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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的建构路径

作者:2017-06-15 17:18阅读:文章来源:未知
  福柯认为知识是“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知识话语会对社会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力。习近平在2016 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座谈会上提出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构建成果不足,导致马克思主义式微,甚至在有的领域被边缘化的问题,对哲学社会科学界提出期望和要求。如何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术话语体系是关系到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在艰难的条件下独立探索,建构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知识话语体系,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的学理基础和理论支撑。寻根问源,探寻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学术话语建构路径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术话语体系建设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在学术研究实践中创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科话语体系
  20 世纪30 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具有了相当程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积淀,建立起浓厚的理论旨趣,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引入各学科的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创立马克思主义学派。从此以后,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国统区的上海和解放区的延安为中心,一支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成长起来,掀起了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研究热潮,经历了不断地研究、创新、反思和曲折而艰难的发展过程,最终建构起独特的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体系。
  郭沫若开创性的将唯物史观运用于中国的历史学研究,从此开创了中国史学新的研究范式,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之路。在郭沫若的影响下,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一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沿着这一路径展开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他们一方面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考察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一方面深入研究中国考古实物资料,拓宽了中国古代史研究视域,在中国古代史研究、特别是先秦史研究领域有了重大突破。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用唯物史观考察中国近现代史,提出了新的认识和重大学术研究成果,明确了中国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提供了学理支撑。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思想史研究、革命史研究、启蒙史研究和中国通史研究中都有了新的突破。以翦伯赞撰写的《历史哲学教程》为代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方面取得卓越成就。随着研究的深入,他们逐步克服了初期的机械主义和公式化倾向,树立了实事求是、科学考证、严谨治学的优良学风。在他们艰辛地独立探索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视域日渐宽泛和深入,研究的学术理论成果也日渐丰厚,并呈现多样化趋势,获得了中国史学界的认可和赞誉。马克思主义史学学派成为中国史学的主流学派,建构了完善的史学学术话语体系,带领中国史学跨向了现代的、科学的研究视域和语境。美国学者德里克在《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谈到“唯物史观”对中国史学产生影响力,他指出革命时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历史的发展奠定了唯物史观在中国历史研究中的地位。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话语的建构经历了最为艰难的探索过程,也取得了最丰硕的学术成果。经历了20 年代的科玄论战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青年中得到更广泛的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它的科学性得到人们的理解和接受。瞿秋白以他独特的求学经历和视角打开了中国研究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的视域。从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队伍从人类本体的历史进路和宇宙本体的存在进路两个视角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李达则在30 年代以实践为基础建构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体系,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辩证法,称之为“实践的唯物论”。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李达建构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甚至高出了同期苏联的研究。艾思奇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上的理论贡献则主要在于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研究。“他所撰写的《大众哲学》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最有影响的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读物。此书的出版也标志着理论文化工作者探索哲学通俗化、大众化的重要开端。”虽然通俗化和大众化把本来相当复杂而深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简约化,为后来的研究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但在当时对于马克思主义知识话语的建构却是功不可没。他探索用大众可以接受的、民族的、民间的话语诠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建构的勇敢尝试。这种探索对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陈伯达后来犯了政治错误,但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提倡辩证地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挖掘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和近代思想的合理因素,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化的发展路向。