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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伪善的历史书写——关于《北鸢》

作者:2017-06-14 16:19阅读:文章来源:未知

  一

  对于任何一个当代作家来说,如何处理历史题材一直是一个棘手的命题。作家在其创作过程中,选择返归历史意味着一个世界的重构。然而大部分历史所存留的只剩下文字与符号,过去的历史往往逃脱了作家的个人经验范围。如何将个人经验经过艺术化的处理使其安放于过去的历史当中,则是对于作家极大的考验。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这个论断无疑表明小说承载了主流历史话语之外的隐秘的心思。葛亮的两部长篇小说,从《朱雀》《北鸢》,一直进行着关于历史的写作尝试。那么我首先需要提出的问题是:在历史小说当中,个人与历史的关系是什么?究竟是个人建构起特定时代的历史,还是复杂的历史驱使了不同命运的个人

  显然,这个问题很难有一个绝对的答案,不同作家的选择方式不尽相同。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历史与个人的关系并非简单的互斥。然而作为一个读者,当文本处在了一个陌生的场域之时,唤醒自己内心情感的往往并不是教科书一般的历史符号,而是穿越历史的诸多元素。正如刘再复评论张爱玲时指出:张爱玲的才能不是表现为历史家特点,而是表现为哲学家特点。也就是说,她有一种超越空间(都市)和超越时间(历史)的哲学特点。如果作家的写作目的只是为了重写历史事件,那么其所创作的文本对于读者的意义恐怕与史书无异。不过这并不是简单的否定作家笔下的历史作用,反而是对于其做描绘的历史有了更高的要求:历史不仅需要提供文本的舞台背景,文本中的人物是否能与历史进行有机的对话,都是作家需要仔细思考的问题。自《北鸢》出版伊始,《朱雀》与《北鸢》就被冠以南北篇的名号。仅从写作意图上来说,《朱雀》与《北鸢》显然存在着相当多的共性。无论是葛亮在《北鸢》的前言中所说的:中国近代史风云迭转。人的起落,却是朝夕间事,或是他在《朱雀》正文前所附的一个南京市地图,都表达了自己的写作意图——重构一段过去的历史。然而正如同海登怀特所指出的那样:历史学家对于历史的编纂并不是简单的事件记述,而是在文本之下隐藏着故事性的编排。简单的历史罗列都能存在着作者的意图。那么,读者有理由相信,历史小说中事件与人物的内在理路并不仅仅是历史的复现,而是作家观照世界方式的投射。

  然而遗憾的是,作家笔下的历史背后的诸多隐蔽因素经常为批评者所忽视。葛亮之所以会被称为学院派作家,往往是在于他在进行描写时技巧的纯熟与细腻,并且这种细腻再被批评者修饰以他的文人家族史、香港作家等诸多符号,更使得其成为了当代文学谱系中的一个特殊化的存在。但是,描写的成熟并不能意味着一个人的创作就可以有了绝对赞许的可能。我之所以使用观照这个具有宗教意味的词语,而并非描写,即想表明:作家的写作不仅仅阐释了作家如何分析、认识世界,更是作家心中关于人性乃至于神性的思考的外延。这也正是莫言所说的:大悲悯。批评者如果仅仅关注于作家的写作技巧,无疑是一种盲目。

