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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扶持与约束———民国政府在民族保险业发展中的双重角色扮演

作者:2017-06-24 18:23阅读:文章来源:未知
      民国时期民族保险业的发展与政府关系紧密,政府的态度和政策深刻地影响到民族保险业的发展节律和走向。关于民国政府在民族保险业发展中的作用问题,学界已有一定关注,但对于政府角色扮演的双重性的系统探讨似嫌不足。有鉴于此,本文拟从民国时期政府对民族保险业的扶植倡导、立法管制以及税收约束等方面,来梳理政府的作为与表现,并对其得失作出评述,以进一步探讨政府在近代民族企业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
      一、政策扶持和官员倡导
民国初立,实业救国呼声日涨,政府对新兴产业实行保护奖励之策。政府的这一态度在对民族保险业的扶植中有比较充分的体现。作为早期民族寿险公司的一面旗帜,华安合群保寿公司在初创时就得到了来自政府的多方支持。1913年7月,公司众董致函政府对其予以赞助。他们从国家层面阐述了寿险的意义,并结合中国的窘境,阐述公司创立之原委:“立国之道,财力为先,财力不充,鲜有能树立其国者”。而“一国财力,重在储蓄,而储蓄之道,以保寿为著。盖保寿储蓄一端,不特能使个人及其家室得所赡恃,且群策群力,合一国之众,而成一极大之金融枢纽,又足以供国家之取求。迨夫积资既巨,以之开辟富源,扶助实业,或为政府债券之代表,均无不可”。在国外,保寿公司“裨益于国家者”可媲美银行,“外洋若英美等国,其民间资本之积聚于保寿公司者,不亚于银行。而其裨益国家,且视银行尤过之。”但“返观吾国,此项公司本属寥寥,往者政府又不为提倡,致洋商保险公司,设立日多,耗蚀无限。即以寿险一项言之,我同胞输金钱于外国公司者,每年何止几千百万,莫大漏卮,可胜慨叹”。“董事目击心伤,乃于去夏组设此公司于海上,以期利权渐挽,裕国福民”。但是,“吾国保寿风气,尚未大开,社会上对于保寿之利益,亦未能如外国人民深知底蕴,今欲开通社会,维系信用,不得不赖在上者之赞助扶持”。恳请“大总统鉴其微忱,力予赞助”。此请求函从大处着眼,阐析缘由,又饱含深情,政府怎能不为所动、起而倡之?
在另一封徐绍桢、王人文、沈敦和、朱佩珍、王芝祥、顾兆德、李准、徐承庶诸董事联名致总统、国务院总理的函中,特别提到公司创办乃“感于政府之倡导”。
      在华安公司的开幕词中,董事徐绍桢详述保险公司的重要性,在他看来,“不办银行而办保险公司”者,“则以保险公司能奖励贮蓄,且不需限于大资本之故”,何况“保险为人人自卫上必要之举,实成社会上一种救济制度”。“保险公司之设,小言之,足望工商之发达;大言之,即为国家财政之补助机关,实为刻不容缓之举”。之所以着力阐释保险公司于国家之重要意义,其中自有希望得到政府的扶助之意在内。
当时一篇题为《华安合群保寿公司开幕记事》的报载新闻,清晰地揭示了政界与华安合群公司之间非同寻常的关联:“黎副总统元洪居本公司赞成员之首,其名固久轰世界,董事徐固卿君绍桢乃民国光复南京之首功,而又为本公司首倡之人,若王采丞君人文即前代理四川总督,曾救出无数人民于水火,若王铁珊君芝祥则卸职广西都督。”
      20世纪30年代,民族主义浪潮不断高涨,国货运动风起云涌,保险界因之力倡华商保险,政府也对民族保险业予以扶助。1930年5月27日,华安合群保寿公司在得知铁道部所属各机关正欲办理团体保险时,即上书工商部,提出机关团体保险应优先华商公司办理:“近闻政府隶属机关,有进行团体保险之举,外国保险公司谋揽甚力。其事果成,则直接使国家机关多一年之漏卮,间接使我国保寿公司蒙重大之打击,伏念钧部职掌全国工商事业,保障提倡,不遗余力。对于各机关举办团体保险时,当亦主张由国人经营之保寿公司承办,即如敝公司承保商务印书馆、新闻报等职工之团体保险,成绩斐然,亦不让于外人,伏恳准如所请,咨请各机关进行团体保险时,应尽先委托国人保寿公司办理,以塞漏卮而资鼓励。”铁道部遂训令所属各机关遵办,以鼓励华商保险业的发展。以华安合群公司为代表的华商保险界的呼声看来是得到了政府有关方面的积极回应,并化作了支持华商保险业的实际行动。
