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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世界战术发展历史拐点述论

作者:2017-06-14 15:55阅读:文章来源:未知
  关于“拐点”一词,通常借指事物发展趋势开始改变的地方,或者说事物发展过程中对改变原来方向起决定作用的事件。从本源涵义来看,“拐点”实际上就是通常所说的质变转折点; 从引申意义分析,它也可以是指一个转换阶段或者具体时期。根据使用习惯,“拐点”一词表达转折点涵义,也主要是指由差转好,由负面转正面,转化的趋势朝向人们期待。所谓战术发展历史拐点,是指战术体系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由既有的稳态结构向新的稳态结构开始过渡的转折点和重要临界点。运用“拐点”思维认识战术体系的历史发展进程,其核心要义在于着眼不同作战形态更替演进来揭示战术体系由旧态向新态转变的质变点。世界战术发展主要形成了阵的出现、胡服骑射军事改革、莫里斯横队创建、塞瓦斯托波尔之战、康布雷战役和“海王星之矛”作战行动六大拐点。总之,搞清战术发展历史拐点,对于在世界战术发展的时代坐标上认清我军战术发展所处的基本方位,找准前进的方向和形成正确的发展方略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阵的出现———首开战术发展的先河
  世界战术发端于“阵”,这已是学术界的共识。这也是世界战术发展历史拐点实证考察的逻辑起点。阵,原意主要指战车和步卒(徒)的排列,是车战时代的专用军事术语。④其词义经过演化泛指战斗队形。阵作为战斗队形的最初表现形式,也是兵阵对抗战术形成的基本标志。兵阵的实质,实际上就是冷兵器对抗时代形成的一种最为有效发挥战斗人员与武器装备之间协同效果的方法和形式,这也是战斗力量的最初组合与运用形式。冷兵器的近距离打击能力是作战对抗中取得胜利的最为核心的作战能力。以现代军事眼光来看,集团式兵阵对抗实际上是人类战术史上最先形成的“基本战斗样式”,这种对抗形式乃至今天都能找到它的影子。
  由于年代久远且资料相对匮乏,“阵”的产生时间和地点考证起来有相当的难度。专门用于战争的武装组织———军队诞生以后,作战实践中更为严格意义上的战斗队形随之产生,战术便也由此形成。人类最早的军事力量是从步兵产生开始的,可以说有了战争就有了步兵的存在,只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并无这一兵种概念而已。从现有资料来看,世界范围内最早出现的兵阵是在公元前3000年的两河流域由苏美尔人创造的长矛步兵方阵; 有关学者推断,马车方阵最早出现在公元前2000 年初的两河流域,使用牛车或驴车作战的时间还要更早些。需要指出的是,揭开古代中国战争序幕的是五帝时期的涿鹿大战,那时专门性兵器以及原始的战阵和战法已经开始出现。 首次较大规模使用战车的战例是商末周初的牧野之战。《史记·周本纪》的记载描述是“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自此,车战作为主要作战方式登上战争舞台。 这是我国古代兵阵最初的基本情况。综合世界范围内情况看,兵阵对抗战术体系时间跨度最大。以中国古代为例,它从原始社会末期出现一直延续到汉武帝时期。主要经历了以步兵为主的步车混合方阵、以车兵为主的车步混合方阵和以步兵为主的步车骑混合方阵三个时期。
  任何事物的形成与发展都是一个从无到有、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向复杂的逐步演进过程,阵的出现与兵阵对抗战术的形成与发展自然也不例外。在遥远的古代,由于生产力水平非常低下,生产关系极其简单,战术的产生过程更多体现为一种或几种物质技术支撑下的自然历史过程,这一历史进程相对缓慢且历时较长。兵阵对抗战术的形成,归根到底取决于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升和在科学技术发展基础上的材料制造和制作工艺的发展进步。在兵阵对抗战术出现和发展之时,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世界各个古代文明相互隔绝缺乏联系,因此,该战术体系产生与形成过程表现出较强的原发性、独立性且发展水平也相对不平衡的基本特点,而且东西方之间的差异性比较明显。运用“拐点”思维来定位兵阵对抗战术形成的重大意义,主要是兵阵对抗战术的出现体现出战术这一特定事物实现了从无到有的新生和质变。或者说,正是由于阵出现以后,战术这一事物才有了最初的表现形态,战术的基本要素和兵阵对抗战术体系的基本框架才初步形成。人类战争实践中最早形成的战术体系是兵阵对抗战术,这也是研究战术发展历史拐点问题的根基和逻辑起点。