  二

  谢有顺曾经谈到过自己听格非说过的一段话:有一次, 我听格非在演讲中说, 当代作家写历史, 一般都不敢写器物,为什么?因为他没有这方面的常识, 即便写, 也写不好。像苏童的《妻妾成群》, 可以把那种微妙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写得入木三分, 但他还是不敢轻易碰那个时代的器物。能使读者感受到文本真实与情感的往往并非教科书上宏大的历史事件,而是日常的细微末节。一个读者的阅读的过程并非简单的信息获取,而是通过作者所编排的文字从而逐渐引起自己内心情感的唤醒。而越为繁复的描写,其内在逻辑越为复杂,引导读者去唤醒情感的深度也就越深,对于作者的要求也就越高。葛亮在《朱雀》中尝试恢复历史的途径是使得众多宏大的历史事件进入文本中,然而当真正进入描写的时候,葛亮的个人经验顿时变得捉襟见肘。如果说葛亮的古代描写尚且表达了自己的古典文字功底,那么,当历史进入现代与传统的中间地带时,葛亮变得相当窘迫。程云和与老魏的死亡,看上去充满了时代的悲剧,却只是逡巡于情感的表达。读者甚至可以在诸多相似的现代都市题材作品中找到类似的情节与人物。葛亮无力进行进一步的思考——更何况这种情感也符合大众简单的历史想象。这种无力最鲜明的表现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终结:周恩来、毛泽东的去世在文本中除了一个符号化的时间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这并不是葛亮的疏忽,而是他无法进入过去的历史当中,对于人的思想的种种细微变化,自然也无从理解。这段历史不仅仅是自己的生活经验之外,他获取生活经验的来源——他的长辈,所熟悉的时代也同样没有提供给他生活经验的传承。

  在《北鸢》当中,葛亮无疑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将历史的长度尽量收缩,而将他所擅长的家族描写尽量延展,并索性直接以家族关系为线索进行叙事。很显然,在《北鸢》当中,葛亮选择并不直接介入历史,而是以家族的形式以考察历史中的家国关系。他在前言中说:那个时代,有大浪淘沙的沉淀,这种沉淀既可以解答为人性的沉淀,也可以推而广之,解答为民族的文化心理。然而,《北鸢》是否真的表达出了大浪淘沙后的历史厚重?我以为否。葛亮的笔下的家与国、民族与历史,共同隐藏的并非历史的厚重。而是葛亮的传统知识分子的对于历史与家族的脉脉温情。首先,我需要指出,我并不是以现实主义传统为价值标尺来评价《北鸢》。但是当一个作家的写作背后的思想表达出不断重复的倾向时候,独有的写作方式并不能成为对于这种重复的辩解。虽然《北鸢》当中,葛亮的技巧依旧纯熟,两条家族的叙事线索在历史中不疾不徐的展开,并随着历史的变幻或浮或沉,葛亮的思想随之渗透到文本的日常肌理当中——这仿佛是一个非常成熟的结构。然而,一旦葛亮的想象受到挑战的时候,葛亮返归到了自己的温情来解决一切家族在历史中受到挑战的问题。这种逃避最明显就是在《北鸢》描绘死亡的时刻。当卢家人面对土匪的劫持的时候,疯癫的昭德以一种超现实的方式回归了清醒,并且绑架了土匪的头领,拯救了整个家族。冯仁珏和言秋凰投身于革命,一个因为运送药品死在狱中,另一个则舍身刺杀了日本军官。这两人的死看上去异常悲壮,然而却与革命小说情节几乎没有任何差异。最能体现葛亮温情的,无疑是最后永安的死的图景:叠的整齐的白西装上,隔着一副袖扣。白铜镀金,永安极其珍惜。他告诉过文笙,是秀芬送他的新年礼物。爱情的温情消解了人性与历史的悲剧,葛亮再次封闭了自己的描写,满足了自己的想象。可以说,在这种温情当中,历史只是看似自足的存在于葛亮所构建的想象化的文化之中。事实上,在阅读《北鸢》的时候,让我想起最多的并不是张爱玲的作品,也不是王安忆的《天香》,而是陈忠实的《白鹿原》。葛亮对于历史的温情与陈忠实在《白鹿原》中对于儒家文化的期许有着某种共通之处。一如陈忠实将儒家的美德赋予给朱先生、白嘉轩,葛亮将文人的温情赋予给了笔下的两个宗族家庭之中的人物。然而,《北鸢》却在一个方面与《白鹿原》有着本质的区别。虽然陈忠实对于儒家也有着脉脉温情,但时他确实让文化与历史进行了真实的对话,得出了一个尴尬的答案。正如南帆所指出的:某些时候,儒家文化可能演示出现实主义情节,儒家文化烙印在许许多多日常细节之中;另一些时候,儒家文化已经退化为遥远的传说,成为一种脱离现实的想象性虚构。这种尴尬在白鹿原的后半部分演化成了一个不再介入历史的多智而近妖的朱先生。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期许最终抽身于历史当中。而葛亮则不同。自始至终,他的温情一直在保护他想象中的历史。

