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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德国、日本的战争体验与历史政策

作者:2015-08-05 10:55文章来源:未知

 

  2014年4月29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访问德国之际接受了《法兰克福汇报》的长篇采访。访谈一开始他就提到了德国对待战争的方式。人们主观上认为,德国在这方面堪称模范。在这样的背景下,安倍清楚地表明,他并不打算效仿德国树立的榜样,因为1945年后德日两国与邻国达成政治和解的基本条件太不相同了:当时,不光是联邦德国(即西德)在寻求与法国和其他昔日敌国进行调解,西欧各邻国也以和解为目标主动寻求与西德言归于好,这才使得欧洲一体化成为可能。而在亚洲的情况正相反,尽管日本政府努力通过与各国政府谈判解决赔偿问题,并向亚洲邻国提供了财政资金用以支持它们的发展,邻国这边却没有意愿与日本达成谅户{;民“今天人们必须以谦逊的态度面对历史”,安倍装出一副天真的表情,‘我认为,人们应当避免出于外交或是内政的动机去操弄历史议题”。①

  对失败者的清算

  战争刚一结束,胜利者就首先展开了对昔日战争对手的清算,这项工作不论是在西德还是在日本都是在三个层面上进行的。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不论是从两个帝国的政治领导层来看,还是从权力机关与民众对失败的反应来看,德国与日本之间都出现了明显差别。在德国,希特勒为避免被俘于1945年4月30日苏联红军即将完全占领柏林之前自杀了,戈培尔和希姆莱也在5月选择了同样的道路。由此,国家社会主义政权的代表人物自行停止了活动。在此之前,围绕希特勒的所谓“领袖崇拜”是政权的重要一体化符号,特别是在斯大林格勒的军事灾难发生之后,许多德国人对国家社会主义抱有怀疑,与此相对,领袖个人却被排除在怀疑之夕卜“如果领袖知道这个就好了”这一惯用说法很好地表现了民众对希特勒及其政权的矛盾态度。随着希特勒的自杀和1945年5月8日至9日德国的无条件投降,对领袖的崇拜在一夜之间崩塌了,并转向了它的反面。然后,人们把所有的罪行和战败的责任都推到了希特勒一个人身上。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分子1933年1月掌权后的历史变成了一部全能独裁者的自传,例如作家托马斯·曼(Thomas Mann)的儿子、历史学家戈洛·曼( Golo Mann)就认为,国家社会主义是“一个恶棍的独自冒险”。④

  与此相对的是,有关天皇在1945年前军事统治中的角色及其对战争应负责任的讨论完全走上了另一个方向。那时的政府首脑吉田茂把那一时代的人对此的看法概括为:天皇乃是“统而不治”。⑤这个解释在本质上是恰当的。裕仁不是一个强大的独裁者,而是一个虚弱的君主,把他与希特勒相提并论是不恰当的。跟德国的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或者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及其随从不同的是,在日本并不存在一个单独的领袖人物,也不存在一个有组织的群众运动。

  记忆中的二律背反

  感觉自己是专制与战争的牺牲品,在两国都不仅仅是由1943年起愈发占优势的战争对手造成的,也与德国和日本的内部局势有关。在战后最初的15年,德国人对1945年前的回忆有一种二律背反的感觉,集中体现在“罪犯或受害者”的表述中。在被瓜分的德国,完全没有出现围绕专制、战争和灭绝犹太人的启蒙式公开讨论。那时的主题是把自己从“集体罪责”的谴责中解放出来。在多数德国人看来,应当对1933-1945年间的错误性历史发展承担责任的,是希特勒及其高层追随者所组成的犯罪政权,绝大部分民众因此迅速披上了受害者的外衣。德国军队在1942-1943年冬天蒙受了巨大损失,关在盟军战俘营中的德国俘虏数量巨大;在德国东部地区①,德国人被驱赶出去;红军士兵在占领德意志帝国的过程中犯下了强奸罪;城市被摧毁,战后的第一个冬天为饥饿所笼罩—这一切都使德国人产生了一种软弱无力、没有希望,甚至有时可以说是“自怜”的感觉。

  这种情感阻碍了对国家社会主义的客观研究。取而代之的是,人们在德国历史与文化中找寻民主的出发点,旨在赋予西德的民主制度以合法性基础。在这个过程中,有关德国抵抗运动(1944年7月20日刺杀希特勒的行动失败后沦为纳粹政权的牺牲品)参加者的回忆显得十分重要。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即东德),人们追溯到了1933-1945年间共产党人的反法西斯斗争传统,这是一个没有道德瑕疵的典范。

