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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攀枝花三线建设史料的搜集及其意义

作者:2017-06-24 18:36阅读:文章来源:未知

  三线建设曾在当代中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近年来逐渐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但是,攀枝花作为毛主席最关心的地方,大三线建设龙头之一,其历史研究虽已取得一些成果,但略显宏大宽泛,可供深入挖掘的空间仍十分广阔。傅斯年曾言:史料的发见,足以促成史学之进步,而史学之进步,最赖史料之增加。因此,本文拟对攀枝花三线建设的史料搜集情况进行梳理,以期对攀枝花三线建设的深入研究有所裨益。需要指出的是,本文论述的范围主要限于攀枝花市所编著、收藏及特有的史料,其他诸如共和国通史,三线建设专著以及中央领导的传记或回忆录等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一、文字史料

  ()档案资料

  来自官方的档案资料无疑是攀枝花三线建设史研究最重要的史料来源之一。建国后,涉及特殊时期重大战略问题的档案,开放较为缓慢,地方档案由于限制相对较少,可多利用地方档案研究当代史。攀枝花三线建设在当时属于国家重大战略机密,并贯穿了整个文革时期,因此,档案的保密、加密情况十分普遍。在笔者目前所了解的情况中,四川省档案馆的三线建设档案高度保密且未能数字化。攀枝花市档案馆则拥有丰富的有关攀枝花三线建设的档案资料,虽然并非完全开放,但相对而言略为宽松。同时笔者在搜集档案的过程中发现,加密档案多是因为涉及重大政治事件、工业建设以及矿产资源等方面的信息,但有关社会生活、民生问题等方面的资料开放程度较高,可以进行查询和利用。另外,攀枝花市曾拥有多家大型国有企业,它们也都拥有自己的档案管理系统。例如攀钢从1968年起就开始对自身的档案进行了初步管理,时至今日,形成了以科技档案为主,文书、会计档案,设计蓝图,文字材料为辅的档案馆藏体系。因此,这些国企的档案资料在研究过程中也应加以重视利用。此外,由中共攀枝花市党史研究室主编的《攀枝花开发建设史文献资料选编》(绿皮书)一书中,精心搜集了从1936—2000年攀枝花开发建设中的重要报告、文件、批示、题字词和图片等珍贵资料及原始文献上千份,史料价值极大。不过遗憾的是,此书系内部参考资料,印刷册数不多,加之早年许多单位和领导并不重视保存,导致目前存本很少。

  ()报刊

  1965年初,攀枝花特区党委决定创办《火线报》,以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中央的备战指示、报道工业基地建设的艰苦奋斗精神和好人好事为宗旨。开办时为油印四开张,不定期发行,人员仅4名。51日,《火线报》第1期出刊。93日从第8期开始改为铅印,周二刊,每期印刷4000份,限市内发行,并上送冶金部和西南三线建委办公室。19672月《火线报》及其印刷厂实行军事管制。3月,改《火线报》为《红色电讯》,只刊新华社电讯,不发地方稿。《火线报》共出刊130多期。9月,报纸停刊,编辑部撤销,采编人员下放劳动。19683月,攀枝花市革委会成立,决定筹办《新渡口报》,编辑部设编辑、记者、摄影、校对、电台等组,共40余人。51日出刊,四开四版,周六刊,每期印2万余份。196911月,根据中央和成都军区、省革委的指示,《新渡口报》停发地方稿,只留两人编发电讯,其余采编人员集中学习。19715月,根据省革委关于撤销地方报纸的指示精神,《新渡口报》停刊,只留少数人组成报道组,大部份采编人员被调出报社。