      国民政府还多次在不同场合表明支持民族保险业的姿态:1930年9月,外交部发表训令,提倡职工团体保寿,并由纯华商公司承保;1931年7月,行政院发布“关于国有财产及国营事业一律归中国公司保险的训令”。 1934年1月,铁道部将全国国有铁路路局交由华商保险同业联保火险。1935年明令简易人寿保险业务由邮政储金汇业局办理。国民政府还应保险界之吁请,同意在1936年为数不多的国家公费留学名额中分拨两个给保险,为保险业培养专业人才。
      地方政府也支持华商保险业的发展。1930年,广东省政府下发公文,同意华安合群公司的陈请,日后团体保险尽先委托华商公司办理:“各国在华经办保险之公司甚多,诚恐将来此项团体保险发展以后,相率向外商投保,亟宜事先筹划,以免利权损失。该公司所陈各节,尚属实情……遇有进行团体保险事件,悉行尽先委托国人经营之公司承办,以挽利权。”6月,广州市政府亦认为政府机关的团体寿险业务“应尽先委托国人保寿公司办理”。1932年3月,广东省政府亦训令各机关“国有财产、国营实业应由中国公司保险”。
在近代,即便是保险业发达的国家,譬如美国,其保险业的发展也都离不开“领袖人物”的号召和参与:“美国之保险业界,则退职总统之出为保险公司之重要职员者,不一而足。古立芝总统于卸任总统职务以后,即由纽约寿险公司聘任为董事,至死为止。胡佛总统退位后亦于1934年受纽约寿险公司之聘,担任该公司董事职务。”当时保险界有识之士认识到,“如欲谋华商保险事业之健全发展,非有领袖人物为之涵嘘苏活,决难收效”。
      实际上,随着保险业在中国的逐步成长,一些政府官员和社会名流也逐渐认识到保险对于国家、社会的独特功用,因而利用其特殊的身份、地位,通过各种方式对保险进行宣导。1935年5月,国民政府颁布《简易人寿保险法》。为了向民众讲解简易寿险知识,增进民众对简易寿险的了解,交通部长朱家骅在1936年就亲自介绍此项业务及政府计划:“此项业务,不特足以养成人民储蓄的习惯,并足以集中社会上的游资,作发展地方产业之用途,又因其手续比较简单,实际推行亦较便利。国外采取此种业务之国家颇多,均有极大成效。因此本部参照他国制度,斟酌本国情形,拟订草案,经过立法程序,缜密讨论后,公布简易人寿保险法及详细章程。已于上个月在首都、上海、汉口等邮政储金汇业分局先行举办。预备自本年度3月起,逐渐酌量情形,推广至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各邮区,以后再施行到其他邮区。”朱家骅进一步说,简易寿险由政府举办,信用可靠,必有益于社会:“以此种巩固而健全的基础,为简易人寿作信用的保障,深信必得社会的信仰,至于保费的收入,均以特别会计处理,不与该局其他帐目相混,而其投资,亦将以用于地方事业为主,不仅求其稳固,且将来有利于社会也。”其他官员如实业部长陈公博等也都有倡导之言见诸报端。
      这些政府官员对保险的大力倡导,背后的具体原因可能不尽相同。但是,出自他们之口的这番言论,凭借他们的政治影响力,势必会对民众的保险观念产生影响,并在政府决策中或多或少、或隐或现地体现出来。实际上,这一时期,政府已将保险列为一项重要工作。新生活运动劳动服务团组织大纲就明确规定第十五项为提倡储蓄保险运动。1937年5月,首都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王漱芳为该会主任干事)致函上海市保险业同业公会,认为华商保险业“于调剂国民经济,挽回已往漏卮,裨益良多,自应努力提倡,嗣后俟于举行节约运动或遇类似此项运动时,当为倡导宣传也”。
      不仅如此,国民政府还为投资保险业倾注心力。1931年,令中国银行拨资200万元创办中国保险公司,继之中央银行在1935年成立中央信托局保险部,并被赋予共有财产之安全保险及公务员与军人之人身保险业务的独家权。
