身与上帝之间建立一种联系,以此超越现实世界的孤独状态吧!

  二、家庭边缘身份下的欲望与寻根

  (一)畸形家庭关系下的边缘地位

  杜拉斯从小跟随父母驻扎在法属殖民地印度支那一个茂密的热带丛林里,在那里,她度过了自己生命中“最可赞叹”的十八年。在这十八里,她享受过无拘无束的天然自由,也饱尝过一切人生的不幸与窘迫。虽然她一直在作品中称那段人生是她“永生难忘的印记”,然而,困囿的童年,少小的贫穷却是她长期无法直视的伤痛。

  在她那个所谓的家里,不幸的母亲“每时每刻都在为她的儿女,为她自己的前途奔走操劳。”她的两个大儿子已经没什么指望了,因为“他们成不了什么大气候”,而对她这个小女儿,虽然她有时觉得她有些叛逆不羁,但她对她总还是抱有希望的,“我”的耳朵里“总是充斥着不绝于耳的老生常谈”,“你嘛,你应该进中学。……先读完中学,然后再正式通过中学数学教师资格会考这一关。”然而,“我”并没有实现母亲的愿望,因为“贫穷已把你紧紧捆住并没有放松。”

  在这个冰冷的家中,“没有一天不你杀我杀的,天天都在杀人。”大哥哥的粗暴、冷酷、傲慢、放荡使人忍无可忍,然而他却是母亲的心头肉,是母亲心中永远的“大儿子”。小哥哥和“我”在母亲看来永远是“两个小的”,特别对“我”,母亲总觉得总有一天是要离开的。母亲的袒护使我不只一次地“想杀人,我那个大哥,我真想杀死他,我想要制服他,哪怕仅仅一次,一次也行,我想亲眼看着他死。目的是要当着我母亲的面把她所爱的对象搞掉,把她的儿子搞掉,为了惩罚她对他的爱。”连最疼爱自己的小哥哥,他的生命也被大哥的生命死死的压到了下面,生活在恐惧中,最终将他置于死地,害他死去。她在这个无爱的家中感到冰点的孤独,她和她的母亲一样的绝望,她和她的亲情一样的悲伤。

  母子(亲情是人世间最真挚的感情,它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人间至爱,而杜拉斯小说中的亲情却显得不那么单纯。《厚颜无耻的人》《抵挡太平洋的堤坝》《情人》《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是颇具自传体色彩的系列小说,以家庭血缘关系为主线,讲述了母亲主导的单亲家庭中母与子(女)的扭曲与变异的关系。母亲将作为妻子和母亲的所有感情都倾注在长子身上,母亲和长子由于“一种复杂奇怪超越了善与恶的关系”——母子畸恋,重建了父权联盟,次子和女儿却被驱逐在家庭之外,成为母子(长子)意念的牺牲品。总之,在这些作品中,家都如同密不透风的围城,令人窒息;又如同残酷的战场,让骨肉至亲反目,亲人成了地狱,让恐惧和不安的灵魂,没有一个温暖的地方可以栖息,他们只能不停逃离,似乎离得越远越好。不堪的记忆终结了他们对家的回归,也停止了他们创造新家的脚步。

  (二)家人缺失与欲望书写

  拉康认为;“如果没有父亲,就没有俄底浦斯的问题存在,反过来说,谈到俄底浦斯,就牵涉到父亲的作用这一关键问题。[13]”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认为;“在生殖器崇拜阶段,会出现所谓的恋母情结,像希腊神话中俄底浦斯杀父娶母那样,男孩会产生一种爱母憎父的本能情欲,被压抑在潜意识阂限成为沉淀物,所以弗洛伊德又称之为俄底浦斯情结。”

  然而,与之相对的是,女儿对父亲却有一种本能上的恋父情结;即女儿视父亲为脱离母体后第一个心心相印的伙伴,而女儿也正是父亲内心最隐秘的梦中情人形象,女儿与父亲同属一个世界。

  根据弗氏的理论,小女孩割断对母亲的依恋关系,而将注意力急切地转向父亲,是由于受到阉割情结(即女性发现自己的被阉割状态,导致了心理的巨大沮丧)的作用。尽管拉康反对弗氏以阳具作为男性生殖力的特征,但他并不反对弗氏的“俄底浦斯情结学说’夕,在一定程度上还肯定了这种象征结构;即在一个家庭关系中,父亲的一方仍然是一个原初的、首要的他者。“然而拉康关注的不是某个特定个体现实中或想象中的父亲,而是个体符号意义上的父亲,这个父亲之名毋宁是一种文化符码;自从人类历史形成伊始,它便将父亲的人格与法权的形象等同了起来。”

  拉康认为;父亲的存在并不是要以这个真实的父亲的存在为前提,它代表的是这个家庭中经济与法律的力量。父亲的作用即便是在父亲死后或不在场的情况下仍会延续,并往往以更具力量的形式影响着整个家庭。

  《堤坝》中家庭之间存在着极为恶劣的关系。故事从一开始,兄妹俩就在等待着,等待着有人来把他们带走,“也许总会有一天,一辆小汽车会停在吊脚楼前,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会从车上下来向约瑟夫或苏珊问路。……有一天,会有一个男人停下来,为什么不呢?因为他发现了桥边的她;也许他会喜欢上她,要带她进城。……约瑟夫也在等,等有一天有一辆车停在吊脚楼前,那将是一位浓妆艳抹抽着三五牌香烟的淡金黄色头发的女郎从车上下来,她也许会请约瑟夫帮她修轮胎。”究其原因,兄妹俩急切要逃离的是母亲、是这个家,是平原上的一切不幸。

