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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十五年来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问题研究

作者:2017-06-09 17:27阅读:文章来源:未知
  任何一门学科,都离不开理论和方法的指导。衡量一门历史学科的成熟与否,不仅要看它是否具有明确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还必须考察它是否具有比较系统完整的历史观、历史理论和研究方法。具体到中共党史研究或中共党史学科来说,中共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或称为中共党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来分析与探讨:第一个层次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又包括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第二个层次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即对于中共党史具体历史过程中的重要人物、重大事件、重要会议、历史经验、自身建设史等评价的原则、标准和依据;第三个层次是中共党史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关于中共党史的研究日益开启学术化和规范化的路径,不仅表现在对中共整个发展历史过程的研究,即对党史学科的主体部分,如党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经验、党的建设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的研究取得了大量成果,还表现在对党史学的性质和定位、研究对象和内容、研究理论和方法、历史分期、研究特点、研究目的、研究意义、学科功能、与党史相关学科关系等党史学科理论问题所进行的研究和探讨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新世纪以来,党史学界关于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问题的研究又取得了新的研究进展。因此,为进一步推动问题的研究,本文拟对近十五年以来党史学界在这方面的学术成果作一学术史的考察和述评。
  一、研究进展概要
  近十五年来,国内学界关于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问题研究的新进展,大致可以从研究著作、党史学科建设研讨会、学术论文三个方面进行归纳。为了表述方便,这里只对研究著作、党史学科建设研讨会归纳、列举,对学术论文的归纳则放在后文‚观点梳理‛部分作专门回顾与分析。
  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问题的研究著作主要有:卢耸岗主编的《党史研究概论》(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谢荫明等主编的《党史理论纵横谈》(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 年版);王炳林著《邓小平理论和中共党史学》(北京出版社2000 年版)及其主编的《党的领袖和党史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年版);江苏省中共党史学会组编的《中共党史学研究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 年版),宋学勤著的《中共党史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欧阳淞著的《党史学基本问题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 年版),等等。
  党史学科建设研讨会主要有:2001 年2 月,《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编辑部、《教学与研究》编辑部和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等在北京共同举行了‚面向新世纪中共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学术座谈会。2002 年4 月,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中国现代史学会、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福建省中共党史学会和福建省委党校联合在福州举办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研究的新进展‛学术研讨会。2008 年3 月至5 月,江苏省中共党史学会先后在扬州(与扬州大学联办)、苏州(与苏州大学联办)和南京举行了主题分别为中共党史学概论、中共党史史学史、中共党史史料学三次座谈会。2009 年11 月,江苏省中共党史学会在南京召开了中共党史学理论研讨会。2013 年12 月,江苏省党的建设研究基地与江苏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联合举办了‚中共党史学科建设研讨会‛。2014 年6 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宣教局和《中共党史研究》杂志社联合在北京举办了‚中共党史学理论与方法研讨会‛。
  二、若干观点梳理
  (一) 关于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的第一层次研究这个层次的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后者主要指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1. 关于中共党史研究的指导思想
  对于中国大陆的中共党史研究来说,首要的问题就是解决好指导思想的问题。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中国史学(包括研究中共党史),尽管肇始于20 世纪20 年代,但在中国大陆史学范围内形成的这种主导研究‚范式‛,却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宋学勤指出,在以往与当前,党史教条化研究成果并不少见,虽然研究者都坚持用唯物史观作指导,但是并未将重心放在如何回应历史与现实社会所提出的命题之上,对于各种历史与现实问题采用直接下判断的方式武断地运用唯物史观;在当前中国社会变迁急剧延展和各种思潮不断涌现的时代背景下,如何把唯物史观所具有的世界观意义和方法论意义作为促进中共党史研究的双重引擎,尤其是更加注重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意义,当是研究者注意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与中共党史高度契合的历史逻辑,直接决定了党史学科的方法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方法论。只有这样认识,才能科学认识、把握和研究中共党史的重大问题,才能深刻揭示中共党史的主题与主线、主流与本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方法论要不断发展以获得自我变革的能力,必须对现实问题和学术潮流开放,并在具体的党史研究中回应冲击,以展现马克思主义的现实生命力。