政府的扶持和倡导由上可见一斑。但迫于现实条件,政府的扶持、倡导其实成效有限。
      二、扶持与约束并存的保险立法
      保险业在近代中国是一种崭新的行业,法规方面无陈规可循。从清末开始,历届政府都试图通过制订相应的保险法规,将保险业置于法律的规范和监管之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经济法制建设出现新一轮热潮,保险法规建设因此有了显著进展。
1928年9月,国民政府金融管理局制订了《保险条例草案》,共九章29条。1929年,国民政府明令公布《保险法》。后经修改于1937年1月11日正式公布,“我国保险法始粗具规模”。修正后的《保险法》第一章为总则,第二章为损失保险,第三章为人身保险,第四章为附则,凡98条。在损失保险中,规定火灾保险、责任保险等都属于其范围;人身保险包括人寿保险、伤害保险。此外,对其他保险特约条款、复保险、再保险亦相应增加了新的规定。
      另一部重要的保险法规———《保险业法》于1933年4月由立法院商法委员会函聘王效文负责起草,并由上海市保险业同业公会推举代表出席审查、修正。1935年7月5日,国民政府首度公布,1937年1月11日修正公布。该法内容分总则、保证金、保险公司、相互保险社、会计、罚则及附则七章,共80条。其第三条规定,“经营保险业者,非呈请实业部核准并依法登记缴存保证金领取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始营业”;第十条称,“外国保险公司在中华民国领域以内设立支店或事务所,或委托代理人或经纪人时,应呈请实业部核准,并依法登记”;第六条关于呈请核准、第七条关于商号、第八条关于计算员、第十一条关于资金运用、第十二条关于监督机关、第十三条关于营业报告、第十四条关于监督权之行使及第十五至十八条关于清算等之规定,均体现出其“照英、美、德、日等国法律,采取干涉主义,即国家对于保险业之经营,加以严格监督,不准人民自由为之”的基本精神。
      关于华洋合资,该法明确规定华洋合资不得经营寿险:“人寿保险业其股东全体为中国人者”、“财产保险业其资本三分之二以上为中国人所有,并其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及总经理为中国人者”。其原因在于“人身保险之人寿保险,有储蓄之性质,其所积存之责任准备金,为数颇巨,且保险契约之期间甚长,甚至以终身为条件,如准华洋合资,则难免权操外人,所有资金必将投放于国外,不仅一旦国际有事,对于此种投资无法处理,即以国人积存之金钱,为助长外国发展实业之需,于情于理,亦觉不合,故有人身保险之股东,须全体为中国人之规定。至财产保险,则同契约性质各异,且期期限较短,而积存金亦少,即使每届营业得有盈余,为数亦属有限,于国计民生关系较小,故在职员与资本,加以相当限制之条件下,准予华洋合资。”
      关于业务兼营,不仅规定“同一保险业不得兼营财产保险与人身保险”,而且“保险业不得兼营其他事业”,其原因在于“保险科学系根据均数原理而成,与他种营业之性质稍有不同,若国家立法,准许保险业得兼营他业,则他业失败,势必影响及于本业”。
关于保险业之资金及责任准备金,规定“至少以总额百分之八十投放于中华民国领域以内”;对于外国保险业在华营业范围,则规定“以通商口岸为限”。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资金外流,限制了外商公司在华的展业范围。
      1935年5月,国民政府通过《简易人寿保险法》。该法共38条,规定:简易人寿保险为国营事业,属交通部主管,其他保险业者不得经营;简易人寿保险由邮政储金汇业局管理,并指挥各邮政储金汇业分局或邮局经理之;邮政储金汇业局对被保险人负有给付保险金额之责;保险金额以国币五十元至五百元为限;简易人寿保险之收支,以国币为标准;简易人寿保险对于被保险人免验身体;凡年满12-60岁的中华民国国民,皆得为被保险人。