  随着堤坝的坍塌,母亲的希望也一并坍塌了,她的脾气变得更古怪了, 就像一个疯子。约瑟夫已经长大成人,母亲无法与他对抗,便将拳头与恶劣的脾气转向苏珊,是否就此可以认为母亲不爱她的儿女们呢?确实,现在的“母亲”已经不再拥有天真烂漫的少女形象,留下的只有满脸的沧桑,脾气也比以前暴躁,总是疯疯癫癫的,人们已经忘记了她也曾怀有梦想,也曾憧憬着美好的未来,拥有与殖民当局作斗争的抱负。但在堤坝坍塌时,同时毁灭了她的梦想,压抑了她本应给予儿女们的母爱。但毋庸置疑,母亲在苦难的泥潭里疲惫挣扎的同时,内心依然为她的儿女们保留了一份温热的领域。当她看着孩子们吃饭时,总是流露出特别宽容的好脾气,这是她在穷尽一生的精力与心血同残酷的命运做抗争所仅剩的温情了;在伊甸电影院的十年,她曾经同影院的一名职员深深相爱,但“她甚至想当然的认为,为了孩子们的幸福,在爱情面前,她应该选择放弃,她已经失去了放手去爱的权利”,事实上,最终她确实选择了放弃,终究未得到最后一次的爱情;母亲将筹集堤坝修筑钱的任务交由苏珊,希望她能够从若先生那里拿到钱,但当苏珊拿出戒指给她看时,她却以为女儿是委身于那个猥琐男人而得到的,一气之下对苏珊一阵殴打,但后来她自己也非常懊悔,与女儿一同哭泣。与母亲伟大而隐忍的爱一样,约瑟夫和苏珊也同样深深地爱着母亲,尽管他们强烈地想要摆脱母亲以及这种不幸的生活。约瑟夫为母亲在同殖民管理局官员作斗争时,所受的屈辱感到愤愤不平。当殖民当局官方前来平原视察土地时,他为了母亲不受到伤害,对着天空发射了一颗霰弹,吓得殖民当局官员落荒而逃。此后,这些当局者就再也不敢来欺压母亲;他亲眼看到了母亲写了一封长信,寄到地籍管理局。他恨透了那些官员,想着有朝一日,势必要亲手杀了他们;为了满足母亲的心愿,苏珊与她并不喜欢的若先生交往,接受他馈赠的礼物,并希望通过这些礼物得到母亲的欢心。

  这个家庭的成员们彼此深爱又互相嫌恶,“约瑟夫非常爱自己的母亲,他相信自己不会再给予别的女人像母亲那样的爱,也不会因其他女人的出现,让她忘记自己的母亲。”但事实上,约瑟夫又不可能和母亲一起生活。存在主义认为,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很大,难以进行有效的沟通。萨特则指出:他人即地狱。认为:人与人之间无法和谐相处,因此人是孤独的活在世上。在这段时期内,杜拉斯在其作品中,对家庭成员之间的亲情关系进行了着重描述,她将存在主义“他人可能是毁灭我的潜在者”转变为“亲人可能是毁灭者我的潜在者”。《堤坝》中的母亲无疑承担了这样一个“毁灭者”的身份。

  在《情人》中,主人公“我”是个没有父亲的孩子。严格来讲,她不是没有父亲,她是失父。如果说贫穷让孩子们食不果腹,衣不敝体,那么失父就让这个家庭和家庭关系雪上加霜。

  杜拉斯在作品中极力地宣染了父亲快要死时的家庭的悲伤情调,“偏偏又是父亲病重,病得快要死了,几个月以后他就死了。”而面对父亲的死,“我”总不敢面对并产生了对一系列问题的恐惧;“难道我父亲的死或死期已经近在眼前?难道他们的婚姻成了问题?这个丈夫也成了问题?几个孩子也是问题?或者说,这一切总起来难道都成了问题?”而母亲面对这碎不及防的事实是有所感的,并且使她显得灰心丧气。“每天在一定的时间,(母亲)这种绝望的情绪就要发作。继之而来的是一切都告停顿,或者进入睡眠,有时若无其事……仍然情绪恶劣,……她就像是一个王后,要怎样就怎样……”母亲的精神几乎崩溃,当然这种绝望悲伤的情绪自然会影响家庭的每一位成员,“我”也不例外,父亲的死去在杜拉斯心中留下了永恒的伤痛。

  这份伤痛是不难理解的,因为她不仅失去了一位真实意义上的父亲,失去了一个家庭经济和法律的支撑,同时也失去了她作为女儿的潜意识中的“恋父情结”的依存。

  在《情人》中,父亲的缺失造成了女主公“我”的伤痛,也造成了稳定家庭关系的破灭。但父亲的作用仍可通过他者的位置来弥补,父亲的缺席仍可视为一种象征。在作品中,父亲的地位是通过情人的形象来确定的。女主人公“我”被杜拉斯自称为;“她”、“印度支那的少女”或者是“肮脏的瘦弱孩子”等,是个年仅十五岁的没有姓名的孩子。而她的中国情人也是没有名字的,他常常被作者称作为“他”、“情人”或者是“中国情人”。一个只有十五岁的孩子,已二十七岁的情人几乎可以做她的父亲,并且对这样一个失去父亲的孩子来说,中国情人似乎更适合也似乎更有责任担当这个孩子情人之外的另一个角色—父亲。她对中国情人的呼唤与依赖正是失父之后“我”之“恋父情结”的转移和嫁结。在中国情人的身上,她看到父亲的影子·,他给她钱花,满足她一切物质欲望,给她以家的安定和温存。这即是一个父亲在家庭中经济地位与法律地位的再现与重生。

  因此,对于主人公“我”来说,父亲并没有逝去,父亲的作用依然存在,只不过换作了一个更年轻的版本。“我”在得到中国情人的同时,也得到了一个意想之中的“父亲”。

  在杜拉斯的作品中,父亲的形象一再的弱化或者是缺席,要么已经死亡,要么在家中的地位低下,其实,这正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杜拉斯本人内心中对父亲的想念与情感的不敢碰触。爱之越深,失之越切,藏之越秘。小小女孩把 失父之痛转化成脸上最坚强的表情,转化成作品中一个个消失的父亲,但仍转化不了她对父亲的忘却。因为她需要一个父亲,每个人、每个家庭都需要一个父亲,这是她的欲望。

