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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七七”纪念与抗战时期的政治动员

作者:2017-06-24 18:38阅读:文章来源:未知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开始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也由此拉开全面抗战的序幕。中国十分重视对该事件的纪念,1938年,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将“七七事变”爆发之日制定为“抗战建国纪念日”,乃“国定纪念日”之一,同时还从制度层面确定了该纪念日的宣传主旨等。于该纪念日举行的纪念仪式活动丰富多样,虽然为“国耻”性质纪念日,按常规应内敛,但各方侧重于通过各种活动以开展抗战动员与政治宣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纪念话语层面展开的政治动员,借以分析和认识时局,表明抗战的必要性。学界已有研究成果多考察“七七”纪念的文本话语。鉴于此,本文拟从政治动员的角度观察“七七”纪念,并着重于制度设计、仪式活动、话语表达等层面政治动员的分析,以深化抗战时期国家纪念日如何服务于抗日战争的认识。
  一、制度动员:纪念日的设计
  “七七事变”爆发前,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周期性纪念“九一八”“一二八”等事变,虽有国家层面纪念活动,但始终未将之作为正式国家纪念日。所以,纪念活动的展开与纪念仪式的操演一般皆为使人们不忘“昔日”国耻与国难,偏于诸如此类事实和愿望的宣传。然而,受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真正重视的纪念日,则将会被上升到宣传政治目的的高度,即表达政治利益诉求。直至“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该标志性事件迥异于“九一八”“一二八”。虽然同为日本侵华事件,但“七七事变”被赋以全国性意义。当然,此似乎为刻意制造,因就基本事实而言,“九一八事变”或许更具代表性,因为此后“国难”话语与意识已相当流行,“七七事变”的爆发似成自然之事。“九一八”“一二八”纪念明确冠以“国耻”主题,但“七七”纪念被称为“抗战建国”,或许也能从中窥见统治者目的所在,成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表达政治思想的途径之一。抗战建国既然已为抗战时期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最重要的宣传口号,应有名符其实的表达渠道,选中“七七”纪念确为“天时地利人和”各种偶然与必然因素的结合。全面抗战爆发、国民党政策、新式纪念方式三者集结成“国定抗战建国纪念日”。
  “七七事变”爆发后,1938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致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称:“为去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我国在领袖决策之下,开始抗战建国,拟请中央常会确定每年七月七日为抗战建国纪念日,送国民政府命令公布,定为国定纪念日,并转知教育部列入历书。本年纪念办法,已会同政治部拟定,呈奉总裁批准照办。”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召开第八十三次会议表决:“定七月七日为抗战建国纪念日,至本年纪念办法,由宣传部再行斟酌修改”。从宣传部函请可知,宣传部实已拟定设置抗战建国纪念日,此正符合南京国民政府制定国家纪念日的一贯政策,由宣传部拟定,然后呈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决定。其实,国民党中执会决定徒具形式,“纪念办法”都已拟定,并“呈奉总裁批准照办”。“抗战建国纪念日”定为“国定纪念日”已显示出与“九一八”“一二八”纪念的不同之处。抗战建国纪念日成为南京国民政府利用现实事件制作的第一个国定纪念日。此前“革命纪念日”系统中的国定纪念日与本党纪念日数量众多,却不见纪念“本朝”事件或人物。自此可见南京国民政府纪念“现实”事件的需求与纪念日策略的变化。