      1937年1月11日,《保险业法施行法》公布,共19条。其中规定“保险契约应用中国文字,其并用他国文字者,以中国文字为准”。
从以上一系列保险法规中,可以看到国民政府还是能考虑华商保险界的利益诉求,从国家利益角度对外商保险予以一定限制,体现出政府对民族保险业的保护。但是,这对于“一向是自由营业,不受中国任何法律的管束”的外商保险业,却无法接受,因而“保险业法公布后,一班外商群起反对,发出种种威吓言论”。国内学者如马寅初等虽著文力斥,但基本无济于事。在强大的外部压力下,政府“一再迁延顾虑,未能当机立断”,加之抗战爆发,几部保险法均未及实施,政府对民族保险业的保护并未产生太大的实际影响,限制外商的立法努力亦多归于徒劳。
      三、苛严的税收管束
      保险作为社会的稳定器,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从保险公司渐次创建以来,政府在制定各种税法时,都将保险公司和保险票证列为重要的征税对象,并根据保险业的特点,制定不同的税收政策,通过税收对保险业加强管理。民国时期政府对保险业征税主要有营业税、印花税和所得税三种。在征收的过程中,政府对华商保险业管束不免苛严,因而招致他们的强烈不满。
      (一)营业税的税率之重和华商保险业的吁求
      营业税是对从事交通运输、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的单位和个人,就其经营业务征收的一种流转税。1928年,国民政府制定《营业税办法大纲》,第一次使用营业税的名称。
      1931年,国民政府财政部在修正营业税条例时,曾有征收保险业营业税之议,“其中规定:保险业按资本额征收营业税20‰,将呈由中央政治会议及各部院核准施行。经上海市保险业同业公会具呈中央党部及各部院据理力争,最后乃将原案修正,规定按照保费征收2‰,但迄未实行”。2月,“因中央新征营业税”,华商保险同业积极商讨应对之策。2月14日,营口华商保险同业公会主席郭静齐向上海市保险业同业公会致函:“现因中央新征营业税,关于保险同业应付方法,尊处所定宗旨,敝处极表赞同,务恳据理力请实业、财政两部对于国内业经呈准营业之各同业公司,无论本分公司设在各省,统请政府一体依照现有法规,优加保护,以免各省另订单行法章,致碍发展,一致进行,以求彻底之解决。”营口华商保险同业公会对上海市保险业同业公会所定应付新征营业税方法表示赞同。
      同年3月16日,华安合群、先施人寿、永安人寿三家公司联名上书政府,请求对人寿保险业“免征营业税”:“窃以人寿保险为人生预防本身衰老及家庭生计之保障事业,故与国民经济关系至为密切。质言之即为国民之经济生产机关。其营业与银行同一轨道,而负担则较银行更为綦重也。是以欧美各国对于人寿保险事业所征之捐税,除保险法有规定者外,其余类皆免征。其顾虑之周,盖为国民设想耳。吾国人寿保险事业尚在萌芽时代,而因洋商人寿保险公司侵略之故,本国公司当此风雨飘摇之时,艰难奋斗,已极困顿,若再增加营业税,实不堪加任。”
它们“将人寿保险不能肩负营业税之理由”列为三点:其一,“人寿保险之保费系作二部,第一部分为期内身故之赔款,于公司有损无益,第二部分为满期还款,此为保户方面之储蓄,亦非公司谋取利益之营业,幸而保客无恙,保费纳至满期,在人寿公司之收益亦不过历年利息之一部。保客所保之金额仍须照给并要付以相当之利益。惟公司所得利息之一部,办事人薪俸之开销,介绍人佣金之取给与夫其他保客之遇险赔偿,悉资此项利息以为挹注,利益之微,于此可见。”其二,“保户供付之保费不过假手公司为其储蓄,期满须将保款归还,其中所图之利息,亦固有限,而须预负赔款损失,则得之东隅,未晓能收之桑榆否?且中国人民现尚未知人寿保险之益,对于投保寿险者,数实寥寥,营养尚虞不足肩担,岂能再负捐税?”其三,“人寿保险单据均已遵章贴用印花,中国人寿公司已多负一重责任矣。若再加收营业税,百上加斤,实觉力有不胜。忖思皮之不存,毛将安附?”