  二、胡服骑射军事改革———开启骑兵机动战术新时代
  骑兵的出现相对步兵和车兵要晚得多。在兵阵对抗战术时代,马的主要用途在于驾车运输和实施车战,少量零散骑兵在战场上也仅处于辅助支援地位。公元前307 年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军事改革,可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重大历史事件。从直接效果而言,中国古代中原地区首支规模性骑兵部队的诞生,对当时其他诸侯国的作战力量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中原骑兵的兴起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催化刺激和引领示范作用,由此战术体系的发展方向开始出现重要转折,这是从兵阵对抗战术时代迈向骑兵机动战术时代的历史性拐点。对于赵武灵王的杰出贡献,梁启超称其为“自黄帝之后的第一人”。梁启超认为,赵武灵王是自商周以来能够有效应对北方游牧部落并能够在军事上取得巨大胜利的中原王朝四君主之一。力量组织形式是战术发展水平的直接反映和基本标志。通过胡服骑射军事改革,骑兵从既有的步车骑混合编制中单独分离出来,改变了从属于车兵的附属地位,成为独立的兵种,“骑”的概念也产生了本质性变化。骑兵编制在组织形态结构上的变化实现了作战功能上的新突破,成为骑兵机动战术产生的基础性条件。据史料考证,赵国扩充骑兵力量并组建专门性的骑兵部队,主要通过三个途径来实现:一是拓宽招募渠道选拔具备骑射技艺的民众加以严格训练,同时改编部分车兵建制充实到骑兵队伍之中;二是自“三胡”之地不断收编胡人的零散骑兵力量;三是主要依托代地的近胡民众发展骑兵力量。同时,赵武灵王在代地草木茂盛的草原地区建立骑邑,并通过与胡人贸易的方法为骑兵部队提供稳定的战马来源。骑射技艺的熟练掌握是一个需要严格训练、逐步提升与循序渐进的过程,因此,赵武灵王在整个国家范围内建立多处训练基地,如代地的原阳、国都邯郸附近的插箭岭等。正是这些有力的改革措施,极大促进了赵国骑兵的迅速发展,同时也催生了后来诸如赵奢、廉颇和李牧等著名骑兵军事将领的出现,赵国也成为战国后期唯一有实力能够与强秦对抗的诸侯国。根据成书于战国中期的《六韬·犬韬》中的记载,骑兵力量的基本编制情况是“五骑一长,十骑一吏,百骑一率,二百骑一将”。可以看出,战国中期骑兵部队编组的数量规模相对较小,与占战场主体地位的步兵的编制情况大体相同,这与我国西汉时期汉匈大战中出现的大规模骑兵集团使用情况还是具有显著地区别的。此外,从骑兵部队总体数量比例来看,据《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记载,赵国名将李牧北击匈奴,“选骑得万三千匹”,而骑兵占所动用总兵力的8%,这在同时期各个诸侯国中骑兵占比是最高的。这充分说明,战国后期骑兵作用的发挥仍然是在步车骑协同配合的战术模式下发挥支援配合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从时代背景来看,战国时期步兵仍是绝对的主力,赵国及其他诸侯国的骑兵部队虽然在胡服骑射改革后有了一定发展,但还处于起步阶段,仅仅是完成了从无到有的历史性转变,但这一转变是质的飞跃。胡服骑射军事改革最为重要的意义也在于规模化正规骑兵部队的创建,骑兵自此开始逐步走向世界战争舞台的中心。骑兵作为独立新兴兵种出现代表着战斗力水平提升的新的增长点。规模化骑兵部队的出现与运用意味着新的骑兵机动战术开始萌生,机动作战能力开始成为核心作战能力,运动战逐渐发展成为新的作战样式,战法运用更加灵活多变,这些都代表着战术体系新的发展趋势。骑兵作为新兴兵种,具有极为广阔的发展前景,此后骑兵统治冷兵器战场达数千年的史实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三、莫里斯横队的创建———开启火器列阵战术新篇章
