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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在社会的档案里》的论争

作者:2016-11-05 17:43阅读:文章来源:未知
  一 剧本创作座谈会上的《在社会的档案里》
  《在社会的档案里》属于1979年掀起激烈论争的几个剧本之一,也是1979年底第四次文代会上热议的对象。文代会结束之后,1980年初随即召开剧本创作座谈会重点讨论该剧(也包括《假如我是真的》《女贼》等其他争议剧本)。这个电影剧本开场于1971年6月25日南中国的边境,在雨夜中,青年王海南带着《格瓦拉日记》试图越境打游击,最终在国界被边防战士拦截,而这已经是王海南第三次越境。边防战士再一次将王海南送回他那个军队高级领导的家庭。时光倒流到1969年夏天,王海南和首长父亲与弟弟小京不合,他无法忍受家庭的庸俗,对父亲表示“我看不惯你们的做法,也弄不懂你们的革命”。在运动失败后,王海南终日翻阅《格瓦拉日记》作为寄托。唯一能谈得来的,是家里的军区护士李丽芳,两个人暗生情愫。然而李丽芳被首长父亲和弟弟小京先后玷污,被迫复员到机床厂工作,和王海南断绝了来往,嫁给了厂医赵清。新婚夜丈夫赵清因贞洁问题把李丽芳赶出家门,李丽芳的工人父亲觉得丢脸,也对她大打出手。李丽芳彻底堕落,离家出走,整日和当地的流氓厮混。王海南从边境被遣送回家后,无意中遇到了李丽芳,他和李丽芳身边的流氓打了起来,被刺成重伤,后在医院中不治身亡。调查这起事件的老警察尚琪多方寻找,拼起了事件的完整线索,然而相关记录最终被迫销毁,尚琪也被军代表逮捕。但作者借尚琪之口表示:“这些材料的命运只有被销毁。不过,任何罪行都写在社会的档案里,登记在受害者的心里,这是谁也销毁不了的!”这是《在社会的档案里》的大致情节。
  《在社会的档案里》发表之后引发轰动,这一期的《电影创作》印了十万份,依然一刊难求。一份电影文学类刊物,居然引发黑市交易,价格一路攀升,“据《电影创作》的同志介绍,该期刊物的黑市价格比定价高达十倍,甚至二十倍” 。读者对这个剧本反应热烈,《电影创作》编辑部“收到几百封读者来信,其中有百分之九十对作品采取肯定的态度,并且不是一般的肯定,往往是最热烈的赞扬” 。剧本随即被制片厂看中,筹备开拍,“甚至在杂志上预告了剧组的名单” 。当然,争议剧本最后都没有被改编为电影,在1979年11月,“上海市委下令暂停《骗子》的演出。同时暂停的还有《在社会的档案里》和《女贼》的电影拍摄”。
  在剧本创作的变局之外,就更大的政治与思想背景而言,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当代中国迎来重大的历史转折点。重返新时期起源阶段的历史语境,在1979年这一年,对于“改革”的道路,各方大致在“现代化”的总任务下达成共识,但具体怎么走,边界在哪里,当时还充满着各种可能,各种思想争论十分激烈。而且,伴随着1979年对于“真理标准”的补课,以及对于“凡是派”的进一步揭露与批判,势必冲击原来的意识形态禁区。对于“文革”中冤假错案的全面平反与对于“文革”前历史旧案的清理,披露出很多骇人听闻的材料,动摇了以往不容置疑的定论。尽管立足点在于“拨乱反正”,但依然是一场不小的思想震动。同时,民间的思想运动风起云涌,各类自发组织和民办刊物开始出现;“上山下乡”运动也步入衰亡,大量知青用各种方式返城或上访,冲击着当地的社会秩序。在变革开启的时刻,一切都处在充满生机与危机的动荡之中。就思想领域而言,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即召开著名的理论工作务虚会。
  经叶剑英提议,1978年12月13日,时任国家领导人华国锋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宣布,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专门召开一次理论工作务虚会,希望理论与宣传战线统一思想,进一步团结起来。1978年12月胡耀邦就职中宣部部长,上任后重点抓理论工作务虚会,1979年1月18日会议开幕,会议由中宣部、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召开,与会代表160余人。这次会议的讨论十分激烈,与会者贯彻“思想解放”的号召,畅所欲言,总结历史经验,激烈批判了“文革”的历史与实践,批判个人迷信,倡导民主法制,触及诸多敏感的理论与历史问题。同样,也正是在这个会议的第二阶段,“四项基本原则”被正式提出,将“解放思想”与“四个坚持”统一起来。当时的高层领导希望既保持理论探索的活力,同时将思想的力量有效地纳入现代化建设的轨道,推进改革的同时避免失控。