  根据拉康的理论,贫穷已经使她丧失了获得生活中吃穿住行最基本的需要的机会,而父亲的缺失势必会让她这种机会变得更加渺茫,因为拉康认为:一个父亲是一个家庭经济和法律地位的象征。贫穷或许可以说是一个婴儿一出生时无法选择的家庭状况,但是,当这个家庭经济的承担者和状况的可能改变者父亲也同时消失时,可以想见;这个家庭的生活将会怎样的苟延残喘。很不幸,杜拉斯就出生在这样的家庭。因此,她必然想念父亲,必然无数次地在无意识里想像过,如果父亲还在?这个家绝对会有一番不一样的景象,而这番景象正是她梦中所求的。

  然而,杜拉斯在作品中总是对父亲表现出冷落,在现实中对父亲表现出回避,杜拉斯在现实中说;“我没有父亲。我的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

  这是事实也是对父亲的沉默。她不愿提及,她似乎已经忘记了她曾经也拥有过这样一个父亲。然而,她这种深层而刻意的“遗忘”更恰恰说明了父亲在她心中永久不憾的地位;恰恰说明了失父的创伤在她心中是事隔多年也疗不好的伤痛;恰恰说明了她有多么地想念父亲,多么地需要父亲。所以,才会有《情人》中“我”对“中国情人”难舍难分的需要,才会有《情人》中反复出现的关于父亲及全家的老旧照片。这正是杜拉斯无意识中对父亲需要的迫切召唤!父亲是走了,但那些泛黄的记忆中总还有父亲的印记,总还有一个女儿对一个父亲不灭的信念,这是她“恋父情结”的延续,也是她需要意义上对父亲欲望的表达。

  (三)家庭缺失与寻根主题

  疯狂是一种隐喻,一种对正常现象的反叛行为。杜拉斯作品中的人物总是处于漫无目的、寻寻觅觅的状态。疯狂使她们成为了从时空中抽离的生灵,可以随心所欲地说和做。《副领事》中的女疯子她总是嘴里念叨着家乡,家乡的名字是她的护身符,反映出隐含的作者的寻根情节。

  在她的生命旅途中迷失了方向,永远认不出回家的路。她生下了无数个孩子,却因饥饿和贫苦抛弃了他们,而她自己靠别人的施舍和捡拾垃圾度日,最后变得精神疯狂,“她脑子里什么都被打乱,越来越乱,直至有一天,她脑子里再也不乱了,突然之间再也不乱了,因为她再也不去想什么。……捡起一只被老虎咬断脖子在腐烂变臭的死鸟……”。副领事则深陷更狂乱的边缘,他在孩童时期就被排斥在家庭的温暖之外,失去作为一个家庭成员所应该享受的话语权,虽然他成绩极其优秀。在他成年工作之后,这种失语状况不仅没有得以改善,还在更大的范围推进。他在就任法国驻拉合尔副领事之后,没有人与他接近,没有一个人进入他的官邸。在他生活的主流话语社会中,他只是作为一个旁观者存在,他的身体与灵魂整个都埋葬在孤独之中。他“每天都在吼叫……就像人们每天祈祷那样,他每天在吼叫。”作为一个失语者,他用极其疯狂的行为来证明自己的存在。

  杜拉斯笔下的女人总有着一点自己的影子,她说;“我写女人是为了写我,写那个贯穿在多少个世纪中的我自己。”写作是她的生存方式,也正是这种生存方式才让她不致于迷失在真切的生活之中,而只是宣泄于笔端。《副领事》中的安娜一玛丽·斯特雷泰尔是杜拉斯所塑造的殖民地白人圈中的一个女性典范,看似典雅高贵,实则淫乱癫狂。在《劳儿的劫持》中,她扮演了第三者的角色,而在这部作品里,她仍以一个偷情者的形象出现。她本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如果说在情感上找不到着落而四处寻觅,那她寻觅的结果岂不是更加加剧内心的苦闷和仿徨?舍弃情感上的缘由,我们把目光投向殖民地这一块令人又爱又恨的土地;炎热、贫困、不公正,还有一份足以令人迷失的的压抑。“这里的烦恼,是一种彻底被抛弃的感觉,与印度本身很相宜,这个国家就让人产生这种感觉”,殖民地枯燥的生活,白人圈形成的腐朽殖民制度,是主人公陷入疯狂的因素。她迷失在情感的天地里,找不到出路。

  疯狂,在常人眼里是可怕的,在杜拉斯眼里,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非理性世界,正如《副领事》中的副领事、《劳儿的劫持》中的“小疯子”劳儿、《如歌的中板》中的安娜、《夏日夜晚十点半》中的玛丽亚等等身处混乱不堪的现实世界,尤其是精神世界的迷狂,使得他们渴望充满激情的疯狂世界,厌恶理性世界。正是以疯狂的眼睛才能更加清醒地看清世界的丑陋。他们以疯狂作武器,打破了貌似有序合理的社会生活。疯狂具有反理性的力量,它催生出各种各样的、随心所欲的生活模式。

  三、女性边缘身份下的封闭与反抗

  (一)女性书写的边缘性地位

  杜拉斯的作品都以女性作为主要叙述者,着力刻画女性主人公形象,她是一个典型的女性作家,女性作家本身就处于社会书写的边缘地位,她在作品中也展现了对男权社会的极大反抗。