  总体来看,史学界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史学研究这一原则,实践中在有些方面并没有运用好,还存在缺陷和不足。这主要表现为:其一,没有完整准确领会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甚至存在各取所需的情形,片面地加以运用。其二,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代替具体的史学理论和方法,缺乏对历史事实的深入分析,导致实际研究的简单化、公式化和概念化倾向。其三,没有根据发展变化的社会现实生活,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创造性地加以贯彻和运用,致使解释落后于实践的发展,出现理论指导的滞后。郭德宏认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些理论原则并没有得到贯彻,比如,作为历史主体的民众的活动与贡献很少被提及,民众的生活状态和疾苦、业绩和贡献、利益、愿望、要求和呼声以及他们对历史的看法,很少得到反映;历史研究者应该站在民众的立场来研究历史,让民众成为历史的主角。有研究者对此观点进行了补充。张静如认为,精英史观和民众史观两个都要讲全,才比较全面,也更符合历史实际。李庆刚认为,郭德宏的这个观点,为深入阐释中国现代史特别是中共党史的诸多重大事件和运动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分析范式。
  2.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诸如新世纪以来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与中共党史研究的问题首先,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中共党史研究问题。张静如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中共党史学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是中共党史的理论之根:一方面,它为中共党史学提供了理论基础,使中共党史学明确了研究的主线和新的重点,扩大了研究课题的范围;另一方面,中共党史学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供了充分的历史的论证。石国亮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解读中共历史提供了新视角,它是从中共历史本质中抽引出来的科学理论,也是正确判断和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应该坚持的根本标准。董辉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是统领一切社会科学的指导思想。文东升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中共党史研究指明了正确立场和功能取向,提供了正确的理论指导,拓展了研究视野和内容,为建构科学的评价体系提供了理论基础。其次,关于科学发展观与中共党史研究问题。
  吴国斌认为,科学发展观视域下研究中共党史具有重大意义;不过,在具体运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党史研究过程中应注意三大问题:理解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正确运用科学发展观,综合运用多种理论开展研究。张静如等认为,以科学发展观指导中共历史研究,就是将科学发展观的这些理论精髓和‚内核‛运用于中共历史的具体研究之中,以更好地促进党史学科的良性发展。此外,齐文娟认为,中共党史研究的实质,就是对党的发展规律及其历史进程进行归纳和总结;从科学发展观的内涵解析出发,进一步论证党史研究在理论上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二) 关于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的第二层次研究史学界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展开的:一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概念及其内容的提炼和概括,二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中的评价原则、评价标准和依据等的研究。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的内容,郭德宏认为包括以下内容:(1) 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2) 社会结构理论,包括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群体结构等;(3) 社会运行理论,包括社会生活方式、社会运行机制、社会运行状态等;(4) 社会发展理论,包括社会发展动力、社会变迁及发展阶段、社会发展规律等;(5) 历史研究方法,包括从事实出发、历史主义、阶级分析、逻辑方法与历史方法的统一等。
  关于历史评价与中共党史研究:陈坚良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党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从唯物史观的高度揭示了党的根本性质和根本任务,为党史研究提供了科学的衡量标准,坚持了历史主义的观点,为党史研究开辟了广阔的视野;提出了理论创新要求,为党史研究注入了强大的活力;强调了党史与现实紧密结合的重要性,为党史研究指明了正确的方向。郭德宏认为,应该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还原到党史研究之中,用它作标准重新评价中共历史发展过程中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集团、个人和事件的性质与作用,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深化中共党史的研究;按照这样的方法和标准重新审视中共党史上的重大问题,就会做出新的解释和得出新的结论。文东升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中共党史人物的研究指明了正确的立场和功能取向,为建构科学的评价体系提供了理论基础。王炳林等认为,整体性思维对转换中共党史研究思路,解决当前党史研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在研究中坚持从整体出发分析问题,不断开阔研究视野,运用恰当的研究方法,正确处理研究中的整体性与个案研究的关系以及党史学科整体发展与深化专题史研究的关系。
