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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的决定性作用

作者:2017-02-04 17:41阅读:文章来源:未知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它的发动与和平解决,成为当时停止内战、发动抗战的一个历史性转变的关键,拉开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战争的序幕。
  西安事变的决策者和发动者张学良、杨虎城将军舍身为国的浩然正气在中华民族的解放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他们是抗战事业的“千古功臣”。为此,本文就张学良在西安事变过程中的作用作初步的探讨与评论。
  1 张学良政治态度的根本转变,奠定了发动西安事变的思想基础
  西安事变,实际上是张学良的联共抗日主张与蒋介石的内战“剿共”政策矛盾冲突的必然结果。张学良任职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后,在思想上经历了一个由“拥蒋反共抗日”到“逼蒋联共抗日”的转变过程。这个重大的思想转变的结果,使他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政策发生了根本性对立,以至“兵谏”捉蒋,用强硬的办法迫使蒋介石采取联共抗日的政策。毫无疑问,张学良在思想上对共产党态度的根本转变,是发动西安事变的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思想条件。
  张学良的思想转变有一个发展过程,也有极其复杂的社会原因。作为奉系军阀张作霖之子,张学良早在青年时代就作为奉系首脑的继承人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由于他早年接受了欧美的民主思想,在协助其父治理东北的过程中,着力于发展实业,兴办学校,培养人才。1928年6月“皇姑屯事件”后,张学良激于国难家仇,毅然决定“易帜”,归顺南京政府,从此走上了追随蒋介石的道路。中原大战的关键时刻,张学良通电支持蒋介石,使阎、冯反蒋同盟迅速瓦解;“九一八”事变之后,他又心甘情愿为蒋介石担当不抵抗的罪责,同意免去“本兼各职”,在一片唾骂声中出国赴欧考察,以维护蒋介石的声威。由于在意大利深受墨索里尼女婿齐亚诺的蛊惑,1934年初回国后,张学良真诚信奉法西斯主义,竭诚拥护领袖,积极组织“四维学会”。1935年调防西北后,唯蒋介石之命是从,对陕北红军和中央红军进行大规模“围剿”。毋庸讳言,在这个时期,张学良对于中国共产党尚无正确的认识。
  张学良能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有着极其复杂的社会原因,主要原因是当时中国社会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以及张学良本人的特殊经历。
  第一,从根本上说,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华民族处于亡国亡种的危急关头,由此引起的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把张学良推向矛盾和痛苦之中。1931年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使东北沦为日本的殖民地;1933年侵占了热河省,1935年又制造了“华北事变”,使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在这样严峻的历史关头,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如毛泽东指出的,不仅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对日寇的侵略有反抗的要求,而且民族资产阶级在斗争的某些阶段,他们中间的一部分(左翼)是有参加抗日的可能的。在“国民党营垒中,在民族危机到了严峻关头的时候,是要发生分裂的”,如马占山、李杜在黑龙江率部奋起抗战;赵博生、董振堂在江西宁都率二十六路军起义参加红军;蔡廷楷、蒋光鼐在上海率十九路军进行“一·二八”抗战;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抗日同盟军;十九路军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与红军签订抗日反蒋协定。值此民族危亡之际,全国各界人民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