  相对于纳粹集权和战争的记忆,东、西德内部针对大屠杀的批判性研究都退居其次了。在这个问题上,德国人对待历史的方式绝对算不上模范。恰恰相反,正如海德堡当代历史学家埃德加·沃尔夫鲁姆(Edgar Wolfrum)所说的那样,灭绝欧洲600万犹太人的回忆,直到1960年左右都“被自身的受害记忆严重覆盖了”。②1958年举行了乌尔姆行动队审判,1959年底发生了科隆犹太教堂襄读事件,才引发了大屠杀问题上的态度转变。1961-1962年耶路撒冷的艾希曼( Eichmann)审判与1963-1964年法兰克福的奥斯维辛审判,进一步扩大了相关灭绝犹太人记忆政策的影响。因此人们可以这样认为,1965年第20个战争纪念日是有关灭绝犹太人的公共记忆的转折点。1965年5月在达豪集中营揭幕的纪念馆就是最好的例证,紧随其后的是众多其他纪念场馆在各地的建立。从此以后,针对1933-1945年历史的批判性态度逐渐增强,并涉及了那个时期的几乎所有问题。此后,德国对待希特勒、国家社会主义、战争以及大屠杀的态度逐渐成为榜样,获得了赞赏。为此奠定基础的有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领导的社会自由联盟、公开提及国防军在东欧犯下罪行的“新东方政策”,还有1968年前后大学生们针对他们的父辈提出的批判性问题,而且后者的作用尤其突出。这一点对于联邦德国在政治上融入西方联盟和欧洲共同体毫无疑问是减轻了负担。最后还必须提到美国电影状屠杀》( Holocaust)在德国电视台的放映。该电影在1979年1月播放,分四个部分,以三个家庭为例,极其逼真地展示了犹太人的灭绝。超过14岁的人群中有大约30%一40%的人观看了该系列节目,它超越了世代,把灭绝犹太人的事实根植在德国人的认知当中,从而做出了重大贡献。

  日本历史政策中的修正主义倾向

  日本在战争罪责问题上得到迁就,在对中国、韩国以及东南亚国家的赔偿问题上取得了不寻常的有利条件,这种和解的局面可能会让人得出结论旧本政府和民众在结束占领和1952年签订和平协议之后,在对亚洲的战争责任问题上展现了理智的一面。这个印象是错的。日本在重新获得国家主权之后,保守势力把持政权长达数十年,其间自由民主党的政府与官僚阶层、经济精英结成同盟。在保守政权之下,许多在1945年前体制内职位显赫的前官员重返政坛。在这个方面日本并非特例。即使是在西德,也在若干领域(例如司法界)存在,其任职人员的延续性显而易见。在冷战爆发的政治对抗背景下,日本的清理措施和德国的去纳粹化基本遵循了一样的原则:一个纳粹分子或者极右军国主义分子经过清理程序就像是穿过一扇旋转门,再转出来时就己经变成了老练的反共人士。

  在日本的事态甚至发展到被拘禁了一段时期但没有被判定为战犯的政治家重新获得了最高职务,现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外祖父岸信介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其他许多在战争中位高权重的人得到了赦免。日本方面没有自己做出努力清理战争罪行。其实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可以观察到一种再民族主义化的倾向。日本中学教科书中有关1930-1945年间的描述被政治净化了。对国家教科书政策的个别批评者,例如历史学者家永三郎,长久以来在法庭上都没有成功的机会。相反,日本政府在1966年重新把“帝国建立日”定为国庆日,用以纪念神话般的神武天皇在2600多年前建立了日本。政府的此类修正主义政策直到20世纪80年代都得到了民众的广泛支持。相对于围绕自身过去的批判研究,人们一般说来对经济增长和富裕繁荣更感兴趣。谁要纪念为战争献身的日本士兵,就去充满敬意地执行传统祖先崇拜意义上的仪式,为数众多的“战争记事”为此提供了素材,它们以特有的风格把普通士兵塑造为英雄。富有影响力的日本遗族会从中捞取政治资本,并在自民党领导下成为保守政府的一个重要选举后援组织。

  日本人直到今天都认为自己是一个高度一致化的族群。就政治观点而言,他们却不是这样。尽管多数民众对政府的修正主义立场在多数情况下都予以认可,但我们确实不应该忽略日本内部众多的批判声音。在对旧政权的批评者当中,主张战后立即给予亚洲邻国物质赔偿并全面承认罪责的那些人却一直是少数。人们不去寻找对战争负有罪责的人,而在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中寻找对战败负有责任的人。围绕1945年前的日本政治进行的批判研究在本质上是体制分析,政治学家丸山真男在战后不久发表的著作就是一例。在这样的背景下,亚洲问题很大程度上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马克思主义者直到20世纪60年代都在日本的历史学领域占据统治地位,即使是他们,对“法西斯主义的天皇体制”也比对日本的殖民主义历史更感兴趣。左翼文学家针对支持旧政权的作家的清算是以代际冲突的方式进行的。像汉学家竹内好这样的知识分子,把中国的现代对德日进行比较的开始。

