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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统一”之辩:西安事变前后国共两党的舆论交锋

作者:2017-06-24 18:31阅读:文章来源:未知

  华北事变之后,各方主张团结御侮的论调不绝于耳。但东北沦陷即有伪满洲国成立、塘沽沦陷即有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抗日之途尚不明朗,统一之路却越发艰险。长期以来,人们将爆发于1936年底的西安事变看作是中国实现统一开启抗战的转折点,但随着近年来相关史料公诸于众,学界研究日渐深入,有观点认为:西安事变的爆发并非根源于妥协抗战两种观念之冲突,两党不仅皆有意抗日,而且都高举统一大旗。

  事实上,国共两党所持之统一,话语虽近,却意涵相左。这一分歧不仅发端于西安事变之前,也持续在西安事变之后:谁在促成统一,谁在破坏统一,两党不仅没有在多次磋商后停止争论,反而因捉蒋放蒋持续升温,一直回旋于国共合作的进程之中。因此,考察西安事变之意义,不应仅限于国共两党从斗争到联合的一条明线,还应注意到两党既联合又斗争的一条暗线。但目前学界对西安事变的剖析多论其而少论其,多论其外在的妥协而少论其内在的坚守,从而使得全面抗战之后国共关系多次反复的深层动因未能详尽。本文则拟以西安事变前后的国共论辩为例,试图厘清双方之统一有何区别、为何有别,及这样的分歧又如何影响了全面抗战之后两党的政治命运,以助深入理解国共纷争之始终。

  一、统一还是联合1936年的国共接触

  促统一抗日,国共两党皆有此意。尤其是在华北事变之后,高举统一大旗而力促各方合作的并非仅有中共一家,各地方实力派,也包括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都曾以此为由谋求暂时之和平,强调统一抗日

  不可否认,中共统一战线的提出与当时共产国际的战略调整密不可分。19357月,共产国际七大指示各国共产党建立人民战线,以抵御日、德、意同期崛起所形成的挑战;而中共在同年愿月员日即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亦称八一宣言”),提出建立国防政府抗日联军的初步构想。该文中说:

  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愿意作成立这种国防政府的发起人,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愿意立刻与中国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各党派、各团体(工会、农会、学生会、商会、教育会、新闻记者联合会、教职员联合会、同乡会、致公堂、民族武装自卫队、反日会、救国会等等),各名流学者、政治家,以及一切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成立国防政府问题;谈判结果所成立的国防政府,应该作为救亡图存的临时领导机关。这种国防政府,应当设法召集真正代表全体同胞(由工农军政商学各界、一切愿意抗日救国的党派和团体、以及国外侨胞和中国境内各民族,在民主条件下选出的代表)的代表机关,以便更具体地讨论关于抗日救国的各种问题。……抗日联军应由一切愿意抗日的部队合组而成,在国防政府领导下,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总司令部。这种总司令部或由各军抗日长官及士兵选出代表组成,或由其他形式组成,也由各方面代表及全体人民公意而定。红军绝对首先加入联军尽抗日救国天职。

  由此可见,共产党的统一一开始就主张民主联合,强调未来领导中国抗日的国防政府抗日联军要有广泛的代表性,要经过民主选举,要符合公意。

  中共响应共产国际发表上述宣言之时,也是日本加紧策动华北自治之时。面对中共提出的联手抗日和日本提出的联手防共,蒋介石一度陷入两难:苏日之间,谁敌谁友,并不那么简单。1935年底,蒋介石曾先后派出三路人马寻求与苏联的合作,他一面传递南京政府决心联苏的心意,一面刺探苏联对中共的态度。很显然,中共所提之国防政府抗日联军是蒋介石所不能接受的,蒋所持之统一合作的前提是:红军改编、苏维埃改制

  作为回应,中共于1935年底的瓦窑堡会议上强调反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提出反蒋联盟的战略,明确指出: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一个月后,西北工农商学兵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在瓦窑堡召开,陕北、陕甘边苏区红军、游击队代表及山西白区代表共140余人出席,宣布成立西北抗日反蒋同盟。