      它们还将保险与同属金融的银行作比,“查银行营业不过还本付息,保寿公司对于保客之义务到期还款,与银行办法无异也。至于保客遇险无论其投保之久暂,悉照保额赔偿,此种义务为人寿保险公司之所独有,而各种银行之所必无,其责任之孰重孰轻,至为明显。故公司等主张保寿公司之征税,纵不能比待遇银行而略轻,亦不应比待遇银行而加重。银行亦无缴纳营业税之规定,人寿保险公司营业为代保户储蓄,实际既与银行同,然其所处地位亦应同一待遇。事关国税,在国民尽可为政府助力者,莫不勉为输将,以尽责任,但能力实有不胜,在政府犹应鉴谅,用恤商艰。况现在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只有三数家营业,薄弱如此,当其茁壮时期,似宜扶之植之。”因此,希望政府“准予通饬各省将人寿保险业之营业税一体免征,以维国本”。
      5月15日,上海联保水火险有限公司司理冯佐芝致函同业公会,对于营业税问题发表意见曰:“苏浙营业税条例应按资本征收千分之二十,实难办到”,因为“吾业年来保费低微,折扣太巨,又加以印花税等,已有不能担负之势,若再重以此税,则商力几何一摘再摘”?而且政府对华洋难以一体对待,“华商处政府辖治之下可以形驱势迫,而洋商保险公司其资本动辄数百万以至千余万元,伊肯计资科税乎?纵国权收回今非昔比,洋商为顾全其内地之营业计,亦必勉就范围,而其本国政府外交官吏换商约以为抵制利器,能放任而允许乎?殆曰不能。夫同此保险营业,而显示偏颇,宽容洋商独征华商,此驱鱼驱爵之谬计,度非我贤明之当局诸公所忍出此也”。冯氏认为:“笼统吁请免税,殆难邀准,不如就切实易举之事,呈恳施行,较有实益”,“吾业年来衰败原因不一,而以经纪人滥跌折扣为致病之源,非藉国家法令之功不能收整齐划一之效”,如果能“呈请政府制定一种保险经纪人条例”,“凡经纪人须由政府给予执照,明定每单保本若干,实应收佣金若干,违者料(应为‘科’:引者注)以罚金若干元或监禁若干日”,则“吾国始有一线生机,方可议及营业税事”。关于税率问题,冯氏提议:“(一)照资本收千分之二十,窒碍难行,已如上所述矣。(二)照纯益收千分之二,亦等于有名无实,缘近年以来吾业同人因保价低而扣头滥之故,其年终总结能获纯益者殆有几家?若长此不振,政府虽榷算极于蝇头,而亦无如此蚀本之公司何也。(三)照经济原理赋税得以转嫁之公例,制定一适宜税额,许保险公司转嫁于经纪人或保户,照每单保本若干,除贴印花税若干外,另贴营业税若干。”并且将此税归由“经纪人自理或准其取偿于保户”,“如此办法不独吾业同人乐于遵从,即洋商亦不能独标异帜,实为简便易行之道”。
      (二)保险印花税的调整与华商保险界的不满
印花税是以签订合同、产权转移、权利许可等行为所书立,或以领受凭证为征税对象的一种流转税,具有征收面广、税负轻、由纳税人自行购买并粘贴印花税票以完成纳税义务等特点。
      民国初年,北洋政府将清末酝酿已久的印花税之议付诸实施,保险印花税的征收自兹开始。1912年10月21日,北洋政府颁布新的《印花税法》,对三类35种凭证征收印花税,保险单被列为第二类。按其规定,保险单每件所载“银数10元以上贴印花2分,按累进税率贴至1元5角为止”。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财政部即颁布《印花税暂行条例》。1934年12月8日,国民政府公布了《印花税法》,共四章24条,包括三类共35个税目,并制定了执行细则,定于1935年9月1日起在全国施行。保险单被列为第一类商事产权凭证,适用税率为“按保额每千元贴花2分,超过之数不及千元的按千元计贴。每件保额不满千元的免贴”。印花税由财政部征收,印花税票由财政部监制,并指定机关发行,通用全国。应纳印花税之凭证,由财政部指定主管机关,执行检查。违反者,处以应纳税额10倍或30倍以下之罚锾。