  国民政府针对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拟定、中执会常委会决议而设置的抗战建国纪念日,于1938年7月4日发布“渝字第三五四号”训令:“令行政院直辖各机关为令遵知事,案奉中央执行委员会二十七年七月一日鄂仁字第三三八零号函开,兹经本会第八十三次常会决议,‘定七月七日为抗战建国纪念日’在案,除纪念办法由宣传部制定颁行外,相应录案函达,即希查照公布,列为国定纪念日,并请转令教育部列入历书,以资纪念等因,奉此,自应照办。除明令公布定每年七月七日为抗战建国纪念日并分行外,合行令仰该知院转饬教育部遵照列入历书,并转饬所属一体知照。此令。”国民政府属于执行机关,而将相关政策贯彻到相关下级部门具体实施。此前国民党中宣部、政治部已制定《抗战周年纪念宣传大纲》,确定纪念主旨,规定相关纪念活动,并表明“七七是牺牲的最后关头,也是抗战建国的光荣开始”,进而阐述将“七七”定为抗战建国纪念日,其原因在“去年七七是全国抗战的发端,民族复兴的起点”。于是,“抗战建国纪念日”从拟定到决议、出台,整个过程已完成。其中所称“纪念办法由宣传部制定颁行”,从此后文件看,具体方案与“国耻纪念日”有相似处,是“全国一律下半旗停止娱乐宴会志哀,各地党政军警各机关各团体学校均分别集会纪念,并由各该地高级党部召开各界纪念大会”。另有不同之处,“五月九日”国耻纪念日“兼作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七月七日并全国素食一天兼作抗战阵亡将士及出征军人之家属与伤兵之慰问”。抗战建国纪念日既有一般志哀纪念日活动,也有独具特色一面。除纪念“七七事变”外,为现实抗战提供更多各层面的支持,所以其活动较为丰富并具有强烈针对性、时效性,此或许成为抗战胜利后即被取消的原因。
  国民政府发布“抗战建国纪念日”训令前,即7月2日发布“渝字第三四七号”训令:“令直辖各机关为令遵事,案奉中央执行委员会二十七年六月十四日鄂感字第三四零号公函开,‘本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为集中意志,统一行动起见,特制订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经大会议决公布在案。今后政治上一切措施,自应以此纲领为最高准绳,各主管机关,尤应就职掌范围以内,悉心研究,以求贯彻。相应抄同纲领全文函达,即希查照,通饬所属各机关一体遵照’等因到府,应即照办。除函复并分行外,合行抄发原附纲领全文,令仰遵照,并转饬所属一体遵照。此令。”国民党发布《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将之作为国民党与国民政府的基本政策,并且在不久后设置“抗战建国纪念日”以作为宣传“抗战建国纲领”的媒介。抗战建国纪念日的设置与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的制定几乎同时,并由国民政府通饬全国施行。“抗战建国纪念日”本身即是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宣传基本国策的重要手段,特别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抗战建国纪念日应运而生,试图将抗战与建国一并完成。
  1940年5月2日,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第146次会议讨论“五月五日革命政府成立纪念及五月九日国耻纪念办法并推定委员报告”,决议“五月九日国耻纪念并入七月七日抗战建国纪念举行”。从所掌握材料猜测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将“五九”国耻纪念并入抗战建国纪念日的目的在于强调“抗日”主题。“五九”国耻纪念日与抗战建国纪念日的纪念办法有趋同性,皆属“志哀”性质。