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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历史知识社会化

作者:2016-12-28 18:27阅读:文章来源:未知
  历史研究、历史知识自历史学专业化以来,取得很大进展,但同时也一度与普通大众越来越疏远,成为必须专门学习和掌握的技能,历史学也成为少数学者和历史工作者从事的职业,深锁于专业的院墙之内。随着中国社会的世俗化、大众化、信息化,非专业的普通大众日益对历史及历史知识产生兴趣。近年来,历史知识社会化、大众化、普及化工作受到社会公众广泛关注,也成为学术界关注和讨论的热点。学者们从不同视域阐述了历史知识社会化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历史研究与历史知识社会化的路径、历史知识社会化的价值取向以及存在的不足等。但这些探讨都没有明确历史知识社会化的主体和前提,没有把史学工作者、普通公众与历史的关系,作为一个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提出来,本文拟对此做进一步的思考。
  一、历史知识社会化的主体
  历史知识社会化可以从三个层面理解:广义的历史知识社会化指历史知识生产的社会化、知识成果传播的社会化和其自身的社会化;中义指历史知识进入流通、交换和消费领域,与社会大众实现资源共享;狭义指历史知识消费的大众化,也就是随着教育的不断普及、教育方式和教育手段的多样化、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交往,公众文化水平和欣赏能力的不断提高,历史知识消费不再是少数知识分子的专利,而向不同消费群体不断扩张,从而实现历史知识消费的大众化。历史知识社会化的过程,即是密切历史与普通公众联系的过程。
  从历史与人类的关系看,历史与人类存在本身具有内在统一性。历史是人的历史,这种一致性决定了历史知识社会化的主体是最广泛的人群。在历史知识社会化过程中,需要消除历史知识社会化存在的认识论误区,认识到历史知识社会化是全体社会成员进行自我感知,自我教育的结果,而非专业的史学工作者向普通公众普及专业知识与理论的结果。历史和历史教育的主客体皆为全体社会成员,当历史教育的主客体发生分离,或主客体之间的关系出现偏离时,历史知识社会化即成为不可能之事。社会成员的自我认知和自我教育,是历史知识社会化的基本前提。对此,正如卡尔·贝克尔所说,“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
  首先,我们都是历史性的存在。我们的存在本身决定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历史。别尔嘉耶夫认为:“人是最高等的历史动物。人处于历史之中,历史也存在于人之中。人与历史在原始基础上存在着如此深刻、如此神秘的孪生现象和相当具体的相互依赖性,要想将它们割断是不可能的。”他认为历史和历史的东西具有深刻的本体性,是对本体现实的发现。对我们来说,整个历史过程不是异己的和我们应当反对的过程,相反,它对我们是极亲近的,因为我们自身的存在就是历史性的,是历史的产物。正如加达默尔所说:“其实历史并不隶属于我们,而是我们隶属于历史。早在我们通过自我反思理解我们自己之前,我们就以某种明显的方式在我们所生活的家庭、社会和国家中理解了我们自己。”
  其次,我们都是对历史进行回忆、记述和静观的人。历史不仅指过去发生过的事,也指对过去的记忆和叙述。卡莱尔说:“记述历史的才能,可以说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它是我们的主要禀赋。”他认为我们的所作所为都是在演示历史,我们全部的精神生活都是建立在记叙的基础上。他认为历史学是无数传记的提炼。我们每个人的存在不仅造就了我们自己的历史,而且他人的历史与我们的历史交织在一起,共同编织并形成集体的记忆网络,把我们连接在一起。“我们只有通过所有各种有关我们自己的生命和其他人的生命的表达,把我们实际上所体验到的东西表现出来,才能理解我们自己。”
