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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延安时期毛泽东对党内民主的探索及其现实启示

作者:2017-02-04 17:40阅读:文章来源:未知
  从1935 年10 月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到1948 年3 月毛泽东东渡黄河离开陕北前往河北西柏坡这近13 年,通常称为延安时期。这一时期,毛泽东着力从功能、方法以及实践三个视角对党内民主进行了有益探索,从而形成我们党的党内民主发展较好时期之一。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积极发展党内民主,增强党的创造活力。”因而,系统提炼和总结延安时期毛泽东对党内民主探索的三个视角,对新形势下推进党内民主建设将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启示。
  一功能视角
  “功能”一词主要表达事物所能发挥有利作用的行为、形式或方式。对党内民主功能的发力性探索,成为延安时期毛泽东探索党内民主的一个重要视角。延安时期,毛泽东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对党内民主的功能进行了探索:
  (一)党内民主是巩固和发展党、使党突破战争难关的重要武器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社会。1921 年7 月党成立时,全国只有50 多名党员。1924 年1 月,国共两党正式实现第一次合作后,党得到迅速发展,到1927 年党的五大召开前夕,共产党员已发展到近5. 8 万名。然而,大革命后期,由于陈独秀在党内大搞家长制和个人专断,听不进党内其他同志的正确意见和建议,致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以失败而告终,党的队伍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绞杀下数量急剧减少到1 万多人。
  大革命失败、党所领导的民主革命进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后,我们党曾一度得到过大发展。然而,由于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我们党又连续发生了以瞿秋白、李立三以及王明为代表的三次“左”倾错误。三次“左”倾错误的代表人物,其共同特征就是在党内大搞独断专行,对持有不同意见的党内同志实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结果又给党造成巨大损失。最终,南方各根据地相继丧失,全国红军从30 万人减少到3 万人,党员从30 万人减少到4 万人,白区的党组织几乎损失殆尽,红军被迫长征。
  红军长征到达延安后,我们党面临的一个最紧迫任务就是如何巩固、发展和壮大党,使党突破难关。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毛泽东认为,党内民主是巩固和发展党、使党突破战争难关的重要武器。如他所说:“扩大党内民主,应看作是巩固和发展党的必要的步骤,是使党在伟大斗争中生动活泼,胜任愉快,生长新的力量,突破战争难关的一个重要的武器。”
  (二)党内民主是锻炼和造就出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的根本保证
  党在进入延安之前,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我党的疯狂屠杀政策以及我党领导机关所犯的严重错误,党的大批的优秀领导干部或被捕或牺牲或被党错误清洗,这对党的事业的危害极大。刚到延安,可以说什么都缺,但最缺的是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干部数量的恐慌成为摆在党面前的一严重难题。对此,毛泽东刚到延安时就提醒全党说:“现在的骨干还不足以支撑斗争的大厦,还必须广大地培养人才。” 1938 年10 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则进一步指出:“中国共产党员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我们的责任,就在于组织他们,培养他们,爱护他们,并善于使用他们。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所以,迅速培养党的领导骨干,锻炼和造就千百万的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无疑成为党当时所面临的极其紧迫的任务。
  如何锻炼和造就大批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 延安时期,毛泽东建议应从三个方面着手,即:通过发展党内民主锻炼和造就出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通过创办各类干部学校锻炼和造就出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在革命斗争实践中锻炼和造就出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在这三项举措中,毛泽东认为,党内民主是锻炼和造就出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的根本保证。如他说:“大批能干人才的创造,也只有在民主生活中才有可能。”他还说:“用民主制的实行”,“锻炼出大批的干部,肃清宗派观念的残余,团结全党像钢铁一样。”