  关于历史主义与中共党史研究,徐妍艳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是唯物辩证法在社会历史领域的发挥,用唯物的辩证的方法去研究中共党史,对于党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学术价值;历史主义作为党史学的理论和方法之一已经成为研究者的共识。周良书认为,除了秉承实事求是、以人为本的历史主义态度外,还应当恪守必然与偶然、普遍与特殊、动态与静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历史主义原则,采用‚历史比较‛‚逆向考察‛‚阶级分析‛‚矛盾分析‛的历史主义方法。王嵩阳也认为,研究中共党史,首先要坚持历史主义原则,用历史观点、历史眼光看待党史问题与现象,要从党史史实出发,坚持党史研究中的实事求是,既要重视横向联系,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研究党史问题,也要重视纵向联系,从历史发展进步的角度研究党史。欧阳淞认为,加强理论借鉴对于深化中共党史研究,提高党史工作的科学化水平至关重要;党史研究的理论借鉴,应在牢固树立和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基础上,着眼中共党史研究的史学定位,继承发扬中国传统史学理论和方法,着眼中共党史研究的理论拓展,合理借鉴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着眼中共党史研究的丰富内涵,广泛借鉴相关国内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总的来说,上述这些观点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和方法论的内容体系。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历史理论,二者不仅有指导的关系,而且有包含的关系。
  (三) 关于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的第三层次研究
  这个层次表现为:其一是具体的研究方法;其二是在研究中需要引入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于第一个方面,张世飞认为,中共党史研究的常用方法主要有‚分析的方法、综合的方法、比较的方法、逆向考察的方法、地理环境与社会历史发展相结合的考察方法‛,‚中国传统治史的方法、跨学科的综合分析方法、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的运用、历史计量研究法、口述史学‛,‚并要注意学习其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相关知识,吸取其有益的做法和方法‛,‚还要发掘和继承中国传统的优秀治史方法,把这种方法运用到资料的搜集、考证、编纂、研究和传播等环节‛。万金鹏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党史研究方法形成了现代化的趋势,即现代化研究方法,包括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及其他研究方法等三个主要门类。面对这一趋势,党史研究队伍年龄与知识老化,应用方法盲目性及国际交流与合作缺乏,是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随着研究手段的逐步提高,中共党史研究方法的现代化必将实现。
  对于第二个方面,党史学界也积极展开研究和探讨,新世纪以来不断涌现出一些新的观点。周一平提出,要把心理史学运用于中共党史研究之中,并认为可以建立一个党史心理学分支学科。王静认为,关于中共党史的研究,可以引入心理史学的研究方法。另外,周一平还提出把计量史学引入中共党史研究之中,建立一门党史计量学分支学科。赵淑梅也认为,把计量史学引入中共党史研究之中,有利于提高党史研究的精确性、拓宽党史研究的视野和增进国际学术交流,但是,从党史研究自身的特点和党史资料的局限来看,计量史学方法还不能成为党史研究的核心方法,并且研究要注意结合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更要考虑到历史事件的偶然性等因素。汤立双提出,把系统理论运用于中共党史研究中,这不仅是历史学研究向深度和广度发展的需要,也是由研究对象和内容、研究手段、思维方式等系统论自身属性所预制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系统论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可以全部直接移植到党史研究中。李怀义认为,长期以来中共党史研究一直缺乏可供操作的理论,可以从系统论的角度把有关政治、社会、历史的系统理论和方法引入研究中,以推动党史学科发展。沈传亮提出,后现代主义自20 世纪80 年代传入中国大陆以来,作为一种文化思潮其影响渐渐扩大,可运用后现代主义的一个分支——建设性后现代观念所主张的整体性方法论,来丰富中共党史学研究的内容。韦磊认为,美国现代中国学对中共党史研究就具有方法论上的启示,主要是:培养反思精神,形成反思自觉,为研究注入内在动力;建构多样的、中间的、开放的研究范式,推动研究发展;运用‚双跨‛的研究方法。韩璐认为,年鉴学派把史学研究的新观念引入历史研究领域,构成了年鉴学派史学范式的本质特征——总体史研究和跨学科研究;年鉴学派在历史研究中所倡导的问题史学和由古至今、由今知古的治史方法,促进中共党史研究在角度和深度上的进一步拓展与提高。周宝龙认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理论工具和分析方法,可以为中共党史研究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和有力的工具。
  总的来看,正如侯松涛所指出的,多学科研究方法的引入是中共党史研究理念更新的重要体现;多学科研究方法的实践在中共党史研究的诸多方面体现出其重要价值;当然,多学科研究方法在中共党史研究中的运用,也要坚持有效性和有限性相结合的双重原则。
  当然,对于如何从整体上整合和构建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的问题,有学者也曾做过理论上的思索。张静如就认为,这需要建立一个中介理论体系以指导中共党史研究。并且,‚这个中介理论体系按目前的认识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以近现代社会史为基础,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为主线;以社会进化为基础,以社会变革为动力;以群体社会作用为基础,以个人社会作用为契机;以社会心理为基础,以社会意识形态为导向;以历史辩证法为核心,以中国传统治史方法和现代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之精华为辅佐。‛运用‚综合与分析、纵向和横向比较、逆向考察、历史假设、必然与偶然、历史跟踪、回忆与研究、定性与定量‛等研究方法。笔者以为,对张静如的这个观点要着重从学理上进行深入探讨和完善。
  (四) 关于中共党史学的‚研究范式‛研究
  近十几年以来,党史学界日益重视对中共党史学研究范式的研究和探讨。这方面问题研究的新进展,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中共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体系建设。苑晓杰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从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中得出的结论,当把这个结论还原到党史中去的时候,就会给中共党史研究提出新的视角和新的课题;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引入中共党史研究的视野,既突破了传统以‚革命史‛为主导的党史学范式,又更新和完善了原有的以社会现代化为中心、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主线的党史学范式。沈传亮认为,研究者先后采用过‚革命史‛范式、‚救亡与启蒙双重变奏‛范式、‚现代化‛范式和后现代范式,然而,日益存在着‚多重范式共生‛现象,即在研究‚某一中共历史问题时同时采用若干范式的一种新的叙事方式‛。