  但就军事力量而言,1935年秋冬至1936年秋冬,国民党可谓占尽先机。在军事受挫的压力下,共产国际批评中共将抗日反蒋等而视之,于19368月出发指示,希望中共放弃此前的反蒋方针,在蒋介石停止围剿的前提下,与之谈判统一问题。而与此同时,由于日本侵华的态势日益紧迫,国民党上层人物中主张联共抗日的人士也越来越多。但是,在两党的多次接触中,双方对红军改编、苏维埃改制的问题却一直相争不下;蒋介石一边打一边谈,直至11月绥远战事爆发,蒋介石不想因甘北(陕甘)“剿共而影响绥远抗日,故力促迅速解决中共问题,亲赴西安督战,谋求在军事和政治两方面夹击中共。

  由上可知,尽管国共双方皆认为统一抗日之基础,但对统一之路径却互不认同。蒋介石认为倭寇共匪之消长,无外乎日俄两害之争斗,利弊权衡,剿共之主张也难以割舍;而共产党也看得出蒋介石的心思,即便在共产国际和军事包围的双重压力下,也不愿放弃其独立性和平等性,明确表示谈判立场:红军仅可在抗日救亡之前提__下承认改换抗日番号,划定抗日防地,服从抗日指挥,不能减少一兵一卒,并须扩充之。彼方如有诚意,须立即停战,并退出苏区以外,静待谈判结果。……我们愿以战争求和平,绝对不作无原则让步。而就在此时,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

  二、是谁破坏了统一:捉蒋之后的国共论辩

  西安事变的爆发,打乱了国民党统一共产党的原本节奏。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的公开结盟,使得蒋介石妄图发动一场军事剿共战争、迅速以强力解决共产党问题的计划成为泡影。正如杨奎松所描述的,国共两党最高层的谈判是在一种完全出乎意料的情况下发生的,与之伴随的则是双方不乏混乱的言论质询。

  张学良兵变首当其冲成为舆论的焦点:是忤逆的还是爱国的,国共双方皆言之凿凿。中共方面在第一时间立陈蒋介石此前的种种政治作为,指出张学良捉蒋乃为逼蒋抗日,是一次抗日起义,此无疑是指向统一。兵变爆发第二天,毛泽东就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西安事变是革命的,其行动、纲领都具有积极的意义;我们对这次事件应该明白表示拥护,同时表示要以西安为中心,以西北为抗日前线,来影响和领导全国,形成抗日战线的中心。当天,中共就在《红色中华》正式公开表示:拥护张学良、杨虎臣()将军西安抗日起义,并主张将汉奸蒋介石交付人民审判。接着,在1215日的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中,中共进一步指出:我们主张将国民政府中间派与蒋介石、国民政府中亲日派分开对待,建议公等而果欲自别于蒋氏,复欲自别于亲日派,并重申要建立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组织统一战线政府。中共的高调表态一方面是进一步明确自己的统战主张,另一方面则是基于对社会舆论的预判,期待各界人士对逼蒋抗日的声援和支持。然而,现实却是另一番景象:不仅有胡宗南、宋希濂、杜聿明员苑园余名将领联名通电反对张、杨扣蒋,还有以罗家伦、蒋梦麟为首的国立中央研究院、上海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等七个学术团体,分别致电张学良,进行声讨和规劝。何炳松指责张学良用极其鄙劣的手段断送民族的前途”;傅斯年则说蒋公在此时中国是无可比拟的重要,他的安危关系中国国运这本是人人心中的共识,而张杨的行动实际是绑票,是要绑一个政府一国军队的票。此时,大量的舆论直指西安事变的爆发正是中国分裂现状的明证,以致延误抗战时机。由此,原本立促抗战的西安事变在国民党话语中变成了拖延抗战、阻碍统一的例证。而面对国内广泛的拥蒋潮流,中共意识到此前对形势预判有误,为了避免内战的发生,中共中央对时局的认识做出了调整。经121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共将舆论策略调整为:一方面依旧肯定这一事变发生的意义,指出事变是为了要抗日救国而产生的,是要以西北的抗日统一战线去推动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开始”;但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这一发动采取了多少军事阴谋的方式,扣留了南京最高负责人蒋介石及其主要将领,以致把南京置于西安的敌对地位,而造成了对于中国民族极端危险的新的大规模内战的可能。因此,这一发动又妨害了全国反日力量的团结,然而仍需坚持肯定张、杨发动事变是出于对抗战的要求,肯定其为爱国的行为