  在充满政治冲突的20世纪80年代,把日本对待过去的方式和联邦德国取得的进展进行比较的科学家和媒体人士第一次出现在日本公众面前。由于1982年的教科书丑闻,大家首先关注的是德国的历史教科书、德国一波兰教科书委员会的工作以及面向以色列的和解政策。但日本保守势力一直坚决拒绝与联邦德国进行比较,他们的理由是,日本没有“奥斯维辛”需要负责。不过,在处理罪责问题上与德国的比较还是不断涌现。1985年德国总统理查德·冯·魏茨泽克在战争结束四十周年之际发表的演讲与同年8月15日中曾根康弘参拜靖国神社形成了鲜明对比。自1985年夏天起,日本内部围绕魏茨泽克的演讲展开了密集讨论,对于持批判立场的左翼而言,德国总统毫不含糊地公开承认了德国罪责,并分别举出了受害群体的名字,这不舍为正确面对战争责任的宣言。但是,对于绝大多数对政治感兴趣的日本公众而言,承认战争罪行仍然是困难的。尽管在自民党政权结束后,1993年细川护熙首相和1995年村山富市首相都明确承认了日本对殖民统治和战争负有责任,日本国会却没能借战争结束50周年之机达成一份被普遍接受的历史罪责忏悔声明,1995年夏天通过的决议远远滞后于国际社会的期望。

  魏茨泽克在1985年发表的演讲获得了积极共鸣,这很容易造成一种印象,就是与保守的日本相比,在联邦德国己经形成了有关专制和战争责任的政治共识。这种印象是错的。即便是在德国,对1945年前的记忆仍然充满争论。这一点在1986-1987年间的所谓“历史学家之争”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这场争论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历史学家的圈子。历史学家恩斯特·诺尔特(Ernst Nolte)在1986年6月的《法兰克福汇报》上发表了名为《不肯消失的过去》的文章,从而引发争端。①他在文章中用一条因果链把希特勒与纳粹政权的罪行同布尔什维克与斯大林式的古拉格的罪恶连在一起,从而把大屠杀的独特性与不可重复性相对化了。社会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iirgenHabermas)对此做出了反应,他在1986年7月11日的《时代周报》上尖锐地批评了联邦德国的保守历史学家,并指责这些人是想通过他们对德国1945年前历史的描述达到某种“止损”的目的。这两篇文章在德国媒体上引发了一场异常激烈的辩论,主题是如何正确处理德国对战争和大屠杀负有的责任。

  记忆政策的不和谐音符

  自1990年起,政治经济领域的重大事件在一段时间内把有关1945年前历史的全部议题都推到了幕后。德国的重新统一把政界、学术界和公众的目光都聚焦在“另一个德国专制”(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共产党)之上。在日本,所谓的“泡沫经济”崩溃,在数年间动摇了被经济成就过分抬高的民族自信,但即使是在这些年中,那些依照德日保守势力的愿望应该消失的过去仍然没有逝去。正相反,针对两国在战争中角色的研究仍在继续,我们可以从中明显看到,越是把日本和德国放在一起比较,越能发现两国最新讨论的发展路线愈发相形渐远。这主要是针对日本来说的,日本人听不进去道德劝告,而德国对待国家社会主义暴力统治的反省,就是不同日本比较也能说得过去。

  表面上看,在德国公众中己经确立了有关战争和大屠杀罪责的广泛共识。这样的论点在现实中有令人信服且显而易见的证据。2005年5月德国在柏林市中心为欧洲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举行了落成典礼,没有什么能比这个更好地象征德国人对待历史上最黑暗篇章的公开坦诚态度了。围绕这样一个纪念场所应当采取怎样的形式产生的尖锐政治分歧,被纪念地毕竟得到设立的事实遮蔽了。此外,2002年启动的德国迄今最昂贵的人文科学研究项目“国家社会主义德国1933-1945年间对欧洲犹太人的迫害与谋杀”系统记录了相关史实,并在2008年出版了由16卷组成的全翻薯柞_

  但是,安倍首相能够“统治下去”,而且还在参拜靖国神社几天后抽出时间,邀请自己的夫人(她在福岛原子能问题上是他最激烈的批评者之一)去看电影。安倍夫妇观看的电影名为《永远的零》,在年终年始的日本十分卖座,它讲述了一个神风飞行员为国效力的故事,改编自作家百田尚树的作品,他如今是NHK董事会的成员。这个圈子就是这样:自民党的政治领袖、文化领域的官僚和国家媒体的一部分在当前组成了一个意见垄断集团,他们出于政治目的把历史加以工具化利用。安倍在文章开头引用的《法兰克福汇报》访谈中提到了针对历史的“谦逊态度”,这完全是无稽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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