  在人类文明史的长河中,文学其实就是一种为确立男性的统治地位并为其添砖加瓦的工具。女性从来都被禁止进入文学的殿堂,她们被整个意识形态异化为边缘的物的存在,并于无形中内化这种异化的结果。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分析了五位男作家的作品:“蒙特朗这位大男人主义者在女人身上寻找纯粹的动物性;劳伦斯是个阳具崇拜者,他要求女人总括一般的女性特征;克洛代尔把女人界定为灵魂姊妹;布勒东珍爱扎根于自然的梅露辛,把他的希望寄予孩子般的女人;司汤达希望他的情妇有才智、有教养,在精神上和行为上都很自由,是个与他般配的女人。[14]”窥一斑而见全豹,在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男性所需要的理想女性是这类的女性,她们必须要忘记自我或是否认自我,必须把男性的需求作为自己的终极目标及责任并为此而努力不懈,而男性的赞许便是下赐于她的最高荣誉。男性在文本中按照自身的需求和意愿塑造的女性成了现实中女性的参照与标准,女性便在对此类“经典”的阅读中“修正”自己、“完美”自己。文学与性政治巧妙地结合起来了。

  于是,他不得不面对一个让他愤怒、面目可憎的事实:他从未存在过,而且永远不可能存在于这个女人的世界。为了摆脱这种折磨,他把诗作扔入了火炉。他永远都不会了解这首化为灰烬的诗作恰似她的生命体验的文字铭刻,它的消失即意味着她生命历程的断裂。这首尚未写完便被毁掉的诗作也成了女性自我声音的一个隐喻,她内心的声音因不能被丈夫理解而被视为有害的、孩子气的,他以爱的名义、以保护她为由把她声音的载体不由分说地毁掉。自此,她不再创作,她再度退回到沉默的位子,她开始了航海旅行,远离人群。写作,被永远的流放。那首她丢失的诗作成了她生命中最大的缺失。直至多年后的一个夏天,一个年轻的看门人把一本她本人尚不知晓的早已出版的诗集拿给她时,她才谈起那首诗。那是她第一次与人谈起她的诗作,她说那首失踪的诗是她的唯一,一首真正的诗,虽然她甚至没有办法证明它曾经存在过。年轻看门人的相知唤起了她沉睡的爱情,她忍不住久久地亲吻他,如同亲吻她的初恋情人。“那一吻审慎而克制,端庄合礼,然而其强烈性质如同地狱一般。这一吻是她发明的,她,作为一个女人,又是由她主动给予的,是奉献给支配他们整整一生直至死灭的那种爱情的。任何肉欲的满足,任何一类欢心快乐都不足以取代这种缺失与虚空”[15]。

  女人的写作,其艰难可见一斑。杜拉斯在《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中讲述了那个白人小女孩在课堂上的一次见闻。那节课,老师讲的是路易丝·拉贝(1521--1566)——法国16世纪杰出的女诗人,用法文和意大利文写作,美艳惊人,其父是一位十分富裕的绳商,故当时里昂人都称她为“制绳美人”(这个名称其实亦泄露了社会对这位女诗人的接受与认可仅停留在其父亲的财势及她的容貌之上)——老师欣赏她,并把她介绍给他的学生。

  老师讲道,每当路易丝·拉贝去她的印刷出版商那里交付刚写好的诗集手稿时,她总要请一位女朋友陪她一起去,她一直没说明为什么会有这种要求,由另一名女子陪伴这位写诗的女人。老师说,这种陪伴也许能起到证明身份的作用,尤其是来自一名女子的证明。然后老师让学生自由陈述自己的想法。一名男生说因为路易丝·拉贝怕路上有男人上来搭讪。一名女生说因为怕被人抢走诗稿。

  杜拉斯在行文中提到这一个小插曲,让意欲写作的小女孩,也让读者看到了男性对于写作的女人的敌视与隔阂。尽管文中的老师说他欣赏路易丝·拉贝,但他却不能理解她需要另一位女子陪她去交诗稿的行为。而男生对于美丽的女诗人,却跟其他大多男性一样,他们看到的只是她的美貌,至于她内心的声音,在不伤及利益的前提下,他们采取的多是漠视的态度。而对于女性创作者而言,她的心血的结晶、她的内心欲求的载体是她最想要保护的东西,因为不管是被漠视或是不被理解,它都有可能遭到被抢夺销毁的命运。

  杜拉斯文本中的两个写作的女人的境况其实正是杜拉斯对女性写作者所面临的来自男权的强大阻力的思虑,对这种尴尬被动局面的展示正是杜拉斯所采取的边缘迂回的书写谋略。杜拉斯的小说世界出色地揭示了丈夫/妻子,男性/女性在文学创作这一精神生活领域的差异与紧张关系,展示出女性写作、女性人生体验与菲勒斯世界的冲突与对峙。

  (二)女性边缘身份下的自我封闭

  杜拉斯的女性边缘身份直接影响了她在作品中对人物的处置方式,她笔下的人物与杜拉斯一样孤独。孤独成为杜拉斯与人物共同的生活态度和方式。小说里的人物多处于一种与外界无法沟通的苦闷之中,那些流浪的乞丐、疯狂的杀人犯、背叛情感的人等等,每一个人物自我封闭起来,与周围人的关系或紧张或冷漠,生活在孤独的世界里不被人理解。

  在《副领事》中,出现的主要人物:女乞丐、副领事和安娜,他们都是坚守着自我抵抗的意义追寻,在加尔各答的酷热中坚持着自己的信念。女乞丐的故事在杜拉斯的很多作品中都出现过,但是对女乞丐故事作了最详细叙述的是《副领事》,副领事的开篇就是女乞丐的故事,她因怀孕而被赶出家门,母亲决绝地赶走了怀孕的她,她变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她在饥饿与劳顿中不停地行走,到一个她自己也不知道是哪里的地方。一路上,她受尽了磨难,成了一个失语疯女人,终于到了加尔各答,她不再行走,留了下来。她在加尔各答同麻风病人睡在一起,疯疯癫癫,像一个幽灵一样,唱着不知名的歌。饥饿、家庭、社会的抛弃给她造成了巨大的痛苦,让她彻底失去了理智,变成了一个女疯子,在这个世界上疯癫的存在着。后来她连语言的功能也丧失了,封闭在自己的世界里,不再和外界进行任何交流。