雷蒙德·怀利研究发现陈伯达的这一思想和探索对毛泽东重估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发展具有转折性意义的哲学家则是毛泽东。身兼政治家、革命家和哲学家的毛泽东具有与从事理论哲学研究的哲学家们不同的哲学立场和思维方式,他从实践出发理解和建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认识论和辩证法的统一整体。他一方面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方面又在其深厚的国学素养的基础上不断深入研究中国古代哲学的朴素辩证法的思想和中国传统哲学的实践思维。最终,他在中国革命实践的探索中,融合中西两种视界,建构了其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思想,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建构做出具有转折意义的巨大贡献。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始终在自我反思和争鸣中前进。毛泽东在1942 年的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曾讲到: 我们的人民解放斗争有两条战线,即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要战胜敌人仅靠军队是不够的,还要有自己的文化军队。他进而肯定了文艺在“五四”以来的文化战线上有重要功绩。可见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发展对中国革命的巨大影响力,比起史学和哲学,文学艺术是更能直接地对大众产生影响。也因此,中共历来重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培养了一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建构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术话语。大革命后,“五四”以来的“文学革命”思想已经跟不上革命发展的时代需求。在瞿秋白、茅盾、郭沫若、鲁迅、成仿吾、冯乃超等人的努力下,实现了向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转变,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的任务、性质、形式、内容、创作方法及其与革命和政治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和探索。围绕马克思主义文艺中国化的形成和发展,面对革命对文学的现实需要,文艺界展开了多次反思和论争,在论争中使马克思主义文艺中国化逐步走向成熟和完善。在同资产阶级文学的论争中批判了“民族主义文学”“文艺自由论”“第三种人”和帮闲文学等派别,捍卫了无产阶级文艺的政治性、阶级性和革命性。批判了国民党提出的“以三民主义建设新中国的文化”、“尊孔读经”和文言复古,发起文艺大众化的发展路径。在左翼文学发展进程中反思了“革命浪漫主义”,否定了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艺中国化中出现的概念化、公式化倾向,创立了独特的中国现实主义文学路径。随着日本侵华加剧,民族矛盾尖锐,对具有鲜明阶级性的无产阶级文学带来冲击,面对时代课题展开了“两个口号”的论争。在如何处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的阶级性和民族性,及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文艺的政治性和其相对独立性的问题上产生了内部的分歧和论争,论争的结果融通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的阶级性和民族性,政治性和相对独立性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文艺中国化的深入发展。1938 年,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号召后,文艺理论界就文学创作的“民族形式”问题展开讨论。1940 胡风的《论民族形式问题》将论争推向了高峰。论争围绕马克思主义文艺究竟要不要民间的、大众的形式展开论争,胡风坚决捍卫“五四”以来的民主和科学的思想启蒙。但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如何动员广大群众加入革命斗争队伍已经变得刻不容缓,文艺大众化无疑也就成为时代的需要。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做了讲话,对文艺工作与革命工作的关系、革命文艺的发展方向等问题做了深入探索。讲话影响深远,随后一大批贴近民众的革命文艺大众化作品涌现,激发了广大民众参与革命的热情。马克思主义以大众化的话语形式被传递和扩散到民众中,学术知识话语对中国革命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
  除史学、哲学和文艺理论这三个学科外,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也先后被应用于研究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等学科领域,建构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科话语体系,成为中国革命的重要的学理支撑,也是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学理基础。但由于当时的研究是在异常艰难条件下进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有限,各学科的基础薄弱,而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引入和运用也存在着机械化、公式化、政治化的倾向,形成的学术存在很多缺陷和不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需要在反思中弥补过去理论研究中的不足,纠正理论误区,吸收世界研究前沿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成果和各学科科研成果,进一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完善和丰富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科话语体系建构。
  二、在阐释和解决现实问题中创建独特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
  一种知识话语的影响力首先取决于理论本身的科学性,其次则在于理论对现实问题的阐释力和影响力。近代以来的中国落后于西方文明,民众囿于生存困境不得觉醒,硕儒巨子们纷纷寻求启蒙与救亡的制度与文化。他们或偏重于挖掘传统文化精华,或致力于引进西方先进文化,却都怀有救亡的诉求。清末民初中国学术思想界以发扬“中学”为文化路径的代表人物有章太炎、刘师培、熊十力、钱穆、缪凤林、王国维、梁漱溟、陈寅恪、梅光迪、吴宓、冯友兰、贺麟等。他们虽然在具体研究中各有研究领域和思想倾向,但都试图以中学为体,在中西文化融合的大潮下建立新的文化学术体系,以此出发探寻解决民族危机的文化路向。他们作为一代学术大师名震中外,其学术成就至今仍保有很高的研究价值。但在与实践的碰撞中,他们却陷入困境。一方面他们要求并积极参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而另一方面他们又全面地、强烈地反对、抨击近代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理论。他们陷入了自己的理论陷阱,这种理论上和实践上的自相矛盾的理论诉求最终使他们没有对现代中国历史拥有更大的影响力。他们对彼时中国文化认识和定位不准确,没能看到中西文化的差异不仅在于民族差异性,更在于时代性,没有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学术滋生于封建经济之上,亟须转型。因而,他们的思想在现实问题前显得异常空洞与无力,并没能引起更大的反响和现实作用力。与崇尚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分子相对,以胡适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则主张全面引进西方文化的治学路径。然而一代思想家胡适先生的理论强调学术独立,也止于学术理论的探讨,未能对社会产生大的影响力和推动力。胡适所宣扬的杜威的“实验主义”缺乏系统性、进步性,无法承担起重建中国未来学术文化思想的重任。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无法成为革命的领导阶级,中国无法建立起资产阶级宪政,所谓西方所倡导的“自由主义”不仅在实质上无法贯彻,甚至连形式也无法建立起来。