但“五九”国耻为历史事件,国民政府文件描述:“五月九日是民国四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强迫当时北京伪政府签订二十一条件,以图灭亡我国家之一日。亦即中华民国开国以来,受帝国主义者第一次施行最毒辣的侵略之一日。亦可谓封建军阀勾结帝国主义者,拍卖国家权益,宰制人民之一日。中国民众能认识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之狰狞面目,而开始努力于民族解放运动,可谓是此次奇耻大辱所引之觉悟。”南京国民政府称北京政府为“伪政府”,实际上是通过“国耻”纪念强化自身政权合法性,该纪念日的缺陷随着时间流逝而越发模糊,不像“七七事变”具有明显的亲历感,更能通过纪念振奋人心。
  二、仪式动员:纪念日的活动
  国民政府制定的纪念日众多,抗战建国纪念日只是其中之一,纪念日活动因各种原因多被程式化。抗战建国纪念日则略有不同,活动受到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持续重视。早在1938年6月,即有人探听到国家将于“七七”抗战建国纪念日举行的十项纪念办法,涵盖各方面,形成立体全面性纪念。
  抗战建国纪念日在统一规划和组织下,举行各种纪念仪式活动。如,1939年7月7日晨8时,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举行“七七”纪念会,包括蒋介石在内的重要政治人士四百余人参加,其中何应钦有“艰苦奋斗中之收获”的报告; 1941年中央纪念周及“七七”抗战四周年纪念仪式于当日晨7时在国府大礼堂合并举行,到留重庆的全体国民党中央委员及党政军各界代表三百余人,其中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作为纪念会主席,蒋介石在纪念会上进行训话,检讨过去的工作,并对未来工作方针发表指示;瑏瑡1943年“七七”抗战六周年,国民党中央与国民政府于晨8时在国府大礼堂隆重举行“七七”纪念会,蒋介石担任纪念会主席,其中有为抗战阵亡将士及死难同胞默哀三分钟的仪节,何应钦在纪念会上报告过去抗战的经过;瑏瑢1944年7月7日,国民党中央与国民政府于上午8时在国府礼堂举行抗战建国七周年与国民革命军誓师纪念会。蒋介石领导行礼后,叶楚伧报告纪念意义;瑏瑣1945年7月7日,国民党中央与国民政府将“七七”纪念与国民参政会第四届第一次会议开幕式合并进行,参与者有各界重要人士八百余人,其中有为抗战阵亡将士与死难同胞默念的仪节。瑏瑤纪念大会能够形成较为封闭的纪念空间,使参与者感受到仪式的神圣,至少在纪念大会操演的时间内,能将日常时间与神圣时间区分开来。同时,也正因为纪念空间的封闭性,使普通民众较难感受到纪念仪式的力量。
  社会各界经常举办地方性或行业性的纪念会,为普通群众的参加提供机会,形成较为广泛的政治动员。如抗战建国周年纪念日前夕,武汉三镇各界民众即召开纪念会,并且在汉口的中山公园举行献旗典礼,当时参与的普通民众达到二万人以上。瑏瑥香港华商总会、文化团体、学生赈会、洋务工会、难童学校等各界为“七七”两周年纪念举行纪念会。瑏瑦1941年“七七”纪念,成都市社会各界于晨7时举行纪念大会,到会万余人,由张群主持。下午6时,陕西社会各界代表在新城举行万人纪念大会。瑏瑧纪念大会往往伴随有献金、公祭抗战阵亡将士等各种活动,而非纯粹的会议形式,如此纪念仅为平台,为各种纪念活动的开展提供场所与空间。
  “七七”纪念往往开展献金活动。如,“七七”纪念一周年,武汉设献金台六处,分别在:汉口江汉关右首;世界大戏院门首;中山路水塔门首;三民路总理铜像前;武昌关门首;汉阳东门轮渡码头。献金日期自7日起三天。普通民众参与献金运动的热情非常之高,往往都怀抱着欣喜之情,充斥着爱国主义情怀。蒋介石及夫人也带头献金两万元,更是激起民众献金高潮。三日献金运动结束后,社会各界民众要求延长献金时间,后决定延长两日。最后统计,武汉五天的献纳人数逾五十万,金额超过百万元。1939年的“七七”纪念,班禅行辕职员献金“七百七十元”。1944年陪都重庆市民自“七七”始,三日劳军献金总数达八千五百万元,青年团及学校献金一千八百万元。献金还采取其他变相形式出现,如,香港华商总会筹赈会即议决通过“七七卖花筹款”,且受到各界支持。还有通过营业收入进行“散赈”,原本规定休业的娱乐场所照常营业,将“收入全部或一部用诸散赈之用”。小商小贩们也会用“义卖”,导游用“义导”等形式开展献金运动,为抗战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金钱捐输是对抗战最为直接的支持方式。