何云峰认为,革命史范式有两种类型,现代化范式在党史研究中仍要加强;而自然史范式和社会史范式是目前常用的范式,后现代范式还只是萌芽;‚各种研究范式之间并不相互排斥,但也没有必要要求不同范式的糅合‛。吴汉全等认为,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中共党史研究需要有多种维度,必须在既有成果基础上开拓前进;深化张静如提出的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的思想,还需要拓宽研究领域,丰富研究内容,扩大研究材料,细化研究步骤,建立诠释体系,并在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实践中逐步形成独特的研究理论。张翔认为,中共党史研究一直主要遵循革命史研究与国家史研究两种范式;革命史研究范式受限于特定的伦理判断,割裂了中国共产党与之前时代的历史延续性,国家史研究范式则偏离了以中共作为中心议题的学科规定性;有必要从方法论的角度进行一次转型,而政治现代化的研究范式则有助于突破革命史研究范式与国家史研究范式的局限性。孙钦梅认为,范式作为一种理论体系和整体分析框架,蕴含着研究者的立场、视角和方法,对于中共党史学科的规范性成长和体系性建设具有重要的价值。中共党史学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两大基本研究范式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革命史‛等其他研究范式。正确认识党史学范式转换,要求我们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范式问题上持开放性心态,允许不同种类、不同层次的范式在研究中并存;同时要强化问题意识,积极回应时代变化与社会发展的需求,重视创新研究方法。当然,对于‚革命史范式‛‚社会史范式‛‚现代化范式‛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范式‛等党史学的诸多研究‚范式‛,张静如早已指出,不要把中共党史学的各个研究范式对立起来,而‚应该统一起来‛,成为一种‚范式‛。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从成立时起,其政治目的就是改造中国社会,使中国成为独立、富强、人人生活美好幸福的国家。这一切,也就是中国社会的变迁过程。笔者以为,党史学的各个‚研究范式‛只是研究的分析工具或视角,只有应用于实际研究中,才能够体现出其价值;而且也不应只局限于提出某种范式,关键是要在实践中不断提炼和总结‚范式‛的理论与方法,以进一步拓宽中共党史研究的视野和思维。
  三、研究趋向分析
  笔者在梳理上述研究资料时,深感学界关于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问题的研究还存在不足,对这方面问题的研究也还没有形成自觉的认识,在研究内容上还存在着不平衡和不全面的情况。为进一步深入推动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问题的研究,笔者拟重点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展望今后研究的趋向。
  (一) 深化对‚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概念的探讨
  在学术研究中,对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作相对准确和清晰的界定,无疑是顺利开展问题探讨和研究的前提与基础,否则只能是‚自说自话‛。实际上,这既符合学术规范的要求,也利于开展学术争鸣。目前,党史学界对‚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概念内涵的认知还存在一定的差异。比如,郭德宏在新世纪初曾撰文回顾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研究的新进展,指出在中共党史研究中,还没有真正形成一套系统的、有自己特点的中共党史学的理论和方法,要使中共党史学科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必须进一步加强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构筑起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基本框架。从该篇论文各部分的内容来看,它应该是研究党史学科建设基本理论的文章;如果从论文整体内容的角度看,它又是研究党史学概论的文章。另外,还要注意‚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共党史学理论‛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别。侯且岸就曾指出,加强概念的规范化,应深刻认识中共党史学理论的史学理论意义。很多研究者还不能正确地区分中共党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理论与中共党史学理论(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历史、史学理论)之间的区别,将两者混为一谈,或者以前一种理论来取代后一种理论,这直接影响了中共党史学理论的普及与发展。可见,规范学术概念已成为中共党史学理论建设的关键所在。
  (二) 积极参与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
  学界要不断审视已取得的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问题研究的成果,又要积极申报和参与这方面相关课题的研究,同时还要加强对中共党史专业人才队伍的培养。这就要求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中共党史专业硕士、博士学位点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能够开设中共党史学概论、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中共党史学史等课程。目前,只有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扬州大学、安徽师范大学等少数高校开设上述课程,并且积极鼓励党史研究生把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问题作为毕业论文的选题。
  ﹙三﹚ 举办党史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
  学术观点的传播途径是多方面的,其中,通过举办有关学术研讨会议就是一个重要的可行方式。通过举办有关中共党史学科建设的研讨会,使众多研究者能够积极参与党史学理论和方法问题研究的学术争鸣与探讨。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党史学科的理论体系建设,包括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问题的研究,也需要学术期刊的大力配合,及时刊发和传播这方面问题研究的前沿成果和资料信息。总之,笔者以为,要使深化中共党史研究真正落到实处,使中共党史的学科体系和研究体系不断得以完善,使中共党史学科得以顺利发展,必须要加强对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问题的研究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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