  由于各种原因,今天,攀枝花日报社仅保留了极少数的《火线报》与《新渡口报》的残存本,且不对外开放,这对于攀枝花三线建设的研究实属一大遗憾。

  ()地方志、地方年鉴、地方史志、文史资料、地方党校出版书目

  目前,攀枝花市的志书以时间为分期,共有两本,分别是《攀枝花市志》(1964—1985)《攀枝花市志》(1985—2005)。以攀枝花市所辖区县作为划分标准的,还有《东区志》《西区志》《盐边县志》《米易县志》等。另一方面,如攀钢、攀矿等国企也都拥有自己编著的志书,如《攀钢志》《攀矿志》等。除此之外,市一级还编有专业志如《攀枝花市交通志》《攀枝花市卫生志》《攀枝花市城市建设志》等。另外,还有由攀枝花市人民政府主办,攀枝花市地方志办公室按照年份依次编纂的《攀枝花年鉴》、《攀枝花市东区年鉴》和《攀枝花市西区年鉴》。资料性、实用性和工具性是地方志和年鉴的重要特征,述而不论则是地方志的编写原则。作为重要的参考工具书,以上资料从历史的角度全面反映攀枝花市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情况,为研究攀枝花的历史提供了丰富的基础史料。当然,地方志存在着水平参差不齐的问题,这是因为编纂人员的背景不同,以前从事的工作不同,对地方志编纂有不同的认识和理解。因此,地方志尽管是攀枝花三线建设历史研究的史料宝藏,但亦有其先天不足之处。故在进行研究的同时应当利用多种志书进行相互对比、佐证为宜。

  1984年,《渡口史志》正式创刊,后更名为《攀枝花史志》,是由攀枝花市地方志办公室主办的以记录攀枝花历史,宣扬攀枝花文化的期刊杂志,至今仍在发行。笔者曾前往攀枝花地方志办公室进行搜集,不过由于年代久远,期数众多,已无法全套搜集齐全。《攀枝花文史资料》则是由攀枝花市政协主编的以反映攀枝花建设历史为主题的文章汇编,每一期都有一个大标题作为主要内容导向,如《攀枝花文史资料·10·共和国不会忘记》。其中所收录的文章与《攀枝花史志》类似,史料价值也与《攀枝花史志》相当,但文章内容更加详细。简而言之,这些资料专辑一般包括文献资料、报刊资料、专题资料、回忆录、大事记等,内容涉及人民公社的各个方面,且多以回忆录为主,是当事人亲历、亲见、亲闻的史料,弥补了其他类别史料汇编的一些不足。但里面的文章质量参差不齐,史实不准确的地方较多,仅可作为参考、佐证使用。

  中共攀枝花市委党史研究室多年来已经出版了一些有关攀枝花开发建设历史的书籍,如《攀枝花开发建设史大事记》《攀枝花之最》《中国共产党攀枝花历史日志》《从神秘走向辉煌——攀枝花开发建设史话》等。此类著作引用的史料基本来源于档案或权威著作,大多可视为第一手资料,书中内容较为严谨,是研究攀枝花三线建设历史应当重视的重要史料来源。

  ()文学作品、回忆录

  攀枝花三线建设因其艰苦与传奇性在当年三亲者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部分三亲者后来撰写了一些回忆录、报告文学、诗歌、小说等文学作品。目前已出版的关于攀枝花三线建设的文学作品,如朱中一所著的《火红的攀枝花》,顾秀的《历程回望》,王春才主编的报告文学集《金色浮雕》《穿越大裂谷》《三线建设铸丰碑》等,地方文史杂志也收录了一些诗歌,辞赋。这些文学作品都是当年参加三线建设的三亲者所著,能够提供许多官方资料中没有的细节,对于深入了解那段历史,特别是社会经济史,大有裨益。但是这些文学作品往往带有很浓烈的情感色彩,而非理性的表达,真实性与虚构性并存。因此利用文学作品来研究历史,如何去伪存真,如何分析、利用其中的史料,是一个应当注意的问题。