  国民政府还明文规定“七七”纪念全国进行“素食”。该规定得到较为普遍的执行。如,广州各界在筹备抗战一周年纪念时,吴铁城就主张广东全省要禁止屠宰并素食,以表示“同仇敌忾,坚忍卓绝”的决心。屠牛栏业同业公会、屠猪肉业同业公会、生鱼栏业同业公会发布通告,要求各屠场“七七”纪念一律停止杀生。且酒楼茶室皆制素品售卖,不得杀生,不得宴会,规定得到严格执行。还有真耶稣教会发起组织信徒十余万众定1938年7月7、8、9三日,为国难禁食虔诚祈祷,并扩大布道,以唤起国人觉悟。素食、禁食活动具有多层意义:首先是国难当头,“七七”为国耻纪念,用禁止杀生以示铭记国耻;其次是通过素食表示纪念抗战死难同胞,升华素食传统意义,在中国素食有对“神”表示尊敬的古义;再次是对神圣抗战的坚忍决心,素食是意志的体现,表示自己对“肉食欲望”的克制;最后是通过素食节省的钱款,捐输抗战,服务抗战,此为最浅显直接目的,最易为人接受,正如时人所传:“骚然疲中原,胡马驰骤速。赐与出金银,不用食梁肉。”素食成为当时人们表达情感,从而凝聚人心,进行抗战动员的重要措施。
  追悼抗战阵亡将士及死难同胞是抗战建国纪念日的主要活动之一。当时除某些“七七”纪念会中有纪念抗战阵亡将士与死难同胞的仪节外,社会各界还举行有专门追悼阵亡将士及死难同胞的纪念活动。1938年“七七”纪念,香港华商总会举行抗战阵亡将士死难同胞追悼会。其基本仪节如下:奏哀乐;向党国旗及总理遗像行三鞠躬礼;为阵亡死难同胞默哀三分钟;恭读祭文;演讲。词毕,全体高呼口号。至午12时,全体复肃立默念三分钟,为阵亡将士死难同胞志哀,散会。1939年重庆各界“七七”纪念,晨8时即在有专门的公祭抗战阵亡将士及死难同胞的仪式,并准备在中央公园立“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举行奠基礼。1940年“七七”纪念,重庆各界在纪念会后,全体步行到当时的都邮卫无名英雄墓基地,并举行公祭抗战阵亡将士与死难同胞仪式,由卫戍司令刘峙主祭,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均遣派代表参加,宣读祭文,仪式肃穆隆重。祭祀抗战阵亡将士暨死难同胞仪式多有举行,被当作地方、社会各界纪念会主要活动,积极调动民众情绪以进行情感动员。
  抗战建国纪念日还举行有其他活动。如有的地方专门组织“七七”纪念宣传队以宣传“七七”事件,以加深人们对相关内容的认识和了解。有的地方在召开纪念会后举行火炬游行。有的部门则以主办画展的形式,通过展览与抗战有关的作品,以达到政治动员的目的。正是这些各式纪念活动,广泛的动员了社会各方人士的参与。宗教人士会为国祈祷,如1939年7月7日,中华全国基督徒联合会集合重庆的基督徒祈祷,并举行有追悼抗战阵亡将士与死难同胞纪念大会。1942年为纪念“七七”,全国宗教团体普遍祈祷胜利。1944年中国回教协会于假陪都清真寺举行同盟军胜利及我国阵亡将士死难同胞祈祷大会。抗日战争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一部分,则有不少海外人士积极参加“七七”纪念活动,并且海外华侨与各国友人都举行相关“七七”纪念活动,如盟邦的领袖在“七七”日发来慰问电。其中值得一提的是1942年“七七”纪念,中国官方有向同盟国军政领袖致以敬电,此举为以往“七七”纪念所未有,该举动也表明中国政府在不断地适应国际社会的发展,加强国际意识。
  纪念仪式是很好的政治动员工具,其形式多种多样,不仅官方能够借以表达自身的政治主张和理念,同时广大民众也能借助各种纪念活动参与其中,为抗战贡献自身的力量,并且相关纪念空间的建设,也能够凝聚民族精神,为抗战提供精神动力。每年抗战建国纪念日,作为“领袖”的蒋介石发布书告,以及在各类纪念会上政治人士演讲报告,都是国家意识形态、政治观点的最直接宣传途径。这些纪念仪式活动始终贯穿着这些意蕴,为这些政治意识、观点的象征性表达。
  三、话语动员:纪念日的主旨
  “七七”纪念被设计成抗战建国纪念日,成为国民政府最为重视的纪念日之一。不仅纪念活动从未中断,并且每年社会各界还会发表大量言论,以阐发“七七”纪念的主旨。其中宣传抗战,进行政治动员为主要内容。