  再次,历史和历史知识属于全体社会成员。罗素认为,历史应是受过教育的人的学问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历史和历史知识本身就是我们生命和认知的组成部分。每个普通人,只要他拥有记忆,并能回忆和讲述他做过和经历过的事情,他就拥有了历史和历史知识。在英文里,历史的本义即故事。故事人人可有,人人可讲。在所有文化形式中,通过讲故事的形式传递人生经验和历史知识,是最为常见的形式。何晓明认为,历史知识社会化最常见、最有效的形式是讲古。十口相传为“古”。不管媒体形式和社会发生多大变化,这一条都不会变。在最广泛的社会群体中,始终存在着连续而深厚的历史意识、历史知识和历史观念。
  最后,全球化、多媒体和后现代史学使历史知识社会化的主体最大化。后现代史学最重要的特征是对微观史、日常生活史、社会史和文化史的书写。后现代史学“不再把历史看做是吞没了许许多多个人的一个统一过程、一篇宏伟的叙述,而看做是有着许多个别中心的一股多面体的洪流。这时候作数的就不是一份历史而是许多份历史了,或者更好是说许多份故事了。”后现代主义使“历史学获得了更为广阔的天地。公众史学将借助于新媒介登上舞台,人们在将研究历史与写作历史当作一种乐趣时,也在瓦解职业历史学的权威性。不可避免的是,不同的道德标准和信念将借助各式各样的历史作品表现出来,这将是一场小写历史的盛宴,并且,许多小写的历史会有着‘大写的历史’的理想,由此将历史学带入一个空前繁荣的时代。”真正实现了“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
  二、历史知识社会化的重要意义
  明确历史知识社会化的主体之后,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历史知识社会化对于历史主体的意义和价值何在。这种意义和价值,也正是进行历史知识社会化传播的目的所在。从根本上说,历史知识社会化的意义和价值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强化自我认知和社会认同。历史是强化自我认知和社会认同最好的媒介和途径之一。麦金太尔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是带着过去出生的,若是试图脱离这种过去,那就意味着要改变他与当前的关系。我们自己的生活史总是被纳入我们从中获得自我认同的那个集体的历史之中的。自我认知和社会认同都离不开过去和历史。当人们从本体论或存在论的角度认识到自我存在与历史的内在关联时,就会发自内心的对自我、家庭、社会、民族、国家、人类产生深切认同。麦金太尔认为,拥有历史认同和拥有社会认同是一回事。每个人从自己的家庭、城市、部族和国家的过去中继承的许多债务、遗产、合理的期望和义务,构建了个体的生活状态和道德出发点。每个人根本的部分就是他所继承的那些东西。因此,历史知识社会化的过程,就是加强公众对自身和所属群体的自我认知和社会认同的过程。
  二是自我定命。历史知识的获取对个体不仅具有认知和解放功能,而且具有创造功能。当人们感知到历史与自我存在、社会整体内在的统一性之后,就会自然地把个体的命运与整个人类的命运以及历史的命运联系起来。自我定命不仅把个体自身置于历史命运和人类命运中,同时把历史命运和人类命运置于自己的内心之中。别尔嘉耶夫认为,每个人的灵魂深处都存在某种历史命运,从原始时代至今,一切历史时代的命运都与自我的历史命运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狄尔泰指出:“人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他是由他在时间和空间之中所具有的位置、由他在各个文化系统和共同体的互动过程之中所具有的地位决定的。因此,历史学家必须把一个个体的全部生命,当作它本身在某个时间和空间点上所表现的那样来理解。正是这个由各种联系编织而成的整体性网络,从关注自己的生存的那些个体出发延伸到各种文化系统和共同体,并且最终延伸到整个人类,因此而构成了社会和历史所具有的特征。”“历史知识的功能在启示受教育者,告诉他们,社会化过程中,获取自由的机会何在。历史知识的功能具有非凡的解放性特质。人们个别的自我意识,经历史知识注入以后,可以扩大而产生‘我是全人类的一部分’的意识。也就是说,人们会产生一种看法,觉得在扬弃社会束缚,走向自由生活的奋斗中,自己主观的自我,是整个人类历史活动中的一个部分。”这样,经由扩大人们自我认识的历史视野,提升人们的行为能力,激发个体创造历史的激情,开启更多创造历史的机会。