  虽然中国率先发明火药与火器,但是热兵器始终没有完全取代冷兵器的战场主导地位。1594年莫里斯横队创建,西方世界作战实践中率先出现以火器运用为核心原则的力量编组,火枪兵成为战斗力提升的核心力量。莫里斯横队作为世界上首个按照火器使用原则建立起来的战术编队,是近代线式战术的雏形。它开创了17世纪以来军事组织体制和战术改革先声。 莫里斯由此也被公认为“近代欧洲职业化军队鼻祖”和线式战术创始人。总之,莫里斯以创建火器横队战术为指向的改革措施,在近现代欧洲军事体系的构建与发展上具有奠基和开创性意义,它奠定了火药化时代军事革命和火器化战术发展的基本走向,是火器列阵战术体系开始形成的历史性拐点,为世界军事近现代化发展指明了方向。英国著名学者迈克尔·罗伯茨称莫里斯军事改革所推行的措施开启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持久的革命。杜普伊认为,莫里斯军事改革标志着黑火药时期的早期作战方式开始向古斯塔夫军事体制过渡。这一军事体制几经改进沿用到法国大革命战争时期。
  莫里斯横队就诞生于莫里斯军事改革期间。莫里斯亲王在担任尼德兰军事统帅后于1589年开始了长达20年的军事改革,主要改革举措到1609年基本完成。当然,莫里斯在改革中所推行的一系列措施都是以有效组织和运用火力为基本前提和目标指向。在战争实践中莫里斯亲王逐渐认识到,由于火器技术日趋成熟,西班牙步兵方阵中火器作用的发挥依然受限于冷兵器的运用要求,这已成为战斗力水平提升的主要障碍。莫里斯横队就是在改进西班牙步兵方阵的主要缺陷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莫里斯横队创建以后,火力制胜作用开始凸显,集团方阵作战模式逐步被打破,最大限度发扬火力的战术原则被迅速借鉴和推广,火力打击能力成为作战制胜主导,火力对射行动成为主要交战方式。莫里斯正是凭借他所创立的线式横队队形在1600年的纽波特之战中最终战胜西班牙步兵方阵取得胜利,这也是线式横队战斗队形首次运用于实战。而后古斯塔夫对莫里斯横队进行完善并创立古斯塔夫横队,线式战术在欧洲战场开始得到广泛性应用。需要说明的是,火器线式横队战术和纵队战术两种战术形态,二者在本质上都属于火器列阵战术体系范畴,即单发火器发展运用相对成熟和完善之前的滑膛火器阶段的基本战术运用形式。而横队与纵队实际上是冷兵器时代的兵阵为适应火器运用需要而出现的特殊性演化形式。火器列阵战术由产生并发展至相对成熟稳定,经历了黑火药军事革命和拿破仑军事革命两个时期。尤其是拿破仑军事革命与战争实践,在技术未有实质性突破的情况下又将纵队战术推向新的历史高度。
  四、塞瓦斯托波尔之战———开启阵地攻防战术新阶段
  克里木战争,是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欧洲爆发的首次大规模战争。作为新旧战争体系的重要分水岭,它预示着在世界范围内的工业化战争时代即将到来。战争进程中的塞瓦斯托波尔之战,俄军坚守长达349天,是整个战争中投入最多历时最长的阵地消耗战。塞瓦斯托波尔之战是世界战争史上最先依托堑壕阵地实施防御的典型范例。从战术发展角度分析,作战双方所呈现出的战斗队形已经开始突破传统的横队和纵队特征,防护行动与其他作战行动有机结合并开始凸显出重要作用,对进式攻击行动已经开始分化为进攻与防御两种类型。作为阵地攻防战斗样式开始形成的标志性事件,“塞瓦斯托波尔之战可谓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西方战线的小型预演”。这也预示着阵地攻防战术发展时代的到来。
  塞瓦斯托波尔之战作为开启阵地攻防战术发展新阶段的历史拐点,所折射出的战术领域发展变化新趋势体现在:一是火力杀伤作用显著增强,防护制胜地位迅速上升。克里木战争爆发以后,作战实践过程中充分体现出火力打击与作战防护结合,防御形式愈发重要的崭新特征。从克里木战争到美国南北战争,从普法战争到日俄战争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实际上就是机枪(线膛枪)、堑壕和铁丝网不断出现和运用于战争实践并实现最佳结合形成阵地攻防战术的发展过程。二是步兵主导地位更巩固,队形演变为疏散化散兵群队。自19世纪中期以来,为避免遭敌密集性火力杀伤,增强战场灵活性,连纵队开始取代营纵队成为战术力量运用基本单位。