  1934年初,张学良从国外归来,国人盼望他能重振军旅收复失地。谁知刚一归国,蒋就任命其为鄂豫皖“剿共”副总司令,置国难家仇于不顾,率东北军进攻红军,这当然引起舆论对他的不满。在这国亡无日的时候,张学良曾说:“以前同胞们谴责我对日本不抵抗,现在我希望蒋公能更改我们的任务,不让我打共产党而去打日本人,因为我觉得‘剿共’战死不如抗日而死有价值。” 1934年8月,张学良支持应德田化名“路天行”去上海找李杜将军,让他出访欧洲,绕道苏联去东北抗日。从这里看出,张学良思想正处在苦闷和矛盾状态:一方面他拥护、崇拜蒋介石;另一方面丢掉其父经营多年的东北,不仅国难家仇未报,而且自己一味代蒋受过,其内心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这种矛盾的心理状态不能不说是张学良思想转变的重要基础。
  第二,军事上“剿共”的失利,使张学良在思想上受到极大震动,初步认识到“剿共”是没有出路的。1935年9月,蒋介石任命张学良为西北“剿共”副总司令,指挥陕、甘、宁、青四省的“剿共”军事,兵力约30万。张学良不负蒋介石信任,曾企图建立“统一之功勋”,于是便向陕北根据地大规模进攻。陕北红十五军团在刘志丹、徐海东带领下,在劳山战役中歼灭了东北军110师,打死师长何立中;在榆林战役中歼灭107师,619团团长高福源被俘。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在直罗镇战役中一举歼灭109师,师长牛元峰丧命。仅三个月中损失了近三个精锐之师,“这在东北军几十年的历史上还不曾有过,不能不给张学良及其官兵带来极大的震动”。事实教育了张学良,他感到这样下去,“不要说没力量打回老家,连本身存在都成问题了”。与此同时,张学良认识到“共产党主张团结抗战是对的”,于是开始考虑寻找机会与共产党人接触。1935年11月,张学良在南京开完会后去上海,会见了李杜将军,要他设法找共产党人联系;同时会见了东北同乡杜重远。杜重远劝张学良要看清民族危机之根本,一举改变过去执行“剿共”内战政策的做法,用武于抗日疆场,立功于驱逐外侮的征战中。从此,张学良由积极“剿共”变为消极应付,后来张学良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这几次可怕的失败,深创我心,这更加强了我的信念,即杰出将领为内战丧生是令人遗憾的。同时我不再轻视共军的战斗力,因此用和平方法解决共产党问题的思想遂在我心中燃起。”
  第三,蒋介石借“剿共”之名取消东北军的伎俩,使张学良对蒋介石的“安内”政策有了初步警醒。在蒋介石多次“围剿”红军失利,而红军长征北上的情况下,蒋介石调东北军开赴陕北与红军直接对峙,让其在“围剿”中打头阵,目的可谓一石两鸟。东北军在“剿共”中失利后,何应钦吊销了部队的番号,停发了军费,这件事使张学良最为寒心。张学良从而看穿了蒋介石的“安内”政策,不仅要消灭红军,而且还要于无形中消灭非嫡系的东北军。
  第四,流亡他乡的东北军广大官兵爱国思乡的强烈愿望和厌战情绪也深深地影响着张学良。本来东北军日夜盼望的是消灭日冠、打回老家去。“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这一歌声曾使多少人暗暗流泪。到西北后,大批东北军的眷属流落在西安街头,靠乞讨过活;而蒋介石顽固地坚持内战政策,对此他们强烈不满;“东北军应到白山黑水之间与日寇拼个你死我活,怎能在周秦汉唐的故地与红军自相残杀”。他们感到“苦战无功,将来势必由损失而渐消灭”。1936年10月,在与中国共产党有联系的东北军骑兵16团与红军作战时,全团未加抵抗,便被红军俘虏,广大官兵这种爱国思乡的厌战情绪深深地震动了张学良。
  第五,在中华民族危亡关头,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开展,终于使张学良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1936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表示愿意同他们实行停战,共同抗日,同时积极地开展东北军上层人士的工作。高福源被中共教育释放后,表示愿意说服张学良,从此在上层搭上了红军与东北军统一战线的桥梁。3月,中共中央派联络局局长李克农与张学良在洛川会谈,就联合抗日的一些问题交换了意见。张学良对此“十分满意”。4月9日,中共中央又派周恩来与张学良会谈,双方达成了停战协定,并商定内外结合,红军在外、张学良在内逼迫蒋介石抗日。双方从不同角度做蒋介石的转变工作,以建立全国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此,张学良在思想上开始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10月5日,中共中央发表《毛泽东、周恩来致张学良书》,再次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更加坚定了张学良联共抗日的信心。
