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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胡适的“历史观”

作者:2016-12-28 18:28阅读:文章来源:未知
  中国现代新文化运动中,胡适是其中精神领袖之一,这是不可否认的历史真实。然而,在20 世纪50年代至70 年代的近30 年里,胡适一直是作为负面历史人物形象出现在大陆的学术界。其“历史观”也受到了广泛而全面的批判。改革开放以来的近40 年来,学术界对胡适的整体评价逐渐由负面转向正面,进而更加全面,对其“历史观”学术价值与产生的问题分析,也趋于客观。一般而言,学界对胡适历史观中所蕴含的进化论思想、杜威实验主义思想皆有清晰地揭示,对其史学思想与中国乾嘉学术以及与近现代疑古思潮的关系、历史观的得失,论之颇详。然而,就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胡适用“历史的眼光”看待中国的典籍,以及在“中国文化史”的大历史视野下所提出的古典知识分类研究的知识谱系的构划,系统的研究方法,似乎关注得还不够充分。本文的要点并不在于比较新史学运动中王国维、梁启超、胡适等人的作用大小问题,而是仅仅从“历史的眼光”出发,来考察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的历史观,并从如下两个大的方面来重新认识与评价胡适这一历史时期“历史观”的思想内容:一是胡适对待中国古代历史的基本态度与看法,二是胡适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具体要求与方法论思考,然后再重新认识其历史观对近现代疑古思潮的贡献。
  一、“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理国故”
  可以这样说,科学主义、实证主义是胡适哲学思想的灵通,也是其“古史观”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历史主义的态度则是胡适科学主义、实证主义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历史学的整合。胡适认为,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研究“古学”,必须要有现代人的方法,那就是要:(1)扩大研究的范围。(2)注意系统的整理。(3)博采参考比较的资料。这三种方法统合起来,就是要“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一切,认清了‘国故学’的使命是整理中国一切文化历史,便可以把一切狭陋的门户之见都扫空了”。
  众所周知,章学诚在乾嘉时代,为了对抗考据学,以自己特有的“别识心裁”,重提“六经皆史”的命题,再一次将史学提高到与经学相抗衡的地位。或者说,试图用史学取代经学。龚自珍也曾提出“六经者,周史之宗子也”、“五经者,周史之大宗也”、“诸子也者,周史之小宗也”,以及“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等命题,表现了对史学的高度重视。胡适拿历史的眼光来看待国故学,就是要把中国历史上一切文化历史都看作是研究的对象,从而让各种文化历史现象都获得自己应有的历史地位,并能被我们今人所研究。这一“历史学的眼光”固然与赫胥黎的进化论思想与杜威的实验主义有密切关系,但与中国学术传统自晚明以来重视史学的思想历史也有内在的关联。尤其是对中国历史所抱有的“历史还原主义”的思想态度,与乾嘉考据学又有密切的关系。如胡适认为,从“经学哲学”的角度看,“郑玄、王肃在历史上固然占一个位置,王弼、何晏也占一个位置,王安石、朱熹也占一个位置,戴震、惠栋也占一个位置,刘逢禄、康有为也占一个位置”。从文学史的研究角度看,“庙堂的文学固可以研究,但草野的文学也应该研究。在历史的眼光里,今日民间小儿女唱的歌谣,和《诗三百篇》有同等的位置;民间流传的小说,和高文典册有同等的位置,吴敬梓、曹霑和关汉卿、马东篱和杜甫、韩愈有同等的位置”。
