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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珠三角宗族制与农业耕作系统

作者:2017-01-21 17:27阅读:文章来源:未知
  宗法制度的故乡本在北方的黄河中下游地域, 起源于氏族公社, 盛行于西周。尔后, 虽然几经改变, 以适应社会变迁的需要, 前后依然有一脉相承的关系。随着汉族与各少数民族间的相互融合, 宗法制也逐步向周边地区扩展。明代以后, 作为越人故地的珠三角等东南地区, 宗族组织反而更加盛行。得益于商业化的一些单寒家族, 冲破宗法制为官宦世家所垄断的藩蓠, 也修坟墓祠堂、撰写族谱、置族产, 按照宗法制的原则组织起来。宗族组织因而趋向民间, 逐步庶民化, 普及化。
  宗族制在珠三角的兴起和盛行, 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中一个重要机缘是因应农业耕作系统的需要。农耕系统与宗族制之间的互动, 又促进了各自的不断发展与完善。
  一、“珠玑巷”移民与宗族制的建立
  自秦始皇遣大军进入岭南起, 虽不乏中原士民零星地移入珠江三角洲, 但他们皆多在三角洲的边缘台地居住, 旨在避开洪水的淹没, 一如石器时代的聚落分布。据地理学家曾昭璇教授的考察, 番禺北部台地, 即为汉晋居民点所在。这些南来的北方士民, 对传播中原先进的汉文化作出了贡献。然而, 他们并没有对珠三角进行有效的开发。直至宋代, 集团性的移民源源迁入, 即所谓珠玑巷的移民不断移住, 珠三角才得到初步的开发。从历史文献记载以及近年编著出版的珠三角各市县的地名志看, 移住于珠三角内部沙丘的主要是珠玑巷移民。正由于珠玑巷移民胼手胝足地开发, 珠三角这一栖息于历史角落的荒服之地才被唤醒。
  所谓珠玑巷移民, 就是北宋末年, 靖康( 1127 年) 之乱时南迁珠三角的北方士民。因金兵南侵, 宋室迁逃, 偏安杭州。朝廷官宦、士大夫也纷纷南移。随隆佑太后来赣南的一路数万人, 沿赣江的上源章水继续南来。他们跨过南岭寄寓南雄。这些士大夫就道时所携带的随行人员和族人, 以及邻里乡党, 经在南雄地区暂住之后, 便下浈水, 入北江, 顺江而下, 移住珠三角。据当地族谱, 如《罗氏族谱》等文献记载,从南雄珠玑巷移住珠三角的一次集团性的移民中, 便有33 姓97 家。关于这些人的家世, 没有官宦世家的记载。
  至于一些因商、因官, 或因流徙, 而卜居当地者, 也曾“蝉连而居”, 并有在宋元建祠堂、置族田的记载, 但这些家族并不能世代相承地保持其显赫的地位。宗族制在珠三角没有普遍推行。未见以恪守中原宗族制自诩者, 却有士族与土人合流的先例。世为罗州刺史的新会冯融, 本是燕主冯弘之裔, 以其子高凉太守冯宝, 婚于俚( 宋后改称黎) 族首领冼氏女。后来冼冯氏家族成为独霸一方, 历梁、陈、隋、唐四代而未衰的大族。唐初冼冯氏之孙冯盎“所有地方二千余里, 奴婢万余人, 珍玩充积”。珠三角各大族以中原高贵血统相标榜, 是在明代以后的事。
  明中叶, 珠三角的单寒小姓在当地经济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使他们感到自已存在的价值, 于是也仿效大族建立起宗族组织。这就冲破了传统的宗族制与庶民隔绝的藩篱, 使原为名门大姓所垄断的宗族制走向民间, 成为庶民的组织。庶民子第通过入学、科举而仕宦的道路, 跻入统治集团。明中后期活跃于政坛的珠三角籍官僚, 如伦文叙和伦以训, 以谅和以诜父子、霍韬、李待问等, 就分别从农民、鸭户、冶铁户等社会底层出身而出任朝廷大臣或地方高级官僚。顺德梁储更是入踞正德朝宰相。