  二、实物史料

  实物史料是历史的见证和历史知识的可靠来源,它既能比较真实地反映历史,又具有形象直观性,可以用来弥补文献资料的不足,填补历史研究的空白。攀枝花市拥有丰富的实物史料,如攀钢集团有限公司、成昆铁路(金江段)、渡口十三栋、攀枝花三线建设博物馆等,其中一些至今仍在运作。以攀枝花三线建设博物馆为例,该博物馆是我国最大的三线建设博物馆,搜集了宋平同志为博物馆题写的馆名,江泽民同志对三线建设的题词,彭德怀、李井泉、钱敏、徐驰、杨超等同志三线建设时期文物,中央和全国十三省区三线建设的决策文献史料,三线重点企业航空、船舶、机械、交通、常规兵器等各类三线建设文物10000余件(),图片2万余张。与此同时,博物馆还采集了国家相关部委、省、市、企业三线建设领导者、亲历者和研究学者等120人的高清口述历史视频,历时8000多分钟,还搜集了其他三线建设时期视频资料3000多分钟,为研究攀枝花三线建设史提供了最直观、生动的丰富材料。一般来讲,实物史料的实证能力是超过文字史料的,若能在研究成果中穿插相关的实物史料,那么无疑将对整个成果的学术价值有较大的提升。

  三、口述史料

  口述史料是当代中国史研究中除档案资料外的另一重要史料来源,尤其对于档案资料普遍加密的攀枝花三线建设研究具有重大价值。首先,口述史料能够纠正官方档案可能存在的遗漏与错误。此外,部分档案资料只是简单地勾勒一个历史事件的发展脉络,而整件事件发生的原因及具体的发展过程却难以知晓,口述资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些不足。其次,口述史料可以弥补文字档案史料的缺陷。由于文字史料天生所具有的弱点,一旦历史当事人去世后,他人对其进行篡改,后来研究者将很难辨别;实物资料不能自身解释自身,只能通过其他史料的相互印证方可证明其意义,而在规范操作规程下采集的口述史料却具有史料的真实性,对文字档案史料具有互相校勘的功用。最后,在我国,参与或目睹过中国近现代史上许多重大事件的人物尚在,口述史学有着十分广阔的发展前景。当然,一室之事,言者三人,而其传各异。口述史本身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另外,中国的口述史研究方法系由西方传入且时间较晚,目前尚处于兴起阶段,相关的理论研究比较薄弱,工作流程缺乏具体的规范,不同学科对口述史的侧重点也并不一致,这使得目前口述史在学界主要还是作为一种方法或工具。

  目前,攀枝花市总工会已公开出版发行了《筑城——攀枝花下的三线人》的劳模口述史。然而这本书学术规范较差,缺乏具体的专业校对,时间跨度过大。笔者依据该书提供的线索采访了10多位当年的三亲者,并经过严谨的整理、校对,形成了几篇较为成熟的成果,但整体进展缓慢。此外,攀枝花的文史杂志和报刊上也都刊发过三亲者的口述访谈,对相关研究工作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口述史在当代中国史研究中的应用将会日益增多。当年参与攀枝花三线建设的三亲者们现如今平均年龄都在70岁以上,故口述史料的采集工作十分紧迫,然而目前仍没有专业的团队,仅凭个人热情和政府的宣传纪念所收集的口述史料根本无法满足攀枝花三线建设历史研究的需求。总之,笔者以为,口述史料的应用在攀枝花乃至三线建设的历史研究中有着广泛的可行性,如果在相关的历史研究中缺少了口述史料的引用和佐证,这将是一个比较明显的疏漏与遗憾。

  四、关于正确应用攀枝花三线建设史料的几点思考

  从某种程度上说,搜集史料固然重要,但能否准确深入地解读史料,既是决定历史研究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也是对历史研究者史学功底和知识体系的全面检验。因此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结合自身具体的实践与思考,认为对攀枝花三线建设的相关史料应用要注意以下几点。

  ()拥有正确的历史观

  时代造就了历史人物,人都是时代的产物。把历史事件与人物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具体环境下进行研究,是准确解读史料的基本要素之一,只有如此,才能获取更接近历史真实,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认知。例如,研究攀枝花三线建设的历史,若不考虑当时新中国所面临的严峻国际形势和所处的特殊历史时期,仅从经济或其他角度来分析问题,那么对相关史料的解读势必产生偏差,得出片面的结论。