  上述胡适提提出的这些思想,其实是从清代考据学的思想资源里寻找到自己的历史还原主义灵感,从而提出了理想型的历史还原法。他说:“整治国故,必须以汉还汉,以魏晋还魏晋,以唐还唐,以宋还宋,以明还明,以清还清;以古文还古文家,以今文还今文家;以程朱还程朱,以陆王还陆王,……各还他一个本来面目,然后评判各代各家各人的义理的是非。不还他们的本来面目,则多诬古人。不评判他们的是非,则多误今人。但不先弄明白了他们的本来面目,我们决不配评判他们的是非。”
  胡适在这种理想型的还原主义原则指导下的古史研究,显然不同于中国历史上“春秋笔法”所体现的价值主义为主导原则的历史观,也不同于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宏大历史哲学追求,更不同于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所表现出的以具体政治治理为主要目标的效用史观,而是以“求真”为目的的认识论为基础,然后再谈其他的历史价值追求的新历史观。这种新历史观在国故学整理的具体活动中,要求以文化历史的观念来看待中国的人文历史,跳出传统史学狭隘性的束缚,以一种全幅的文化历史视野来审视中国历史文化现象。这既是章学诚、龚自珍历史哲学思想的继承,也是现代以“求真”为基础的以平民化生活为目标的新史学的开山。他说:“历史是多方面的:单记朝代兴亡,固不是历史;单有一宗一派,也不成为历史。过去种种,上自思想学术之大,下至一个字,一支山歌,都是历史,都属于国学研究的范围。”
  因此,胡适的“历史的眼光”,其实也可以看作是以更加广阔的史学眼光继承并光大了了章学诚“六经皆史”思想,以及龚自珍“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的史学思想,将“史学”的研究范围进一步地扩大了,而且将史学研究的目标转换到追求客观历史真相的认识论方向上。历史学研究首先要以真实材料为基础,从而揭示历史的真相,在把握历史真相的基础上来重估一切历史事件的价值。
  二、“中国文化史”视野下的古史研究方法论
  在“中国文化史”的广阔历史学视野下,胡适历史观中所包含的历史研究的方法论思想,主要体现在“整理国故”的主张之中。在胡适的眼中,“国故”即是中国的文化历史,简称之为“国学”。整理国故,需要一现代的科学方法。而由系统的现代科学方法组成的方法体系可以视作其历史研究的方法论,这一方法论的具体内容即是胡适提出的“系统的整理”的设想和“博采参考比较的资料”方法。“系统的整理”主要包括如下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索引式的整理”,二是结账式的整理,三是专史式的整理。“博采参考比较的资料”方法,即是一种广义的比较研究法。以此方法来研究中国的文化历史,从而使中国的古代文化历史的研究获得一种广阔的学术视野,摆脱传统学术的门户之见。联系上文所讲到的“拿历史的眼光”来研究历史的一条来看,胡适古史研究方法论大体上可以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在人类历史变化发展的时间序列里,给每一文化历史现象、历史人物一个客观的定位,在“求真”的基础上展开其他各项的历史评判工作。其二是通过“系统的整理”方法,对历史文献、历史事件作一清理工作,并通过各专门史的研究以深化人们对文化历史现象的全面、深刻的认识。其三是通过博采资料的方法,在比较研究的视野里从事中国古史的解释与说明工作。下文着重评述后面两种历史研究方法。
  胡适提出“系统的整理”中国文化历史的思想主张,是通过三种具体的方法来实现的,其一是“索引式的整理”。其具体意思是:“把一切大部的书或不容易检查的书,一概编成索引,使人人能用古书。” 比如说,将《说文解字》依部首、或依笔划,再加中一个检字的索引,编一本《说文通检》或《说文易检》之类的书,或依《二十四史》编一本《史姓韵编》之类的著作,这样使用起来就方便了。