他们相互援引、互相攀附。例如, 正德9 年( 1514 年) 梁储充会试考官, 擢霍韬为第一; 礼部尚书霍韬倚重佛山梁焯和番禺王用仪。这一新兴的官僚士绅集团更是大倡宗法制, 竞相叙谱追宗寻祖, 都说是源于中原名宗大族, 迁自南雄珠玑巷。如伦氏, 望出京兆, 黄帝臣伶伦之后; 霍氏, 望出太原, 周文王之叔虔( 因封于霍, 亦称霍叔) 之后等。各大族迁自珠玑巷之传说, 更编演成美丽动人的故事, 自明代起盛传不衰, 妇孺皆知。新贵宗族附会的族谱, 敷张成故事传说, 传说又成为后来编写族谱的依据。有谱牒以尊祖, 自可立祠堂以敬宗、置族产以睦族。在建构谱系中, 对始祖的附会、对祖宗的粉饰, 几乎成为修谱的通病, 非珠三角所独然。唯同姓不同宗者, 采取虚立名号、联宗通谱、建立共同的宗祧继承关系的作法, 本是传统宗族制所禁忌的, 在珠三角却公然盛行。宗族管理经济的功能日益扩大与加强, 宗族拥有族墟、族店、码头、族窑等产, 沙田的承垦与管理更是宗族经济的重心。这些经济活动的主旨为筹集祭祀和恤族经费, 这已经是一种商业行为,而不是传统的道义经济。
  更甚者, 一些居住相邻近的寒姓单家, 也以抽签、占卜方式来确定共同的姓氏, 并且虚拟共同祖先, 合同组成一宗族。虚拟宗族的流行成为珠三角宗族制的一个特点, 这与以父系为中心的血缘关系组织起来的传统宗族制迥异。
  珠三角宗族制的变异, 与其出于功利, 适应当地农耕系统的需要有密切关系。较之于传统的宗族制, 它属于变异的亚种形态。
  二、因应湿地农耕系统的需要
  珠三角是一块亚热带富饶的湿地, 属于海洋经济范畴, 具有开发的潜在优势, 其自然生态得天独厚。水量丰沛, 热量充裕, 适宜水稻, 尤其适合种植蚕桑、甘蔗、香蕉等经济作物。西江带来云贵高原广袤的表土, 在珠三角这一浅海湾的边缘淤积成大面积的淤泥质的、且不断向海域伸展的滩涂, 可以开辟成肥沃的沙田。但是, 也存在台风及由此而引起的暴潮的袭击, 尤其是洪水和内涝频繁, 通常每年有五次洪水, 即农历三月的头造水、农历四月的八水、农历五月的龙舟水、农历七月的七夕水和农历八月的中秋水。其中龙舟水的威胁最大。洪水过后, 积为内涝,洪、涝成为农业开发的主要障碍。
  珠玑巷移民进入珠三角之时, 一些可避开洪水淹没的丘陵高地及周边的台地, 已经为土著居民和前期零星移入的南来士民所占据。珠玑巷移民的出路是因地制宜, 治理滨海涂滩, 建立起滨海湿地农耕系统。
  在参考、利用江南治理沼泽地经验的基础上, 珠玑巷移民逐步建立了一种水陆交相作用的农业系统。通过兴修大堤、基围, 既可防洪涝,又可利用潮水涨落, 进行排灌; 堤围还可束水归槽, 促进下游流沙的淤积, 人为地制造了更多的沙田。治理湿地的水陆交相作用的农耕系统, 必须依靠群体的力量, 这一客观要求是珠三角宗族制产生的特别重要的因素。当然, 为了取得入住权、土地开发权, 也是宗族制得以创建的重要原因。
  随着开发的深入, 这一农业系统日趋复杂,形成多层次的结构。例如, 在湿地水陆交换的农耕大系统下, 出现了兴起于明中叶而完善于清末的基塘系统。基塘系统之下, 又包含基面的陆地系统、鱼塘的淡水系统和蚕丝系统等三个子系统。总而言之, 在珠三角的农业系统中, 水体与陆面之间复杂多样的能量交换和物质循环, 水体资源与陆地资源互相依存和互相制约, 彼此联结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一种完整的农业系统, 不仅是自然条件的彼此关系, 还应当包括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组织。从堤围的兴修到沙田的开发, 乃至管理防卫, 都需要有组织的群体力量和互相协作的一致行动。