即便基本战术单位力量规模大幅缩小,但在塞瓦斯托波尔之战中,行进接敌的纵队也迫于敌方强大的火力而主动疏散成灵活的散兵群队形,利用地形地物实施攻防行动,这一系列的战场细节变化折射出步兵战术运用的崭新特征。防御一方实施防御时往往依托堑壕、铁丝网等工事障碍形成宽大的防御正面,并辅以较强的火炮和机枪火力实施战场控制。进攻一方为减少正面突击带来的重大伤亡,往往运用较宽的散兵线队形实施迂回进行侧翼攻击。在塞瓦斯托波尔之战中,俄军构筑将近7千米的三道堑壕阵地;日俄奉天会战,俄军整个防守正面已达155千米;一战期间,最宽的防守正面有近700千米。三是攻与防渐趋分离,野战防御成为较强作战形式。克里木战争以后,随着新式步兵武器在战场上的广泛运用,双方交战的战场时空范围进一步扩大,进攻行动与防御行动明显区分开来,野战防御相对于野战进攻行动更具优势。这一时期的作战行动方式区别于火器列阵对抗时期的最显著特征是攻势行动与防御行动二者明显分离,攻防双方在战斗行动中更加注重对发扬火力与利用地形有机结合。但随着新式火器的广泛应用,攻防对抗基本平衡被打破,占尽地利优势的防御行动作为较强的作战形式,在攻防对抗中渐趋居于主导性地位。从塞瓦斯托波尔之战到奉天会战,再到凡尔登之战等,野战防御作战的方式与方法也日渐多样和丰富。四是阵地攻防战逐步发展成为战斗基本样式。克劳塞维茨早在19世纪30年代就对防御战斗样式的重要地位进行了深刻阐述,而塞瓦斯托波尔之战也成为阵地战战斗样式形成的重要标志性事件。俄军之所以能够与强大的英法联军持续进行四年的战争,相对完善的阵地防御体系是非常关键的因素。后来的美国南北战争和普法战争也较为明晰地反映出这一作战趋势与特点。
  五、康布雷战役———开启合成突击战术新境界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世界军事革命由工业化时代转向机械化时代的重要枢纽。从战术发展革新角度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主要贡献就在于在战争中孕育出了全新的战术形态———机械化合成突击战术,而康布雷战役则是其诞生的基本标志。在康布雷战役爆发后,英军首次大规模集中使用476辆坦克,步、炮、坦以及航空兵等多兵种实施全面协同作战,成功突破10千米的德军防御正面,标志着实践意义上的机械化合成突击战术开始形成。自此,人类战术发展开始迎来由火器化时代走向机械化合成突击时代的历史拐点。
  从作战实践角度分析,康布雷战役对整个一战的发展进程并未形成实质性的影响。但从军事学术角度分析,康布雷战役中的合同作战实践对于后来整个世界军事体系发展的影响却是极为深远的。康布雷战役作战实践之于战术的发展,主要贡献在于成功运用坦克兵在航空兵和炮兵火力的支援引导下,实施快速机动突击作战从而突破对方绵亘线式防御阵地,打破阵地消耗战僵局,开启了机械化时代合成突击战术新境界,机动突击开始成为作战制胜的主导因素,立体机动战逐渐成为新的作战样式,“火力+ 机动+ 防护”复合能力开始成为制胜的核心作战能力。康布雷战役中首次运用机械化合同作战的方式所成功实现的战术突破,为二战进程中运用闪击战行动方式成功实现战役突破奠定了重要的实践基础。英军总指挥官黑格在战后充分认识到,“坦克在攻势作战中的伟大价值已经得到证实”。康布雷战役作为首次大规模集中运用坦克的典型范例,凸显了进行作战组织协同的重大作用和坦克的巨大战术运用价值,为机械化合成突击战术发展起到了重要示范引领作用。如注重攻击行动的突然性,集中力量运用于重点攻击方向,与步兵、炮兵和航空兵等相互协同,充分考虑地形因素以及注重加强相关保障等都成为以后机械化合成突击战术理论的重要法则和基本运用依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法等国富有见地的军事家纷纷著书立说,深刻阐述机械化作战思想及现代合同战术理论,其中英国的富勒在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装甲战》最具代表性。总之,康布雷战役中的机械化合同作战经验成为机械化合成突击战术发展的重要基石,同时也是战后德军的“闪击战”理论和苏军“大纵深进攻理论”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实践基础。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美军第3机步师穿越700千米直入巴格达的行动,同样也继承展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闪击战”的战术思想精髓,这实际上也标志着机械化战术正向信息化战术时代迈进。