  三

  在某个年度榜单对于《北鸢》的评论中这样写到:

  《北鸢》的故事清雅、素淡,语言韵味层叠,情节凝练环扣,轻盈却不浮泛,在以为主要书写着力点的中国当代文学里,实在别具一格但是笔触之绝不等于思想之。正如竹内好所说的:使文学者成为可能的,是某种自觉。正像使宗教者成为可能的是对于罪的自觉一样,某种自觉是必要的。正像通过这种自觉,宗教者看到了神一样,他使言语找到了自由。不再被语言所支配,而反过来处在支配语言的位置上。人通过被误读的言语而理解世界。如果作家沉浸于一种特定的话语并认为其逻辑自洽,那么他所描绘的图景的重复是一种必然。

  返归葛亮,他的出身、教育都使得他对于过去的文人历史有着充分感受。无论是《朱雀》还是《北鸢》,都在卷首写下了一句:献给我的祖父葛康俞教授。我无意探究他的教育或是身世究竟给他带来多大的影响,但是返归文本当中,这种时常出现在他文本当中的文人温情无疑是承继于他祖父的生活经验。葛亮心中的文人温情无疑使他认为洞悉了人性的深处。他在《七声》的前言中这样写到:这样的声音,来自这世上大多数人……这声音里,有着艰辛的内容,却也听得到祥和平静的基调……生活的强大与薄弱处,皆有了人之常情作底,人于是学会不奢望,只保留了本性的执着。然而在真正的强大与薄弱处时,葛亮也给不出一个真正的答案。事实上,我一直疑问的是为何这种一以贯之的温情能一直出现在葛亮的大部分创作中。如果说《朱雀》、《北鸢》中的温情是因为葛亮的个人经验不足,那么为什么他在处理现代生活问题的时候,温情仍旧会时隐时现?《北鸢》的种种细节或许隐藏着葛亮温情的内在原因。在《北鸢》中,有不少这样的描写:在这样的脸(眼睛)中,有一丝柔软的(不易察觉的、深邃的东西)”然而遗憾的是,隐藏在这种难以名状的情感背后的并不是人性的隐秘,而是归命”——这是叶师娘在盒子上找到的梵文词语。葛亮自身的宗族经验使得他往往将血脉与命运相混同,笔下人物的一切都将从属于宗族魔咒般的命运安排,这是《北鸢》中的内在理路。

  而《北鸢》当中,最为贴近命运的符码无疑是题目中的纸鸢。陈思和在序中这样写到:第五章第三节,写毛克俞教学生绘画,卢文笙花了一个大风筝取名命悬一线四个字,毛克俞说放风筝,与牵一发动全身同理,全赖这画中看不见的一条线,才有后来的精彩处。不如就叫一线生机吧。其实这两个成语意思仿佛,不过是从不同的立场来理解,死与生都维系在这一条线上。”g 然而,葛亮真正传递给读者的则是类似于风筝的一条看不见的命运线。是的,风筝的线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方式,它可以理解为是风筝自由飞翔的一种代价,避免风筝过度失控,但我感受更多的是它束缚了一切的可能,这条隐藏的线看上去不易察觉,却完全不允许一切外物的冲击。

  正如同文笙告诉雅各的那样,放风筝要顺势而为。而雅各在整部作品的最后也确实做到了——他顺着自己血脉中的命运,成为了一个精明的商人,命运再次昭示了它的强大能力。这时,重新回到最初的问题,我希望反问葛亮:如果当个人已经完全从属于历史与命运,小说还有意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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