  三、群体性、协调性是南方稻作文化的重要内容
  珠三角湿地农耕系统中, 兴修水利以防洪涝、开辟沙田, 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以威胁最大的防洪而言, 个体家庭是无能为力的, 惟依靠有组织的群体力量才能战胜。先是西、北、东江的主干, 继及三江的各支流两岸, 皆筑起堤围,其作用在于防洪、防涝。它与度水势、积沙而圈筑以成沙田的基围有所不同, 后者是以垦田为目的。所以清代以前撰修的地方志上, 修筑堤围多载入“江防”栏目内。修筑堤围, 需要群体的力量。据文献记载, “有专护田陇者, 有但卫村舍者, 有村舍、田陇并防者”, “有数村合筑者,有各自为筑者”。往往由士绅创筑, 也有的分段由各村“各姓按名下照数认筑”。一个族姓固然可以独力兴修, 例如顺德的里沙围、北周围和沙咀围, 是在道光15 年由梁氏宗族兴修的; 但较大的堤围, 则需要集数村之力协同兴修了。如顺德的乐成围, 于道光19 年由龙山堡的官田、沙富、旺村、冈头和冈贝五埠合筑。至于大型的堤围, 更需要联堡, 联都, 乃至联县兴修。桑园围横跨南海、顺德两县, 就需要集两县的力量。堤围需要经常性的维修, 汛期尤其需要日夜巡逻,以防不测。据实地调查, 每遇洪水, 巡基人要分班日夜巡逻。一有险情出现, 便立即派人边敲锣边奔跑通告下站的居民, 口喊“xxx 地方危险”。闻到警报的下站村落, 又照样派人敲锣奔跑, 往下通告, 依次相传。村民闻讯即奔往有险情处,进行抡救。这一切都是约定俗成。敲锣报警、修补堤围的专门技术如打桩等, 是有专人负责的。技术较强的打桩, 还须加以训练, 并代代相传。
  民国末年( 1949 年) 曾参加过护堤抢险的蔡勤( 顺德龙江镇集北管理区东胜坊人) 曾给笔者描述他参加防洪的经过。他说: “1949 年农4 月27~28 日发生一次大的洪水。傍晚在家一听到从万安方面传来万安段有险情的警报后, 我村报警者便敲着锣奔往西溪方面; 西溪闻警, 又接着敲锣往南海方面相传。我们各家各户, 先在村内集中, 分派任务。传统规定, 16 岁以上必须上堤。如果一家5 口, 可以只去3 人。但到危险时刻,则凡合格的人都要上堤。老幼和妇女留在村里搞后勤, 负责送饭。上堤的人到‘社公’集中, 并在‘社公’前点着香火。工具放在‘社公’处,有专人保管。我们取了工具便奔往险情处, 持香烛的人走在前面, 大家跟着香火前进。香火插在有险情的堤上, 便表示把‘社公’请来了。护堤抡险结束, 收队回村后, 要安排酒席, 拜谢‘社公’, 然后大家大吃一顿。这些费用, 是按鱼塘亩数分摊负担的。”他还说, 这一切都是约定成俗, 为每个村民自觉执行。可见, 这种群体性、协调性是南方稻作文化的重要内容。
  四、群体力量支撑沙田开发
  清代中叶以后, 拍围积沙, 人为开发沙田的基围, 也非个体家庭的力量所能胜任。关于围垦沙田的详情, 最早的文献记载, 见诸龙廷槐( 1749~1827 年) 的《与瑚中丞言粤东沙坦屯田利弊书》。
  “民之报垦者, 每或数人, 或十数人, 以至数十人不等。报垦税数, 自数顷以至数十顷、百顷亦不等。皆视水势之缓急、广狭, 以定其纵横长短之数。议既定, 则各出赀, 以为衙门报承领帖之费。准垦之后, 俟其水势渐浅, 人力可施,又合赀雇工赁舟运石沉累海底, 周围数百丈, 以至数千丈, 不等。名曰石基。又名底基。石基既累, 幸不为风浪冲刷之, 数年或十数年, 潦泥淤与基平, 则又运石再累。至再至三, 如是者又数年十数年, 渐积渐高, 于是潮退尽时而坦形可见。乃运高田有草之硬泥, 四周筑为大堤。中间间以小堤, 纵横棋布, 又曰硬泥基。基既成, 又幸不为风浪冲刷, 阅数年潦泥复淤与基平, 又再筑。又积之数年十数年泥复与基平, 则坦形亘然出面矣, 名曰水坦。水坦泥土如浆, 践之灭顶,乃用小艇载芦荻散栽之( 粤人名为朗?) 。数年后, 荻茂根蟠, 其土渐实, 则去荻而种之以草。四周仍留荻以御风涛, 名曰草坦。计自累底基以后, 有岁修、有小修, 有守基之人、守荻守草之艇, 防偷掘, 亦以候风信。种草后数年, 或十数年, 坦益高, 泥益实, 乃相其高阜之处, 试种稻之能耐咸潮淹浸者, 名为出水莲( 俗名虾稻, 言如虾之日在水中也) 。由此渐开渐拓, 迟之十数年, 乃可种上稼而名之为田。”