  与此同时,中共也积极开展了争取杨虎城西北军的工作。至此,东北军、西北军已与红军停战,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之前,形成了在抗日基础上的三方合作。
  从上述事实中看出,张学良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和政策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就意味着他与蒋介石的内战“剿共”政策发生了重大矛盾和冲突。显然,若没有张学良思想的转变以及与蒋介石“剿共”政策的冲突,是不会发生西安事变的。
  2 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发动过程中一直处于主导地位
  蒋介石坚持“剿共”内战政策是导致西安事变发生的主要原因。张学良在蒋顽固坚持“剿共”政策的情况下,为了实现自己联共抗日的目标,迫不得已才“兵谏”捉蒋,“促其反省”。在这个过程中,张学良一直处于核心和主导地位。西安事变,是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这一点即使蒋介石在事后也确信不疑:“……这件震动世界事变之真相,到了事后才完全明白了,此事最出人意料之外的一点,就是其主动者,实是张学良本人……”
  西安事变的发动,经历了一个较长时间的孕育过程,这个过程与张学良的思想转变基本是相适应的。张学良思想中贯穿着一条重要的主线,就是固守中国传统的爱国主义思想,即爱国必须忠君。但随着他在思想上逐步转变到联共抗日的同时,也产生了对蒋介石某些具体政策态度的改变。这里,最重要的是张学良提出了逼蒋抗日的意见,并主动承担了从内部劝蒋抗日的工作。
  1936年3月,张学良在洛川与李克农会谈,在有关抗日的诸多问题上取得了一致的看法。但张学良对中共反蒋抗日的方针表示了不同的意见,他认为:“团结一切力量,而单单不包括委员长在内,这是不行的,也是不实际的。俗话说得好,鸟无头不飞,马无头不走。爱国抗日,不能凭意气用事,必须实事求是。委员长握有全国军政大权而又是最有实力的领袖。他要‘剿共’,你就无法停止内战;他不要抗日,中国就无法抗日。为了团结抗敌,我想应该设法谏诤他,说服他,争取他。不应该抛弃他,把他拒之门外。既反他,又抗日,怎么行的通呢?共产党主张团结抗战是对的,但为什么一定要反蒋呢?” 4月9日,张学良又在延安与周恩来会淡。张学良虽然基本上接受了中共关于抗战的政治主张,但他仍认为反蒋抗日行不通,劝蒋联蒋有可能。周恩来同意他的分析,张学良很高兴,主动承担了劝蒋抗日的工作。张说:“你们在外边逼,我在里边劝,内外夹攻,—定可以把蒋介石扭转过来。”延安会谈后,张学良联共抗日的立场遂确立起来。在以后半年里,蒋到哪里,张也去哪里。在蒋的面前力劝他联共抗日,但没有什么结果,张学良对此十分苦恼。在与杨虎城交谈中,杨说:“对蒋软的不行,就硬干。”张学良很受启发,认为“这个办法好,刚柔相济,刚柔并用”。
  延安会谈后,张学良以联共抗日为己任,从各个方面加快了行动步伐,客观上为西安捉蒋做好了准备。首先,在军事上,1936年6月借用整军“围剿”的名义,经蒋介石批准,创办了王曲军官训练团,实则是作抗日的整军工作,张学良任团长,参加训练的军官都是思想比较进步的。该训练团一个月一期,共办了四期。稍后,张学良接受了中共党员刘鼎的建议,成立了“学兵队”,共400人,大部分是从北平招来的抗日积极分子,训练团的许多人都成为西安事变的依靠力量。其次,在政治上,1936年9月成立了“抗日同志会”,有组织、有计划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这个组织实际上成为掌握东北军全军秘密抗日运动的中心。再次,从5月份开始加强了对各地方实力派的联系,为自己劝蒋抗日寻找后盾,如5月张学良亲去太原与阎锡山谈联共抗日问题,阎表示同意。6月张学良派栗又文去新疆与盛世才联系,并想通过盛取得苏联的帮助。此外,张学良与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也有较密切的联系。
