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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再现历史真实———兰克和柯林武德史学的比较研究及其实践合理性

作者:2017-01-12 16:26阅读:文章来源:未知
  兰克的“如实直书”与柯林武德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观点都曾对西方史学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一点由二者在不同时期对历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确立与历史研究方法的创新便可见一斑。同时,二者的历史研究也遭遇过严重的挑战,其历史研究目的更是受到激烈的批判。对兰克史学与柯林武德史学进行比较,思考并探究诸如史学独立与历史真实何以可能、再现历史真实所为何用、以及史学研究的实践合理性何在等问题,将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多角度地把握史学,促成史学于思想和理论上的辩证式超越与发展。
  一、创立: 再现历史真实之史学独立
  ( 一) 兰克“新的尝试”: 摒弃外在观念
  在西方史学上,兰克学派第一次提出将历史当作一门严格的独立的科学来对待,其所强调的史学独立,主要是通过反对哲学思辨代替历史研究,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考证史料史实的真伪,来还原历史事实本身。正如《拉丁和条顿民族史,1491———1535》一书的序言,兰克直截了当地写道“历史学向来被认为有评判过去、教导现在、以利未来的职能。对于这样的重任,本书不敢奢望。它只不过是说明事情的本来面目而已。”在兰克看来,评判过去、教导现在、以利将来等一切外在目的的追求,只会妨碍史学的独立,而无助于史学的存在与发展。他认为,历史应是一门独立的科学,反对历史去为任何外在的观念服务,强调历史的价值在于历史本身,而历史的目的也仅仅在于历史自身; 同时,历史是从个别出发去理解普遍,只有在具体而真实的历史中,我们才能看到历史本身的价值和全部的意义,那么研究历史的首要目标就应该是如实地说明这个具体的、个别的历史,以再现历史真实。于十九世纪,兰克的历史反叛哲学是史学的独立意识觉醒的一个鲜明特征,他主张“说明事情的本来面目”,并非是一个一般的治史态度和方法,而是作为史学独立的一个根本原则。
  ( 二) 柯林武德“挺身而出”: 反对“剪刀加浆糊”的历史
  兰克学派将历史研究推进到一个作为独立科学的阶段,但由于对史料考证的重视和对史实思辨的规避,史学似乎又倒戈为自然科学机械的附庸,处于沦为史科学的危险边缘。在这样的背景下,基于对这种囿于“唯实”主义史学研究的反思,柯林武德挺身而出,他强烈反对将历史等同于自然科学,认为这种将资料排序组合的历史是假历史而不是真历史,甚至将其称之为“剪刀加浆糊”的历史。在他看来,这种治史方式不仅无助于历史的研究,更无助于说明现实。那么,这里就会有一个疑问: 为何历史学不能被自然科学化呢? 柯林武德从自然的过程与历史的过程之三种区别作出了答释: 一、自然的过程是单纯事件的过程,而历史的过程是行动的过程; 二、自然的过程是观察事件与其外事件的关系,从而把它纳入一般的公式或自然规律,而历史的过程则是把一个事件设想为一种行动,从事件的外部钻入到事件的内部,试图重新发现的是付诸其行动的人的思想; 三、自然的过程的过去是静止的,它仅仅停留于过去,而历史的过程的过去是运动着的,它反复出现在现实中。根据这三种区别可以发现,自然科学家实际上要寻求的是一系列现象的因果和规律,而自然现象本身一去不复返; 历史学家则力图弄清隐藏在历史行动背后的人的思想动机,过去的思想( 包含已经发生了的并且是在实践中践行的思想动机) 往往都被纳入到现在的思想中,他们是在现实的意义上对历史进行研究和阐释的。正是基于这一观点,柯林伍德得出了他核心的、亦为经典的结论: “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二、认识: 再现历史真实之何以可能
  ( 一) 真相史: “如实直书”
