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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支教活动——基于战区中小学教师服务团发展的分析

作者:2017-06-24 18:33阅读:文章来源:未知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我国东部各省市相继沦陷。各高校在政府的支持下纷纷西迁或进入租界,继续办学。数量庞大的中小学校在战火中也受到重大损失,特别是广大中小学教师,在灾难来临之际,不知何去何从。一些人选择留在沦陷区想办法生存,更多的则选择向后方流亡,不愿做亡国奴。于是如何安顿与救济这些流亡的中小学教师,对于国民政府来说,成为当时非常紧要的一个任务。国民政府教育部为了救济与保护这些教育人才,使他们能够继续为国服务,为抗战建国事业贡献力量,便先后组建了10个战区中小学教师服务团。此组织的建立与发展,既是政府发展战时大后方教育的重要实践,也是战时教育人才安置和保护的重要措施。
  一、战区中小学教师服务团的成立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开始对流亡中小学教师进行登记收容工作。1937年11月,教育部在河南开封、许昌两地设立招待所,救济华北各省市流亡的中小学教师。仅1939年登记在册的流亡中小学教师便有1616人,其中中学教师578人,小学教师1033人,行政人员5人。整个战争期间,国民政府总计收容中小学教师及行政人员18759人。在这批教师中,大部分就近由地方教育部门安排工作,还有一部分短时间内无法安排工作,教育部便组织他们参加战区中小学教师服务团(以下简称服务团)的支教活动,由教育部发放工资。1938年2月,战区中小学教师服务团河南服务团成立,负责收容冀察战区退出的中小学教师,此后四川服务团、贵州服务团、湖北服务团等纷纷成立。1939年5月,因为工作地点时常变换,各个服务团以地区命名十分不便,于是改为以数字来命名。1939年12月,宁夏教育厅鉴于该省师资匮乏,请求教育部支援,教育部从第一、二、六、七、八各团选拔100人组成第十服务团,去宁夏省服务。时任教育部部长的陈立夫回忆:‚初期的统计工作完成后,这些流亡教师的人数多达1.6万人,编制成10个服务团,随着战局变化,这些服务团的活动区域也随之变迁,1941年初的时候,它们分布在陕西、四川、贵州、甘肃、湖南、宁夏等省,他们之中,一些人进入当地的教育厅局工作,留在团里的尚有5000余人。各服务团的工作原则上是协助地方政府推行国民教育,训练国民教育师资,办理地方自治及社会教育。服务团成员的学历层次参差不齐,根据《1940年度团员学历表》的统计数据,当年全部2468名团员中,国内外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系和高等师范毕业者有281人,国内外专科以上学校毕业者521人,受中等学校教员检定合格者5人,受小学教员检定合格者6人,乡村师范毕业者995人,简易乡村师范毕业者118人,中学毕业者439人,其他103人;其中,第三服务团团员最多,有581人,第十服务团人数最少,只有58人。
  服务团一开始成立了10个,到1941年4月后经过改革变为8个,分布在川、陕、豫、宁、康、湘等地。1943年2月,8个服务团全部结束工作,原有人员及其业务全部交由地方教育部门管理,战区中小学教师服务团退出历史舞台。
  二、战区中小学教师服务团开展的工作
  根据《战区中小学教师服务团工作大纲》的规定,服务团主要开展义务教育和社会教育工作,包括小学和中学,同时辅助地方政府开展其他教育工作。每个服务团因为人员配置不同,师资力量差异,所以其对当地教育之贡献亦有不同。从1938年到1942年,位于重庆的人数最多、师资力量最强的第三服务团,在永川建立了国民学校100余所,在北碚开办了三峡实验区及北碚小学19所。位于宁夏的第十服务团,由于师资不足,经费短缺以及当地条件所限,各项事业未能充分开展。
  据统计,1940年各团总共经办和协办中等教育学校65所,覆盖学生人数10125人;办理国民教育学校319所,涉及学生30774人;办理社会教育学校36所,相关机关118个,涉及人数1659人。战区中小学教师服务团教师大多为本专科学历,许多人从师范学校毕业,适合从事基础教育工作,因抗战的缘故,他们接受国家统筹安排,前往教育落后地区辅助当地教育机关开展基础教育工作,可谓人尽其才。
  三、教师服务团存在的问题
  (一)经费紧缺问题相当严重
  抗战进入1940年后,整个国际形势对中国极为不利,纳粹德国在欧洲所向披靡,多国沦陷;国内抗战形势极为严峻,财政状况苦不堪言。在这种大背景下,服务团的经费以及团员的生活保障问题就凸显出来。1940年5月2日,10个服务团的团长集体致函教育部,说明后方各地物价飞涨,所属团员每月所领生活费数额,不足以维持生活。1940年8月14日,第八服务团向教育部求救:近来陕南百物昂贵,尤以日常生活必需之米麦等物价逐日飞涨,米每斗二十五市斤价48元,麦一斗二十五市斤价34元。团员所领生活费至多者不过百元,最低者有领50元者,值此米珠薪桂之际,一人口食尚不敷用,在洋县之国立中学学生每人每月膳食费平均在七十元以上,省立中学学生亦均食十二元一斗之平均价米,且多携有眷属,衣物典当一空,现已至无维持之阶段,生活不能安定工作势必松懈,按现实情况看给予增加薪额亦不足以应逐日飞涨之物价,长此以往,则设团服务之初旨恐难收预期之目的。