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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乔维奥的史学

作者:2015-02-02 10:11文章来源:未知

  保罗·乔维奥(1483-1552)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位文化名人和历史学家,他与圭恰尔迪尼同时代,对圭恰尔迪尼的史学人们都耳熟能详,但对乔维奥的《历史》著作知晓得并不多,实际上,乔维奥的历史著作仍然有其时代的史学价值并对后世产生影响。

  在古代的希腊和罗马,许多历史学家撰写历史有着明确的指导思想,即撰写的历史首先要真实,即告诉人们发生了什么?怎样发生的?事情的原委和过程不能有丝毫的捏造和粉饰,历史的写作必须还原于历史的真实性。修昔底德在编写《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时,就剔除了那些希腊的传说他相信历史家的首要责任就是消灭那些假的事实,这些东西只不过是诗人和占卜家的想象而制造出来的。古罗马的历史学家们把探求事实放在更加重要的地位“西塞罗认为,历史写作的第一法则是:除了事实之外,作者不能写任何有违事实真相的东西;第二法则是:他们必须有告诉人们事实真相的勇气和魄力”。

  意大利自中世纪以来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在历史编撰学方面都习惯于以过去的材料写过去的历史,特别是未加考据的材料世代袭用,使历史的写作存在一些误区,历史著作因材料的不可靠缺乏不少的真实性。

  乔维奥师承古代求真求实的撰史传统,坚持把探求历史事实放在历史写作的首要位置,尽量用撰写的历史来展示本原的历史。乔维奥认为要写真实的历史,材料的选用十分重要,他对材料的选择审慎而严格。为了保证所用材料的真实、可靠,他主张当代人写当代史。他曾经说过“历史的闪光之处在对事件的调查,以及详细分析事件参与者所提供的信息”“如果不能从伟人的心胸中得知事实,那么历史将失去尊严”。故乔维奥收集史实总是亲力亲为。

  乔维奥曾长期在教廷做事,辅佐列奥十世、克莱门特七世两任教皇,亲身经历了许多重大的政治事件,他对意大利政治生活的参与和丰富的生活积淀使他有着写当代历史的冲动,他将熟悉的人和事以历史写作的方式加以记载。由于他的特殊身份,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譬如1529年11月5日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和教皇克莱门特七世举行的波洛尼亚会谈,以及1533年9月13日克莱门特七世和法国国王法兰西斯一世的尼斯会谈等都不需要去查找原始材料,他本人就是亲临亲历的参与者,熟悉会谈的内容和两次重要会谈的整个过程。对于那些他未能参与的历史事件,他总是要进行认真的调研,通过采访亲历者或目击者获得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战争是乔维奥时代十分频仍的政治事件,对于这类未能参加的政治事件,他总是要去采访战争双方的将军或指挥官。为了了解阿格纳德罗战役的相关情况,他请教了指挥这场战争的巴尔托罗梅·德·阿尔维亚诺将军;在撰写卡多雷战役和阿格纳德罗战役时,他坦言咨询了“几乎所有参加过这场战争的意大利籍和非意大利籍的将军,我从这些人那里了解到了这场战争的真实情况”。卡波·德奥索海战是乔维奥那个时代“最残酷、最血腥的海战”,为了客观公正地记叙这段历史,他不仅采访了当时敌对双方的指挥官,还采访了那些被俘虏的士兵。法军指挥官指挥战斗的相关细节,是法国将领圭多.兰戈尼公爵向乔维奥提供的。为了全面掌握帕维亚战役的始末,他采访了亲临战场的法国国王法兰西斯一世,在这次战役中法兰西斯一世曾被俘虏,他对这次战争的体会更为深切。在乔维奥的采访者中并不只局限于军队的上层,他也重视对一般士兵的采访和询问。他采访过卡波·德奥索海战中俘虏营的士兵;在撰写海盗巴巴罗萨如何对待被俘的奴隶时,他曾经陪同查理五世、德尔·瓦斯托公爵、安得里阿·多里阿和其他一些舰长,颇有兴致地询问了巴巴罗萨的一名热那亚奴隶。