  (三)党内民主是发挥全党积极性、增强党的凝聚力的基本途径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无产阶级人数非常之少。这种特殊的国情决定了党要发展和壮大自己,成为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无产阶级先进政党,就不能不吸收农民以及其他小资产阶级中的先进分子入党。
  大革命失败后,革命重心被迫由城市转入农村,这更是决定了共产党员的主要来源是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 年党的五大到1928 年党的六大一年间,党员成分由工人占53.8%、农民占18. 7%、知识分子占19. 1%、军人占3.1%、中小商人占0. 5%、其他成分占4. 2%,变为农民占76. 6%、士兵占0. 82%、知识分子占7. 2%、其他成分占3. 5%、工人只占10. 9%。共产党员构成成分的这种严重复杂化,就把如何发挥各个组成成分的积极性,以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摆在了全党面前。
  毛泽东在探索解决该问题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党内民主是发挥全党积极性、增强党的凝聚力的基本途径。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指出:“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他还说:“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 到了延安时期,毛泽东更是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党内民主对发挥全党积极性、增强党的凝聚力的极端重要性,并作了大量阐述。他说:“党内缺乏民主生活,发挥积极性的目的就不能达到。” “用民主制的实行,发挥全党的积极性”;“军队中的党组织,也须增加必要的民主生活,以便提高党员的积极性,增强军队的战斗力”,等等。
  二方法视角
  方法得当,就会事半功倍,方法不当,则事倍功半甚至于劳而无功。毛泽东曾把方法形象地比喻为桥或船,他说:“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能是瞎说一顿。”这就非常生动且深刻地说明了方法的极端重要性。延安时期,毛泽东不仅从功能视角对党内民主进行了有益探索,而且还就如何发展党内民主着力从方法视角提出了一系列真知灼见,保证了党内民主能够在实践中得以贯彻落实。延安时期,毛泽东认为,发展党内民主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发展党内民主的基本前提:深入持久地开展党内民主教育
  延安时期,在发展党内民主问题上,党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党内成员缺乏民主意识的熏陶。这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和历史根源的,概要来说,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1、深受封建主义残余的影响。我们党诞生在封建专制传统根深蒂固的旧社会,由于封建社会的长期存在,政治生活上的等级制、一言堂、官本位、特权思想以及家庭生活中的家长制观念或家长作风等都在党内成员中或明或暗、有形无形地存在,这成为阻碍党内民主发展的重要原因。对此,1938 年10 月14 日,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就曾明确地分析说:“由于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小生产的家长制占优势的国家,又在全国范围内至今没有民主生活,这种情况反映到我们党内,就产生了民主生活不足的现象。”
  2、共产党员的文化水平整体偏低。我们党诞生伊始,就处在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包围中,特别是1927 年大革命失败、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农村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成为党组织的主要来源。据统计,从1937 年7 月到1940 年7 月,共产党员由4万人剧增到80 万人。80 万共产党员中,绝大多数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这些革命者由于出身贫寒,无力上学,虽有革命积极性,但文化水平整体偏低,大多数不知民主为何物,对上顺从、服从、依从而对下专制、专横的意识扎根其中,这成为阻碍党内民主发展的另一重要原因。
  有鉴于此,延安时期,毛泽东主张:要扩大党内民主、加强党内民主建设,基本前提必须深入持久地开展党内民主教育。他说:“必须在党内实行有关党内民主生活的教育,使党员懂得什么是民主生活,什么是民主制和集中制的关系,并如何实行民主集中制。”在毛泽东的正确指导下,党采取了各种方式有计划有系统的开展党内民主教育活动,从而提高了广大党员的民主意识和民主素质,昔日边远偏僻的文化荒漠延安,更是成为民主教育的示范中心。