  “然地濒大海, 去乡村远者数日之程, 近者亦有一日。耕者既费舟楫之力, 若遇飓风及旱而潮卤不熟, 夫以如此工筑之费, 经营之劳, 又必延之数十年, 百年始成田。迨成田矣, 又有争讼之累, 风涛卤水之虞。已非易易, 况未成田之时, 或屡筑而屡圯, 或才筑而被风一扫荡然, 以致力竭不支, 辗转相售, 因而破家荡产者踵相接。”
  龙氏顺德人, 乾隆丁未( 1787 年) 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嘉庆三年自京辞官家居, 不复出都门。家居期间, 关心并操纵地方的利弊兴革。廷槐、其父应时和其子元任祖孙三人均中进士, 其侄元僖、元俨也先后中进士, 廷槐之孙及侄孙9 人亦先后得举人。科举鼎盛, 为一时之佳话。龙氏也因而成为当地的望族, 在东海十六沙占有大量的沙田。他本人也可能参预围垦沙田事。这篇于嘉庆5 年给他的同科翰林、广东巡抚瑚图礼的信论沙田问题, 是站在沙田地主的立埸上, 为反驳广东布政使常龄关于增加沙田税额的奏请。尽管他过分强调围垦沙田的困难, 围垦沙田也未必都经历他所描述的每一个阶段, 时间也未必如他所说的长久, 但他关于围垦沙田过程细节的描绘, 应当是合乎事实的。至于他所说的因承垦沙田而“破家荡产”者, 仅是特例, 相反自明代以来工筑沙田一直是势宦巨族敛财致富的法宝。
  关于围垦沙田之费, 龙廷槐的看法是: “粤中上腴之产, 亩值三十金; 中腴二十。成熟后可比中腴。计其圈筑之费与年岁之久, 其值亦与买置中腴之田相埒。独经营之苦, 争讼之累, 视中腴劳数倍焉。” 清代嘉、道时人陈在谦则说:“有沙田十亩者, 其家必有百亩之资, 而始能致之也。有百亩者, 必有千亩之资而始能致之也。”这些未免有夸词, 但耗费浩繁却是事实。除大族势家, 商贾富户外, 个体农民是不能承担的。
  为了切实把握文献上关于围田耕作系统的记载, 笔者曾到顺德大良蓬沙管理区等沙田区作田野调查。蓬沙管理区, 在土地改革时期( 1952年) 有肇德围等14 个, 规模都不大。此地处于潭洲水道旁边, 在顺德其地势最低, 围田圈筑较晚, 约在晚清、民国年间。在那里, 围的概念,既含有基围和田, 也是聚落的名称。沿着河涌,面水背堤搭架的茅寮( 或称水棚) , 便是承佃人或耕仔的住屋。这种村落多为线状型。一个围的规模, 是由最初淤积沙坦的大小, 围垦者的财力决定的。虽然不可能作出统一规划, 但是万一某人有插花地在其中, 则可以换田或购买等形式解决, 以便圈筑。围基的高度, 田面至基面约有1.5 米( 田面低于珠江水位0.2 米) , 基面宽0.7~0.8 米。小基围, 洪水一来, 必定漫过基面, 不能抵挡大的灾害。所以, 1950 年在人民政府的主持下, 将大良、伦教和勒流三镇区的小围进行联围, 即由三镇区共同修筑一条大围, 将其所有的围田都圈围在内。蓬沙管理区的14 个围田, 也被围圈在其中。这一工程, 迄1955 年才完竣。原来的小基围, 凡具有排灌功能的, 一概保留,一些不起作用的, 则予铲平, 加设排灌站。在顺德与番禺接壤的沙田, 也由番禺、顺德两县共同负责, 将众多的小基围联成番顺围。