  杜拉斯笔下女人的生存境遇是悲哀的,她们不能被理解,找不到合适的交流对象,语言不能成为自己的代言,对象的缺失成为人类感情和处境的普遍表达。在《英国情人》中,克莱尔在自我的世界里孤独的言说,她没有交流倾诉的对象,现实的压抑让她精神错乱。她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每天在花园里沉思,无人再次走进她的内心。直到有一天她受够了生活的一成不变,受够了没有人理解的世界,终于残忍地杀死了在她家忠心耿耿做了二十年保姆的聋哑表妹,她以杀人的方式求得灵魂的解脱。但凡她的生活中有一点儿与别人交流的机会,她都不可能做出如此残忍的事情。克莱尔的生活看似幸福,她什么事情都不用过问,家庭一切都照常运转,丈夫在外边工作,聋哑表妹在家照料家务。然而她的内心是痛苦的,她内心的体验无处倾诉,没有任何人懂她,没有任何人理解她。丈夫根本就没有耐心听她讲,甚至根本就听不懂,也不会去理解她。她也无法和聋哑的表妹交流,她的朋友也不善言辞。他们每晚去咖啡馆聚会,只是大家需要倾诉,这更加凸显了每个人内心的孤独。克莱尔每天的工作就是整理自己的房间或者一直呆在花园里思考问题,她思考了太多的问题,她也试着和报社写信,但没法持续下去。每天的生活就是白天与黑夜的轮回,任何人都受不了这样的重复和无意义,克莱尔自己也不知道她自己究竟是怎么才变成这样的,多年内心体验的无语交流无疑影响了她的心智,逐渐漫延,把她推向覆灭。但克莱尔并没有放弃思考。她会坐在花园的长凳上想人生的一切,考虑所有的问题。她的想法里有关于生活的种种,幸福、冬天的植物,饮食、政治,水,湖泊,没有手的动物……关于卡奥尔,关于混乱和消逝中的一切。克莱尔的思考尽管没有条理,但却是她自我心情最舒畅时候的一种默语,在她似乎颠三倒四的思绪中蕴含着深沉的悲哀和控诉,显示着女性所体悟的情爱哲理和对现代社会的批判。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认为克莱尔的人生境遇是现代女性悲剧的某种缩影。虽然无处诉说的忧伤压抑着女性内心真实的诉求,但在杜拉斯笔下,女性大多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反抗着这个世界,无论是《广场》中喋喋不休诉说自己生活无聊的女佣,还是《劳儿之劫》中走向沉默的劳儿,她们都以异样的激情和魄力完成了自我的真实。无论她们做了什么,我们都能深深地理解,那个时代对于女性的生存制造了太多的不幸,她们是多么渴望爱情、交流、诉说、理解、安慰、呵护,然而这一切都没有,最终每个人都走向了宿命的悲剧,令人无限惋惜。

  (三)对男权社会的反抗——女性的主体地位

  1、女性的自我发声

  杜拉斯扭转了传统男权话语体系中女性属于“从属者”位置的角色意识,她让女性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杜拉斯笔下的众多女主人公都具有独特的个性,对于爱情,她们以各自的方式,用行动彰显自己的存在。“我想使自己与你不同,但我的一切却由你赋予”,这是杜拉斯作品中体现出的对现代女性生存状态的一种描述。杜拉斯认为,在现代社会背景下,女性在两性关系的角逐中仍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基于这样的认识,杜拉斯在创作中对现代女性抗争故事的书写实际上就是将自己的体验发而为一种语言的表达,旨在通过在语言方面对话语权的争取,以确证自己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在作品中,杜拉斯的这种认识表现为打破以往小说以男性为叙述主体的模式,以女性为叙述的主体表达女性的心理体验。在杜拉斯的笔下,小说中的女性用独特的方式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或沉默、遗忘,或抗争、喊叫、迷狂、发疯、杀人。而这些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对爱情有着自己独特体验的女性形象构成了杜拉斯作品鲜明的特色。

  杜拉斯笔下女人的生存境遇是悲哀的,她们不能被理解,找不到合适的交流对象,语言不能成为自己的代言,对象的缺失成为人类感情和处境的普遍表达。在《英国情人》中,克莱尔在自我的世界里孤独的言说,她没有交流倾诉的对象,现实的压抑让她精神错乱。她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每天在花园里沉思,无人再次走进她的内心。直到有一天她受够了生活的一成不变,受够了没有人理解的世界,终于残忍地杀死了在她家忠心耿耿做了二十年保姆的聋哑表妹,她以杀人的方式求得灵魂的解脱。但凡她的生活中有一点儿与别人交流的机会,她都不可能做出如此残忍的事情。克莱尔的生活看似幸福,她什么事情都不用过问,家庭一切都照常运转,丈夫在外边工作,聋哑表妹在家照料家务。然而她的内心是痛苦的,她内心的体验无处倾诉,没有任何人懂她,没有任何人理解她。丈夫根本就没有耐心听她讲,甚至根本就听不懂,也不会去理解她。她也无法和聋哑的表妹交流,她的朋友也不善言辞。他们每晚去咖啡馆聚会,只是大家需要倾诉,这更加凸显了每个人内心的孤独。克莱尔每天的工作就是整理自己的房间或者一直呆在花园里思考问题,她思考了太多的问题,她也试着和报社写信,但没法持续下去。每天的生活就是白天与黑夜的轮回,任何人都受不了这样的重复和无意义,克莱尔自己也不知道她自己究竟是怎么才变成这样的,多年内心体验的无语交流无疑影响了她的心智,逐渐漫延,把她推向覆灭。但克莱尔并没有放弃思考。她会坐在花园的长凳上想人生的一切,考虑所有的问题。她的想法里有关于生活的种种,幸福、冬天的植物,饮食、政治,水,湖泊,没有手的动物……关于卡奥尔,关于混乱和消逝中的一切。克莱尔的思考尽管没有条理,但却是她自我心情最舒畅时候的一种默语,在她似乎颠三倒四的思绪中蕴含着深沉的悲哀和控诉,显示着女性所体悟的情爱哲理和对现代社会的批判。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认为克莱尔的人生境遇是现代女性悲剧的某种缩影。虽然无处诉说的忧伤压抑着女性内心真实的诉求,但在杜拉斯笔下,女性大多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反抗着这个世界,无论是《广场》中喋喋不休诉说自己生活无聊的女佣,还是《劳儿之劫》中走向沉默的劳儿,她们都以异样的激情和魄力完成了自我的真实。无论她们做了什么,我们都能深深地理解,那个时代对于女性的生存制造了太多的不幸,她们是多么渴望爱情、交流、诉说、理解、安慰、呵护,然而这一切都没有,最终每个人都走向了宿命的悲剧,令人无限惋惜。