  对“莫罗那阴谋”的撰写颇费周折,他以通过各种渠道采访这一事件的经历者和知情者来弥补未曾见过阴谋的策划者佩斯卡拉之憾,他采访了吉尔伯蒂、斯福查、莫罗那、莫罗那的幕僚多门尼克索里等这一事件的经历者和知情者,还咨询了阴谋策划者佩斯卡拉的妻子、外甥以及他的亲信詹巴蒂斯塔.卡斯塔多舰长,通过他们了解和收集了大量相关信息。

  他也善于利用参加各种会议的机会调查采访历史事件的当事人,譬如,利用尼斯会谈与法国国王法兰西斯一世直接交流,了解1536年普罗温运动的许多细节,询问法王为何没有趁查理五世撤退时袭击他的后备队。在敏感的土耳其问题上,亦得到一些难得的口述资料。苏里曼一世对布达的第二次征服的相关情况,则是乔维奥利用1541年的卢卡会议采访了众多的舰队官兵而获悉的,并对战争中一些缺乏人道的行为感到震惊。

  在撰写第38卷阿里斯卡多遇刺,以及科西莫.美第奇继任,巩固权力的部分时,他不仅采访了科西莫本人,而且询问了塞斯提诺、雨中逃亡者本尼德托·瓦什通过听取双方的叙述,最后得出自己认为相对客观的结论。

  乔维奥在完成手稿以后,不断地对史著进行修改和补充,也体现了他的历史编纂尽量与历史吻合的求真求实理念。譬如:尽管他著作的第18卷曾受到著名的人文主义者本波的极大赞赏,但他仍将其送往一位威尼斯朋友那里做最后的审核。他将第25卷关于卡波·德奥索海战的部分交给热那亚审判官马尔坎托尼奥·索里审核在第35卷快要印刷时,他还在要求博纳戈拉兹阿提供皮罗那围城以及普罗温运动的某些细微情节。

  最令人钦佩和感动的是在乔维奥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最为关心的就是修改历史中的错误叙述。他写信给其著作的出版者拉伊蒙迪,指出己交给他的第38卷对基耶里围城的叙述中,因轻信了两名步兵的一面之辞而与事实有悖,承诺在下一卷中做出修订。乔维奥在其生命即将终结之前竭力对这一错误进行改正,充分体现了他书写“真实历史”的决心。

  在对人物和事件进行评述时,他也能抵住政治上的压力,阐述自己的独立见解。他曾经说过,“所有的历史编撰家—即使是最为公正者,都不可能让胜利者、被征服者满足,也不可避免的使他自己遭到胜败双方的憎恨,他很容易遭到无礼、偏激的指责,因此,要为后代留下真实的历史,书写命运的搏斗,不可避免的要受到别人的妒忌。他认为竭力使每个人欢心是愚蠢的,于是下定决心,在病床和坟墓之间奉承世界”。

  乔维奥主张当代人写当代史,以采访历史事件当事人的方式收集历史资料,实际上是利用了口述历史的基本方法,这些大量的珍贵的素材为他历史著作的撰写提供了必要的保障。

  由于材料可靠,资料详实,乔维奥尽可能的收集与《历史》编撰相关的信息,他善于将最新的材料引入书中,加之敏锐的观察力和犀利的历史编撰风格,使他的史著彰显出别具一格的实证倾向。并且,撰写当代人的历史,敢于直言,大胆地披露时弊,不刻意去隐瞒事实真相,毫无顾忌地去评论时人的功过曲直,对某些人来说颇有杀伤力,因之,乔维奥被E.福尔特称之为“使用左轮手枪的新闻记者”。

  自从1494年查理八世入侵意大利以后,使原本就四分五裂的意大利饱受战争之痛,这一局面引起了许多人文主义者的担忧,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表达了渴望和平,希望意大利统一,建立一个强大国家的愿望,这是人文主义者爱国主义情慷的流露,乔维奥就是其中之一。埃里克.科克伦曾经说过“圭恰尔迪尼和西戈尼奥一样,乔维奥至少具备了一种撰写民族国家历史所必需的品质,那就是:对意大利有一种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对它所遭受到的战争催难感到十分的憎恶”。