  其二是“结账式整理”。其具体意思是:“(1)结束从前的成绩,(2)预备将来努力的新方向。”就像商人到年底盘算一年的盈亏一样。结账式整理的好处是:“一是把这一种学术里已经不成问题的部分整理出来,交给社会;二是把那不能解决的部分特别提出,引起学者的注意,使学者知道何处有隙可乘,有功可立,有困难可以征服。”历史结账之类的著作有李鼎祚的《周易集解》、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唐宋的《十三经注疏》等。而胡适对于《诗经》的研究状态非常不满,需要一结账式的整理。他说:“例如《诗经》,二千年的研究结果,究竟到了什么田地,很少有人说得出的,只因为二千年的《诗经》烂账至今不曾有一次的总结算。”而胡适提出的有关《诗经》的总结账方式是:
  (A)异文的校勘:总结王应麟以来,直到陈乔枞、李富孙等校勘异文的账。
  (B)古韵的考究:总结吴棫、朱熹、陈第、顾炎武以来考证古音的账。
  (C)训诂:总结毛公、郑玄以来直到胡承珙、马瑞辰、陈奂,二千多年的训诂的账。
  (D)见解:(序说)总结《诗序》,《诗辨妄》,《诗集传》,《伪诗传》,姚际恒,崔述,龚橙,方玉润,……等二千年猜谜的账。
  胡适认为,通过这一总账,大多数学子就容易跳踏进“《诗经》研究”之门了,这就是普及。“入门之后,方才可以希望他们之中有些人出来继续研究那总账里未曾解决的悬账:这是提高。《诗经》如此,一切古书学都是如此”。
  其三是“专史式的整理”。胡适认为,国学研究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国文化史”,而其所设想的“中国文化史”系统大体分十个方面:(一)民族史,(二)语言文字史,(三)经济史,(四)政治史,(五)国际交通史,(六)思想学术史,(七)宗教史,(八)文艺史,(九)风俗史,(十)制度史。胡适认为,要改变中国古代学术纷乱烦碎的现象,应该是分如下步骤去研究“中国文化史”:
  第一,用力搜集材料,因陋就简的先做成各种专史,如经济史、文学史、哲学史、数学史、宗教史之类。
  第二,专史之中,还进一步分子目,如经济史可分时代,又可分区域;文学史哲学史可分时代,又可分宗派,又可专治一人。
  胡适认为,“这种子目睹的研究是学问进步必不可少的条件。治国学的人应该各就‘性之所近而能之所勉者’,用历史的方法与眼光担任一部分的研究。子目的研究是专史修政的唯一源头,也是通史修正的唯一源头”。
  胡适研究历史的第三种方法是“博采参考比较的资料”方法。这种方法是因为在世界史的眼光下,胡适要打破“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国界,要求研究者博采异国文献与文化现象,以之作为比较的资料来深化对中国文化史的认识。胡适认为,有许多现象,孤立地说来说去,总说不通,总说不明白;一有了比较,竟不须解释,自然明白了。如中国古代的一个“之”字,通过西洋文法学上的术语,将某种“之”字看作是“内动词(由是而之焉)”,某种“之”字看作是介词(贼夫人之子),某种“之”字看作是指物的形容词(之子于归),某种“之”字看作是代名词的第三身用在目的位(爱之能勿劳手),就明白了。还有封建制度,古音研究,《墨子》一书中的逻辑学思想等,如果皆能与印度和欧洲哲学史相比较,将会得到更好的理解。所以,胡适得出结论道:“我们现在治国学(实即中国文化史。引者注),必须打破闭关孤立的态度,要存比较研究的虚心”。第一,方法上,应该虚心采用欧洲学者研究古学的科学方法,补就我们没有条理系统的习惯。第二,参考比较欧洲、日本学者的无数成绩,为我们提供无数新的法门。
  胡适认为,“学术的大仇敌是孤陋寡闻;孤陋寡闻的唯一良药是博采参考比较的材料”。这种“博采参考比较材料”的研究方法,不同于浅陋的“附会”。附会是不了解他者而以想象为能事,如有人认为“基督教是墨教的绪余,墨家的‘巨子’即是‘矩子’,而‘矩子’即是十字架”。这种“附会”当然不是“博采参考比较材料”的研究方法。胡适在当时充满信心地说:“明白了世界学者供给我们参考比较的好机会,所以,我们对于国学的前途,不但不悲观,并且还抱无穷的乐观。”
  从20 世纪中国古典文化研究的实际成就来看,胡适的这一预言没有落空。当代中国广义上的历史学研究正是在世界学术供给的丰富比较材料的基础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实绩。这其中当然还有诸多问题亟待研究、解决,而且也产生了更多的新问题。但中国历史学(广义)研究正在以一种日新月异的样态向前奋进。尤其是胡适提出的专门史研究的知识谱系,在现代历史学研究中已经变得非常系统,范围也大大地拓展了,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三、胡适的“新史学”对现代中国“疑古”思潮的推动及其生长点