  2、叙述中对性别的有意模糊与僭越

  (1)女性主人公的主动地位

  在杜拉斯的作品中,父亲/男性家长要么被“去势”,不但扮演着无能、软弱、窝囊、猥琐的角色,而且在实质意义上丧失了传统男性家长的权威人格、阳刚特质或英雄气概等父权特征;要么,被作者以一种看似漫不经心实则颇为坚决强硬的书写态度直接放逐/排挤在文本之外。他们在书写中成为沉默的符号。与此同时,女性被置于主体的地位,在男女主体互置中,叙述者通过把缺席的男性家长和女性自身相比拟,达到表现女性主体的目的。

  在《厚颜无耻的人》中,格朗·塔纳朗夫人掌控着塔纳朗家,佩克雷斯夫人则“是个非凡的女人。在巴达尔,人们把她看成一个很有头脑的人”。与长兄和让相比,女主人公莫德则有自己的主见;为了掌握自己的命运,她拒绝社会和家庭为她设计的婚姻,而听从内心的召唤选择了自己爱慕的情人。

  而《堤坝》的中心形象是母亲,这个“西西弗”式的女性在丈夫病死之后,独自一人抚养尚年幼的一儿一女。她含辛茹苦,节俭度日,然后用十余年赚下的血汗钱向殖民当局购买了一块土地进行耕种,以求能依靠土地摆脱缠绕了她半生的贫穷。然而,因为没有贿赂土地管理局的官员,所以她得到的是太平洋边上的一块盐碱地。这是一块废地,每年夏天丰收季节将至之时都会受到海潮的侵蚀。她十年的血汗钱就这样被太平洋的潮水席卷一空。她想凭自己的努力再次向命运抗争,她抵押房屋购买木料与当地农民一起修筑抵挡潮水的堤坝,她再次对未来报以美丽的憧憬;但堤坝最终在海潮再次袭来的一夕之间轰然倒塌。她最终在衰老、贫病交迫中抑郁死去。母亲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她在现实生活中屡屡碰壁,生命中最大的一次拼搏让她丧失所有,她惨遭失败,但“她在奋斗中显示了她作为人的勤劳、坚毅、顽强与活力以及悲怆性的精神痛苦。而所有这些,正是真正人的素质,是真正人的生命力的发挥,是真正的人生”。从《堤坝》到《情人》到《北方》,杜拉斯笔下的母亲始终是家庭的支柱,这个母亲也始终对长子怀着不可言说的病态的爱,对儿子的爱让她屡屡把女儿置于无爱的荒漠中,但这个白人小姑娘始终自得其乐地活着并坚持着自己的梦想。这种坚持,在《情人》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情人》虽然书名为情人,但是“叙事视角,叙事的语态……属于那个女孩……情人根本不是主角,他是中介、‘过渡’。他是反映‘我’转换变化的一面镜子……情人在这里是所谓‘生息’,为搭档产生出新价值和新意义的生产者”。小姑娘正是凭借着情人对她的爱成长、蜕变,成为“新我”。情人扮演了女孩成长的催化剂,正如多年以来女性在男性成长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那般——“在任何情况下,她(女性)都以特权的他者(the privileged Other)出现,通过她,主体实现了他自己:她就是男人的手段之一,是他的抗衡,是他的拯救、历险和幸福。”

  杜拉斯从社会文化的维度以“阉割去势”的书写手法解构了“男性神话”,并在作为社会基本单元的家庭——女性主义者认为是对女性压迫至深的地方——中竖立起了女性主体。在这四部建筑在家庭结构之上的小说中,男性家长完全无法在文本中占据一席之地,他们成为文本里的沉默者或缺席者。这种盗取父权主体身份,互置男女主从秩序的书写模式,其实正可以用伊丽格瑞的论点来解读:女性作家正和父权主体玩模拟装扮的游戏。

  (2)男性主人公的被动地位

  在她的作品中,我们寻找不到伟岸坚强的“男子汉”,反而看到了一大批“雌化”的男性,他们纤细苍白、疲软自私、多愁善感、脆弱易哭。眼泪时常是他们的唯一武器,用以表达他们的委屈、伤心或无能为力。他们继承了男性文本中所塑造的女性角色的“女性气质”,甚至将之“发扬光大”。毫无疑问,这些男性形象是对菲勒斯中心经典男性形象的解构。整体而言,杜拉斯对男性家长或男性成员的描写,采取“去势模拟”的写法,以男性文本贬低女性的手法使男性角色在其女性文本中丧失某种主导身份。在肉体和精神的双重层次上贬压男性特质/父亲形象。