  首先,他愤怒地揭示了战争对意大利的摧残,深切的关注人民在战争中所遭受的苦难,在史著里对入侵者蹂躏自己的国家有切肤之痛。当叙述外国军队对米兰的占领时,他说,城市里到处充斥着暴力,充斥着不受约束的野蛮士兵,军队长官们对部下胡作非为视而不见,……最为糟糕的是,人们积累起来的财富在赋税、摇役和兵匪的掠夺中化为灰烬。他说,当他想到科莫人民被瓦斯托的部队不断劫掠时,就忍不住痛哭流泪。在第37卷中,他提到查理为了战争需要竭泽而渔,每月对每个人残忍地强征赋税,使德尔.瓦斯托都忍不住潸然泪下。在第45卷中,作者指控入侵者通过战争给意大利人带来的灾难和疾苦:法国军队肆意践踏庄稼,西班牙军队大肆劫掠居民,沙巴城呈现出一幅恐怖的灭顶之灾,因为这片肥沃土地上的居民在战争的漩涡中早己饱受苦难。罗马遭到劫掠后,“尸横遍野,随处可以听到妇女、小孩以及伤病员的呻吟声,教、俗人士都受尽了折磨,随时可听到战马的嘶鸣,受灾受难的大都是无辜的百姓”。他愤慨地写道:我们不仅看到了一切圣洁的事物被襄读,被劫掠,就连基督教世界最神圣的庙宇也遭到了毁坏,高耸的祭坛里流淌着鲜血,堆积着逃亡者的尸体。与此同时,他开始深深地厌恶战争,通过史著对战争的发动者们进行了强烈的谴责。在1540年早期编写的第36卷和第37卷,乔维奥对西、法两国君主为了实现个人野心发动使人们遭受离乱之苦的战争表现得深恶痛绝……查理五世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也开始下降。他这样说到,他们(查理五世和法兰西斯一世)为了满足权力欲望,于和平而不顾,发动一场又一场的战争,只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他用“巴巴罗萨的残忍”来描述法国军队屠杀妇孺的行径,尽管遭到了当时法国驻罗马的一名新大使克劳德·伍尔夫的强烈反对,在各方面的压力下,他并未删去第2卷开始部分对君主野心的讽刺以及对战争的无情批判。哈布斯堡王室指责乔维奥对查理五世的作用涉及太少,他后来对第34卷作了部分改变,但他对查理五世却没有丝毫的粉饰,一些西班牙支持者竭力反对的一些细节仍原封不动,未作改变。

  其次,乔维奥在他的作品中对佛罗伦萨共和国军民英勇抵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率领的西班牙军队和教皇军队的围剿进行了高度的赞扬,他的爱国激情很自然地融进了史著的字里行间。在《历史》的第28卷和29卷中,充满了作者对共和国军民英勇顽强抵抗西班牙军队的赞溢之词,他曾明确地写到,那是任何一个作家未曾写过的最令人感动的事件,在自由的旗帜下,面对强大敌人凌厉的攻势,却能始终如一、坚持不懈地保卫自己的政权。他恳切地赞扬那些未曾获得功名就牺牲在战场上的英勇士兵,对共和国军民的英勇无畏和坚守,表现出了作者极大的敬意。乔维奥认为崇敬之人应当具备一些可贵的特质,譬如战争中的勇敢、对国家的忠诚等等基本素质,他认为只有这样的人才算得上是既有才能(Virtue,又值得敬佩的高贵之人。同时,乔维奥在史著中也对不忠、叛逆、懦弱、不诚实、野蛮等等行为进行了贬斥。

  另一方面,对于导致意大利战争频仍、祸乱不断的原因,时人众说纷纭,多有奇论。一些人更相信星相学的说法,认为意大利的灾难是由星辰引起的。乔维奥借此机会,说明对星相学说的看法,并且阐述自己的独到见解,认为“星辰只能对事件产生某种影响,但不能决定事物的发展进程”。他认为好的习俗将带来好的法律和榜样,如果君主腐化了,那么民众也必将堕落,追根溯源,正是腐败酿成了意大利的灾难—而非上帝、命运和星辰;意大利各城市国家的君主们为了各自的野心,引狼入室,将外国军队引入意大利,从此战争、灾祸便一发不可收拾,使意大利的人性变得野蛮,摧毁了巧世纪人们引以为荣的习俗;在沉酒于美酒佳肴的同时,我们丢失过去的价值,丢失了女人的温顺,忽视了对孩子们的教育,而现在我们却盲目地去诅咒命运,去细察星辰。