  除了张学良,苏联在西安事变中的角色也引发了多方的关注:是局外人还是策划者,影响着国共关系、中日关系的微妙变化。事变当天,即有国内言论直接归罪于苏联在背后的指使。时任驻苏大使的蒋廷黻密报孔祥熙电便提及:日本报纸意欲嫁祸于人,素习造谣挑拨,谓张学良政府已与苏联缔结军事同盟,提醒国民政府注意日本企图将这一事件引致苏联,为其以防止中国赤化之名发动战争提供支撑。对此,苏联在《真理报》上发表社论回击日本,称臭名昭著的日本走狗汪精卫的名字同陕西省发生的张学良兵变紧密相连,也绝非偶然,张学良利用抗日运动以营私,名义上举起抗日旗帜,实质上制造国家分裂,是中国继续混乱下去,使其不可避免第成为外国侵略强盗的牺牲品。苏联驻南京代办也紧急会见孔祥熙,郑重声明苏联政府不仅与西安事变没有任何关系,且自日军占领满洲之时起,从未与张学良保持任何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另外,苏联在给中共的复电中也明确建议中共不宜提出同苏联结盟的口号。数日之内,美、英、法、意驻华大使频繁接触、交换情报;中共则于1215日发表声明,表示西安事变其爆发缘于全国人民停战抗日的呼声,言下之意则指西安事变的爆发根源在内,与外力无关。争论之所以激烈,是因为苏联的角色不仅是周边各国判断事件走势的一个关键要素,也是国共相争统一话语合法性的一个根本依据。

  相对于张学良和苏联,中共统战论调之真假则是舆论最关注的核心:所谓统一战线究竟是真为统一,还是权宜之计。西安事变爆发之后,国内舆论除了讨伐张杨等人,对中国共产党在这场事变之中的角色也颇有微辞。一些知识分子对事变的反应强烈:如胡适指责这是一场叛变,这次事变明确地告示我们这个联合战线是绝对不可能的向来抱着国际主义的共产党是绝对不能一变就成为爱国主义者的,他们近来高唱的民族主义战线,只是他们在武装叛乱失败时的一种策略”;而陶百川也指出,张学良通电建议联合共产党是一个极危险的主张,因为共产党的背景是第三国际,立场是阶级斗争,而中国现在则需要做民族自决和民族独立的运动,因此决不能阶级斗争来消减民族斗争的力量’”。为何不能联苏,中共所倡之统一战线为何危险,何炳松的一篇文章很有代表性:

  我们须知道现在所谓统一战线这个术语完全发源于去年第三国际的第七次大会……(西班牙)共产党在统一战线这个术语掩护之下,夺取了中央大权,终于今年引起了长期的全国的大惨杀;而且有引起世界大战的可能。第一容共问题。……原来我国本没有和帝制时代俄国一样的大地主,又没有和现在日本一样的大财阀。共产党要在大贫小贫之间实行阶级斗争,原是一种不合国情的悲喜剧。第二联俄问题。苏俄的国际主义不亦是一种帝国主义吗?……不知他们亦曾想到我们如果为抗日而容共联俄,那就要立即变为共产主义和资本帝国主义的斗争,这不但陷中国于孤立无援的地位,简直要把全世界都变成我们的敌人。第三抗日问题。……我们知道现代的战争,不只是战场上军队实力的斗争,而是整个民族智力的斗争。我们的中央政府近五年来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种种的努力可谓有目共赏,收效之大,有口皆碑。……而最痛心的还是绥远战事正在着胜利的时候,而竟有西安的事变。

  西安事变之中,张学良之兵变动机、苏联是否策划参与,都会影响到中共在事变之后所举起的统战大旗的号召力。纵观这一阶段,事变突发,中共措手不及,对于苏联的态度、社会群体的把握和张学良的判断,皆有失误。中共虽然先声夺人,但在公开言论上出现反复,而相较弥漫全国的拥蒋之声,不久后便落在了舆论下风。刘少奇对此总结说:我们的宣传太无力,而且迟缓,我们的和平运动进行得太不积极几乎有一时使我们在政治上在群众中处于困难地位,丧失一些阵地。可见,当时中共舆论的弱势与被动之态。