  就文学而言,其历史演进的轨迹,几乎复制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理论工作务虚会”的结构,在1979年底召开类似于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第四次文代会,在1980年1月召开类似于1979年1月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剧本创作座谈会。第四次文代会意味着新时期文坛正式进入“改革”时代,在批判“文艺黑线论”乃至于《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些“文革”死老虎的基础上,也要直面就在文代会召开之前兴起的《在社会的档案里》《假如我是真的》这股文学潮流的挑战。1980年1月23日,剧本创作座谈会在京召开,历时22天,在2月13日结束,参加会议的有全国各地剧作家、文学评论家一百余人。据刘锡城回忆,“会议主办单位名义上是作协、剧协、影协三个群众性文艺团体,实际上则是由中央宣传部直接组织和主持的。不仅由当时任党中央秘书长、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胡耀邦作主题报告,而且全部会务与文件起草工作,都是由中宣部副部长贺敬之主持操办的” 。会议名义上是关于剧本创作,实则是通过对于《在社会的档案里》的讨论,统一文学界在“文学题材”、“写真实”、“干预生活”等问题上的思想认识,确定新时期文学的发展方向。诚如胡耀邦在座谈会讲话中谈到的,“我们希望座谈会的内容不限于剧本创作的问题,而是能够对文艺创作上大家共同关心的一些重大问题,交流一下看法,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统一思想。这就是我们召开这个会的目的和希望” 。
  二 《时代的报告》对于“格瓦拉主义”的批判
  和剧本创作座谈会召开的同时,《时代的报告》在北京创刊,当年2月19日开印,3月15日出版。据徐庆全介绍,“《时代的报告》创刊于1980年,是部队和地方一些老同志合办的报告文学刊物。部队的参与者主要是黄钢、魏巍、姚远方等人,地方上穆青、康濯、杜宣、梁斌等人,虽然开始名列主编,但大致是挂名的,不参与实际工作。1980年和1981年的实际工作,事实上是由黄钢具体负责的” 。黄钢是报告文学作家,1917年生于武汉,系革命烈士黄负生(湖北省委第一任宣传部长)之子,1938年入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创作有《开麦拉之前的汪精卫》(1938)、《我看见了八路军》(1942)等著名报告文学作品。解放后任中央电影局艺术处副处长,中国影协书记处书记,参与创作《永不消逝的电波》(1958)等电影剧本。“文革”期间被隔离审查,“文革”结束后,黄钢重新恢复报告文学创作,创作有《亚洲大陆的新崛起》等作品,讴歌以李四光为代表的科学家。1980年,黄钢担任国际政治学院新闻系教授,并组织全国十多所大学报告文学研究者筹建“(中国)国家报告文学研究会”,创办第一份报告文学刊物《时代的报告》。1982年第1期开始,黄钢不再担任《时代的报告》执行主编(当年执行主编是魏巍、梁斌、姚远方等),1983年离开《时代的报告》编辑部。1991年,74岁的黄钢在苏联解体当天突发心脏病,健康每况愈下。1993年9月9日在京去世。值得补充的是,对于今天的读者,黄钢先生之子或许知名度更高,他就是著名的市场派经济学家、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终身教授、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黄亚生,著有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1981年黄钢将两个儿子先后送到哈佛大学与斯坦福大学留学,据黄亚生回忆,黄钢认为“只有让叛逆的儿子见识到资本主义的腐朽和堕落,他才能重新相信共产主义”。
  和新时期其他的文艺刊物相比,黄钢主持的《时代的报告》体现出很不一样的特点与风格。在创刊号的发刊词《我们连一秒钟都不会迟疑》中,《时代的报告》体现出一种战争状态下的峻急与紧迫,开篇就以苏联入侵阿富汗为例,强调“本刊就是在这样的时刻创刊的”。发刊词随即大段引用列宁《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的段落,用黑体字标示出两个地方:“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强调“一部分”,是将文学重新从属于政治;强调“哪一个阶级”,意味着阶级斗争依然是一个严峻的问题。这无疑与以“现代化”为核心的新时期政治、正式废除了“文学从属于政治”这个口号的第四次文代会精神相抵牾。发刊词在结尾特意强调,衷心拥护第四次文代会,但在表态后又加了一段,“我们完全同意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不久前召开的全军文化工作会议所提示的:‘光明要歌颂,黑暗要暴露,落后要批评,但应以歌颂为主’”
  三 思想的线,接到哪里?