  呈现日本残暴行径。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国带来无尽的灾难和痛苦,“七七”纪念有大量叙述日本残忍与暴行的话语,以揭示其侵略行径,渲染其野蛮行为,从而开展抗战动员工作。正因“日寇的野蛮的进攻,使被占领区的同胞遭受极大的摧残,失去家庭,失去土地,失去房屋,失去父母,失去妻子,失去财产,失去学校,离开工厂,离开农村,流亡四处,而成为难民,他们整天的受饥受饿,四处奔走”。日本侵略造成中国民众沉重的灾难,多方面遭受损害,不仅在物质上,也在精神上。抗战不仅是将士的牺牲,民众死亡者也不计其数,于“农村田园工业建设,以及文化机关全被毁坏,壮丁青年惨遭杀戮,多数同胞流离痛苦,至于老弱妇女受到敌军兽行惨不忍闻的凌辱屠杀,尤为历史上未有的惨毒”。这些都将直接或间接地伤害到全国人们的身体或心理,皆是日本侵略的结果。从根本上而言,日本“所进行的战争是侵略的、野蛮的、退步的、违反其本国人民利益与世界和平的。而我们的抗战,却是革命的、正义的、进步的、符合于中国人民利益与世界和平的”。日本侵华战争相当的野蛮,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皆施行相当残暴的手段,可视之为兽行,正如《新华日报》一则社论所言:“日本强盗现在军事上还不断在对我作狼奔豕突的进扰,经济上疯狂地扩充军火生产,政治上力行民族欺骗政策,加紧奴化沦陷区人民并进行残暴的掠夺。”抗日战争进行到后期,中国“多少人民流离失所和惨遭杀戮。日寇的残暴已达极点,人民的苦难无以复加”。日本的种种残毒行为难以言表。正是对日本侵略行为的书写,伴随国人对日本的仇恨,泛起片片涟漪。
  诠释抗战建国方针。“七七”纪念被确定为抗战建国纪念日,国民政府也颁布有抗战建国纲领,自然“七七”纪念被用以宣传抗战建国理念。抗战与建国成为一体两面,希望在加强抗战力量的同时,也完成建国任务,需要“加强我们的力量,达到抗战最后的胜利;从另一方面讲,我们要加紧我们的工作,以期完成建国的任务”,以达到“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其中蕴含将抗战胜利与建国完成“毕其功于一役”的设想。当时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借“七七”纪念对抗战与建国表达了具体认识,指出:“去年七月七日,是我们中华民族发动最光荣最伟大的民族抗战的一天。同时,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精诚团结,开始奠定建国基础的一天”。所以纪念“七七”是“要全国一致,万众一心,来完成我们抗战建国的使命,尤其是要人人坚定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信念。我们要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先要研究怎样才能抗战必胜,建国必成,有没有具备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条件。我们必须先具备了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条件,然后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信念,才能真正的坚定,才能由这个坚定的信念,完成我们抗战建国的使命,达到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目的”。林森强调“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信念与现实条件之间的辩证关系。具体到“建国”,即抗战中应建设一个怎样的国家,1940年《新华日报》社论中有言:“抗战中缔造的新国家新社会”将是“独立自由幸福新中国”。“七七”纪念话语对未来国家的展望给抗战增添了新的元素。中共中央抗战五周年宣言也强调:“必须按照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纲领的原则,改善内政,使人民更踊跃地为抗战而服务,才能战胜日寇,并为战后新中国的建设,树立前提。”抗战建国不仅是指导方针,也是未来目标。