  在《厚颜无耻的人》(1943)这部原本名为《塔纳朗一家》的小说中,终生萦绕着杜拉斯的家庭三角关系已经形成:母亲——儿子——女儿。与杜拉斯的现实生活相似——母亲永远只是儿子的母亲,女儿则是被母爱忽略的边缘人。在小说里,作者塑造了两个家庭:塔纳朗家与佩克雷斯家。这两个家庭中有四个男性形象——老塔纳朗与儿子雅克;佩克雷斯老爹与儿子让。对这两个家庭里名不符实的“一家之主”,杜拉斯几乎是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老塔纳朗瘦削、驼背、无所事事,总是在等待着妻子的偶尔的关心;而佩克雷斯老爹有着“难以描述的胆怯的性格”,“才智贫乏”。

  这两个在社会文化意义上去势的父亲如此地微不足道,以致人们(家人、邻居甚至读者)几乎忘了他们的存在。对于女孩莫德的哥哥雅克与追求者让,杜拉斯是这般形容的:“他(雅克)身材高大、漂亮,一个男人如此漂亮,使人莫名其妙。”母亲异常溺爱这个长子,心甘情愿地被他骗钱,还让一家人节衣缩食供他花天酒地。这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整日无所事事,靠着来自上流社会的老婆的嫁妆过活,老婆车祸离世后,他躺在床上伤心了好几天,“呜呜咽咽,像个孩子”。他的伤心难过半是因为从此少了老婆这一块的金钱来源,半是为了博取家人同情。当他“终于找不到理由为他的需要辩解”,找不到借口从家里骗钱的时候,“他立即做出凄怆的样子。他像个病人一样躺下来,等待人来问他生了什么病”。面对年少他二十岁的妹妹莫德的安慰,他装可怜,以至于莫德“没有一分钟不对他刚才说话时采用的迷人的,近乎女性的语调产生幻觉”。尽管莫德早已了解“他流过多少眼泪,就有多少贪婪”,但当她见到他仅仅为了几个小钱,“竟然低声下气到如此地步”,也“不禁感到惊讶”。

  杜拉斯对这个除父亲外最年长的男人的刻画可谓栩栩如生。就是这么一个无耻之徒却又时常在自己得不到金钱或“尊严”(如果他有的话)的满足时端起一家之主的架子,对家中的女性任意指摘。更为无耻的是,为了满足自己对金钱的私欲,他竟然联合母亲,想要以莫德的婚姻为条件高价卖掉家中因无力经营而濒临荒废的土地。而莫德的处女身份是这次预谋的交易中最大的卖点。(“交换处女”是男权社会中沿袭了千年的行为,亦是把女性物化的一个最明显的凭证。)莫德的追求者让·佩克雷斯“身材高大粗壮”、却为人“吝啬”,“说话啰嗦”,年过三十却仍然毫无主见、处于母亲的控制之下,也因此“被人看成可以任意摆布的傻瓜”。他沉湎于一种貌似纯洁的生活,“对应受指责的情欲,表现得很气愤”,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一个夏日傍晚,他对一个来自外乡的粗俗妇人献出了他的童贞。“他对爱情寄托很大希望,但终于失望了,他长胖了,变得愚蠢了”。

  在此,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没有主见、缺乏行动力、徒具高大身材的几乎无用的男人,他的“献出童贞”及此后的心理失望其实也反喻了现实生活中女性被迫无奈的处境。作者有意无意中让这个家庭唯一的继承人体验了女性的悲运。后来,佩克雷斯遵行母命追求莫德,最终导致其情妇自寻短见的结局。概言之,这是一个没有自我、没有生活目标的“婴孩化”的成年男人。

  在《情人》里,她是那个“不知羞耻”的白人小女孩所仰慕的对象,杜拉斯通过小女孩的眼睛写出了欲望对她的重要性与她为之所付出的代价。在《副领事》里我们可以见识到她的自由不羁,可以直观地感觉到这个谜一般的女人的魅力与高傲;可是我们同时也无法不注意到她始终处于一种被他人注视的情况中,她仍然是个“被注视者”(Gazed)。我们对她的印象是建构于他人的片言只语与他人的目光之上的,易言之,无论她有多么与众不同或拥有反抗菲勒斯中心权力的潜能,她仍然是一个处于男权控制之下的女性,她的行为仍然逃不出强大的菲勒斯意识形态。杜拉斯在小说手法上的如此安排,恐怕也正是她对于此类女性真实境况的思虑,愈加显现了女性身上所承受的压迫之沉重。八年之后,在自《副领事》改编的《印度之歌》里,玛丽·斯特雷泰尔杀死了自己。对于她的死亡,杜拉斯是这样解释的:“她并没有死于爱情的忧伤,而是希望在一种完全的明澈中死去;一个从内部开始瓦解的世界的死亡。”文学评论家玛瑞连一针见血地指出:“杜拉斯的这个女性角色(玛丽·斯特雷泰尔)揭示了一种特殊的女性(异性)性关系意义的枯竭。这个分裂的女性主体,在杜拉斯的书写中建构起来之时便动摇了(以往)缺席的或空白的女性角色。”

  学者刘慧英曾尖锐地指出:“传统的父权制视女性为传宗接代的工具,因而格外重视女性的贞节与否,它关系到家族的血统是否纯正,关系到财产是否永远不流失。所以,女性的贞节被作为高于生命的道德体现就不足为怪了。父权社会铸造了一种女性价值尺度,实际上是一种男权意识形态话语:女人要么是贞节贤良的烈妇贞女,要么就是妖艳猥亵的荡妇淫女。[16]”杜拉斯以犀利的目光与深邃的同情刻画了一群在不平等婚姻中沉沦的、或痴或疯或沉默地与男性给她们预设的“屋里的天使”形象相抗争的女性;杜拉斯满怀热情地对这些“荡妇淫女”大唱赞歌,以反叛性的书写在文本中建构了女性的主体身份。但我们不可否认的是,她笔下女性人物的主体意识与主体身份仍是处于一种复杂的双重境地——既有能力彰显颠覆力量但同时却又有屈从的姿态(尽管是清醒的屈从)。这种微妙的两面性的身份,既表现了某种程度的反抗意识,亦表现了反抗女性的被压抑真相。从这个角度而言,非绝对意义的女性主体其实彰显了杜拉斯立足现实的一面,她的文本并没有女性乌托邦的情意结。这种言说,摆脱了逻各斯二元对立的思想模式,也避免了女性作为“他者”的父权论述。