  实际上,意大利当时星相学说的盛行是有其历史背景的,16世纪的前30年,意大利的战乱,特别是满目的战争疮咦使人们产生了一种明显的疏离感和悲观情绪,这种疏离感和悲观情绪,严重地腐蚀了巧世纪建立起来的人们对于治理国家和外交政治的那种自信,自然只能借助超自然的力量来理解历史现象,诊释社会的因果关系和解释人生。

  乔维奥与庞达诺或者圭恰尔迪尼一样,相信历史仍然是由人创造的,它是由一种理性的力量所支配,这种力量是任何个人都不能操作或者控制的。

  似乎乔维奥并不是反对一切战争,对自卫和正义的战争他自有是非曲直的评说。当土耳其人趁着欧洲内乱之机占领了匈牙利等地,并不断对意大利进行侵略和骚扰时,他积极支持欧洲各国对土耳其人进行十字军东征,并且对法、西两国君主沉迷于内战表示了强烈的愤慨,认为他们对可J冷的臣民没有丝毫的仁慈和怜悯,进一步加紧对臣民的敲诈勒索,而面对土耳其军队对那不勒斯的劫掠,他们在内战中耗完了钱财,却没有物资同土耳其人作战。

  同时,在他的作品中,也表达了对和平深深的渴望。1544年10月,在克里皮条约签订的时候,他希望这至少能使各民族受灾受难的人们能够脱离苦海,远离战争。1546年,法、西两国与土耳其为实施克里皮协议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结束了敌对状态。乔维奥写信给奥托维奥.法尔内塞,赞扬查理五世避免了一场令人担心的可能在罗马发生的流血战争,并把它比作使优里乌斯·凯撒当年没有人员伤亡战胜庞培的埃尔伯达战役。

  在乔维奥之前,意大利的历史学家一直延续了城市国家历史的写作思路和模式,没有完全形成意大利近代民族国家的意识。乔维奥与圭恰尔迪尼是同时代的历史学家和文化名人,他们共同经历了1494年法国国王查理八世入侵意大利的重大政治事件,这一事件不仅激发了他们的民族爱国情绪,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他们的国家观念和历史写作的思路。法国入主意大利不得不使他们把意大利看作一个整体,诚如圭恰尔迪尼的感同身受,乔维奥也意识到了“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城市国家,不足以成为历史叙述的主体。当时的意大利政治形势迫使他放弃了狭隘历史的撰写,开始关注意大利乃至整个欧洲的政治,并且有了写世界历史的意识”。乔维奥的主要著作《历史》,大致叙述了从1494年查理八世入侵,到1547年约50余年的历史。他不仅将意大利作为一个主体来描述,而且视野扩散到了意大利之外,旁及了意大利与西班牙、法国、土耳其等国的关系和历史。不管怎样,从乔维奥生前的文化活动中,我们己洞悉到他有了写世界历史的欲望和冲动,开始关注意大利以外整个欧洲的政治,[6](P.146)他对欧洲和世界的关注,在他的史著和一些专论中明显反映出来。

  其实,即便没有法军入侵意大利的政治事件,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1521年麦哲伦环球航行以后,人们的思想也会自然而然地转向外部世界的发现,并表达于语言和形式中,乔维奥的历史著述对这一动态也会有所表现的。只是这一政治事件,强化了他的意大利乃至整个欧洲和世界的观念。

  这似乎与个人名气的大小并无太多的关系,而取决于对外界的敏感程度。诚如有人所说:“能够在作品中表达出对世界颇感兴趣的人,不是彼特拉克或列奥纳多·布鲁尼,也不是伊拉斯漠和利普修斯,而是波吉奥、乔维奥和其他一些名气稍小之人。在中世纪,俄罗斯同西欧国家鲜有交流,因此,欧洲内陆有关俄罗斯的历史和社会制度的记载就很罕见。到了16世纪,这一局面开始得到改变:1525年,俄罗斯使臣狄米特里·格拉西莫夫拜访罗马,受到了教皇克莱门特七世的热情招待。在罗马期间,乔维奥几乎每天都向他请教俄国历史,他对莫斯科充满了新奇感。并最终写成了《首位莫斯科代表的作品》,将其呈交给吕弗奥。