  三是促进精神发展。人们从历史知识中获益最多的是精神,它涵盖了政治、道德、文化、艺术和审美。吕森认为,历史文化具有三个基本的维度:政治维度、审美维度和认知维度。休谟指出历史研究有三种利益:理智的利益、道德的利益和愉悦的想象力。他特别谈到历史知识对精神成长的重要性,他认为“如果我们没有占有关于所有过去时代和民族的经验,那么我们在理解上就仍然只是一个小孩子。……一个精通历史的人,会因此在一些方面感觉到似乎从开天辟地以来他就生活着一样。最后,他希望比起诗歌或哲学,历史应该拥有更加强有力的道德影响。”德罗伊森说:“要是人们与他身边事物在过去的发展没有关系,他也许会连精神也没有。直到有一天,他认识了那些过去的发展,他才变得有内容、有深度。他所认识到的过去不是饰物,装潢他的内心。从那些过去的发展中所得到的,是他的力量、他的能、他的欲愿,他的目标以及他的希望。”布洛克强调历史学的审美,认为“人们不会怀疑历史学具有独特的美学愉悦,这种愉悦与任何其他学科都不相同。历史学的独特对象是人类的活动,这一活动场景比任何其他东西都更能吸引人的想象力。尤为重要的是,当这一场景在遥远的时间或空间中展开时,它便具有一种奇特而微妙的迷人之处。”
  这就是历史和历史知识对于每个普通人的重要性、意义和价值,也是我们倡导历史知识社会化的最终目的。我们每个人的精神生命采自历史上成千上万个个体之精神,而这些个体之精神汇聚在一起,形成人类的精神文化传统,正是这一精神文化传统,给予我们每个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三、史学工作者在历史知识社会化中的责任与素养
  历史知识社会化的主体是全体社会成员,并不由此削弱或否定历史学家和史学工作者在历史知识社会化中的重要作用。在历史知识社会化进程中,历史学家和史学工作者因其具有的专业技能和丰富学识,成为重要的引领者。
  贝克尔曾明确区分了专业历史学家和史学工作者具有的双重身份,认为他们既是普通人,但又与普通人不同。普通人只需记忆与自己相关的事情,专业的历史学家则不仅仅是专为自己的历史学家,他们往往需要把一生的主要精力花在那些离得颇远却围绕并补充人类经验的事件之上,把著名的人物和事件保持在活的回忆之中。他们既是普通人意义上的历史学家,也是古代受人尊敬的部落先知、弹唱诗人、讲故事的人和梨园子弟,星相巫士和僧侣祭司。他们为社会和人类护持着传统,使之永存勿替;在无知和偏见许可的范围内,把真实的与记忆的两系列事件和谐起来,扩大和丰富全体成员共同的准现在,并以此为依据判断我们目前正在做和未来希望要做的事情。他们对保存和维护历史所起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在历史知识社会化过程中,历史学家和史学工作者需要做的,是放下“精英”的架子,以更平和的心态和更切实的行动推进历史知识社会化、大众化。“不要将历史研究的专业化要求与历史知识普及的通俗化要求对立起来,不要将准确的历史知识的掌握与通达的历史感的培养对立起来,不要在学术事业与民众生活之间人为地划出鸿沟。”对历史学家和史学工作者来说,做到这些将使他们在历史知识社会化中发挥重要作用,而要真正做好这些工作,需要具备以下素养:
  一是要具有还原历史并把历史当前化的技艺和能力。克罗齐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不是死亡的历史,而是生活的历史。”他认为在历史的每一阶段,都会有持续活跃的生活场景。历史学家和史学工作者要做的,就是让人们在历史中看到这些与他们现在和未来的生活,既有诸多相似之处,又存在差异的过去的生活场景,丰富他们对历史的认知,对历史产生亲近感和认同感。克罗齐反对历史学家们用忧郁的文笔去叙述那些痛苦的场面和他们乐于称作历史葬礼的盛况。他认为,如果人们在历史学家不断翻寻的文献那里听不到一声欢笑、一声欢呼、一声赞叹,或感到满腔热情,这样的历史就是死亡的不真实的。任何时候,即使是到处都已吹响宣告世界末日的号角,人们依然还在生活、做爱、生儿育女、唱歌、作画、论述,这样的历史才是真实的。因为必死的个人与永不死亡的历史不同。克罗齐认同的历史是温暖的,是作为历史主体的公众真正熟知和需要的。贝克尔明确指出,历史的作用在于能满足普通人情绪上的需要,并不是专业历史学家把他们对于人类故事的说法加在每个普通人身上,实际上最终的结果是每个普通人把他的说法加在专业历史学家身上。“我们的正当的作用不是去重复过去,而是利用过去,去把普通人对于过去实在发生的事件所加上的那种神话式的改作,予以纠正和合理化,以供大家采用。……把历史看作已过去的现实的一种紧缩而不完备的表述、一种经过重新设计、新加染色来迎合利用它的人的所记得的事情的不稳定型式,并不一定会损害历史的价值和尊严。”