恳请依照钧部二十九年十一月颁布的非常时期津贴国立各学校教职员暨家属生活费用之办法对于团员亦请准予援例待遇俾能安心服务,以利用工作。此一问题绝不是个案,1940年4月第三服务团亦宣告经费困难,团员生活困顿,也向教育部求救:‚本团系二十六冬开始组织,各团员生活费系根据当时生活程度核定,每人二十至三十元,迄今两载有余,时移境迁,物价激增,何止倍从,虽本团鉴于团员等生活不堪维持,于二十八年十一月间各增五元,惟杯水车薪,势难济事,而近三年月来物价上涨更见奇突,团员等生活已限于极端困难流亡之余,告贷无门,啼饥号寒,惨痛何堪,当日不遭杀害于倭寇,行将奄奄待毙于后方。小学教育为国民教育之基本教育,何等重要。蒋总裁对于小学教育又何等重视,并曾手令教育部当局迅速提高小学教师待遇。请求依照各级公务员一律增加二十元之办法各增二十元以维持最低生活。第三服务团当时果真经费紧缺、生活窘迫至此等严重程度?恐怕所述有所夸张,但其生活遇到巨大困难应属事实。第三服务团把蒋介石搬出来向教育部施压,果然收到效果。此后不久,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即致函给教育部明确表示自本年一月份起,准予增加20元。
  早在1939年,即各个服务团刚刚改编成立后不久,就有个别服务团出现了经费紧缺问题。9月29日,第一服务团团长向教育部长陈立夫报告说:陕西本年歉收,物价奇涨,粗米每斗价在六元以上,普通一人,饮食每月至低需十五六元。本团团员散在各地服务,因地方经费支绌,多数学校均无工友及公用煤火,故大都单自为炊,柴炭杂费,所用亦巨,支低级生活费者,均已不能维持,若干携带有家眷之团员,更感无法生活,心身焦虑,不能安心工作。由上可知,各服务团普遍存在经费紧缺、团员待遇低、生活无保障的问题。初期尚可维持基本生活,但当抗战形势严峻,物价上涨严重时,携带家眷之团员的基本生活就成问题,对其工作必然产生影响。
  (二)权力斗争与贪污腐败
  既然服务团是教育部负责的教育组织,必然存在着相应的人事管理制度。初期服务团实行的是委员制,后改为团长制,每团设有团长、副团长各1人,团内主体为教师,也有一部分行政人员。因为工作性质和行政级别不同,团员的薪水档次有所差别。1938年9月贵州服务团的薪俸表显示,团内主席委员月薪是80元,团务委员70元,部派会计60元,普通团员最低者20元,最高者45元。服务团本是一个教育部派出的教育服务组织,属于战时教育救济工作的一部分。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服务团内部之官僚化日益严重,由此产生了一系列人事问题。
  早在未改组前,就有团员向教育部控告团领导营私舞弊问题。比如,山西服务团中学教导组主任丁大恒、教材编辑组主任赵晋安、社会调查股主任干事路景联名控告该团视察主任刘玉德营私舞弊、掣肘团务。此案案情十分复杂,当时教育部督学顾兆庆于1939年1月16日呈报:刘主任袒护因赌博而被开除团籍的团员韩士英,由此破坏团委会行政效力。他秘密组织团体,破坏党纪团规。刘主任借职务之便,吸收诸多腐化分子加入国民党,然而这些党员既不入当地县党部,也不组织直属区党部,竟然另行组织秘密小队,又组织五省同乡会,作为外围团体。团内人员原本相处融洽,刘乃利用生活费等级问题,煽动风潮,破坏团务。然而诡异的是,刘玉德同时也控告该团主席委员张学儒、团务委员郭其昌及杨思溥等人结党营私,指证该团团务委员会贻误工作、树党营私、违章登记侵蚀公款,并提供了团内会计马君助、出纳郭仰山的证词。对此,笔者未能在档案中看到教育部当时的处理意见,说明此事恐怕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
  第八服务团也是问题频出,十分复杂。该团内部权力斗争激烈,彼此间控告举报。1938年12月24日,第八服务团团员王淑贤控告该团副团长胡道远捏造事实,侮辱教师,排除异己,破坏抗战教育。1939年12月19日,团员高希亮控告胡道远藐视国旗,侮辱总理遗像。对于胡道远遭到多人举报的情况,教育部的处理意见是让该团团长查明情况,自行处理,但笔者查阅档案未能看见对胡道远案件的最终处理结果。
  可见,服务团内因官僚化而引发的权力斗争问题层出不穷,伴随而来的其他问题更是五花八门。同事间、上下级间的揭发检举,小团内主义盛行以及有限经费被贪污挪用等问题都表明,服务团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教育服务组织,其所开展工作质量到底如何,恐怕要打一个问号。
  综上来看,战区中小学教师服务团为抗战时期中国的中小学教育及其他方面的教育事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一是部分解决了内迁中小学教师的生活出路问题,保存了师资力量,为国家保存与储备了教育人才,给战后教育事业奠定了良好基础,较好地践行了‚抗战建国‛之精神;二是推动了大后方基础教育的发展;三是进行了大量社会教育活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大后方民众的文化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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