  流行于今日学界的“新左派”或“自由主义”的阐释框架,都在无形中将复杂的历史情境化约为一系列教条,而来到新时期的格瓦拉可能是瓦解这种二元对立模式的一个异端。在《思想的线接在哪里》一文中,蔡翔曾经回忆起知青群体热烈地阅读切·格瓦拉,“思想解放并不是突兀而来的,同样,新时期文学也不是突然地从天而降,他们有着自己的精神和思想的渊源” 。同样,《中国知青梦》作者邓贤也曾回忆起与《格瓦拉日记》的遭遇,比如这一段的记者报道:“‘红色的切’是当年知青们对切·格瓦拉的昵称。成都知青邓贤首次读到手抄本《格瓦拉日记》是下乡第二年:‘这是一本了不起的书,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圣经》,革命者的指南,当代青年的《共产党宣言》。我有些兴奋,迫不及待地点亮煤油灯,怀着巨大期待一口气读完这本不知道辗转过多少人手和来路不明的手抄本。’对于所有与新中国一起诞生的知识青年来说,出没于南美洲丛林中的游击战士切·格瓦拉是他们的光辉榜样。在漫长的边疆插队生涯中,邓贤常常与一些长途跋涉的男女知青不期相遇,他们都是从各省插队的农村甚至遥远的东北、新疆和内蒙古大草原赶来投奔金三角游击队的。”
  当年知青群体中曾经有过的“格瓦拉热”,在今天比较流行的理解框架中,基本上被视为一场革命的闹剧,属于“文革”这部荒腔走板的革命大戏的一个音符。邓贤专门去寻找过那些出国打游击的知青,这些知青的结局可以想见很凄凉:“2001年邓贤带了4万元人民币去东南亚和金三角寻找那些境外知青,而此时这些视格瓦拉为精神偶像的战士们,一直到中国和缅甸共产党合作以后才回到祖国。回来时,他们有的眼睛被打瞎,有的被炸断一条腿。还有的在缅甸境内叛乱,被关在牢里最后被枪毙。”
  “革命”的狂热当然值得反省,然而回到当年的历史现场,要注意到《格瓦拉日记》和“革命”的关系一直很复杂:《格瓦拉日记》在当年是一本“供批判用”的内部读物。《格瓦拉日记》正式书名是《切在玻利维亚的日记》,1971年6月由中共中央联络部刊印,标注“内部读物,供批判参考”。同年12月由三联书店出版《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的日记》,标注“供内部参考”。该书译自1968年6月古巴出版的西班牙文版,菲德尔·卡斯特罗作序。这本书在1971年是级别最高的“内部读物”,发行范围为省军级,这种发行范围的“内部读物”全国共十四种。尽管格瓦拉于1960年11月、1965年2月两次访问中国,受到了很多重要领导人的接见,但是他后来还是被视为“革命”的“异端”,“20世纪60—70年代的中国,在处于社会主义阵营分化,中苏大论战的背景下,格瓦拉是作为‘游击中心主义者’受到批判的。在正式的定性式的称呼中,他甚至只是被称为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
  然而“内部发行”无法控制这类书的阅读范围,“供批判用”也难以限定对其的理解,《格瓦拉日记》和其他的灰皮书、黄皮书一致,转化为“文革”期间异端思想的思想来源之一,这些“异端”思想在地表下奔涌,最后以各种方式汇入“思想解放”的大潮中,成为“思想解放”的一道底色。很多学者都回忆过知青岁月时对于“黄皮书、灰皮书”的阅读,比如丁东的回忆,“我插队的时候,记得知青中最流行的书便是柯切托夫的《叶尔绍夫兄弟》《州委书记》,塞林格的《麦田守望者》,凯鲁亚克的《在路上》,还有吉拉斯的《新阶级》和托洛茨基的《被背叛了的革命》以及《格瓦拉日记》等文艺书和政治理论书” 。这批著作构成了彼此呼应的思想背景。