  说起近现代中国的“疑古”思潮,人们自然首先想到顾颉刚先生。其实,“疑古”思潮是由胡适、钱玄同、顾颉刚三人共同发起的。钱穆应顾颉刚之邀而为《崔东壁遗书》所作的序文,对此有非常生动地描述:“三君者(指胡适、钱玄同、顾颉刚,引者注),或仰之如日星之悬中天,或畏之如洪水猛兽之泛滥纵横于四野,要之,凡识字几于无不知三君名。‘推倒一世豪杰,开拓万古心胸’,于三君乎见之。”
  在近现代思想史上,胡适是“但开风气不为师”的先驱性人物。近现代学术思想史领域里的激进“疑古”思潮的出现,也应当从胡适说起。据顾颉刚《古史辨自序》所言,在1917 年前后的几年里,胡适发表的论文时常给他以“研究历史的方法”的启示,让他“都能深挚地了解而承受”,使得顾颉刚“发生一种自觉心”,知道最适合他的“性情的学问乃是史学”。胡适发表在亚东图书馆新式标点本《水浒》上面的长序,让顾颉刚对于小说版本问题的复杂性有了意想不到的认识。他说:“我真想不到一部小说中的著作和版本的问题会得这样的复杂,它所本的故事的来历和演变又有这许多的层次的。若不经他的考证,这件故事的变迁状况只在若有若无之间,我们便将因它的模糊而猜想其简单,哪能知道得如此清楚。”
  从胡适历史研究方法中获得“暗示”,顾颉刚“更回想起以前做戏迷时所受的教训,觉得用了这样的方法可以讨究的故事真不知道有多少”。后来顾颉刚提炼出“故事结构”的观念,并用“故事结构”的观念来解释历史传说中的故事“先型”与后演义的故事关系,并将之运用到古史的研究上面。他说:“我们只要用了角色的眼光去看古史中的人物,便可以明白尧、舜们和桀、纣们所以成了两极端的品性、做出两极端的行为的缘故,也就可以领略他们所受的颂誉和底毁的积累的层次。只因我触了这一个机,所以骤然得到一种新的眼光,对于古史有了特殊的了解。但那时正毕业之后,初到母校图书馆服务,很想整理书目,对于此事只是一个空浮的想象而已。”
  胡适回国后对20 世纪初,即1917 年前后的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他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课程,直接影响了顾颉刚、傅斯年等人,于1918 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后简称《大纲》),对整个历史学界,特别是对思想史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大纲》的“导言”部分有相当一部分内容属于“疑古”范畴的。如在论述“哲学史的史料”问题时,胡适从六个方面批评了中国古人有意或无意的作伪行为:其一,“古人读书编书最不细心,往往把不相干的人的学说并入某人的学说”,具体例子很多,典型的有《韩非子》的第一篇是张仪说秦王的书;其二,“或把假书作真书”,如《管子》、《关尹子》、《晏子春秋》等;其三,“或把后人加主的篇章作为原有的篇章”,《庄子》一书最多;其四,“或不懂古人的学说,遂致埋没了”,如《墨子·经上》;其五,“或把古书解错了,遂失原意”,如汉人用分野、爻辰、卦气说易经等;其六,“或各用己意解古书,闹得后来众说纷纷,糊涂混乱”,如《大学》中“格物”两字,解者多至七十余家,而老庄之书,说者纷纷,无有两家相同者。有此六种障碍,“遂把各家学说的真面目大半失掉了”。
  以上六条是从学理角度批评中国古代史料的不可靠。除此之外,还有有关于思想家生平事迹的不可靠,则是从“事”的角度说中国古代史料的不可靠。胡适这样说道:“至于哲学家的一生行事和所居的时代,古人也最不留意。老子可见杨朱;庄周可见鲁哀公;管子能说毛嫱、西施墨子能见吴起之死和中山之灭商鞅能知长平之战;韩非能说荆、齐、燕、魏之亡。此类笑柄,不可胜数。《史记》说老子活了一百六十多岁,或言二百余岁,又说孔子死后一百二十九年,老子还不曾死。那种神话,更不足论了。”