  在水乡泽国的珠江三角洲, 往往以舟艇代步。舟艇成为一个人谋生的必备手段, 水道交通至为重要。甘竹滩以下的三角洲漏水湾内, 原是一片片浅海, 舟楫本可以自由来往, 但淤积成陆, 并经围垦之后, 便形成了沙田和纵横其间的涌渠。这些涌渠, 往往是归属涌渠两旁的田主,或某一边的田主, 由其享受内中的鱼虾之利。舟楫行驶有时受到约束。各宗族通常在涌边设有“活水步( 步通埠) , 以利人上落”。有的豪族在河涌道上, 私设关卡, 横征勒索。总之, 河涌水道也在巨族的控制之下。水道交通也是当地农作系统的重要方面。
  五、沙田的耕作和管理需采取相对统一的行动
  沙田距住家甚远, 明代晚期, 每逢耕种,“ 耕者皆以大船载人牛, 合数家居之”。清初,“大船为官府所夺, 乃始结墩以居”。所谓“墩”,即搭茅寮以作临时居住。二月下旬至五月, 耕作结束才相率还家。清代中叶以后改取围馆的经营形式。在同一围田, 有的划成若干片“间田”,在一间田中有一供排灌的水窦。大的间田, 要由数人合租耕佃。排灌本身就要求农事的统一安排。
  笔者曾实地调查, 在番禺县万顷沙, 如数人合租一间田的话, 要推选一管窦人, 水窦的开关必须共同商定, 再通知管窦人执行。
  一片围田内部, 如不分间田, 因排灌的需要, 同样要求农事安排步调一致。笔者到顺德大良蓬沙等地围田区作田野考察时, 当地的老农说, 围内的农事, 从下种、耕耘到收割, 都由围馆统一指挥。由此可见, 大片的沙田, 由于共同水利设施的关系, 不可能零散分割由小农户占有并单独经营。从1951 年一份《土地改革学习资料》中也可得到证明, 其文写道:
  “沙田土地大部份必须具备大的水利工程设施, 经营面积是较大的。它也有利于发展大的经营, 而不利于分散的小生产⋯⋯土地改革时, 凡应没收与征收的沙田, 如系属于水利工程较小,适合于分散经营的( 如一般老沙区) , 均尽可能分配给农民所有, 使原来的沙田农民能用以耕种生产。至属于水利工程较大, 不利于分散经营的, 分给一般农民实际上是搞不来的, 均收为国有, 并按照各种有利的方式, 合理的经营。”
  土改过程中也实施了这一文件规定。例如,东莞明伦堂的万顷沙, 大的水利工程, 不适合分散的个体经营, 土改时收为国有, 建立沙头乡华侨集体农场。1954 年, 与国营万顷沙农场合并而成为今天的珠江华侨农场。
  另外, 盗匪横行, 抢割成风, 需要强有力的保护, 才有“春耕秋获之安, 无风波争讼之累”。因此, 负责沙田防卫的沙局、公约等由乡族士绅操纵的地方性组织纷起, 并成为重要的地方控制力量之一。例如, 顺德县先后成立的容桂公约、东海护沙局, 就是专门负责办理东海沙田事务的。县内各地也先后成立公局或公约, 如大良公局( 内属下有南关、东关、北关、大良城内四个公约) 、古楼公约、旧寨公约、羊额公约、伦教公约, 等等。乡族士绅在地方的控制, 成为农作系统的一个环节。
  从上可见, 农业耕作系统的运作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组织结构。正是因为农耕系统所需, 珠江三角洲以宗族组织为核心, 形成了乡族士绅控制地方的社会结构。宗族组织也因而伴随着农耕系统的不断完善而得到长足的发展。在以宗族土地所有制为主的占有形态下,采取既保留传统的租佃形式, 又包含近代农场式经营因素的围馆经营方式, 也成为农耕系统的重要方面。农耕系统不仅受制于自然条件,而且与社会组织互为因果。宗族组织一旦确立, 又为农业系统的稳定性发挥了作用。
  顺带指出的是, 珠三角的农耕系统还因应了海上贸易的需求, 注入了海洋文化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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