  弘扬中华民族精神。“七七”纪念书写了中国军民的无数英勇事迹和伟大抵抗精神,以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实现抗战动员。《新华日报》“七七”纪念发表短评,有言:“一年来神圣的抗战,表示了中国军队和人民的英勇奋斗与光荣牺牲的精神,”且正因“我们军队英勇奋斗的精神,在中华民族解放的历史上写下光荣的史诗,这是我英勇将士的热血所写成的”,表明抗战展现出中华民族精神,反之,民族精神也鼓舞抗战的开展。“七七”被赋以相当重要的意义,认为是“中华民族斗争史上最光荣的日子”,而一年来的“苦斗血战,我们民族的伟大精神,是得到了空前发扬光大”。抗战中中华民族的牺牲,同时也是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体现。因为抗战才“摧毁着千百年遗留下来的阻碍我民族前进与发展的许多障碍,锻炼了全民族的精诚团结、进步统一,发扬了忠勇奋发威武不屈的精神”。抗日战争清理了阻碍中华民族发展的无数障碍,同时也激发了中华民族精诚团结、进步统一等精神。抗日战争正表明“我们亦是人类中优秀俊伟的一个民族!这是五年的抗战锻炼出来的一个坚定的信心。我们坚信,‘中国一定不会亡!’‘一定能复兴!’我们坚信中国还要更生气磅礴的活跃生存下去。‘声光电化’绝对消灭不了我们五千年的文化古国,‘炮利船坚’也压抑不住我们四万万五千万人的‘生的意志’;我们已用无量的鲜血恢复了自尊自重的信心,灌溉出蓬勃振奋的朝气。这是抗战五年来最伟大的收获,我们全国上下都能深切明白,自己民族过去之伟大与民族本质之优秀,我们今后将本此信心以兴全世界各民族屹立于世界,而永生无疆!”总之,“七七”纪念话语强调抗日战争体现出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是中华民族复兴与崛起的转折点。
  批判投降妥协倾向。抗日战争中实施政治动员,必须针对投降妥协者进行猛烈地批判,因国民党内亲日派一直都主张投降妥协,特别是在1938年底,汪精卫公开叛逃后,批判投降妥协成为重要政治任务。“七七”纪念话语中也不时强调对投降妥协的批判。1939年,毛泽东为纪念“七七”二周年而撰写文章,反驳当时流行的“和则存,战则亡”论调,提出妥协投降是相当危险的言论,呼吁全国爱国同胞能够团结一致,反对投降和分裂行为。若要取得抗战的胜利就“必须坚决的,彻底的,无情的反对妥协投降分子的斗争。对妥协投降分子的姑息优容,即是对抗战建国伟业的罪恶,因为中途妥协投降,是破坏团结,瓦解抗战,使民族遭受灭亡”。此时抗战正处相持阶段,而投降妥协只会使抗日战争功亏一篑。反对投降妥协是对抗日政治局势的警惕和认识,觉得“正在最后胜利的关头,遭遇到新的困难和危机,日人汉奸汪逆及其一群,正用政治上反共和平等阴谋毒计来破坏我民族团结,正用军事上‘以战养战’等阴谋毒计来破坏我准备反共争取最后胜利的计划,正用文化的经济的和外交的阴谋毒计来诱胁我们屈服在日本汉奸的统治之下”。“反对妥协投降”成为全国同胞最关心的事情,因“汪逆精卫辈每天狂欢所谓‘全面和平’,但全中国人民知道,妥协投降就是亡国灭种。全国人民决不愿对日寇讲和,决不愿对敌人妥协投降。他们的要求严若冰霜,他们的意志,坚如铁石。无论妥协投降来自何人,起自何方,全国民众,有要把他看做阴谋不轨的败类,而揭露他,打击他”。反对妥协投降需要揭露其本质,要求国人坚定意志打击民族的败类。
  抗日战争是一个特殊的时期,因国难的空前严重,需要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为之服务,需要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而该时期不仅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其他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各种政治力量皆有意识、有目的地引导社会民众积极参与到抗日战争之中,进行广泛的政治动员。国家纪念日作为抗战时期重要的政治文化资源,所建构起来的政治文化也是抗战政治文化,其操演即社会动员的重要形式之一。“七七”纪念被设计成抗战建国纪念日,直接服务于“抗战”,从开始的制度设计,到仪式活动的操演,到纪念话语的表达,整个过程皆与抗战政治动员紧密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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