  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中世纪欧洲内陆的人们对英吉利海峡彼岸的英国知之甚少,有关文字记载就更是屈指可数,而且还充满了民间传说。直到文艺复兴后期,英国同内陆的交往才日益增多。1537年3月,乔维奥借与吉尔伯特等人出访英国之机,写了一篇《关于不列颠、苏格兰、爱尔兰和奥克尼群岛的记叙》,这篇文章和维吉尔的另一篇文章成为“文艺复兴时期仅有的两篇描述爱尔兰历史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乔维奥对爱尔兰的风土人情、社会制度、首领克恩·巴卡奇·奥尼尔以及爱尔兰的民族风格等等都作过论述。

  同一时期,人们通过乔维奥对非洲国家埃塞俄比亚也开始有所了解,1533年1月29日,葡萄牙国王的使臣弗兰西斯科.阿尔瓦雷斯在会议上给了罗马一个金十字架和葡萄牙国王的一些信件,并要求乔维奥将这些信翻译为拉丁语,借助于葡萄牙沙普林提供的埃塞俄比亚相关信息,再加上与阿比森连的僧侣塔斯法西扬的交谈中所获得的口述资料,在历史的第18卷中,乔维奥对埃塞俄比亚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进行了一定篇幅的描述,尽管他还未能完全摆脱欧洲传说中的一些不真实的因素,如神话中的独角兽等等,但是,将埃及之外的非洲其它地区纳入欧洲人的视野,乔维奥做了大胆的尝试。

  此外,他还写了一篇关于土耳其的文章,这篇文章曾经受到查理五世的赞扬,使他在当时的学术界名噪一时。众所周知,在16世纪,由于哈布斯堡王朝和瓦卢瓦王朝展开对意大利的争夺,土耳其人乘虚而入,曾经先后攻占过匈牙利等地,洗劫了那不勒斯,土耳其突兀地闯入了16世纪欧洲政治舞台,使得当时的欧洲学者对土耳其的历史和社会制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乔维奥就是其中之二,1531年1月22日,乔维奥向查理五世呈交了一篇有关土耳其的文章,《关于土耳其苏丹的评论》,书中对土耳其的历史和政治制度作了一个大致的评介,这篇文章在1533,1535,1538,1540,1541,1560年先后被6次出版发行,并被翻译成拉丁语和德语。

  总之,对于意大利以及意大利以外的历史,乔维奥除了收集传统的文字资料以外,更注重用口述史的方法获取新信息,采集新资料,他不轻易放过可能获得重要信息的任何人,包括来访者和流放者,譬如:英格兰流放的主教雷金纳德.波勒等人,这使得他在历史写作中总是左右逢源,如鱼得水。正如有人对他如是评价:他善于从交谈中搜集信息,发掘资料,这就轻而易举地解决了许多国家历史编撰者所遇到的困难。乔维奥撰写了许多民族的历史:包括一篇论俄罗斯的文章,对阿尔巴尼亚抵抗运动的评述,以及对不列颠的历史、地理所作的介绍等等,他的确是一个对世界充满兴趣的人。乔维奥残后其著作并没有给他带来应有的声誉和地位,究其原因主要有三:

  其一,乔维奥与共和制完全背离的政治观念,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他的学术声誉。他偏爱君主政体,讨厌那些反对君主的起义者,认为他们打乱了稳定的政治秩序。在他看来“佛罗伦萨共和国是一个蛊惑人心的政府,对意大利的和平与稳定是一个极大的威肋、。就算是先前的萨伏那洛拉共和国也是党派纷争的推动器,认为他们所宣称的“自由”“不仅比温和的美第奇政府残忍,而且超过了所有冷酷的集权者”。格林德勒认为乔维奥对君主制的情有独钟是他的主要缺陷。这或许影响了人们对他的史著和史学思想的公允评价。主张共和体制的人文主义者极力攻评他的政治思想,进而贬斥他的著作;而乔维奥史著中对共和国军民抵抗外辱的赞美,又惹恼了当时仇视共和国的佛罗伦萨历史学家,遭到了他们的口诛笔伐,乔维奥实际上将自己置于了相对孤立的地位。