  把历史生动鲜活地呈现于公众面前,并通过这种呈现,使公众对过去的生活有真切的感受,形成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整体感、差异感、陌生感,是历史学家和史学工作者需要做的,也是历史持续的引发公众兴趣的地方。海德格尔曾形象的称之为“去远”。所谓去远,并非相去之远和距离一类的东西,而是使相去之距消失不见,也就是说,是去某物之远而使之迫近,是让相距甚远的东西(包括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到近处来照面,使之切近。对于历史学家和史学工作者来说,具有“去远”之技艺和能力,是一种相当重要的素养。
  二是“同情的理解”。德罗伊森指出:“历史方法的特色是以研究的方式进行理解的工作。”而“理解之所以可能,因为历史材料里面所表现出的前人言行,与我们今日的言行性质上是根本相类似的。”“理解的行为,……正好像一个心灵潜入到另外一个心灵一样;它也正好像交配受孕一样,具有无限创造力。”“同情”是建立在我们的生活与以往人类相似的基础之上,建立在整个人类精神、道德和情感发展的连续性、差异性和整体性之上。“在觉察与人类有关的任何一种东西的过程中,我们都不仅对从认识的角度表达它感兴趣,而且还对发展一种对于它的感受、同情和热情感兴趣……一位真正发挥同情作用的历史学家能够献身于其研究主题,并且能够使自己从内心之中进入一个可以反映整个精神世界的宇宙。”布克哈特曾在给尼采的信中,谈到他作为历史教师的职责和愿望:“作为一个老师和讲师,……我在教学过程中试图使学生对过去有所了解,但同时又尽量不败坏他们对历史的兴趣,以便他们学会靠自己的能力采摘果实。此外,我也没有刻意培养什么有专业知识的学者和学生,我的目标是促使那些听课的人确立一种信念、萌生一种愿望:对每个个体来说,同一件以往的事情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和效果;每个人都能够并且可以以自己特殊的方式了解和理解它,并且很有可能从中看到对自身有益的因素。”对历史来说,同情的理解之所以必要,在于它关注的对象是具体的、真实的、独特的。
  三是兼具历史和哲学的眼光。有观点认为,历史涉及具体事件和变化过程,哲学思考无限与永恒,两者不可并列,事实并非如此。在历史研究中,时时处处可见哲学的光芒照亮尘封的过去。克罗齐说:“既没有哲学,也没有历史,还没有历史哲学,只有本身是哲学的历史和本身是历史并为历史所固有的哲学。”柯林伍德认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兰克也曾谈到历史学与哲学的关系,认为哲学总是提醒我们想到对于崇高理念的追求,而历史则提醒我们存在的状况。他认为哲学侧重于普遍价值,历史侧重于特殊价值,但仅仅关注特殊之物是不够的,因为“在每一种生命中,都有某种整体存在。它生成、发挥作用、获得影响、最终消亡。这种总体时时刻刻都像每一次表现那样确定。我们对它必须聚精会神。”德罗伊森认为“历史研究的工作是学着做历史性的思考。”“学会了历史思考的人,不会对个别、特殊的事件有哲学式的冷漠;不会毫无温情地,只见处处是数字、物理力量及物质。学会了历史思考的人,会确信在不断转移变迁的现象背后,有道德团体的力量存在;并且会相信,一旦自己将精神注入道德团体中,自己会得以开展及实现。”在研究和思考中,德罗伊森已把历史和哲学融入其中。
  爱默生认为,真正的历史写作需要智慧,需要预知人类联系的广泛性,深刻性,需视事实为象征。司马迁认为,历史写作其意在“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对历史和哲学的双重把握,成就了他们一生的事业。因此,当我们既能够从永恒的视角来看待和把握具体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切,同时又能在个体存在中发现人类普遍的精神和整体的命运时,我们的存在就具有了永恒和深远的意义,我们的眼光和认识就不再仅仅局限于某一时段、某一事件、某一时空,我们整个的生命存在就将更生动、更丰富、更完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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