  三、统一达成了吗:放蒋之后的国共较量

  19361226日,蒋介石在张学良的陪同下平安回到南京。然而,西安事变虽和平解决,但并不等于对事件性质已有定论;蒋介石安全回到南京,也并不意味着统一大局就此达成。相反,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南京方面撤兵行动迟缓暧昧,国民党言论日渐暧昧,社会舆论中的几大热点并未逐步淡去,反而随事态复杂不断发酵:国共两党的口头协议可否落实?中央军是否撤兵西北?蒋介石能否就此停止剿共、改组政府、一致抗日?……不论是国共电报、内部通讯,还是各方媒体的热议时评,西安事变的意义和影响被一再阐释,而国共双方对于统一的争论也再次升温:谁是真抗日,谁是真统一。

  首先,何时放张、何时撤兵,构成了对西安事变盖棺定论的核心要件;也是因为这件事情悬而未决,国共双方在民众舆论中的形象出现反转。1226日,蒋介石发表《离陕前对张杨之训词》,称此次事变,得此结果,实由于尔等勇于改过”;《大公报》发表《国民良知的大胜利》一文,表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是由于参与事变的人们爱国的良知的觉醒。但与此同时,《西北文化日报》以《蒋离陕后我们应有之努力》为题发表社论,指出张杨两将军双十二义举,并非对蒋委员长个人有所嫌怨,而是反对他的主张唯有争取广大的群众路线,才能与张杨之武力适当配合,才能开展双十二之救亡运动,才能推动全国的民族斗争,才能保证八大主张之彻底履行”;中共中央亦发出党内指示:为达到抗日的目的,必须继续督促与逼迫蒋介石实现他自己所允诺的条件,包括停止内战、改组国民政府、改组国民党、使陕甘两省首先成为抗日的根据地等等。由此可见,蒋归南京之初,国共双方还各执一词:国民党望张杨改过自新,而共产党望蒋介石能深自反省,但双方都对即将到来的1937年充满了希冀。

  其次,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成为了社会各界对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最终期待;和平解决却未掀起抗日高潮,民众在等待中开始重新评价口称统一的诸方势力。新年肇始,东北军、十七路军在西安西关飞机场举行盛大阅兵,元月五日杨虎城发表讲话称我们应以更大的努力,继续双十二的伟大精神,向前奋斗,但若不问土地主权丧失几何,西北军民诚意如何,全国舆论之向背如何,而唯以同胞之血汗金钱购得之武器,施于对内自相残杀,则虎城等欲求对内和平而不得,欲求对外抗日而不能,亦唯有起而周旋,至死无悔!”刘少奇亦撰文复议:张学良是请罪了,西安事变的一切责任他担负了,剩下来的还有什么呢?那就只有南京政府要执行真正足以满足全国人民愿望的抗日救国政策。然而随着时间推移,蒋介石迟迟不放张、不撤兵,一些劝蒋、反蒋的舆论甚嚣尘上:19日,西安15万群众集会反对内战、呼吁抗日;15日,李宗仁、白崇禧、刘湘通电全国,反对南京政府对西安用兵。但在另一边,上海116日的《申报》《大公报》也发起了一场统一救国运动,称陕甘善后尚待中央筹划处置,而赤匪及失意政客妄欲乘机利用封建残余势力,希图形成割据局面,广征十万人签名;南京《中央日报》也批评说:今日之西安已成为各种叛乱分子之大集团时至2月,东北军少壮派请命发兵,日本驻华武官也齐聚天津,各方战事一触即发,国内形势愈发紧张。国民党的五届三中全会终于在215日开幕,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孙科、李烈钧等14人在开会期间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共产党方面也同期声明:中央从团结全国抗日救亡这一历史任务出发,向国民党提出五项要求四项保证,这是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一个大的原则上的让步其目的在于取消两个政权对立的局面,便利于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的反对日本的侵略。这个让步是必须的。”19373月,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时再次强调:如果没有1225日张学良送蒋介石先生回京一举,如果不依照蒋先生处置西安事变的善后办法,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4月,中共再次公开强调联蒋抗日国共合作的主张。

  在以上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西安事变中的统一之辩不断发酵,国共统一之路径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边是国民党的坚持扣张、坚持反共,而另一边则是共产党的深明大义、顾全大局。国共孰是孰非?又是否黑白两立?1937年的上半年,各大媒体上涌现出大量文章,各方都在剖析阐释什么是真统一,怎样才能达成真统一。