  结语

  玛格丽特·杜拉斯—一个在边缘写作的叛逆者。她以桀骜不驯、标新立异的姿态在自己的领地默默探索,将文字变得神圣。她的作品充满了野性、激情、反叛,也充满了深深的绝望、悲愤与爱。在二十世纪的世界文学中,玛格丽特·杜拉斯的作品是一道独特的景观。

  “从边缘出发”、“站在边缘性的一边”、“为边缘人写作、呐喊”,这种写作思路本身就折射出一种深刻的人文主义精神。在主流文化支配的社会结构中,边缘人是被忽视、被冷落的一群,给予他们足够的重视和关注,其本质就是对弱小的怜悯和同情。被压抑的边缘人及处于社会底层的边缘人的尴尬的生存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既成社会—文化结构的不合理性。边缘人所处的荒诞境遇也正是处于现代文明下的人类的绝望境遇,它表现了现代人自由的丧失,人性的扭曲。但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声音恰能真实地反映现代社会乃至现代危机的根本所在。只有让他们那被压抑的声音得以释放,才能认清社会危机的根源所在。从这个角度出发,为边缘人摇旗呐喊,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良心与责任所在。玛格丽特·杜拉斯不动声色地对现代社会虚伪的伦理、道德、公正、平等加以猛烈的批判,显示了作家的人文关怀。这种关怀不仅仅是针对某个人、某群人、某些边缘人,而是整个的人类。

  杜拉斯,是一个以写作来言说、呐喊、抗争的女性作家,是女性文学史上色彩斑斓的一页。拒绝加入或被归于任何流派的杜拉斯,是在反叛中创作,在创作中反叛。上世纪 70 年代中叶,西苏和伊丽格瑞创立了“身体写作”的理论,提倡女性用身体写作与男性抗衡。西苏指出:“写作一直远比人们以为和承认的更为专制地被某种性欲和文化的(因而也是政治的、典型男性的)经济所控制……整个写作史几乎都同理性的历史混淆不清,它是菲勒斯中心主义传统的历史。”因此,女性写作的首要任务是使女性回到自己的身体。女性的身体及其独特的女性体验是男性作家无法直接真切感知的领域,女性作家以此为平台,唤醒女性作为人的主体意识:通过书写,女性将返回自己的身体,让“身体的声音”被听到,身体叙述的内容就是身体,凭借这与生俱来的却从不曾为女性自己掌控的“语言”,“将自己的想法物质化”,“用自己的肉体表达自己的思想”[17];通过对现有语言规则的游戏来解构等级森严的逻各斯中心二元对立构架,在正视女性自我的感觉、欲望、欢愉之基础上,重建对世界的认识、重建男女两性的关系。杜拉斯的反叛姿态不仅是对女性地位、本质的追问,同时亦显露了作家对整个人类的浓重的人文关怀。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身体与欲望只是女性作家向位于中心的男性文化霸权挑战的器械,而非唯一内容和终极目标。

  “她写作,玛格丽特·杜拉斯玛格丽特·杜拉斯,她写作她有的只是用来写作的铅笔和水笔除此之外,她一无所有”这是一九八八年玛格丽特.杜拉斯接受吕斯.佩罗访问时在题铭中所说的一段意味深远的话杜拉斯的一生就是一部小说,她不停的创作的正是这部小说这个故事里充满着酷热、暴风雨、酒精,烦躁和等待的爱情杜拉斯在不断地试探,重复,在寻找恰当的词语,来诊释其痛苦而绝望的,却又唯美而理想的爱情主题来达到其美丽而虚幻的边缘文化身份下“自我”的实现与突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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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理论]浅析散文翻译中的美学问题
散文的定义可从广义和狭义两方面来说,广义上讲,散文是一种与诗歌相对的文学体裁 ;从狭义上来说,是一种与诗歌、小说...[全文]
[文学理论]浅析色彩心理应用对品牌建设的重要性
0 前言 对于 CI 设计,有些人还不熟悉,事实上CI对企业品牌的塑造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CI作为企业形象战略,有其不可低估...[全文]
[文学理论]浅析色彩艺术的心理效应研究
色彩在艺术家的手中,不仅是单纯的描绘与填充工具,而是表达艺术家内心世界的重要表现形式。这种心理的表达描述着人们...[全文]
[文学理论]边缘文化身份下的杜拉斯自传体小说研究
摘要 作为法国最具有争议的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无法归类是杜拉斯最为明亮的一个标签,这一标签闪现出了杜拉斯的边...[全文]
[文学理论]浅析少数民族宗教艺术的社会美育系统
一、 少数民族宗教艺术的美学表现 (一) 少数民族宗教建筑的美学形式少数民族宗教建筑艺术的美学表现指宗教建筑的形体视...[全文]
[文学理论]浅析社会转型期传统民间美术的现代变迁
在我国恢弘、悠久的民族文化中,民间美术以其多姿多彩、种类繁多而占有重要的位置,是一切美术形式的源泉。中国民间美...[全文]
[文学理论]浅析生活用品在装置艺术中的运用
极简主义将传统艺术带进了死胡同,艺术家们开始探索艺术新的发展道路,干脆摈弃传统架上绘画的创作材料,直接以身边的...[全文]
[文学理论]浅析师范美术教育中学生美术技能的培养
美术专业教育的重点内容之一即为美术技能。而师范类的美术教育更要突出师范性,培养学生教书育人的能力。全方位兼容技...[全文]
[文学理论]浅析师范专业美术教学团队的特点
师范类美术专业教学是一个独特而又新颖的专业教学。它不同于音乐、 舞蹈等专业教学;音乐和舞蹈的教学伴随着音乐的开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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