  这个时期,蒋介石因忙于平息“两广事件”,将华北与西北的嫡系全部南调,无力顾及应付西北的局势。但在东北军中发生的两件事却把张学良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推向高峰,从而拉开了西安事变的序幕。1936年5月,中共在东北军中秘密发行的《活路》杂志(其内容是宣传只有抗日才有活路)被国民党特务发现,让蒋介石抓到了张学良、杨虎城秘密联合、主张抗日的具体证据。8月28日,又发生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逮捕了在张学良身边工作的北平学联代表宋黎(中共党员)等人的“艳晚”事件。张对蒋系特务如此“胆大妄为”十分震怒,随即派孙鸣九带人查抄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次日张致电蒋介石自请处分,蒋表面上批了“应免署议”,但实际上在寻机报复。“艳晚”事件表明张与蒋之间矛盾已日趋激化。
  10月下旬,蒋介石平息了“两广事件”后,飞抵西安解决西北“剿共”不力问题,当蒋向张学良宣布大举“剿共”计划后,张学良据理相劝,“为了挽救国家与民族,必须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时恳切地说明,这不仅是他个人的看法,而是全东北军绝大多数将土的希望,也是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蒋介石除了斥责张学良外,又到王曲军官训练团训话,扬言在讨伐共产党问题上,对那些“不忠不孝的军人要予以制裁”。随后,以避寿为由去洛阳筹划阴谋,把南线30万大军摆在以郑州为中心的一线,同时把10多名高级大员召集到西安待命。蒋的这些部署是企图在大举“剿共”的同时,也秘密解决张、杨的问题。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第二次飞抵西安,向张、杨提出两个方案任其选择:(1)服从“剿共”命令,把东北军、西北军开赴陕甘前线进攻苏区,中央军在后边接应督战;(2)如不愿“剿共”,就把东北军、西北军分别调往福建和安徽,陕甘两省让给中央军“剿共”。这两个方案都是张、杨不能接受的。择其一,他们已与红军达成共同抗日的协议,当然不能与红军作战;择其二,调离西北离开红军,他们会被蒋介石瓦解吞并,重蹈十九路军的老路。这样,把张、杨逼上了梁山,他们暗下决心,不离开西北,也不打内战。具体对策是:第一步“哭谏”———尽力劝说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如无效就采取第二步“兵谏”———设法捉蒋,逼他抗日。
  12月5日,张学良对应德田说:“道理讲遍了,他没有一点回心转意的意思,顽固透了。这样做不行,就得换个办法,不能叫他顽固下去。”
  12月7日,张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向蒋介石作了一次“舌敝唇焦”的“哭谏”,他慷慨陈词,声泪俱下:“当前的国策,是团结抗战或分裂抗战,必须明确择定。这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对个人利益的前途都是成败关攸。只有领导全国团结抗日,才是委员长振兴国家唯一正确的道路,我有为委员长牺牲一切的决心。”张的哭谏遭到蒋介石的断然拒绝,蒋说:“你现在就是拿手枪将我打死,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改变。”张学良哭谏不成,乃下决心给蒋来一付“眩冥之药”,医治蒋介石的内战顽症,于是“与杨主任经过多次密商,准备要扣委员长,准备闯一场大祸”。
  12月9日,西安10000多青年学生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举行游行,遭到特务枪击,发生流血事件。当学生要向临潼蒋介石请愿时,蒋介石向张学良下令“用武力制止”,“格杀勿论”。为避免造成流血惨案,张学良驱车赶到游行队伍面前,向学生表示:“你们的意见我一定给你们转达到,你们请回去,我保证一星期之内达到你们的要求。”这时,一个扭转蒋介石错误政策的行动计划已在胸中成熟。当天晚上,张学良坚定地说:“我一定要扣蒋。” “我们得逼他,把他抓起来逼他抗日。” 10日晚,张学良又说:“为了停止内战,我已决定扣蒋。”
  为了顺利地实施扣蒋,张学良、杨虎城做了具体分工:张学良负责临潼捉蒋,杨虎城负责西安城内。11日,张学良带白风翔、刘桂五去临潼见蒋,借口去热河发动敌后游击战谒蒋请训,实则侦查蒋的住所途径。31日晚11点,张学良发表了“兵谏”前的最后动员。12日凌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了。