  “说明事情的本来面目”是兰克史学的主要特征,即“如实直书”。在兰克看来,针对十九世纪以前的历史研究状况,要对历史进行真正地“如实直书”,除了摒弃一切外在的功用目的外,一套真正的史学研究方法也是必不可少的,其原因就在于过去的一切历史著作都是有待考证的。过去的史学家们研究历史,“有的人要当古代的典范而抄袭古人,他们认为自己所写的就是古代的东西; 有的则试图从过去的历史当中寻取教训以备将来之用; 有的人则攻击某些人,或者为某些人辩护; 有的人则热衷于以主观条件和感情为基础,在深刻的论据之上对所出现的事情作出解释; 还有一些人的目的只是传达所发生的真实情况而已”,兰克认为,他们都受制于个人主观从而无法再现历史真实。那么,如何才能避免上述种种个人主观的倾向、使再现历史真实成为可能呢? 兰克表示,在撰史时,“他的目的首先就是不折不挠地而且严格驯服地遵循着他那些权威材料的引导。他决心做到把诗人、爱国者、宗教的和政治的党派都压抑下去,决不袒护任何一方,把自己从自己的书中驱逐出去,决不写任何可以满足自己情感或者宣示个人信念的东西”,这就是兰克客观公正的撰史原则。一方面,兰克强调从原始资料入手,在有关同一事件的各种史料中,距事件发生时间最近的证人所做的陈述是最可靠的,而当事人的信件和记录则比史学家的记叙更有价值; 另一方面,他主张撰写历史要客观公正,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要“消灭自我”,并保持“价值中立”。
  ( 二) 思想史: “重演思想”
  柯林伍德提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再现历史真实,就在于再现历史的思想,由此可以进一步提出疑问: 要怎样才能再现历史的思想呢? 柯林武德认为, “思想史,并且因此的一切历史,都是在历史学家自己心灵中重演过去的思想。”思想之所以能够被重演,按照柯林武德的观点,一是思想的超越时间性,因为能够重演的思想必定“根本就不在时间之中”; 二是思想的相对独立性和可理解性。思想的相对独立性就在于,思想本身“除了在这种普遍联系之中能出现于此时此地之外,它还能维持它自己经历这种普遍联系的变化,而且在不同的另一种思想之中复活它自己。” 而思想的可理解性则可理解为它能够超越时空从而被现代人理解,而其它过去的东西则不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所谓的“思想重演”,是在“自己的知识结构之中重演它。因此在重演它时,也就批判了它,并形成了他自己对它的价值判断,纠正了他在其中所能识别的任何错误。” 因而,思想的这些特点决定了历史学家“重演”过去的思想决不是消极地复制过去,而是将活在现实中过去的思想纳入现实情境中进行思考,做出批评和判断。历史学家不是无意识无目的地进行重演,而是从原始的思想开始,即从现实生活提出的问题出发。概括地说,要重演过去的思想,首先是现实生活对历史学家提出了问题; 其次是历史学家要回答问题,就对过去的思想进行思考,并将其纳入现实情境中; 最后则是历史学家竭尽所能对过去的思想进行批判,回答现实提出的问题,从而再现历史真实。
  三、运用: 再现历史真实之所为何用
  ( 一) 兰克史学: 探寻“上帝的思想”
  对于再现历史真实所为何用这个问题,古代罗马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塔西佗是这样回答: “我认为,历史之最高职能就在赏善罚恶,不要让任何一项嘉言懿行湮没不彰,而把千秋万世的唾骂,悬为对奸言逆行的一种惩罚。” 该观点可以说在世界上任何的文明国度中都能发现其被认同的事例。可见,历史是具有教育价值的理论,能够起到惩恶扬善的作用。尤其是对于政治家或将军的政治教育,是给统治人物的一种历史借鉴,进而教育众人。此种“历史的借鉴理论”,在道德史观中无处不在。
  但是,如果我们拓开思维积极究其所以,可以发现,曾经强大的“历史的借鉴理论”,实际上早在兰克“只求说明事情的真相”时,就已经终结了。如纳德尔就曾经指出的,取代“历史的借鉴理论”的,是所谓的纯粹的专业主义,即历史只为自己而存在,这实际上也意味着它为历史学家而存在。当兰克怀着压倒一切和坚定不移的目标,用全部拥有的科学和博学手段去再现历史真实时,我们看到了他的最真实的意图,那就是历史学家对所发生事件作越纯正、越完美的描述,他们就越能把握历史本身的价值和全部意义。一方面,兰克强调“如实直书”,力求排除主观臆断,无非是希望从史实中更好把握隐藏的思想,克服黑格尔哲学武断之弊端; 另一方面,兰克史学仍然带着启蒙时代以来对历史的理性主义观点,历史因果与规律贯穿其始终。因而,从根本上而言,兰克不纯粹是一个经验论者,也不仅仅作为一个事实崇拜主义者,历史也并非仅仅为专业而存在,他认为历史于每一个个别中都能看到永恒、无限,看到上帝无所不在的意志和力量,而人类追求真理的终极目的就是接近上帝,只有上帝才是一切的创造者。于此,既然每一个时代都是直接面对上帝的,那么历史的研究就不是为了证明各种外在的观念或目的,而是为了具体地去说明历史上每个时代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说明它们是如何面对上帝的。兰克的“如实直书”,就是最终通向此途的捷径。可见,兰克的历史功用从科学客观重现历史真相返回到对神学的追求,从每一个具体的个别的事件去体现普遍、永恒和无处不在的上帝,接近上帝,从而探寻“上帝的思想”,并且,依赖直觉,去体验那冥冥之中的神秘力量。