对于保险印花税的这一调整,上海华商保险界反应强烈,认为此举“于国家之税额增收有限,而影响于本业之弊害实多”。为了谋求自身的利益保障,华商保险同人发起了减低保险单印花税运动。他们认为:“新印花税法规定保险单须照保险额贴花,每千元贴花二分,其超过之数不及千元者,亦以千元计算。此项办法,不特未依保险法划分人身保险与财产保险,即以水火两项而论,亦照从前印花税法增加数倍,各公司担负实为太重。”
      为此,上海市保险业同业公会“特推定宋汉章、丁雪农、徐可升、胡咏骐、朱如堂、项馨吾、汪叔梅等代表先后赴京晋谒各部院,面陈一切”,“其贡献意见如下:(甲)保险单有效期满一年或一年以上者,其保额每千元贴花一分(一千元以下免贴)。每满一千元加贴一分,不及一千元者亦以一千元计,贴至二元为限,不再加贴。(乙)保险单有效期间不足一年或一年以上者,其保额每千元以下者免贴,自一千元至五千元贴花一分,每满五千元加贴一分,不及五千元者亦以五千元计,贴至一元半为限,不再加贴。”经几度吁求,立法院“允酌予减轻”。
但是,当时关于保险印花的条例、法规,实际上都只是在华商保险业中发挥作用:“照我国暂行印花税条例,人寿保险公司凡收保费数额在一元以上者,即应贴用印花,然洋商公司则置之不理,我国政府迄无制裁办法。”对于此种不公,华商保险界虽多有怨言但无力改变。1933年,胡咏骐在发表对保险法的看法时,就流露出对政府保护华商的期望以及掩饰不住的失望和无奈,“苟政府不能确订奖励华商之条例,最低限度应不令华商强为其难,庶几在同一待遇之下,华商公司方得勉力挣扎,与洋商相颉颃以图自存也”。
     (三)所得税对寿险并无豁免及保险界的抗争
     企业所得税是指对企业的利润或收益征收的一种税。保险公司也是征取所得税的对象之一。对于人寿保险的特殊性,当时政府并未予以区别对待。因此,国内保险界为争取人寿保险免征所得税进行了一系列的抗争。
      1936年,上海市保险业同业公会向立法院吁请人寿保险免征所得税:“按国民有纳税之义务,苟无害以民生,而有裨于国计,自无不乐于输将。今所得税暂行条例中对于与国计民生最有关系之保险费与保险金,未经明白规定准予免征所得税,似与提倡奖励之旨未能符合,不得不仰恳钧院赐予修正。”它主要从三方面阐述了人寿保险何以应免征所得税的理由:
     其一,“查暂行条例第二条第一项:不以营利为目的之法人所得,免纳所得税。按投保人寿保险者非以营利为目的,收益者纵是个人,而于一切重要问题,如贫穷、衰老、依赖、疾病、失业、失学、慈善等,莫不仰赖人寿保险为之解决,是则人寿保险所得与不以营利为目的之法人所得,论其性质在社会所尽之功能,实无异致。”
     其二,“查暂行条例同条第二项:第二类所得:(卯)凡残废者劳工,及无力生活者之抚恤金、养老金、及赡养金,免纳所得税。而人寿保险对(卯)种所列各事,实包括无遗,何以一般之抚恤金、养老金、及赡养金,可以免税,乃对于用以为抚恤、养老、赡养之保险金及预备为抚恤、养老、赡养之保险费,独不以明文规定之于免税之列乎?”
     其三,“查暂行条例同条第三项:第三类所得:(丑)公务员及劳工之法定储蓄金,免纳所得税。此种规定,推其用意,无非欲奖励节俭,使其实行储蓄,以备不虞而已。公务员之法定储蓄,既予奖励,得享免税待遇,而一般国民用以储蓄以备不虞之保险费则不酌予免税,以资奖励,同是国民,何厚于彼而薄于此乎?”