  从上述事实中不难看出,张学良从西安事变的准备、决策到发动,都处于核心地位。
  3 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西安事变最后以和平解决而告终,这个结局是由当时很多因素尤其是中共的积极努力所促成的,但张学良、杨虎城,特别是张学良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具有决定性意义。西安事变是张学良、杨虎城用军事反抗的形式发动的,张学良是事变的最高领导者、最高指挥者,拥有最后决策权。而当时的蒋介石处于张学良、杨虎城势力的绝对控制下,处置蒋介石的任何方案都得由他们作最后的抉择。
  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是从“国家民族的前途”出发,迫使蒋介石暂时放弃“剿共”政策,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兵谏是在逼上梁山的情况下采取的一种方式。在事变第二天,张学良在对所部讲话中说:“我们这次举动,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民族!”“我们绝不是反对委员长个人,是反对委员长的主张和办法,使他反省,正是爱护他。”“如蒋委员长能放弃过去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那时甚至他对我们这次行动,认为是叛变而惩处我们,我们绝对坦然接受,因为我们所争的是主张,只要主张能行的通,目的能达到,其他均非所计。”事变当时,张致电宋美龄:“爱护介公,八年如一日。”又致电孔祥熙,表示对蒋“绝不妄加危害”。同时约中共代表来西安“共商抗日救亡大计”。可以看出,张、杨发动事变,决非出于对蒋个人的恩怨或争权夺利,而是出于国家民族大义,其赤诚之心是“可质之天日而无愧作的”。就连端纳都肯定:“张、杨此次举措,纯为救国主张,绝无对人之意,余甚钦佩。”张、杨以逼蒋抗日为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已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奠定了基调。
  在西安事变过程中,张学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蒋“保其安全”。在事变暴发之前,张学良布署行动计划时,严令去临潼执行捉蒋任务的孙鸣九,千万不要把委员长打死了,万不得已只能把他的腿打伤,不要叫他跑了。正因为张千叮万嘱部下保证委员长安全,东北军将士在扣蒋过程中才不敢造次胡来。事变后,在进城之前,指派西北军特务营营长宋文梅把蒋住的新城大楼东厢房作了严密检查,撤掉了电灯电线。非但如此,“张学良为了蒋的安全起见,命令把蒋移到金家巷高桂滋的公馆居住”。张在事变过程中采取了各种措施,保证了蒋的生命安全。
  事变发生当天,张学良通电全国,敞开和谈大门,指出事变是对蒋“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并发表了抗日救国的八大主张。同时张学良致电南京要人如宋子文、孔祥熙,示意他们协助调解西安事变。14日,宋子文接电后向新闻界发表谈话:“蒋院长在西安绝对安全。”这对抵制亲日派讨伐西安、稳定南京局势起到了积极作用。张、杨还多次电约中共派代表来西安。同时又先后致电各地方实力派,请他们“远赐教言”,开诚指示,共同协商解决西安事变。此外,张还以部下礼节,向自己的阶下囚蒋介石多次陈述自己的良苦用心,盼其纳谏。蒋虽顽固不化,但张的至诚行动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蒋的停战令暂时制止了南京的军事进攻,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赢得了时间。
  在蒋于临潼被扣、尚未送到新城大楼时,张学良就曾明确对杨虎城说过:“如果委员长到西安后,采纳了我们的意见,我便送他回南京。”在这个问题上张、杨的主张是不一致的,杨知蒋的为人不可信赖,而且手段毒辣,不扣则已,扣则不能轻易放他,纵然不杀,亦必使他在政治上失势。张虽扣蒋,始终未变拥蒋思想。他觉得蒋是有抗日可能的,他的错误在于必须先消灭共产党然后再抗日的政策;现在,只要把他的错误政策扭转过来,实现团结抗日就应放他。12月19日,张学良致《泰晤士报》记者弗拉塞电中说:“我在星期一(十四日)的晚上电请南京政府派员听取委员长的意见……使委员长能够回京复职,……如果有人来到这里,则委员长早已回到南京了。” 以上两点说明张学良在中共代表到西安之前已作出了放蒋的决定。17日晚,中共代表到达西安,张学良在与周恩来谈话中说,蒋具有抗战的可能性。他主张只要蒋介石答应八项主张就应放他,并拥护他作全国抗日的领袖,以符合逼蒋抗日的初衷。张学良的想法得到了周恩来的肯定,周恩来表示愿意帮助张、杨实现事变的目的,这更加坚定了张学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心。
