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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太铁路与民俗文化的嬗变探究——以山西地区为例

作者:2017-06-05 18:49阅读:文章来源:未知
  民俗,即民间风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作为一种文化,民俗的内容可以说是非常丰富,体现在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传统民俗中比较重要的组成部分有衣着打扮习俗、居住饮食习俗、生产旅行习俗、买卖交易习俗等等。民俗具有一定的传承性,但它又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以及人们与外界的交流,民俗也会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近代的中国伴随着近代西方工业文明的物质载体“洋货”的进入,西方的风俗和生活方式也开始进入中国人的视野和生活,受其影响人们也开始自觉不自觉的改变着自己传统的生活习俗。对于近代中国传统民俗的这种变化,究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近代中国铁路的“输送”和“传播”作用却是不可忽视的。
  一、民俗心理的变化
  民俗的变化是在潜移默化中进行的,这种变化往往是先从少数人做起,然后才逐渐被周围人所认可,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近代山西人们对于正太铁路的修筑也是有一个从排斥到欢迎的过程。光绪二十二年(1896 年),清政府决定修筑正太铁路。但是,由于传统的保守心理,在山西修筑铁路遭到了反对,都察院左都御使裕德代奏曰:“铁路在他省为筹国之计,在山西则为朝廷之大害……山西附近神京,表里山河,险阻足恃……闭关而守,实朝廷之外府。”他还认为,铁路通车,传统的车马行店,肩挑负贩,皆无所用。人民无法谋生,容易惹事生端,引起社会动荡。至于一般的士绅,许多人谈及铁路,更是无不痛心疾首,加以反对。山西巡抚毓贤在奏折中也说:“晋省山多田少,地瘠民贫,山旁之坡路,悉数耕种,穴居野处,赖此为衣食之资。苦铁路一开,必于其田庐坟墓有碍,在懦弱者故能隐忍,在豪强者势必不甘,必致激成事端。”由此可见,当时从上到下很多人是不接受铁路的。
  然而铁路的优势毕竟不是车马、骆驼、肩挑负贩所能及的,人们逐渐看到了铁路的积极效应,开始欢迎铁路、盼望铁路。如岑春暄在光绪二十八年奏折中写道:“晋省僻居西北,少水多山,汾沁诸川,不通舟揖,内地车路所达,惟由太原东至平定,西至永济,北至天镇归化,其余皆驮脚所历、担夫所涉、运路艰阻百倍。东南灾歉偶告,全无济术。购米邻疆,一石之费动至数石。丁戊之旱,庚辛之灾,死亡之重,耗努之多,青由于此是无铁路则办贩难。贩货吴楚,水陆挽载,脚价之贵,十倍于本。商贾秘迁,畏而裹足。本省煤铁之良,亦皆等诸弃品。客货不人,土货不出,是无铁路则通商难……“……兴修由正定柳林铺至太原铁路。此救晋省转运艰阻之苦,即所以立富强之基而通西北各睡之干轨也……臣自调任以后,熟察晋省瘩弱之源与风气窒塞之故,断非函开铁路不可”。事实证明,正太铁路的修筑也确实促进了山西经济的发展,加强了山西与外界的交流。正太铁路于1907 年开始通车运营,而从1909 年到1921 年间,正太铁路的载客量增加了将近1 倍,运货量也提高了4 倍。
  “在传统的华北乡村,乡民的生活方式以年、月、日为时间单位,不要求精确计时,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都已节奏慢、低效率进行”。但是近代铁路的出现,精确和增强了人们的时间观念。因为铁路是按钟点发车的,错过了时间便赶不上火车。所以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促使了人们遵守时间,同时也加快了人们的生活节奏。
  二、生活习俗的变迁
  正太铁路通车后,不但使山西货物外运数量不断增加,而且外来货物进入山西的数量也不断增长。外来货物进入山西的以“洋货”居多,如作为山西重要的商业城市之一的榆次,其进口货物“多为消费品,而以(洋)杂货占第一位,布疋(匹)占第二位,再次如糖、煤油、汽油、肥皂、火柴”随着“洋货”不断进入山西,最先接触到这些物品的铁路沿线城镇,人们有关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生活习俗也逐渐发生了变化。
  在服饰方面,主要是衣料的变化。正太铁路通车前人们的“衣服以布皆出自家”,但正太铁路通车后随着“洋布”的进入,其逐渐进入了人们的生活。如正太铁路沿线上的寿阳县在正太铁路通车前,人们都穿的是手工纺织的粗布,但是伴随着纺织工业的发展和正太铁路的建成,“洋布”开始大量进入寿阳,市面上的“洋布”越来越多,穿“洋布”的人也越来越多,甚至人们平时穿的袜子也由布袜改成针织袜子。
  在行的方面,正太铁路修筑前山西人出行大多骑驴、马、骡、骆驼,富贵人家还乘轿。这些交通工具最显著的特点就是速度慢,这是与人们缓慢的生活节奏相适应的。随着近代铁路进入人们的视野,铁路运载能力的强大,以及其快速和方便的优点逐渐为人们所认识,选择铁路出行的人越来越多,如清宣统元年(1909 年),正太铁路全线发送旅客的人数19.8万人,到民国二年(1913 年)就已增至25.8 万人。
  二、商贸习俗的改变