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言,自由主义的民主派或是“向左”或是“向右”,他们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甚至学术舞台上都没能扮演一个独立的角色。这是中国现代的特点和悲剧。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苦苦探寻救亡的学术理论却未能实现预期目标,但“五四”和新文化运动后的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和传播却引发了中国的历史性变革。中国的知识分子不仅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学术理论加以研究,更是契合了其实践精神,尝试用它分析中国的社会现实状况,并试图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路径。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在面对革命时期的现实问题时,运用马克思主义对其进行了分析和阐释,使革命中的人们的思想不再困顿,因此而增强了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在中国的影响力和凝聚力。在面对中国现实问题而产生的学术论战中,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给予了积极有力的回应,影响了中国现代学术思想的治学思路。20 年代初,中国学术界围绕科学与人生观展开的“科玄论战”是学术界对寻求人的精神家园问题而展开的学术探索。五四运动之后,为了将启蒙延续,以胡适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试图以科学来改变中国人的民族文化心理,于是围绕人生观展开的“科玄论战”在1923 年爆发了。论战双方围绕着科学究竟是否能够解决人生观的问题僵持不下,各持己见,都难以给予人民精神上的指引。以陈独秀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派以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社会的强大的解释力而赢得了青年的认可,陈独秀提出以唯物史观作为基础建立科学的人生观,并以科学的人生观指导人们参与革命活动,改造社会和改造自己的人生道路。他指出只有唯物史观可以解释历史,支配人生观。陈独秀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文化思想中的困惑,为当时的青年人指明了科学的方向,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的接受程度进一步增加,马克思主义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马克思主义以其科学性为更多的人理解和信仰。学术界在30 年代面临的一个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是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问题。大革命之后,中国的局势更加迷茫和复杂,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问题成为学术界面临的首要问题。针对此,学界展开了研究和论争。论战各方深入调查研究中国的实际情况,并开始用能解释中国现状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讨论这些材料,科学研究、学术讨论和政治斗争有机联系起来,马克思主义历史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哲学都在论战中或开始形成,或进一步发展。在论战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阶级关系”“商品经济”等马克思主义话语被争论各方广泛使用。论战持续到30年代后期,其影响首先体现在学术领域,德国学者罗梅君指出: “论战主要是由现实的政治事件引起的,但它们首先在学术发展范围内产生了重大影响。”30 年代社会性质论战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将学术探讨与政治任务相结合,对中国现实问题的科学阐释使其在获得了更多人的认可和信仰,并建构了其独特的学术话语,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学术话语。
  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在中国的广为传播和广泛认可更重要的是依赖它对现实产生的巨大改变力量。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解决中国革命的实践问题,在实践和认识的交互作用中构建了独特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他们意识到只是译介和照搬马克思主义,是无法获得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因此必须在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的基础上,实现创新型发展,建构中国独特的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从一开始就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单纯的作为一种学术话语进行传播,以实践为本质精神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展示了改变现实的惊人力量。唯物史观引入中国历史研究后向人们揭示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和中国近代以来社会的性质及主要矛盾,让人们认清了革命的形势和任务,马克思主义文艺创作激发了民众参与革命的热情和坚持革命的情怀,使知识的力量转变为现实的力量。随着抗日战争和现实斗争的推进,对学术界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即如何进一步发动民众加入到革命中,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一场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的争论在文艺理论界展开,双方争论的焦点最终落在究竟怎样构建马克思主义文艺的民族形式的问题,更具体地说是在关于“民间形式”能不能作为民族形式的问题上存在分歧,这不仅关系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的发展方向,也关系到中国未来新文化的发展方向。论争的一方以周扬为代表,站在文艺和政治的关联性的视角看文艺的发展方向,另一方则是以胡风为代表的维护自身发展规律和审美特性的文艺理论家。最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作了讲话,从一个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政治家和文艺家的视域出发,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出发确定了革命文艺的立场和发展方向问题,解决了这一现实的理论问题,也为革命的向前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蔡和森、郭沫若、周扬等革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既是学术理论家,也是革命家、政治家。他们潜心钻研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并以淑世的责任和情怀迅速地将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转化为了革命的力量和武器,并在革命实践中进一步反思学术研究成果,上升为新的科学的理论形态,建立了科学的、系统的、独立的、被人民广为接纳的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体系。在战火纷飞的短短几十年间,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创造了学术史和革命史上的奇迹,而他们中的一些人影响了之后半个世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路径,改变了中国发展的脉络。