  第一,当前的中国统一了吗?沿袭西安事变当中拥护领袖”“坚定中心信仰的宣传口号,国民党方面发文大力阐发西安事变的善后也要坚持军政统一,避免割据。陶百川撰文说,中国离开真正统一的时期尚远,而历史告诉我们首先要以武力促成统一,然后以建设巩固统一,再者以信仰维持统一,所以我们要以三民主义指导一切,拥护宪法草案第一条:中华民国是三民主义共和国,口号是实行三民主义,复兴中华民族。与之配合的统一救国运动也声称:中国反统一的势力有三:封建的残余军阀、中国共产党以及所谓联合战线、为敌人做虎伥的汉奸等,而中共所倡导的人民阵线目的在煽动人民反抗政府,以破坏国家秩序。但中共方面发表檄文《统一救国运动的批判》指出:各省格局地盘反抗中央的事实早已不存在了;张杨发动要求中央领导抗日,并不是要求什么权利地盘的封建割据……中共一再宣言愿与国内一切抗日力量联合,共同对日抗战”;而中国不统一的真正原因在于中国政府不能接受民众要求以发动整个民族的对日抗战,所以不能不对抗日民众压迫,对主张抗战的实力派加以排斥

  第二,如何才能达成统一?国民党的统一救国主张用武力统一,而共产党的联合抗日则主张以民主统一。国民党方面,《读书青年》《国防建设》《统一评论》《青年月刊》等多个杂志撰文,指出__“统一与联合,貌似神非联合的出发点是承认许多单位,永不消灭;统一的出发点是只有一个单位,并且要融合其他的单位不论是根据历史的教训或目前的需要,所谓联合,只是挂着联合的招牌,而实际和中央政府———领导民族复兴运动的中央政府对抗的联合,紊乱统一步骤,松弛全国团结的联合。针对这些情况,中共在《解放》上连续发文,驳斥国民党对联合的曲解,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是中国各阶级在亡国危机下联合抗敌,联合之中虽因各阶级自身利害的不同,必然有矛盾和斗争,但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与紧急的救亡任务之下,阶级矛盾变为次要,并可用民主的方法求得适当的解决。在中共领导出版的刊物《生活学校》上发表了篇名为《统一解》的文章,文章称:甲乙丙丁四个不同的力量体,在共存的要求上来求统一,这里不是谁来压倒谁,谁来支配谁,而是感于分立彼此都不能生存,统一才是生路。这种统一是保全大家的力,集中大家的力,这里没有力的消耗,只有力的增长。这种统一过程是和平的,是完全积极意义的统一而嫉妒小异,排除小异,那是空言统一,只许别人找自己一样高矮,听命自己更不足以言统一。另外,罗隆基任社长的《北平晨报》也发出社论,力陈武力统一之作用最不彻底,影响亦最恶劣,主张摒弃对内的武力

  第三,统一抗日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国民党称中共的民主联合妨碍了团结以抗日,而中共则批评国民党以统一之名行内战之实的做法,不仅偏离了抗日的大目标,同时也难以达成全民族抗日”“长期抗日。《学生呼声》发文责问南京政府:抗日是唯武器论”“唯政府论?所谓武器不及人的错误理论不过是遮掩了大众的耳目,在镇静”“退让的口号下便把圆愿园余万方里的土地轻轻送给了敌人。《民彝旬刊》也指出,我们要批判一种统一运动的是非善恶,必须要了解他的具体内容和条件。比如说统一救国’‘统一对外那是我们讴歌的,如果说统一卖国’‘统一媚外,那么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创进》则提倡:唯有抗日才能统一中国民族的团结力也将在动员会后才能表现伟大的作用,中国民族和国家只有掀起一个民族解放战争才能给世界认同,一切民族的耻辱、汉奸的政权,也只有在决斗中才能消灭。在中共的语境中,统一抗日并非谁先谁后,而是互为表里,正所谓统一是抗日的前程,抗日是统一的结果我们一方深信唯有统一以后才能加强抗日的力量,他方也确认要在抗日以后才能永奠统一的基石。因此,抛开抗日而谈的统一皆为不可靠的统一

  在国共的舆论交锋之中,皆称统一,却各有指向。双方对中国现状的认识不同、对实行合作的期待不同、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不同,导致了统一救国联合抗日在内容上的较大分歧。事实上,西安事变之后的国共合作一直在谈,却一直难以谈成,直至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才终得国共团结御辱,联手抗敌。