  其二,圭恰尔迪尼与乔维奥是同一时代的人物,甚至同年出生。两人都强调写当代历史,乔维奥写的是1494-1547年的历史,圭恰尔迪尼写的是1490-1534年的历史,时间上有很多的重合。况且,圭恰尔迪尼明确写的是意大利史,书中论述了意大利与法、德、西、英等西欧主要国家之间的关系,世界历史观与民族历史观更加强烈。并且,圭恰尔迪尼是一个比较严谨的学者,他长于遴选材料,除了采访和口述史料,还非常重视大量档案资料的运用,加之乔维奥不善于对历史事件的条分缕析,缺少圭恰尔迪尼分析外交事务的耐心,更缺乏对历史人物的性格和心理分析,圭恰尔迪尼史学的悟性和才华以及历史著作本身都在乔维奥之上,乔维奥完全被圭恰尔迪尼高大的形影所笼罩。

  其三,有人抨击他历史写作的功利性,说他以撰写历史为名曾向当时的一些名人索取报酬。如果不从,乔维奥会在其著作中低毁当事人。于是乎一提到他,人们想到的似乎就只有贿赂。有人甚至相信“他凭借写历史进行敲诈,谁给他钱他就写谁好,谁不给他钱就贬低谁”,结果,这极大地影响了他作为一个撰史者的声誉,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唯利是图的小人形象,其著作的可信度也大为降低。

  尽管如此,他的著作问世以后亦曾多次再版,16世纪后半期,《历史》的拉丁文原版连版3次,多门尼茨的意大利文译本连版4次,1570年出现了德译和法泽本,并且都连版5次。

  奇怪的是这么一个受到贬斥的人物,其著作竟然被许多历史学家引用甚至抄袭,例如,圭恰尔迪尼抄录了乔维奥第七卷中佩斯卡拉部分的手稿,二人在叙述法兰西斯一世的囚禁和围绕曼德里(Madrid)条约展开的辩论一事上非常相似,他还抄录了乔维奥对克莱门特七世被俘和逃脱经过的叙述,并且有18页四开纸的篇幅抄录了关于列奥十世传记的手稿,不仅用来做材料而且作为叙述性的结构,特别是在第13卷中;更加有趣的是,他的许多批评者也都参考了他的《历史》和《名人传》,他的批评者之一,威廉姆·罗斯科在编写《列奥十世》时,大量抄录了乔维奥的《列奥十世传》,对他一直批评声不断的佛罗伦萨历史学家们在研究半岛历史事件时也都参考了他的著作。

  一直到了19世纪,学者们才逐渐认识到了乔维奥对历史学所作的贡献,许多历史学家在研究中发现,他的著作中对许多事件的编撰都很符合事实,并成为他们研究16世纪上半期历史阶段的主要参考资株“列奥波德·冯·兰克发现他的著作与揭密的档案资料是一致的,而且发现他的评价还相对公允客观;伊岛多·阿尔维西在研究了温那战役之后发现乔维奥的记载比其他人想象的可靠得多;费德里克·沙博德在研究米兰历史后发现,乔维奥著作中关于米兰在查理五世时期的那段历史准确可靠,其资料颇有价值和富有时代特征;卡罗.迪奥尼索提进一步确认了乔维奥对1527-1530年间事件的记载是相当准确的。通过历史的比照和互证,人们开始重新认识乔维奥求真求实的史学态度和学术精神,他的学术声誉也开始逐渐恢复。特别是乔维奥的著作成为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的重要材料来源。布克哈特在他的这部名著中引用了乔维奥的作品。他的《历史》、《名人传》中阿尔方索、斯福查等的传记以及他写的《论罗马鱼类》、《对话集》等文章都得到了布氏的大量引用。其著述的价值被一些史学大家引用以后才彰显出来。

  同时,人们也相信乔维奥曾经不无骄傲的这样宣称并非妄言:“尽管缺乏雄辩的语言,他的著作终将流芳百世,因为未来的世界需要的是事实并非风格,他的著述原则性强,其作品将会使他获得任何一个时代的支持。后来的事实,的确验证了他的预言。有人宁肯把他和圭恰尔迪尼相提并论,认为圭恰尔迪尼与乔维奥是“16世纪下半期人文主义历史编撰学的典范,也是那个时代最负盛名的历史编撰家,他们的两部著作占据了当代史的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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