  (二)发展党内民主的重要途径:正确认真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党内民主的实际,就是容许任何不同意见的提出与讨论。”然而,我党在延安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者占统治地位时期,党内几乎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良好氛围,这就严重窒息了党内民主生活。对此,延安时期,毛泽东多次提出:应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认为这是发展党内民主的重要途径。如他说:“对于我们,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延安时期,毛泽东认为,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过程中要充分实现党内民主,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要坚持实事求是,按照辩证法行事。1941年5 月15 日,毛泽东提议把《新中华报》和《今日新闻》合并,创刊《解放日报》。《解放日报》文艺栏目主编由丁玲担任。有一次,丁玲碰到了毛泽东,就以请教的口吻问道:“为什么你在文章中批评人,人家服气,我写批评文章,人家会不高兴呢?”毛泽东沉思了一会儿,然后告诉丁玲说:“批评人要实事求是,讲点辩证法。”什么是“实事求是”? 毛泽东解释说,就是“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什么是“讲点辩证法”? 毛泽东也进行了解释,他说: 就是“先把人家的长处说一说,并且要说透,然后再对他的错误或缺点进行批评。”
  其次,要实行“团结—批评—团结”公式。毛泽东后来总结说:“在一九四二年,我们曾经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这种民主的方法,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叫做‘团结—批评—团结’。”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积极健康地批评和自我批评,对犯错误的同志进行善意的帮助,并在实际行动中迅速、彻底地改正,从而最终在新的基础之上达到新的团结。
  再次,领导干部应率先垂范,带头做表率。延安时期,毛泽东多次强调,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领导干部应率先垂范,带头做表率。他说:“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个整体,缺一不可,但作为领导者,对自己的批评是主要的。”
  (三)发展党内民主的根本保证:设计党内民主制度,使党内民主走向制度化
  制度更带有根本性、稳定性、长期性、全局性,发展党内民主,关键还是在于设计党内民主制度,使党内民主走向制度化。延安时期,在发展党内民主方法维度上,毛泽东的又一突出贡献就是设计出了一系列党内民主制度,为发展党内民主奠定了稳定根基。
  首先,实行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制度。1948 年9 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时明确指出:“我们党内是有民主的,但是还不足或者缺乏,现在要增加。”如何增加? 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办法是实行代表大会及代表会议的制度。”根据毛泽东的建议,这次会议专门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决议》。该决议很快下达到各地。各地党委根据决议及时召开了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冀南区党委于1949 年2月8 日至15 日最早召开了党的代表会议。接着,豫西区党委也于2 月13 日至16 日召开了党的代表会议。此后,各地都相继召开了党的代表会议,个别县和某些军队,还召开了党的代表大会。实行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制度所获得的主要成绩就是:党员代表积极工作,起了骨干作用,发扬了党内民主,推动了工作。
  其次,建立党内民主生活制度。延安时期,在设计党内民主制度方面,毛泽东带领全党建立了一套比较健全和完善的党内民主生活制度。对此,1962年2 月6 日,邓小平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曾做过简明总结。他说:“遵义会议以后,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我们党建立了一套健全的党的生活制度。比如民主集中制;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不搞过火斗争、无情打击;艰苦朴素、谦虚谨慎,等等。”
  再次,建立党的集体领导制度。鉴于陈独秀、李立三、张国焘、王明严重破坏党的集体领导而给党造成严重危害的惨痛教训,为了建立各级党委巩固的集体领导,特别是建立党中央巩固的集体领导,毛泽东专门就党的集体领导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健全党委制》以及制定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关于健全党委制》的核心思想就是健全以党委制为载体的集体领导制度,规范党的集体领导,这是一种实体性制度。《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则是对《关于健全党委制》所做的进一步具体化和系统化发挥,是程序性制度。实践证明,这样的配套制度,具有很强的严密性、系统性和可操作性,实施效果是很好的。
  (四)发展党内民主,必须与严格党的纪律密切相结合