  ()全面了解当代中国的史料性质

  中国当代史料丰富而多样,其中不少具有各自的优势与缺陷,这就需要研究者在史料运用中对史料的性质和特点有全面的了解和把握,在解读和运用史料的时候要注意避短,克服史料之缺陷。同理,攀枝花三线建设时期的很多档案属于特定历史时期产生的史料,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较大的主观性与片面性。例如在一份有关攀枝花厂社结合运动的档案中,玉泉第一生产队队长张祥国兄弟俩就曾这样说:我们是靠工分吃饭的!”他们走到哪里去劳动,就想方设法把那里的工分提高,在分配工作时,对社员也贯穿着物质刺激,根据这一情况,驻队指导员组织社员干部反复学习老三篇,对比旧社会的和新社会的,强调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关系,明确国家、集体的利益必须放在个人利益之上,同时大力批判了孙冶方的经济挂帅利润挂帅修正主义经济纲领,结合小四清对干部和社员进行宣传教育并组织讨论,经过学习和清查、干部和社员都开始认识到了工分挂帅的危害性,有的干部开始主动要求降低工分。在使用这段材料时就需要采取审慎的态度,既要防止直接照抄材料,引为论据。又要避免后见之明,妄加批判。简而言之,对特殊时期的史料分析要坚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基本原则。

  ()重视史料的精读与佐证

  当代史史料由于历史的原因,充斥着大量标语”“口号,主观引导意识很强且同质化现象严重,读起来感觉千篇一律,这就使得史学研究者们可能会在不经意间陷入史料形成者的逻辑之中,正因如此,在解读这些史料时需要极为细致的精读、慢读,同时运用思辨思维在这些文本中推理出线索,进而还原真实的历史情况。此外,不同史料间的相互佐证是历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前文所提的各种史料类型都存在着不同的局限与问题,所以研究时,应注重史料间的互相佐证。例如,笔者曾对沙正民先生进行口述访谈,他告诉笔者他的父亲沙忠新先生于1967年来到攀枝花。后来,笔者前往攀钢档案馆查阅相关档案资料后发现,沙忠新先生在鞍钢的工资截止日期是1968年。此外,在《三线建设和西部大开发中的攀枝花——基于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和改革发展的研究》一书中也写到:“1968624日,鞍钢首批21名同志来到攀枝花;同年,分7批调进领导干部415人,一般干部215人。最终在多种史料的相互佐证下,笔者确认沙忠新先生调到攀枝花参与三线建设的时间是1968年。

  综上,对当代史的史料需要小心鉴别和判断,研究者应具备较高的历史学修养与功底,才能真正能够读懂这些语意曾被膨胀或修饰的浩如烟海的史料。

  五、攀枝花三线建设史料搜集的意义

  首先,因攀枝花三线建设的保密性质以及贯穿整个文革时期等因素,如今我国的年轻一代对那段历史知之甚少。因此,搜集整理相关史料,有利于还原攀枝花三线建设历史的真实面貌,揭开那段时期社会历史发展的谜团,让老一辈建设者们付出的牺牲与努力得到后世应有的了解与尊重。其次,攀枝花三线建设史料的搜集整理,有利于推动攀西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历史的研究,理清攀枝花工业经济的发展脉络,为当前攀西地区工业的改革转型和西部大开发提供借鉴与参考。最后,搜集整理攀枝花三线建设的史料,有利于满足学界对相关史料信息的需求。随着三线建设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逐步解密历史档案并对有关史料进行搜集整理是大势所趋,同时也是进一步促进有关部门提升管理服务水平,满足公众需求,适应信息公开制度的一种方式,可谓一举多得。

  唐代史学批评家刘知几曾说:夫为史之道,其流有二。何者?书事记言,出自当时之简;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当时之简,就是指历史遗存下来的原始史料,现在看来,就包括档案史料、地方志、报纸等等;“勒成删定,即史家根据原始史料和其他历史资料撰写成的论著。即必须要以这些史料为基础,加以剪裁熔铸,再搭配诸如口述访谈类的资料方可算作比较扎实的史料准备工作。此外,笔者认为攀枝花三线建设的历史研究与史料种类仍有着广阔的发掘空间,限于时间与精力所限,其他诸如民歌、顺口溜、影像资料、民间文献等独具特色的史料仍有待搜集整理。只有在备齐史料、采用正确的史料解读和运用方法的前提下所作出的历史个案研究才能不失其丰富细节、以小见大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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