  六、“海王星之矛”行动———预示联合精打战术时代到来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信息化作战形态加速演变,诸军兵种联合展开作战行动已经成为世界局部战争中战术力量运用的最明显特征。战略级的战争目的,往往通过战役级的指挥,以战术级的行动来实现,战略、战役和战术行动逐渐趋于融合。从战术发展革新的角度来看,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信息化军事革命的最主要贡献就在于在军事变革和局部战争实践中孕育出了新生的战术形态———联合精打战术,而美军2011年5月的“海王星之矛”作战行动则是这一战术形态在实践上产生的历史拐点。以此为标志,人类战术发展开始由机械化时代转向信息化时代,联合精打战术体系开始逐渐形成。
  2011年5月1日,美军海豹突击六队在巴基斯坦境内阿伯塔巴德地区将基地组织首领本·拉登击毙,这就是当时震惊世界的“海王星之矛”作战行动。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亲自指挥观看了持续将近40分钟的惊心动魄的作战全过程。这是美军自2001年12月在阿富汗战场转入非正规作战以后取得的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军事胜利。作为进入21世纪后美军发动的第一场战争,鉴于阿富汗极为复杂的战场环境和主要作战对手较为灵活分散的行动特点,美军主要以精确打击与特种行动相结合为作战行动的基本方式,特种部队成为地面作战行动的绝对主角。虽说如此,面对处于极其复杂地理环境中的特殊作战对手基地组织首领本·拉登,美国五角大楼的军政首脑和战场上的美军特种部队十年磨一剑,最终经过锲而不舍的长期作战准备,美军依托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信息化战争体系,以精干的战术力量实现了富有战略意义的击毙本·拉登的作战目的。自此,美军在阿富汗战争中开创的精确打击与特种行动相结合的战略战术模式———“阿富汗模式”也开始真正地走向成熟。可以肯定地说,美军发动的“海王星之矛”作战行动是信息时代联合精打战术出现的重要标志性事件。这一作战行动看似一个偶然事件,但偶然中却蕴含着历史的必然,那就是世界新军事革命数十年来的持续发展与纵深推进的必然结果。
  理解这一重要标志,我们需要回顾一下美军20世纪80年代的入侵格林纳达行动和90年代的海夫吉战斗行动。美军入侵格林纳达行动发生在信息化时代真正到来的前夕,那时战术力量的信息化水平和联合化程度还都处于较为初级的阶段,也只能算作战术级联合作战; 在海夫吉战斗中,虽然海空军以较为精确的火力对伊军地面装甲力量实施攻击来配合美军地面力量的行动,但三军力量在一体化融合运用上,尤其是在作战能量的精确释放上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而2011年美军的“海王星之矛”作战行动,则在侦察情报、组织筹划、作战指挥和行动调控与保障等方面做到了全过程精确释能。最为重要的是,美军通过战术力量的特种行动实现了远程精确打击武器所不能达到的最佳作战效果,即明确判定作战目的已经得以实现,真正打了场“明白仗”,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了附带伤亡和整体负面效应。这也是美军以往的作战行动所无法企及的新高度。可以说,“海王星之矛”作战行动体现了联合精打战术的基本特征。或者说,平台作战、体系支撑,战术行动、战略保障,已经成为现代战争显著特点,美军击毙本·拉登就是一次典型的大体系支撑下的精兵作战行动。美军精兵猎杀行动背后的巨大支撑系统包括: 若干颗侦察和通信卫星、1架担负实时传输和无线监听任务的隐形无人侦察机、多架空中待战掩护的F/A -18战斗机、1支担负战略支援的航母编队、2个中亚基地和5个指挥中心,以及近万名各类支援保障人员。美军“海王星之矛”行动成功实践,预示着联合精打战术形态开始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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