  严格党的纪律对发展党内民主极为重要。这是因为,只有党规党纪面前人人平等,才能既为党内民主的实现创造良好的环境,又为发展党内民主提供基本保障。可以说,没有严格的纪律做保障,发展党内民主就是空话。我党在进入延安之前的很长一段时期,由于党内缺乏严格的纪律,才使得党内接二连三地发生“一言堂”、“家长制”、个人专断及独断专行等粗暴作风,严重破坏党内民主,最终给党的事业造成巨大损失。
  延安时期,为避免发生陈独秀、王明、张国焘等严重破坏党的纪律的恶劣行为,在发展党内民主问题上,毛泽东特别强调:必须与严格党的纪律密切相结合。对此,1938 年10 月14 日,他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就十分明确地指出:“无论在军队或在地方,党内民主都应是为着巩固纪律和增强战斗力,而不是削弱这种纪律和战斗力。”他还说:只有这样,才能既“扩大党内的民主生活”,又“不至于走到极端民主化,走到破坏纪律的自由放任主义”。延安时期,为了实现发展党内民主与严格党的纪律密切相结合,毛泽东主张应从两个方面着手:
  一方面,必须严守党的“四个服从”的纪律。毛泽东指出:“鉴于张国焘严重地破坏纪律的行为,必须重申党的纪律:(1) 个人服从组织;(2) 少数服从多数;(3)下级服从上级;(4) 全党服从中央。”他还特别强调:“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 “四个服从”的实质是少数服从多数,而民主的实质也是“少数服从多数”,体现多数人的意见。所以,严守党的“四个服从”的纪律,正是发展党内民主的重要体现。
  另一方面,必须制定充分尊重党员主体地位的党内法规。毛泽东指出:“为使党内关系走上正轨,除了上述四项最重要的纪律外(即四个服从),必须制定一种较详细的党内法规,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延安时期,党制定了很多充分体现尊重党员主体地位的党内法规,诸如《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决定》,等等。这些党内法规,既以具体化的条款规定了党员所拥有的各项权利和义务,又以法规化的方式敦促党员依法行使各项权利和义务,从而保证了党内民主的实现。
  三实践视角
  延安时期,毛泽东不仅从功能视角和方法视角对党内民主进行了理论探索,而且他更是党内民主的亲身实践者,是发扬党内民主的模范。他从善如流,心胸宽广,既听喜也听忧,知错就改,其民主作风令人折服,为我们留下了他许多发扬民主的美谈佳话。
  (一)“我们既要革命,既要和旧的制度决裂,就万万不能沾染官僚习气。”
  1939 年秋的一个上午,毛泽东应延安马列学院邀请去给全体学员作报告。学院领导专门安排教育处长邓力群、教育干事安平生、宣传干事马洪和校务处长韩世福四人,前往杨家岭去迎接毛泽东。迎接途中,四人走到延水河桥头时,没想到竟碰到了匆匆走来的毛泽东。未等他们四人开口问好,毛泽东就抢先问道“你们4 人风风火火的,要干什么去?”邓力群回答说:“学校领导派我们来接主席。”毛泽东听后,严肃认真地说:“这样做有点不好,一个人作报告要四个人接,要不得! 要不得!”看到他们四人有点为难,毛泽东话锋一转,幽默地说:“四个人,轿子呢? 你们不是抬轿子来接我呀? 下回跟你们领导说,再加四个人,来个八抬大轿,又体面,又威风。要是还有人,再来几个鸣锣开道的,派几个摇旗呐喊的,你们说好不好?”毛泽东的这一番风趣幽默,把大家都逗乐了。但毛泽东接着说:“那才不像话嘛,对不对? 皇帝出朝,要乘龙车凤辇;官僚出阁,要坐八抬大轿,前簇后拥,浩浩荡荡,摆威风。我们是共产党人,是讲革命的,要革皇帝官僚的命,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我们既要革命,既要和旧的制度决裂,就万万不能沾染官僚习气。”
  (二)“脱帽,敬礼,赔不是!”
  从1942 年春到1945 年4 月,我们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史称“延安整风运动”。然而,在整风运动后期,由于扩大敌情、错误估计形势,特别是由于康生在“抢救失足者”运动中大搞逼、供、信,结果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毛泽东及时纠正了这种过火行为,强调不能搞“逼、供、信”,规定“一个不杀,大部不抓”。他还主动承担责任,并在陕甘宁边区行政学院、中央党校、党的七大以及其他一些场合,多次向受到错误伤害的同志“脱帽,敬礼,赔不是”。例如,有一次在中央党校礼堂开会时,毛泽东就说:“这次大家都洗了澡,就是水热了一点儿”,“今天,我就是特意来向大家检讨错误的,向大家赔个不是,向大家赔个礼。”说到这里,毛泽东还恭恭敬敬地把手举在帽沿下,向被整错了的同志赔礼道歉,他还诙谐地说:“我向你们赔礼,你们也该还我一个礼吧? 你们不还礼,我这手就放不下来了。”许多曾受到过冤屈的同志,最初的怨气虽然很大,但是由于毛泽东这样主动承担错误,并多次诚恳的赔礼道歉,不仅怨气消了,还很感动。对过去的事释怀了,心情重新舒畅了,而且还增加了同志间的感情,增进了团结。
  (三)“张国焘的路线错误应由他本人负责,不能责怪下面。”
  1943 年春天,毛泽东有一次在听取工作报告时,有人借机向毛泽东打报告说:“原四方面军的一个连队指导员曾问战士:‘到底毛泽东的学问大还是张国焘的学问大?’有几个战士回答说:‘张国焘的学问大’。”听完汇报后,有的同志主张整一下那几个战士。毛泽东则耐心地向大家解释说:“那几个战士说张国焘的学问大是有原因的,因为张国焘没有整过他们的‘路线错误’,而我们却整了。张国焘的路线错误应由他本人负责,不能责怪下面,不能反到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头上去。”根据毛泽东建议,会议立即决定只批张国焘的错误,不能批对张国焘路线错误本来就不应负责的四方面军干部,更不能去批战士。就这样,毛泽东从几个战士的不满中,发现并纠正了反张国焘路线的扩大化错误,团结了原四方面军的全体干部和战士。
  四现实启示