  胡适认为,中国古代哲学家的著作,无论是近世的,还是中古的、上古的,都有问题。即使是近世的著作,“如谢良佐的《上蔡语录》里,是否有江民表的书?如朱熹的《家礼》,是否可信为他自己的主张?这都是可疑的问题。又宋儒以来,各家都有语录,都是门弟子笔记的。这些语录,是否无误记误解之处,也是一个疑问”。
  最成问题的是中古与上古哲学史原料。“后人所编的汉魏六朝人的集子,大抵多系东抄西摘而成的,那原本的集子大半都散失了。故中古哲学史料最不完全。……到了古代哲学史,这个史料问题更困难了。表面上看来,古代哲学史的重要材料,如孔、老、墨、庄、孟、荀、韩非的书,都还存在。仔细研究起来,这些书差不多没有一部是完全可靠的”。
  胡适甚至大胆地断言:“《庄子》一书,大概十分之八九是假造的。《韩非子》也只有十分之一二可靠。……《尹文子》似乎是真书,但不无后人加入的材料。《公孙龙子》有真有假,又多错误。……如此一想,可知中国古代哲学的史料于今所存不过十分之一二。其余的十分之八九,都不曾保存下来。”
  胡适此处对中国中古、上古哲学史史料如此苛刻的审查,其实大半是没有经过严格认真考证之后得出的结论,而只是一种“大胆的假设”而已。此种过于勇猛的怀疑古代史料真实性的做法,对于近、现代疑古思潮的产生起到了巨大的推波助澜作用。这与一贯欣赏乾嘉考据学“拿证据来”的严谨科学精神颇不相符。这是胡适所开创的近现代疑古思潮的负面影响之处。
  胡适又批评中国人作史的态度,说道:“中国人作史,最不讲究史料。神话官书,都可作史料,全不问这些材料是否可靠。”他以孟子怀疑《尚书》的话———“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为例,作进一步地引申、发挥道:“孟子何等崇拜孔子,但他对于孔子手定之书,还持怀疑态度。何况我们生在今日,去古已远,岂可一味迷信古书,甘心受古代作伪之人的欺骗?”因此,胡适要通过一番“辨伪求真”的工夫,力求写出一部反映中国人思想真相的哲学史著作。
  正如崔述分析古人作伪的原因一样,胡适也分析了古人作伪的理由,得出两条结论:一是“有一种人实有一种主张,却恐怕自己的人微言轻,不见信用,故往往借用古人的名字”。二是“有一种人为了钱财,有意伪作古书。试看汉代求遗书的令和诸王贵族求遗书的竞争心,便知作假书在当时定可发财”。
  既然古人有作伪书的理由,则后人就由此理由出发,来审定哲学史史料的真实性。对此,提出了五种审查史料的方法:
  其一,考察“史事”,看“是否与作书的人的年代相符。如不相符,即可证明那一书或那一篇是假的”。
  其二,考察“文字”。因为“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字,不致乱用,作伪书的人,多不懂这个道理,故往往露出作伪的形迹来”。
  其三,考察“文体”。“如《管子》那种长篇大论的文体,决不是孔子前一百多年所能作的。后人尽管仿古,古人习不仿今。……不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体,一个人也有一个人的文体”。
  其四,考察“思想”。“凡能著书立说成一家言的人,他的思想学说,总有一个系统可寻,决不致有大相矛盾冲突之处。故看一总书里的学说是否能连络贯串,可也帮助证明那书是否具的”。
  其五,寻找“旁证”。胡适将以上四种证据———史事、文字、文体、思想称之为“内证”,因为“这四种证据者是从本书里寻出来的。还有一些证据,是从别的书里寻出的,故名之旁证。旁证的重要,有时竟与内证相等”。
  上述五种审定史料的方法,第一、第二、第三种与崔述所言的“考文”与“考行”的方法比较一致。问题是:胡适在1917 年前读到过崔述的著作否?不得而知。不过,胡适明确将“文字”与“文体”分开,而崔述的考文未能如此明确的区分。再者,崔述的考文方法里还有“语言”差异的分析,而胡适没有提及。崔述的“考行”方法与胡适的考订“史事”方法相接近,然胡适说得更明确。第五种方法———内证与旁证方法,是明代《诗经》研究专家陈第提出的。也不知胡适在此之前读过陈第的《毛诗音韵考》一书否?第四种方法应当是胡适个人的心得,是他接受了现代西方哲学教育之后,将其化为一种考史的方法。此方法原则上是可行的,但也有可商榷之处。依今日的学术经验来看,一个思想家的前后思想,不一定是相一致的。现代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学者写的文章、著作与前期、后期的可能极不一致。而第三种方法也有可疑之处。一个人的“文体”可以多变的,不一定都要一样。而一个时代的文体原则上是有规定的,如七言律诗绝对不出现在先秦时代。然而,像《老子》一书的文体与《论语》一书的文体,就很难说那种文体更能代表春秋末年的标准文体,而极有可能是二者并存不悖。此点,后来胡适在考证《老子》一书的年代时,就不同意冯友兰的“文体”说。不过那已经是16 年之后的事情了。