  铁路的出现也改变了人们的商贸习俗。首先是商品运输方式的改变。铁路运输的优势就在于其运量大、速度快、费用低,所以其一经出现商人们便开始竞相采用铁路来运输自己的货物,以为获取更大的利润。拿山西省的棉花输出为例,当时山西棉花对外输出有两种运输的方式。一种是旱路,一种是水路。所谓旱路输出就是“(山西)中部产品多先以畜力或汽车运至正太铁路榆次车站,装火车运至石家庄,再由平汉路运至汉口,转由北宁运至天津,需时约十日,运货较昂……”所谓水路输出是指“由火车运至石家庄,下滹沱河,或由火车运至保定,自清水河出大清河,运至天津,需时约半月至二十日,运费较廉。……”由于棉花的价格当时是市场定价,每天的价格都有所不同,所以许多棉商为了获得更大的利润,“故多不惜运费,弃河道而就火车,免因运输上迟滞,而蒙其价格上之影响”。
  铁路不仅改变了商人们的运货方式,同时也影响了沿线城市的商业布局,改变了人们习惯的商业贸易地点。比较有点表性的是太原和榆次两地。正太铁路通车后,太原的首义街、正义街以及火车站附近开设了为数甚多的客栈、货栈、食品店、干鲜果店、饭铺等,形成了新的商业区。而正太铁路上的另一个重要城市榆次,在铁路开通之前,只是一个普通县城,人们生活简单,有一些简单的商业如典当、油、花布、米、面等,零散分布在城乡各处。正太铁路通车后,由于优越的地理位置,山西省内外货物的集散地逐渐转到榆次,原来京省官道上的客栈、饭店都陆续搬迁或者转移到榆次北站(正太铁路榆次县站)附近,久而久之在火车站站南的荒草滩上形成了“栈房街”。铁路的发展使得榆次北关外具备了交通便利的独特优势,在其带动下整个榆次的商业区也开始逐渐向北发展。到了1927年前后,榆次商业到了其最为繁盛的时期,当时城北关附近的商号已达到约近四百家。
  铁路的修建还促使了一些新的行业和职业的出现。榆次堆栈业兴起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榆次的堆栈业在正太铁路修到榆次之后才出现,刚开始只有三家,后来逐渐增加到十多家。到1928 年由于冯玉祥、阎锡山的部队参加二次北伐,导致陇海、平绥两路不通,这样陕甘两省的货物也都必须经过榆次转运才能运出,在这一背景下榆次的堆栈业发展到了其鼎盛时期。另外,伴随着铁路的出现,一些与铁路相关的新的职业也出现了。如列车售票员、检票员、列车上的售货员、售水员(过去称其为“小营”)、站台上的售货人员(过去称其为“小卖”),还有车站的装卸工等等。
  一些行业的贸易方式,也因铁路的开通产生了变化。如榆次的粮业在正太铁路未开通之前,由于粮只能在本地销售,需求量不大,所以粮业的主要利润来源是代客买卖从中抽取佣金,利润微薄。正太铁路修通之后,榆次的粮业的经营方式也发生了变化,由于河北各县的粮商大量购买粮食,为了应对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榆次的粮商开始自行囤积粮食,经营方式由代客买卖也逐渐转变为自行买卖,粮业规模不断扩大。
  三、社交习俗的演变
  人们的社交习俗是人际关系状况与特征的反映。近代山西社会的传统社交习俗的特点之一,就是比较封闭,人们交往的范围相对狭窄、交往对象也很少。正太铁路的开通增大了人们活动的空间,使得人们社交活动的范围和对象都有了扩展,逐渐打破了人们社交习俗中亲缘、地缘的限制。
  在近代山西传统社会中,安土重迁、不乐远游,是人们普遍存在想法。如当时的平定县就有“男子不远游,妇女不交易”的说法。但是铁路的出现改变了这一传统,使得人口的流动开始增加。以榆次为例,民国八年至十四年榆次共迁入835 人,二十年(1931 年)又从直隶迁来15 户到直隶庄。除此之外还有不少人从海外迁入榆次。
  伴随着正太铁路的通车,“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大清邮政开通了正太线铁道邮政,租用火车容间20 立方米,邮局派人押运,与沿线局所交换邮件”。铁路运送邮件缩短了信件投递的时间,方便了信件的投递,这样家里人会经常得到“远游”人的消息,在某种程度上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使得人们逐渐淡漠了地理上的差距。
  “男女授受不亲”乃是中国传统的陈腐观念,在这种观念影响到社交习俗,就是使男女之间壁垒森严,不能自由交往。但是铁路的出现,使得这一观念开始崩溃。主要原因是乘坐火车的乘客男女都有,且车厢中不设专门的男厢或女厢,而是采取了男女混坐的形式,久而久之人们便习以为常,自动的将“授受不亲”观念抛弃了。
  正太铁路对其沿线民俗的影响还有许多方面,比如铁路的出现,使人们特别是下层民众对自然界的认识有了提高,这就导致了人们传统的自然观产生了变化,从而使风、雨、雷、电等自然神的权威受到了挑战。正太铁路的出现,还使得铁路沿线的城乡从事商业活动的人数不断增加,对过去“重农抑商”的传统也发出了挑战。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近代铁路冲击了中国的传统的思维和习俗,改变了人们传统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同时也促进了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其作用不可忽视。
  四、余论
  近代,铁路在载着发达的、文明的“西方工业文明”进入中国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影响,如环境的破坏、慵俗之风的快速传播等等。这是任何一个新生事物出现后所固有的两面性。同时,近代中国社会风俗变化的过程是一个近代化的过程,其实质是传统农业文明向近代工业文明的过渡。“近代社会风俗的变迁是近代化在文化心理状态这个层面一部分内容的反应”,其对社会其他方面的近代化有着重要的影响,特别是物质文明的近代化。因此,处理好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对我们当今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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