  三、在学术争鸣中确立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权威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学术话语权是在与其他学派的学术争鸣中逐步确立起来的。20 年代的科玄论战增加了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的影响力,30 年代的社会性质论战使马克思主义在史学界和经济学界得到广泛认可,进一步增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在民众中的影响力。1938 年,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引发了学术界的一场学术争鸣。进步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依据、方法原则、实现途径等问题与叶青等人展开论争,理论界掀起了“学术中国化”运动,而其实质则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合法性的论争,是争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学术成果在学术界的领导地位的论争。在学术争鸣和研讨中马克思主义知识话语的权威逐步确立起来。
  身兼革命家和理论家双重身份的毛泽东在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这一思想受到国民党的强烈抵制,国民党的文人企图用“中国本位文化”代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由此在学术界展开了一场论争。1939 年4 月《读书月报》上发表了潘菽的《学术中国化问题的发端》和柳湜的《论中国化》,拉开了这场论争的序幕,李达、艾思奇、沈志远、侯外庐等担任编委的《理论与现实》成为研讨与争鸣的阵地。柳湜、潘菽等区分了“学术中国化”与中体西用的中国本位文化的本质不同,指出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实质和重要意义,艾思奇、杨松等则与叶青的攻击言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论争。叶青撰文《论学术中国化》,攻击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提出“中国化”应该是使欧洲的,甚至世界的学术思想来到中国后要改变形态,成为中国的学术思想。
  面对叶青等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攻击,围绕“中国化”是否必要的问题,潘菽、柳湜、艾思奇、嵇文甫都发表论著,展开深入探究和讨论,最终论证了这一提法的科学性和必然性。艾思奇撰文《论中国的特殊性》,指出叶青的“中国化”把马克思主义“化为乌有了”。并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者要坚持马克思、恩格斯所发现的关于社会发展的基本科学规律,认识到这种规律具有一般的指导作用。同时也要明确这些规律在不同的国家、民族中间有着特殊的表现形式。因此,在中国社会里应用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也必须注意到其特殊性,具体地来了解中国的社会。因此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合法性。潘菽、潘梓年、嵇文甫、柳湜等学者进一步阐述了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问题,他们主张把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运用于中国学术,强调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从事学术研究的必要性,提倡把“世界上最前进的学术思想”与中国学术相结合即指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潘梓年明确指出要开展学术的中国化运动,首先就要自己精通马克思主义,精通唯物辩证法,并指出唯物辩证法是最进步的科学方法,提出要用这个方法来研究和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使研究所得能够见诸实行。嵇文甫在《漫谈学术中国化问题》一文中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看作实现学术中国化的核心方法。潘菽提出学术中国化的意义就是要把吸收一切学术,并加以消化、提炼和改进,以此来应对新中国建设中会出现的种种问题,使马克思主义学术成为新中国所特有的最进步、最高水平的生活和文化的有机部分,这样马克思主义就成为中国自己的了,也必将对于世界学术有所贡献,因此而成为世界的了。在学术争鸣中不但论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更研究了如何推行的问题。潘梓年指出开展学术中国化运动的核心要素是掌握科学的方法,即唯物辩证法。潘菽则清晰的说明了学术中国化的三个步骤: 第一步是要对于各种学术体系透彻的吸收,第二步要注重实际问题,第三步要推进理论的研究。柳湜则重视中国化在各学科上的贯彻问题,他对哲学、经济学、文学等领域的中国化进行了具体的构想。柳湜认为只有通过这样的学术总动员才能形成新文化,进而领导全国文化,实现抗战建国的历史使命。这些思想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构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具有切实可行的意义。
  在学术论争的推动之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哲学、文艺理论、政治学等各个学科都取得很大的进展,日臻完善。马克思主义越来越受到学界的认同,国民党文人叶青、毛起鵕等也逐步表达了对学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要性的高度认可。张申府在《论中国化》一文中公开表达了对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张的高度认同,认为“不但是对的,而且值得欢喜赞叹”,是“中国最近思想见解上的一大进步”。因此他提出要重新估价和继承中国的传统文化遗产。学术论争把30 年代以来的马克思主义学术本土化、通俗化运动推向了崭新的阶段。这场运动是学术领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号召的响应,此后马克思主义知识话语在中国得到了广泛意义上的认可,推动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力,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和走向。
  知识话语是话语体系建构首要的和基本的要素。在中共的领导下,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学术领域的马克思主义知识话语体系逐步确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力变得深刻而久远,胡秋原、方亦如等共产党的反对者也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而与国民党、蒋介石有密切关系的冯友兰和陶希圣都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取得了公认的学术成就。学术领域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建构深刻影响了中国20 世纪社会发展的走向,知识体系的独特的话语建构取得了知识和政治的双重效果。革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知识话语体系随着历史的向前推进也不断地发展,形成了新的学术成果。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正面临全新的挑战,如何变挑战为机遇,使马克思主义知识话语推动现代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大力发展的同时,规避政治对知识发展产生的负面影响,推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创新、增强我国学术国际影响力和融通力,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话语权,有效应对国际思想文化斗争挑战的重要途径,更是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的根本要求。因此,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有紧迫感、时代感、使命感,在更高层次和境界中捍卫马克思主义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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