  延安时期,毛泽东从三个视角对党内民主进行了有益探索,做出了重大的理论和实践贡献。当前,系统提炼和深入探究延安时期毛泽东从功能、方法以及实践三个视角对党内民主所做的有益探索,无疑对开展党内民主建设具有十分重大的启示和指导意义。
  (一)发展党内民主必须要与时俱进发掘党内民主的重要功能
  发展党内民主,必须要与时俱进发掘党内民主的重要功能,这是延安时期毛泽东探索党内民主给我们留下的一条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延安时期,毛泽东依据党所处的世情、国情以及党自身的党情,从功能视角对党内民主进行了发力性探索,指出:党内民主是巩固和发展党、使党突破战争难关的重要武器,是锻炼和造就出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的根本保证,是发挥全党积极性、增强党的凝聚力的基本途径。
  目前,世情、国情和党情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探索到的党内民主的功能虽然仍具有重大的指导和借鉴意义,但随着世情、国情和党情的变化,我们对党内民主的功能认识也应随之与时俱进地发生变化,只有这样才能适应发展党内民主的新要求。
  当前,面对国际国内环境的新变化以及党的历史地位、队伍状况的新变化,对发展党内民主的重要性应与时俱进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认识:首先,发展党内民主关系到执政党的生死存亡,对人民民主具有示范和带动作用;其次,发展党内民主是实现党的先进性的重要保证;再次,发展党内民主是实现党员民主权利的可靠保障;最后,发展党内民主是实现“以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目标的重要途径。
  (二)发展党内民主必须要直面现实问题,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法
  发展党内民主,必须要直面现实问题,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法,这是延安时期毛泽东探索党内民主给我们留下的另一条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延安时期,在发展党内民主问题上,我们党面临一系列难题,诸如,党内成员缺乏民主意识的熏陶、党内缺乏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氛围致使党内民主生活严重窒息、某些地区存在极端民主化倾向以及党内民主缺乏制度保障等等。
  延安时期,正是由于毛泽东发现了我们党在发展党内民主上所遇到的上述一系列问题,并直面这些问题,进而找到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最终在发展党内民主上取得了巨大成功。
  当前,我们在发展党内民主上所遇到的问题已经不同于延安时期,这就要求发展党内民主时,必须要直面现实问题,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法。新形势下,发展党内民主必须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要培育党员的民主意识和民主精神,形成党内民主文化氛围;其次,要坚持党员的主体地位,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再次,要加强党内民主程序建设以程序捍卫党内民主;最后,发展党内民主必须始终与维护党的集中相统一,绝不能走到极端民主化的邪路上去。
  (三)发展党内民主,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身体力行、率先垂范
  延安时期,毛泽东不仅从功能视角和方法视角对党内民主进行了有力探索,而且他更是党内民主的力行者,这给我们发展党内民主留下了一条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即:发展党内民主,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身体力行、率先垂范。
  这是由领导干部在发展党内民主中的重要地位决定的。领导干部是党所执掌之政治权力的直接使用者,是党执政政策的制定者,是党执政活动的组织者,在一个地区、一个部门负有全面责任,因而,各级领导干部是否发扬民主直接关系到党内民主的建设状况。
  所以,在发展党内民主时,领导干部必须以身作则、身体力行、率先垂范。而要做到这一点,当前,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要提升领导干部的民主素质,使领导干部具有虚怀若谷、与人为善、心胸宽广、平易近人、宽厚容人的高风亮节;其次,要培养领导干部的民主作风,广开言路,让人讲话,听人批评,既听喜也听忧,绝不能以权压人、以势压人、借机泄私愤、打击报复;再次,要健全和完善领导干部决策的投票表决制度。在决定重大问题时,“要严格实行少数服从多数,一人一票,每个书记只有一票的权利,不能由第一书记说了算”;最后,要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力度。党内民主与党内监督密切关联。党内民主是党内监督的前提,党内监督则是党内民主的保障。邓小平曾说过:“无论党内的监督和党外的监督,其关键都在于发展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发扬我们党的传统作风。”因而,必须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力度,为其发扬党内民主提供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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