  ( 二) 柯林武德史学: 探求“人是什么”
  柯林武德所探究和设想的史学功用,与兰克可谓大相径庭,在他那里,上帝并不是历史的寄托。柯林武德认为: “历史享有其自己特殊的对象,过去包括着空间和时间上不再发生的特殊事件,这是不能用数学思维加以领会的”, “也不为用神学思维去领会”。
  在柯林武德眼里,历史有三个方面的作用,即它能帮助人类认识现实、认识自我及认识人性。这三个方面归结到一起,在本质上表达的是历史有助于人类的生存实践。在历史中,既然不存在像自然界那样严格的普遍规律,历史研究就不是为了帮助人们去预言未来,而是帮助人们认识现在、认识自我。柯林武德说: “历史不是别的,只是认识现实的一种努力,这种努力是通过分析构成现实的必然成分即过去和其可能性,即将来而实现的。” 历史研究由构成现实的“必然成分”和“可能性成分”两部分组成,有利于人们认清社会宏观的发展趋势以认识现在。从这种史学的功用出发,人们就不会因为历史规律而服从历史的命运无事可做,反而更能自觉地意识到现实生活和行动的重要性。认识自我是为了选择自我,在这一活动中,历史引导人们面向未来,让人们明白必须自己去主宰和创造自己的命运。“认识你自己就意味着认识你能做什么; 而且既然没有谁在尝试之前就知道他能做什么,所以人能做什么的唯一线索就是人已经做过什么。因而历史学的价值就在于,它告诉我们人已经做过什么,因此就告诉我们人是什么。”柯林武德告诉我们,历史的解释需要建立在对“人性”的认识基础上,在这种解释的过程中,不断加深我们对人性的认识,以此连接过去与将来,从而告诉人们“人往何处去”。柯林武德对于史学探求的终点“人是什么”,必须靠一代代人的不断积累“人已经做过了什么”,才能最终实现。按照柯林武德的逻辑, “人是什么”这句话本身应该倒过来,即对“什么是人”的追问, “人”才是柯林伍德逻辑的终点。将问题分析于此,实际上,回归到对现实、自我以至到人性的认识,无非蹈循着柯林武德反复强调着的“重演( 人的) 思想”的套路,“人”是什么要到人的( 思想) 历史中去寻找答案,历史连续指向的是同一个“人”。
  四、反思与超越: 再现历史真实之偏极局限与辩证式发展
  总的来说,兰克与柯林武德在史学独立,史学研究方法以及史学功用这三方面都各有所创新,然而对于历史理论整体发展来说,他们两人难免都有偏极发展的局限。
  兰克强调,历史的研究要向自然科学看齐,运用自然科学的那种经验实证的方法,采取自然科学家那种纯客观主义以及不偏不倚的中立态度,力争“如实直书”。然而,不同的历史学家采用的解释模式,是由他所选择的故事模式、论证模式、意识形态模式和历史意识模式所决定的。从这一点来看,兰克所倡导的解释模式———客观主义解释模式,也应由他所选取的历史意识、意识形态等模式所决定,而这些模式本身是具有一定的倾向性的,并非完全客观,“如实直书”在排除各个历史学家的主观性叙述之后,残存着就是他自己的主观性叙述。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兰克史学的客观性从理论上来说就很难实现了。总结而言,“如实直书”甚至仍旧难以达到兰克自己所追求的“再现历史真实”的史学目的,以及实现“探寻上帝思想”的史学功用,更遑论在真正意义上再现历史之真实了。而柯林武德主张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所以历史学家研究历史,除了穷尽其全部知识和心智来“重演思想”之外,貌似就别无他途了。然而,这种“重演思想”的历史是否就真正地再现了历史的真实呢? 我们似乎能在以下几点中略窥一斑:首先,在历史的选材方面,柯林武德区分了历史行动与非历史的行动,“只要人的行为是由可以称之为他的动物本性、他的冲动和嗜欲所决定的,它就是非历史的; 这些活动的过程就是一种自然过程。” 由此看来,历史的一大部分被柯林伍德剔除到历史学研究范围之外,这就把所谓“思想史”仅仅局限在适用于解释人们深思熟虑的行动或者某些特殊类型的历史; 其次,如果历史真的如柯林武德所说的是“人类过去的活动”,那么历史学家对于人类活动的主观和客观两方面都应该进行描述。但现实的理论指向是,“重演”过去的思想,不仅将活在现实中过去的思想纳入现实情境中进行思考,也必须重新思考过去主体的思维方式,而人类活动的客观方面处于离场状态。同时,“重演”的过程,就必然要求历史学家们能够“回到”过去以探求究竟。然而,历史学家真的能“回到”过去吗? 在这种追问下,柯林武德当然就没有也不可能给出令人满意的回答了。