  当张学良、周恩来、杨虎城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问题上取得一致看法后,张学良认为既然大计已定,只要蒋介石答应他们的八项主张,就应及时谈判,早日放蒋,“卸下这系天下安危的重担”。但此时,蒋介石以脊骨跌伤为借口,显摆领袖尊严,火气频发,张、杨无法与他心平气和地谈判,形成了僵持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请端纳电约宋子文来西安协助蒋介石商谈和平解决的方案,这是促使和谈能得以顺利进行的一项重要措施。12月20日宋子文抵陕,张学良明确向他说明:“三位一体”已经决定了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只要蒋介石答应“双十二通电”所要求的八项政治主张,三方面一致同意放蒋归京。
  12月24日,在张、杨八项主张和共产党六项建议的基础上,谈判达成了六项协议,均由蒋介石以“领袖的人格”保证执行,不做书面签字。至此谈判基本成功。决定放蒋的消息不翼而走,在西安引起了要蒋介石作三项保证才能放走的争论:蒋要绝对做到中央军撤出潼关、释放上海七君子、在和谈条款上签字等保证后才能释放。少壮派主张:“现在蒋介石在我们手里,不听我们的话,干脆先把他干掉。” 12月25日早,东北军、西北军高级将领写信给宋子文,要求蒋介石签字,同时中央军撤出潼关,否则不放蒋。很显然,如再拖延放蒋的时间,不仅西安方面会出现想不到的情况,而且南京方面阻止军事进攻的时限已到,内战随时可能爆发。在这紧急关头,张学良果断决定立即放蒋,并说服了杨虎城。
  张学良亲自送蒋回京,对张学良的此举众说纷纭。从当时的形势看,张送蒋归京,对个人和东北军来说是不利的,但对最终实现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有利的。一是可以解除人们对事变目的的猜疑,用行动表明他们发动事变的善良动机,取得全国人民的信任;二是可以“压一压南京反动派的气焰”,抵住何应钦讨伐西安的借口;三是可以征得地方实力派和社会舆论的同情,对蒋介石向西安进行武力报复的心理具有很大抑制作用。正如毛泽东在1937年同史沫特莱谈话中所说:“……如果没有十二月二十五日张汉卿送蒋介石先生回京一举……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
  张学良被扣南京后,在西安引起极大震动,出现了不亚于蒋介石被扣所造成的紧张局势,如果处理得不好,不仅会使已经取得的和谈成果丧失,而且可能会导致新的内战。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不顾个人安危,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本着和平解决事变的初衷,对杨虎城和东北军将领进行劝解,使可能爆发的内战得以制止。1937年1月8日,张学良在给杨虎城及各将领的信中说:“盼兄等切实体谅中央及委座之苦衷及我本人等救国之初衷,切不可引起内乱苦我国民之外,更使我仇邻鼓掌称快。”杨虎城听从张学良的劝告,于1月9日派人去洛阳向顾祝同表示,对蒋介石“有计划抗日,均表赞同,对中央无抵抗意念”,从而缓和了前线的紧张局势。1937年1月16日,杨虎城、于学忠通电表示服从南京中央政府,终于完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4 结束语
  综观西安事变全过程,可以看出,张学良由拥蒋反共到联共抗日的思想转变,是导致他发动西安事变的思想基础。提出捉蒋、决定放蒋以及亲自送蒋,张都处于事变的核心地位。由于张学良能从民族国家大义出发,终于使西安事变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在全国出现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新局面。正如周恩来所说,张学良无愧于有功抗战大业的千古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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