  四、统一战略之分野:抗战中的国共殊途

  西安事变虽事出偶然,统一之辩却语出必然。基于对时势的不同判断,国共两党对于统一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和布局。

  回溯西安事变前后的论辩过程,可以看出国民党对中共之民主联合的质疑集中在三点:第一,它源于共产国际的统一战线,意味着中国会孤立于美英;第二,它源于阶级革命的意识形态,不符合中国国情;第三,联合在本质上不利于统一,必然阻碍全面抗日。事实上,对中共的三点质疑也体现了国民党惯有的三个坚持:谨慎联俄,主张一个意识形态,以及武装统一地方势力派。在蒋介石看来,这三点也是保证持久抗日的三个原则。

  但在中共看来,这三点都是站不住脚的。1937415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告全党同志书———为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而斗争》,不但对党员在新阶段的工作提出新的要求,也是对国民党的质疑做出的公开回应。文中讲道:

  第一,中共于1935年提出统一战线号召全国人民不分党派,不分阶级,不分职业,一致团结起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收复东北失地,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这一政策的提出,是由于本党首先把中日两国间的矛盾,列入了中国革命议事日程的第一位,而把其他中国内部的矛盾放在从属的地位本党所要建立的不是法国式或西班牙式的人民阵线,而是中国式的民族阵线,一切说本党企图分裂中国,使中国成为第二西班牙的议论,其造谣中伤的作用,实是非常显然的。第二,本党反对把阶级利益与民族利益对立的观点,指出中国民族的彻底解放正是中国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的最高利益,但本党认为他们的生活必须改善,只有这种改善才有助于民族解放斗争胜利的开展。第三,中国的和平统一,也只有在御侮救亡的大前提下才有可能。而为了巩固和平,并以和平方法取得进一步的统一,又必须经过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与人民自由权利的取得,才能达到目的。民国二十余年的历史,不但证明用内战统一中国的不可能,而且也证明用独裁统一中国的破产。

  中共的以上回应,集中阐释了中共所持统一战线的原因:第一,它根源于当前的中日矛盾而非共产国际;第二,其阶级理论与实现中国民族的彻底解放互为表里;第三,抗日的根本在于实行民主联合,内战统一是自掘坟墓。

  由上可知,国共双方对统一各执一词,并不能简化政权军权之争。两党之统一虽路径不同,却皆出于对中国历史、现状和未来的谨慎考量,也体现出两党深层意识形态的差异。

  1937年的这场论辩,国共两党并未分出高下;又因统一大业对政治合法性有极高的依赖,故双方不能也不愿放弃在舆论上的争夺。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两党联手抗战,似乎统一达成,表面看来不必再争;但事实上,前述统一之辩所体现的国共分野一直持续:国民党力倡军令统一、正面杀敌;而共产党则力主全面动员、人民战争。国共对统一垣抗日有着不同的逻辑,故而抗日之中仍有统一之辩统一之中也有抗日之别

  1936年的西安事变让中国从内战转入抗战,至1946年抗战已然结束,中国却转回了内战。周恩来曾在西安事变十周年纪念大会上有过这样一个讲话:抗战的全部过程中,都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抗战、团结、民主的路线,一条是妥协、分裂、独裁的路线。前者为中共所坚持,得到人民的拥护;而后者则为蒋介石所坚持,得到敌伪与反动分子喝彩。中共及人民是主张积极抗战坚持胜利的;而蒋介石在抗战初期则联合德、意,企图妥协,在抗战后期则勾结敌伪,消极抗战。中共及人民是主张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以便击败日寇的;而蒋介石则分裂抗日阵线,利用抗战,不断的削弱乃至消灭非嫡系军队,……中共及人民是主张实行民主,一边能动员人民的一切力量坚持抗战的;而蒋介石则厉行独裁,压迫人民,是抗战陷于无力。这不仅仅是对国共抗日战略的一个总结,也是对十年国共之争的一个总结。从西安事变的爆发到抗战结束,从统一之辩抗日之别,国共的高下没有在舆论上分出,没有在抗战中分出,但终在1946年的国共内战中显现出来:两条不同的统一道路也引导两党走向输赢之分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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