  更进一步来说,兰克与柯林武德对于史学研究之所以会各偏一隅,根本原因在于其各自于认识论上分别强调对个别历史事件的实证考究,或是偏重对历史过程的整体把握。兰克史学主张在真实的个别事件中能够探视“上帝思想”的观点,隐含了历史具有因果和规律的前提假设,他认为只要采用空前精确的考证,还历史事件以真相,历史就会自动将其因果关系和蕴含的规律显示出来; 而在柯林武德看来则并非如此,自然运动和历史运动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相似并不意味着相同,“因而历史学就是一种科学,但却是一种特殊的科学。” 历史运动是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的,柯林武德史学强调的就是要探究历史过程中蕴含的将各个历史事件连在一起的思想,在这里,思想与历史不可分割。概括而言,柯林武德的观点正好与兰克的观点相反,它是基于人无法完整地认识历史、历史自身也不会自动地显示其意义的认识之上的。前者寄希望于历史( 甚至于“上帝”) 本身的自现,后者唯求以人来实现历史的真实。
  事实上,上述两者的历史研究,并无孰优孰劣之别,相反它们恰恰构成了历史的一体两面,使得历史在本体与认识两个不同向度发展。如果没有兰克史学派的史料以及史实的搜集和考证,历史研究将依旧纰漏百出,柯林武德的思想重演亦将困难重重; 同理,如果仅仅囿于史料事实的搜集和考证,而不越过层层堆砌的历史资料去透视历史过程的思想,那么历史则将会多么的幼稚、史实将会多么的苍白。马克思和列宁就曾经说过: “客观过程的两个形式: 自然界( 机械的和化学的) 和人的有目的的活动。” 而“历史不过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他们的这一观点实际上就说明,自然运动和历史运动属于两个不同系列的发展形式: 自然是一种自在形式,而历史运动则属于自为形式。如此说来,就是承认人类社会历史是不以研究者的主观意识为转移的客观发展过程,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人们研究历史,探索社会规律,必须要从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出发,详细的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态,揭示其内在联系,得出相应的结果。社会历史的研究,不是一个简单的消极的反映过程,而是主客体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辩证统一过程。兰克的“如实直书”与柯林武德的“思想重演”的差异,虽然深受不同时代的社会现实和历史研究传统所预制,但反过来说,它们促进历史成为一门更为严格独立的科学,并且发展和强化了历史的研究方法论及其功用。比较分析并取益于兰克和柯林武德史学研究实践之合理性,恰恰就是对其两者本身史学理论的“超越”,形成对于历史于思想和理论上的辩证式发展。
  可以说,兰克和柯林武德分别通过不同的探索途径追求相同的研究理想,即还历史研究( 在最广泛的意义上) 以应有的“名誉”。两者都强调回到当下,立足当下,力求在他们的时代严峻的现实面前,让史学得以正视生活,回答现实。历史展开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对它进行的研究和叙述必然也是一个多面、繁复的过程,由于其自身的复杂性,它很难被简单地归纳概括,因此才会出现这么一种“盛景”: 不同时代、不同的境遇下,历史学家各自选择了不同的思考路线和研究方式。兰克和柯林武德的主要差别就在于所选择的途径与认识论( 方法论) 的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史家主体对事实认识上的差异不仅是正常的,而且是有益的,历史认识如果是整齐划一、千人一面,反而才是可悲的。因此,唯有历史研究纵向与横向的多元化,才有可能力矫相对主义历史哲学之弊失,折衷实证主义传统历史哲学之优长,发展和完善人之为主体的历史观念,从而不断地寻求历史真相和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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