  八年以后,即1925 年,胡适为崔述作年谱,题名为《科学的古史家崔述》。这一年谱虽未完成,后由赵贞信补充完成,然胡适开创的近现代崔述思想研究,尤其是对其“疑古”思想的宣扬,无疑寻找到了新的、强有力的历史支持者。在该“年谱”中,他将崔述定位为“新史学的老先锋”,而且非常肯定地说:“中国新史学应该从崔述做起”。以崔述的《考信录》为出发点,“然后逐渐谋更向上的进步”。很显然,胡适选择崔述作为自己“新史学”的中国前辈,是要借传统文化的力量来增强自己反传统的可信度。通过将自己“新史学”的“辨伪求真”态度与方法与乾嘉时期崔述的“经学疑古”思想联系起来,从而在一个可信的学术传统里寻找到文化的同盟者,以增强自己“新史学”的吸引力。
  不过,胡适将崔述的“疑古”思想作为新史学的最低起点,由此起点出发而进一步展开对整个经学传统史料的怀疑,这就彻底地突破了崔述“经学疑古”思想的束缚,而迈向了近现代的“史学疑古”。崔述的“经学疑古”相信经文的真实性,并以经文为标准而裁量传、记、诸子之书中的假与伪。胡适则进一步质疑,崔述所相信的经书“就完全无可疑了吗?”显然不是。所以,胡适要接着崔述的疑古思想,对传统一切经史文献进行一次全面的质疑,为新史学的古史料的可靠性寻找到可靠的基础,从而建立真正的“新史学”。胡适这样说,“我们读他(指崔述———引者注)的书,自然能渐渐相信他所疑的都是该疑;他认为伪书的都是不可深信的史料:这是中国新史学的最低限度的出发点。从这里进一步,我们就可问:他所信的是否可信?他扫空了一切传记谶纬之书,只留下了几部‘经’。但他所信的这几部‘经’就完全无可疑了吗?万一我们研究的结果竟把他保留下的几部‘经’也推翻了,或部分的推翻了,那么,我们的新史学的古史料又应该从那里去寻呢?等到这两个问题有了科学的解答,那才是中国新史学成立的日子到了。简单说来,新史学的成立须在超过崔述以后;然而我们要想超过崔述,先须要跟上崔述”。
  因此,胡适的史学方法催生了近现代的疑古思潮,但胡适本人的意愿则是通过对古代史史料的严格审查,来求得真实的历史。胡适所开创的以“求真”为目的的新史学方向,在今天仍然是我们一切历史研究的出发点。
  四、余论
  胡适虽然到处都提倡科学方法,但在历史学研究领域里,胡适并没有否定想象的重要性。因此,他的“新史学”肯定了想象力的重要性。他说:“历史不是一件人人能做的事;历史家须要有两种必不可少的能力:一是精密的功力,一是高远的想象力。没有精密的功力不能做搜求和评判史料的功夫;没有高远的想象力,不能构造历史的系统。”虽然,这里所说的“想象力”不一定是文学、艺术的想象力,而与他的“大胆假设”几乎是同义词,然而也不应该否定艺术的想象力内容。这一点可以从他为陈衡哲女士的《西洋史》下册所作的书评中看出。胡适这样写道:“史学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科学的,重在史料的搜集与整理;一方面是艺术的,重在史实的叙述与解释。” 而且也正是从古史叙述的艺术性角度,高度肯定了陈衡哲女士的这本十万字的西洋史的长处。
  一般而言,对于胡适历史学思想的研究,如果没有新史料的发现,现在几乎难以有新的话可说了。本文着眼于胡适的“历史的眼光”这一大历史的观念,并将其与清代历史学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观念、龚自珍的历史观联系起来,考察胡适“历史的眼光”与中国史学思想发展的内在关系,从而揭晓示其特殊的历史贡献,并从现代人文知识的谱系学建立角度考察其新史学所开出的专门史研究方向及其历史贡献,最后又重新考察了其新史学与疑古思想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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