     而且“欧美各国,对于人寿保险及各种保险俱有免征所得税之先例,或免征保险费,或免征保险金,或全部豁免”,“我当局诸公方以挽回国家利权,提倡节俭储蓄,贯彻民生主义为职志,对此与国计民生、文化俭德种种有极大关系之保险事业,诚宜明文规定,概予豁免征收所得税,以示奖励扶掖,而符政府设税之本意”。
     经过保险界的再三力争,财政部终作出批复:“投保寿险人领受保险金,超过投保费用总数者,超过部份,即与储蓄利息所得相等,自应按照所得税暂行条例第六条税率课税。”可见完全免征的目标虽然没有达到,但政府还是作出了一定的妥协和让步。
      四、政府角色扮演的得失
      政府对民族保险业的扶持,对于在外商强势包围的夹缝中艰难求生的民族保险业的发展,无疑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在扶持的同时,政府对保险业的管制、约束也属必要。20世纪40年代,陈郁就“政府对保险业应有之措施”提出了“修订保险业法”、“创办国营保险机构”、“决定保险业之经营方式”、“规定各保险业不许采用佣金制度”以及“管制全国各保险业”等五点建议。这五个方面,“举其大端概括言之,即先取保护政策,扶助民营保险之发展,次取严格管制,使作有秩序之前进”。
      综观民国政府对民族保险业的各项措施,亦不外乎扶持和约束两方面,而且大体是扶持在先,约束随后。更多的时候则是扶持和约束同在。在民族保险业艰难起步的发展初期,扶持的一面比较突出。如,前述民元年间华安合群保寿公司的创建就得到了来自政府的扶植,政府官员对保险的宣导也表现了其扶持之心。在保险立法中,则是扶持与约束两者兼有。而在税收政策层面,体现出来的更多的是管制,尤其是对华洋保险业不能统一对待,造成的对华商保险业事实上的苛严管束,不能不说是政府的失策。而究其根源则在于,民国政府在当时受制于不平等条约,不能自主地行使主权,加之政府本身也无法做到廉洁和高效,这就使得它在民族保险业发展中不仅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反而会自觉不自觉地设置障碍。政府扶持的有限性和与之相伴的过多的管制、约束,是民国时期民族保险业迟滞不前、终难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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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摄影]浅谈设计美
艺术设计是一种审美性的设计,是艺术与技术相结合服务于现实生活的手段,实用性与审美性是其重要的两个特征。设计美学...[全文]
[音乐舞蹈]谈武术与舞蹈共同发展之路
自古以来就有舞蹈与武术同源近根的说法,但是至今为止,由于关于武术与舞蹈起源的问题一直缺乏可以证实的材料,众多学者也...[全文]
[近现代史]十八届六中全会公报在我市广大党员干部中引起强烈响应
10 月24 日至27 日,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审议通过《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以下简称《准...[全文]
[文学理论]浅析民间美术造型元素的现代审美
我国民间美术的发展历程已经延续了数千年之久,民间美术属于民间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之一,并备受社会各界的广泛支...[全文]
[文学理论]浅析普通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的课程体系研究
一、引言 公共艺术课程是为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高素质人才而设立的限定性选修课程,对于提高审美素养、培...[全文]
[文学理论]浅析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下的文学理论类课程教改探索
近年来,以二、三本院校为主的应用型本科教育普遍重视实践教学,强化应用型人才培养,将实践教学作为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全文]
[文学理论]浅析散文翻译中的美学问题
散文的定义可从广义和狭义两方面来说,广义上讲,散文是一种与诗歌相对的文学体裁 ;从狭义上来说,是一种与诗歌、小说...[全文]
[文学理论]浅析色彩心理应用对品牌建设的重要性
0 前言 对于 CI 设计,有些人还不熟悉,事实上CI对企业品牌的塑造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CI作为企业形象战略,有其不可低估...[全文]
[文学理论]浅析色彩艺术的心理效应研究
色彩在艺术家的手中,不仅是单纯的描绘与填充工具,而是表达艺术家内心世界的重要表现形式。这种心理的表达描述着人们...[全文]
[文学理论]边缘文化身份下的杜拉斯自传体小说研究
摘要 作为法国最具有争议的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无法归类是杜拉斯最为明亮的一个标签,这一标签闪现出了杜拉斯的边...[全文]
[文学理论]浅析少数民族宗教艺术的社会美育系统
一、 少数民族宗教艺术的美学表现 (一) 少数民族宗教建筑的美学形式少数民族宗教建筑艺术的美学表现指宗教建筑的形体视...[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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