  《在社会的档案里》的王海南,正是以类似吉拉斯《新阶级》的框架来阅读与理解《格瓦拉日记》的。“1957年,吉拉斯宣称他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发现了新的剥削阶级,这个‘新阶级’正是垄断国家权力的官僚特权阶层。”在王海南眼中,他自己的父亲“首长”就是官僚特权阶层,正是“新阶级”的代表。在这个意义上,王海南与格瓦拉相遇,格瓦拉在“革命的第二天”放弃获得的一切,悄然投身到又一场革命之中,以自身的牺牲完成对于革命的净化。在这个意义上,格瓦拉解决了“革命”与“官僚特权”的冲突,而这是诅咒一般深刻困扰二十世纪革命的一道难题。就像格瓦拉在玻利维亚丛林中游击时的战友、后来成为法国著名学者的德布雷所言,“当我们胜利的时候,成为官僚;当我们失败的时候,成为俘虏” 。格瓦拉的魅力之所以在全世界经久不息,就在于他以耶稣式的殉道者的死亡弥合了这一分裂。在被遗忘的《在社会的档案里》之后,世纪之交由于话剧《切·格瓦拉》引发了对于格瓦拉的再一次讨论,让《切·格瓦拉》剧组以及围绕该剧的左翼知识分子激动不安的,依然是格瓦拉对于“革命”与“官僚特权”矛盾冲突的超越,他的死亡,使得“革命”像诞生时一样光芒万丈,祝东力在《切·格瓦拉》前言中就此点题:“为什么选择切·格瓦拉呢?这个近乎完美的人,不但以普通战士的姿态倡导并投身于世界革命,而且对官僚主义保持着深刻的反省和批判
  结 语
  创刊三年来,《时代的报告》连续掀起三场恶仗:1980年批判《在社会的档案里》,1981年批判《苦恋》,1982年保卫“十六年”(1966—1982),最终在1983年第1期迎来落幕。当期《时代的报告》刊发检讨性的《致读者》,“由于刊物编辑部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对涉及全党全国性的方针政策性的一些问题,例如文艺同政治的关系问题和所谓‘十六年’的提法发表一些错误的论点,受到了许多文艺工作者和读者的批评。编辑部不仅没有虚心作自我批评,反而坚持错误,影响是不好的。为了办好这个刊物,不久前调整和加强了编辑部,以便使它能够正确地贯彻和执行党和国家的文艺方针,成为真正是发表报告文学作品和探讨报告文学创作问题的刊物” 。1983年1—12期出版后,《时代的报告》彻底终刊,结束了它短暂的历程,同时以其迥然不同的立场,成为一种思想观念的代表,在新时期文学起源阶段留下了深深的痕迹。
  此外,领导剧本创作座谈会的文化界同仁,渐渐暴露出内部的分裂。在剧本创作座谈会乃至于第四次文代会之前,文化界的高层领导之间就因观念的不同多次发生争论。张光年曾将当年的日记结集出版予以披露,在1979年7、8月间,张光年就与林默涵恳谈,明确表示不同意他的一些意见,同时陈荒煤也指名道姓地批评林默涵。剧本创作座谈会之后,1980年5月25日,林默涵向周扬提出,希望周扬邀请他和刘白羽、陈荒煤等一起谈谈。1980年10月23日,周扬在安儿胡同自己家里召开“老同志谈心会”,夏衍、林默涵、冯牧、陈荒煤、贺敬之、赵寻与病中的刘白羽都到了,周扬试图弥合双方的分裂,该会不定期召开多次。然而时逢赵丹临终遗言《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这一事件再次加深双方的分裂,刘白羽在谈心会上批评陈荒煤为赵丹写的悼文。1981年“《苦恋》事件”爆发后,在对待《苦恋》、对待《时代的报告》向中纪委告状的事情上,双方再次爆发争执。谈心会几乎变成辩论会。周扬一直以自己的威望勉力维持,但1983年“人道主义与异化论”的轩然大波,也将周扬卷到漩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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